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历史 | 我所经历的“11·27”大屠杀

1949年的11月27日夜，天已断黑，歌乐山上松林里狂风不停地呼啸着，蒙蒙细雨在夜空中飘洒，渣滓洞牢房阴森寒冷。自从和狱外失去联系后，难友们只能从特务的神色和行动上来判断当前的形势。牢门外昏暗的电灯伴着岗亭上敲击的竹梆声，不停地传入自己的耳膜。约十时许，随着梆声之后，吉普车、大卡车有三四辆驶进了狱外的煤坪。从车上跳下来的是一伙手持短枪和卡宾枪的特务，都是全副武装的刽子手。奇怪，这时特务办公室门外的电灯分外明亮，从楼上男牢房观察到的情况，通过楼板的“电话”缝隙传下来是：城里“二处”来了些武装特务，所长李磊（外号猩猩）和看守所长徐贵林（外号猫头鹰）这时也来了（因平时此二人都回家去了），而且都穿上黄色的军服，腰间还佩带了小手枪。这些特务在花园里紧张地忙碌着，平时少见的特务都来了，今晚这些人的突然来临，说明情况的特殊。同志们议论着，判断着，同牢房的小诗人史德端还兴高采烈地猜着说：“解放军莫不是打到綦江来了，为啥敌人这样忙乱？”老大哥刘石泉说：“天快亮，路更黑，要百倍提高警惕呵！”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分析、研究敌特情况。忽然楼上传来“广播”：“特务们在外面办公室像是在开会的模样。”楼上、楼下每间牢房门口都派人在风洞密切注意狗仔们的行动，楼下的难友也以沉重的心情守候在“广播”口，等待楼上“观察”的结果。约20几分钟后，看守李福祥、余相柏拿着名单走进院内到牢房提人了。他们从楼上提走了陈俊卿、李明辉、唐慕陶、吕英；在楼下提走了蔡梦慰、古承铄、刘石泉、何柏梁、张泽浩等12位同志，刘石泉、何柏梁与我同牢房，分手时，老刘说：“天亮了，胜利即将到来，大家保重！”老何说：“山城解放了，我在安生公司楼上（他原是安生公司经理）设便宴招待同志们。”二人提着行李，从容不迫地走出牢房。

煤坪上马达响了，囚车疾驶而去。隔不多久，囚车又迅速开回来，特务们仍以“转移”为借口，把第二批、第三批战友相继提出牢房而去。

夜深了，同志们感到有些疲倦，有的眯着眼躺在被窝养神，有的仍坐在床边发表议论。站在风门值岗放哨的人，忽然传来消息：“特务在办公室外院坝烧毁档案文件。你看，火光透亮！”我亦挤到风门注视：在火光中，可以看见一群魔影在来回地蠕动着，特务办公室的电话铃响个不停，但隔得较远，牢房里听不到电话的内容。我打算脱鞋把冻僵的脚放到被窝中去，这时李福祥和余相柏提着钥匙又进院坝来了。他二人先到楼上一室把全室的人合并到楼下一室，然后又上楼把楼上二室的合并到楼下二室，依次合并到楼下六室。因提出去三批人后，楼上七、八室和楼下七、八室的人少了一些，敌人最后把楼上七、八室的全都合并到楼下七室。当时我是住在楼下八室的，我们便问：“你们合并干什么？”余相柏回答是：“今晚要办移交，请你们到隔壁七室去，这八室要关女犯。”随即每个难友都换上了自己入牢时穿的衣服，提了被盖卷来到七室，因此把楼下七号牢房挤得满满一屋，女牢一、二室的同志也被狗熊（李福祥）和余相柏押送到原来关我们的八号牢房了。走在前面的是胡其芬（胡南）和马秀英，接着是张静芳、陈继贤、李惠明等，她们都换上了整洁朴素的服装，在特务呵斥下，在呼啸的寒风中，缓缓地从我们铁栅门前走过，没有丝毫颤栗。左绍英抱着“监狱之花”，彭灿碧也抱着她不足周岁的婴儿跟在后面。两个孩子像是睡熟了，我看不到她们红红的脸蛋，只见两位年轻的妈妈脸上似有愁容，她们把孩子紧紧搂抱在自己怀里，生怕敌人抢走这幼小的生命。

