按：虽然是个发言，但其实是个谈话，是个讲话。虽然是个讲话，但没有非常生硬地灌输压服，而是鞭辟入里地娓娓道来。这是一篇适合精读来领略精妙的文章。分享给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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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干部被提任到新的工作岗位上，他的能力、水平、认知、政治素养并不是一夜之间就和位置相称了，新车还要跑个磨合呢。有的人认为自己走到今天这个位置全凭个人努力，是他该得的。有一个故事说的是一个乞丐每天都坐在那儿乞讨，有个大善人，每次经过的时候都会给乞丐100文钱，久而久之，双方形成默契，有一天大善人经过的时候只给了50文钱，乞丐就扭住大善人问今天为什么只给50文？大善人说我儿娶媳妇，手头有点紧，今天就只给50文，乞丐抬手就是一巴掌，说你怎么能拿我的钱去娶儿媳妇？这个故事反映出的道理是很深刻的。有一些干部矫情就矫情在这个地方，认为得到的都是自己该得的。所以一定要保持“谦抑”的品格，《韩诗外传》里面有一段话说到：“故《易》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其国，小足以守其身，‘谦’之谓也。”走到新的工作岗位上，还要注意不能迷失自己。有些人一路走得很顺，终于做到局级干部了，就有春风得意之感。今天在座的90多位同志，若干年以后，就会发现有的人掉队了，有的人摔倒了，有的人走偏了，有的人走没了。要随时保持一份清醒、一份谨慎、一份理智。宋代《宾退录》里讲到，一个叫五百的捕役，负责押解一个犯了法的和尚去异地受审，他在途中不停的辱骂并殴打这个和尚，和尚实在受不了，就拿钱请五百喝酒，待五百喝得酩酊大醉后，和尚把自己的枷锁换给五百套上，把囚衣给五百穿上，把五百的头发也剃了。第二天早上，五百起来发现和尚不见了，大惊，他一摸自己的头，低头看到自己的衣服和枷锁，大喜，说：和尚还在！一会，他大呼起来：和尚一直都在这，我跑哪儿去了？这个故事的寓意其实就是指人不能迷失自己。
第一点，理想信念是我们自己的理性选择，是共产党人必须坚守的精神家园
习近平总书记说：“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是因利益而结成的政党，而是以共同理想信念而组织起来的政党。建设坚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首先要从理想信念做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他还讲过，“坚守这份理想信念是拒腐防变的思想根基。”正因为是“魂”、是“根”，所以今天谈话首先就要强调这个问题。理想信念在很多人听起来不太以为然，因为他内心深处并没有什么理想信念。我觉得理想信念对于一个共产党人来说，不是个选择题，也不是个求证题，它是我们举着拳头宣誓时，在入党志愿书上庄严签下自己名字时，对党，也是对自己作出的一种契约性质的承诺和保证。入党的时候，大家都成年了，这时候做出的选择是理性的、慎重的，并没有人强迫你。所以对共产党人来说，理想信念不是可有可无的，也不是如何树立的问题，而是怎么坚守的问题。共产党员相信共产主义，信仰马克思主义，这是党章明确规定的，构成我们的精神家园。这个家园本是美好的、丰富的，但是很多人无视这些美好与丰富，任自己的精神家园长满杂草，近似于百草园，甚至连赤练蛇都钻出来了。怎么坚定理想信念？总书记告诫我们说，衡量一名共产党员、一名领导干部是否具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是有客观标准的，那就看他是否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能否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能否勤奋工作，廉洁奉公；能否为理想而奋不顾身去拼搏，去奋斗，去献出自己的全部精力乃至生命。有些人把理想信念看得过于脱离现实，在一派祥和的烟火气中，把理想信念抛之脑后了。其实要坚定理想信念，我理解，首先就要脚踏实地，从手头的工作做起。点此加群如果把腐败当成一种疾病来看待的话，这种病从人类社会产生就有。我认为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一样会有腐败，因为世界不可能是单面的，正如一张纸再薄都有两面。但是我坚信共产主义的腐败不是制度性腐败，不是规律性腐败，也不会是风气性腐败。腐败作为一种病，它的病理是什么？是权力的异化，也就是公共权力的滥用和私用。病象表现为破规破纪、违规违纪、违法犯罪等，病因是思想不纯、作风不正、制度不密、监督不实等。治疗的方子就是总书记提出的“三不”：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解决“不想腐”的问题，主要靠总书记说的“根”和“魂”：理想、信念。另外，还必须高度重视“风”的问题。思想腐败的一个极重要的原因是“风气”坏了。这个问题中国先圣先哲们早就注意到了。商朝的第一个宰相伊尹总结出了“三风十愆”，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廉政准则”。其中，“三风”指巫风、淫风、乱风，内容是“恒舞于宫、酣歌于室、恒于游畋”等等，和现在的公款娱乐、公款旅游等差不多。意味深长的是，他为什么把这些行为称之为“风”？《诗经》里也有吟咏“风”的，《毛诗》解读为，“风”同“讽”也。“风”看不见摸不着，它就藏在集体语境、集体行为、集体追求中，人处在“风”里边，很容易被带着走，而且自己还不知觉。夜里从甲地到乙地，中间要经过一段山路，一个人走是什么状态？全身汗毛都立起来，左看右看前看后看；如果是两个人走，就可以说说笑笑；三个及三个以上的人一起走的时候，不仅说说闹闹，甚至还想找点事儿呢！同样是那一段路，都是走夜路，为什么一个人和一群人有如此大的区别？所以我们提出，一个地区和单位要盯住“风”，哪些风？—“八面来风”，即党风、领导和决策之风、选人用人之风、执行落实之风、文风、会风、话风、自律和社会交往之风。这“八面来风”里，有一些看似不起眼，但十分重要，比如“话风”，一个单位里大家都喊领导“老大”“老板”，你不跟着喊？人人都在发言时使用“书面材料”，你一个人能脱稿多久？这就如同人人都戴着面具或口罩，你好意思长期光着一张脸？从风气说到教育。案例教育、反面典型教育主要放在党政干部群体中进行，但对整个社会，需要开展深刻的、持久的、有效的廉洁文化教育。苏东坡曾说过，一国之强弱不在于贫与富，在风俗之厚薄。中国古代文化里面，具有廉洁正能量的内容很多，糟粕也很多，不制止不摒弃，伤害性很强。比如宗教到了中国，变味得很厉害。中国人进庙子是去求、去要，要烧香、烧高香、抢头炷香，很大程度上就是想得到菩萨的庇护，甚至想贿赂菩萨，完了还要去还愿，因为想继续保持关系。中国人的人际交往是边界不清晰的，“关系”在中国文化中是个很特别的概念。“家”也是具有宗教意义的概念，很多人从政、努力工作是为了光宗耀祖，有些干部贪腐是为了家庭、家族。几千年来，成都是不缺廉洁文化DNA、不缺“厚德”元素的。我们有必要把这些内容在地铁上、在展览馆里、在乡土教材里、在小说里、在戏剧里、在音乐里，在让人喜闻乐见的其他方式中充分体现。廉洁故事很多，说不完道不尽，比如宋朝的赵抃，当时成都有一种很奇怪的风气，就是给官员送酒，据记载，送酒的队伍前呼后拥、络绎不绝，直弄得“州县骚动”。后来赵抃大力整顿，刹住了这股风。又比如诸葛亮执政团队里面，有一个著名的文官叫简雍，简雍在其封地治理有方，清正廉明，他死之后，老百姓为了纪念他，把他住处附近的山称为“赖简山”，门口池塘叫做“赖简池”，后来隋朝置县，就将该地命名为“简州”，这就是简阳地名最早的来历。类似这样的廉洁文化元素在成都俯拾皆是，要勤于总结、善于总结，并讲好这些故事。同时要做好腐败的制度预防和治理工作。在反腐倡廉制度建设中，一谈到扎紧制度的笼子，很多人在观念上有一个误区，就是认为“扎笼子”是指强化监督制度建设，比如发给大家的《手册》里面就汇编了很多这样的制度，但大家可以看到，里面没有一个业务制度。今天在这里，我想喊响一句话：完善业务制度就是反腐败！希望大家把这个观点牢牢地建立起来。要知道很多腐败是因为业务制度的漏洞产生的，而不是监督不到位。完善的业务制度天然有着预防腐败的功能。比如当年的贩奴贸易，最早实行的是离岸结算，一船奴隶从非洲等处运到澳大利亚，上船的时候一个人头多少钱付了款，到了澳大利亚几乎是空船，为什么？路上就把人丢海里去了，在海上逛几天又回去拉人赚钱，后来随船派监督官，监督官被腐蚀，随船派医生，医生也被腐蚀。最后就有了到岸结算的制度，就是到了目的地，按一个人头多少钱结账，一个小小的办法就解决了大问题。这其实是一种终端控制法。公务员“凡进必考”制度，遏制了多少腐败啊！这实际上是一种入口控制法。还比如一些国家治污，要求必须把工厂家属区生活用水的取水口建在工厂的排水口下游，检查的时候只用看取水口和排水口的位置，这样工厂自会想尽办法来解决治污问题，这些都是业务制度，而不是监督制度。所以，当我们讲“扎紧制度的笼子”时，希望大家不要“迷信”监督制度，要在建立健全业务制度上下功夫，让腐败无处下手。个别地方搞所谓监督制度“创新”，每个单位设一名“党风监督员”，名单只由纪委书记一人掌握，表面上，这个单位的风气状况短时间内可能会有所好转，但时间一长，这个单位会走上一个人人自危、互不信任、告密、相互踩踏等状态，生态就恶化了。所以，在监督制度上做“极端化”努力，我个人认为只会适得其反。然后再来谈谈监督。监督责任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监督的主体责任，一是监督专责。在座的大多数同志在工作中需要履行好的是主体责任，你的管理和服务对象就是你监督的责任对象。人责为债，履了这份责，就欠了一份债。对干部的监督，不能什么都交给纪委，把纪律挺在前面，不是把纪委挺在前面。习近平总书记也讲过，不要一说监督就想到纪委。要履行好自己的主体责任，自家的孩子自己抱，管人管事的同时还要管思想管作风管纪律。纪检监察机关的专责监督是《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等规定的，履行的就是教育、监督检查、问责、受理举报、查办案件、处理处分等专门责任。纪检监察机关的专责监督作用主要通过这些相对专业的方式发挥出来。点此加群
第三点，处理好“公与私”“己与人”“孝与廉”“纪与罪”等关系，可持续走好人生路
首先是公与私的关系。从来出事的都是私心太重，在政治生活中，每多一分私就多一分风险，每多一分公就多一分平安。吕坤在《呻吟语》里讲：“公、私两字是宇宙的人鬼关，若自朝堂以至闾里，只把持得‘公’字定，便自天清地宁、政清讼息。”朱熹也谈到，官无大小，凡事只是一个公。若公时，便若小官，人也望风畏服。若不公，便是宰相，“做来做去，也只得没个下梢”。从事纪检监察工作这么多年，我感受颇深：一私否百公。也许你做了很多公事，功绩赫赫，但是你只要做了一件为人诟病、纪法难容的私事，这一件私事就足以毁掉你的“一世英名”。唐朝的《臣轨》中曾说：“公道行，则神明不劳而邪自息；私道行，则刑罚繁而邪不禁。”我过去曾参加过一些重要纪律条规的起草工作，发现对违纪行为的归类，主要是围绕一个“私”字来研究，从政治、组织、工作、生活等方面，把与“私”有关的表现研究透，处分规定就好写了。比如结党营私、私相授受、公报私仇、损公肥私、以权谋私、徇私舞弊......等等等等。从中也可以看出，私心越重，就越有可能触犯纪律规定。
每多一分公，不仅是多一分平安，还是一个积德累行的过程。我坚信，只要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个宗旨不丢，就永远不会变色变味变质。古人讲，公门好修行。很多人把这个“修行”理解成了给乞丐一点钱，庙子里面烧高香，家里面设佛堂，有的人甚至为了修行而出家。但是有哪一种修行比得上为人民服务呢？我们现在拥有为人民服务的机会，多么难得啊！可能你的一个决策、一个举措会带给一方人民幸福或者痛苦；可能会让他们生活富足，也可能让他们生活贫瘠；可能让他们居有定所，也可能让他们流离失所，等等吧。每一个领导干部和公职人员在位置上都能为社会为百姓做点什么。古人说，方便处处可行，公门中尤易行。罪孽处处可作，公门中尤易作。还说：一人可以日行万善者，莫捷于居官。我们不管是从事文字工作，还是从事其他实际工作，不管是基层镇街工作，还是在部门工作，都能够做很多为百姓谋福利的事情，这不正是共产党人的党性修养所在吗？因为我们党的宗旨就是为人民服务，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你践行这个宗旨，组织和人民自然会认可你，忘不了你。
我们查办案件发现，有一些腐败分子，是被欲望所俘获、被私心杂念所战胜，但是这个人本身并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也不是反人类的，要说问题出在哪里？私心太重。关于“拥有”，我读苏东坡，觉得有一个逻辑上、境界上的升华，他在《赤壁赋》里说：“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这里讲“有”已经是“大有”的境界了。后来他应成都大慈寺住持大师邀请，写下《清风阁记》，其中讲到：“木生于山，水流于渊，山与渊且不得有，而人以为己有，不亦惑欤？天地之相磨，虚空与有物之相推，而风于是焉生。执之而不可得也，逐之而不可及也，汝为居室而以名之，吾又为汝记之，不亦大惑欤？”这里实际上在讲“无”，境界似已超过了《赤壁赋》，极具哲学意蕴。何谓“厚德载物”？一件精美的器物，必然是集中了天之德、地之德、人之德。但是物不自言，诱惑自生，越好的东西诱惑力越大，这就叫厚“惑”载物。如果你架不住这份诱惑，会很快衍生成厚“祸”载物。所以从厚德载物到厚惑载物，再到厚祸载物，距离很短，一念而已。人到底应该怎么对待自己的欲望，值得深思。
其次是己与人的关系。我理解，古人强调三省吾身，其实就是“责己”。很多人一出事就习惯性的责人不责己，有一个例子，说是有位领导人一次到中央党校做经济形势报告，话筒不响。领导就开玩笑说，不好意思，可能是我财政保障没到位。大家笑而释然。话筒修好了，领导就继续做报告。同样情况，有一个省的主要领导开会，坐到主席台上准备讲话，话筒不响，他一拍桌子，丢下一屋子领导干部扬长而去。这就是“责人”与“责己”的鲜明对照。
我们说“照镜子正衣冠”，很多人在镜子里面只看见别人。结合案例开民主生活会的时候，剖析某某某理想信念丧失，某某某道德沦丧、违纪违法等等，而不说自己一句话。你是以他为镜，镜子照到的应该是自己。一旦把眼光内视，很多深层次的问题我们就能看到，也能找得到解决方法。人与己之间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和公与私的关系有逻辑联系，私心重的人，很自然的喜欢责人，公心重，责己就很自然。古人崇尚的自牧、自讼、自约、自慎、自戒等，都是目光向内，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宋朝范纯仁说：人虽至愚，责人则明；虽有聪明，恕己则昏，但常以责人之心责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至圣贤地位也。
第三是孝与廉的关系。它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家与国的关系。中国文化本质上是家文化，家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是一种近乎宗教意义的存在。从汉朝开始，就有“举孝廉”这个做法，孝廉就是在家尽孝，在公行廉。后来这个制度产生了一些弊病，主要是优亲厚友和弄虚作假。中国对家族的传承非常重视，孩子是我们生命和精神的延续，父母有着历史性的、文化性的义务和责任。要把这个脉络延续下去，就承担着一种“宗教性”的压力。自己吃点亏可以，小孩一点亏都不能吃；自己没有成就没关系，孩子没有成就就是老大一块心病，觉得“对不起先人”。为了孩子什么都愿意做，甚至腐败。总书记要求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这是中国式社会治理的重要命题，也是预防腐败的重要内容。所以我们要深入研究怎么适应这样一种文化背景、文化现状，做到既“孝”且“廉”。孝与廉之间是不能分开的，但是现在一些人在家表现得像个大孝子，在公却是个大腐败分子，这样的案例不少，是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
第四是纪与罪的关系。很多人以为只要不违法、不犯罪就没什么，以为纪律和规矩只是一种原则性的要求，不需要了解得那么具体。今年年中开始，全市开展了“普规普纪”工作。为什么要普规普纪？打个比方，我们开车上路，要不要懂道交条规？请问道交条规是不是只需要交警掌握？在座的大部分人都会开车，都知道要开车上路，得过好几关，科目一、二、三、四，驾照拿到手时，基本上都是熟练掌握了道交规定的。同样道理，当了领导干部、公职人员，拥有了公权力，就相当于在驾驶权力之车，那么，你连行权的基本“道交”条规都不知道，行不行？然后你说纪律处分条例里面的规定应该是纪委才掌握的，请问道交条规是不是只有交警掌握？我们查处的有些案件反映出来的情况荒唐得很，90后的年轻人，被处理后，说不知道有这些纪律规矩，谁也没教过他。没学过纪没学过法，就跟没有学过道交条规开车上路一模一样，不出事才怪！所以我们觉得十分有必要在党员和公职人员中普规普纪。现在普法都已经普到老百姓家里去了，对拥有公权力的党员领导干部、公职人员不普规普纪说不过去。
在所有的规纪法里面，成本最高的违纪违法行为是什么？—酒驾醉驾。还有的错误不一定构成违法或者犯罪，但是违纪，要处分的，比如说经商办企业。还有入干股的，有一些情形要按受贿论。还有兼职兼薪，私下兼职取酬违纪，经批准兼职也不得兼薪。拿到某种资格证后，放到事务所里去领钱，是不行的。还有严禁收受管理服务对象的红包礼金或变相收受红包礼金，奥地利作家茨威格讲过一句话：命运馈赠的每一份礼物，暗中都标好了价格。还有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错误，屡禁不止。还有政治纪律里面，有些是一碰到就开除的。所以一定要把党纪、政务处分方面的规定经常找来看一看、学一学、记一记。
《元史·许衡传》载，宋末元初时，战乱频仍，大学者许衡随着一帮人逃难，天热口渴难耐，正好经过一片梨园，因为梨园的主人躲避战乱已经跑了，大家就都进园子抢摘梨子吃，只有他一个人坐在路边不动，有人问他为何不去（摘梨），他说：别人的东西，不可妄取。人说，世乱，梨已无主。许衡回答道：梨无主，吾心独无主乎？我们每一个党员干部、公职人员更要有这样的境界，做一个内心“有主”的干部，一个有坚定理想信念，且有主张、有主见、有主持的干部，以此来保障自己的人生可持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