合并完毕已是深夜两点多钟了，这时整个渣滓洞还有200多人，每间牢房至少有20余人，关我的这间楼下七室就有34人，关女同志的楼下八室也有30余人，然后敌人按下大铁锁，死死地锁住牢门。

一群匪徒手持美制卡宾枪冲入内院，分别站在每间牢房的风门口，立在院坝中的指挥者口笛一响，匪徒们一齐开火，顿时枪声大作，“嗒嗒嗒、嗒嗒嗒”不停地扫射，开始了震惊中外的“中美合作所”渣滓洞集体大屠杀。由于我解放大军进军神速，使得匪徒们分批屠杀的计划难以实现，所以提出三批枪杀后，便实行了这次集体大屠杀。

枪弹雨点般从牢门射进来！

“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口号声、歌声、夹杂着敌人的机枪声，响彻渣滓洞的上空。

拥在牢门口的同志已经牺牲了，有的来不及喊声口号就倒下了，敌人把枪管伸进牢房疯狂扫射。与我同室的张学云，成都中央军校毕业，是党派他打入虎穴的，驻扎过宜宾，当过连长。他一个箭步冲到风门口，把我掀入右侧死角，双手抓住敌人的枪筒，想夺去刽子手的卡宾枪，终因枪管下的子弹匣过长，被门的栅栏卡住了，拖不过来，他英勇地牺牲在敌人枪口下。在密集的机枪火网里，卢秉良、艾文萱、史德端等都毫无畏惧，高声痛斥敌人的残暴。牢房里枪声、口号声、咒骂声交织着，难友们纷纷倒下，鲜血从他们身上泉涌般地奔流着，脑浆涂地，子弹横飞；打得墙壁、床铺木板吱吱作响。尽管敌人机枪不停地扫射，但风门两侧的死角仍有部分人未中弹。

“停止开枪！停止，停止！”指挥屠杀的徐贵林向刽子手发布命令，同时嚎叫：“前面不准站人，一律到后窗去！快！快！”猫头鹰和刽子手们一齐拥到后窗，又是一声口笛长鸣，“嗒嗒嗒、嗒嗒嗒”，罪恶的子弹又从后窗射向室内。

“打倒蒋介石！”“中国共产党万岁！”“……万岁！”

又有一批同志倒在血泊中。

狂风暴雨般的子弹，并没有征服共产党人和为民主自由而献身的勇士，哪怕他们身负重伤，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也不会泯灭他们对党的赤胆忠心。

敌人的机枪继续扫射了一阵，直到歌声、口号声逐渐微弱，最后完全没有了。这时徐贵林又吹口笛，发布第三道命令：

“用钥匙把门打开，进屋去补枪，一个一个检查，不能放走一人！”凶残的敌人把门打开，端着机枪进屋来，瞄准一个人的头颅连放两三枪。敌人又回过头来，对准每个人的足部忙乱开枪。敌人在牢房中反复检查，逐个补了枪，已经牺牲的同志，身上又增添了无数的子弹孔，鲜血从他们赤热的体内汩汩地流出。尽管匪徒们如此残暴，但他们还是没能把牢中的同志全部杀光，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末日已经来到，心中充满着恐惧，手脚十分慌乱，所以能使少数埋在战友尸体中的同志得以幸免，我就是其中之一。雨点般的子弹从我的头发上、颈上、脚肚边擦过，尘土、砂石在身边飞舞，但我幸未中弹。

敌人逐室补枪后，徐贵林再一次命令：“快出来，锁门烧房子，没有杀死的，把他们全烧死！”匪徒们锁上牢门，把事先准备好的干柴，浸着汽油的棉絮、破毯，塞在前门、后窗、楼上走廊一带，然后又泼上汽油，纵火焚烧。立即浓烟滚滚，烈火腾空，整个渣滓洞成了一片火海。在烈火中，又有一些同志牺牲了，他们的身躯和被枪杀的同志的躯体一起化为了灰烬，但他们给我们留下坚毅的品格与无所畏惧的革命精神，他们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

这场大屠杀一直到黎明才结束。

松林坡大尸坑中的烈士遗体。

远处传来解放大军轰隆隆的炮声，这时猫头鹰徐贵林在院坝向沾满鲜血的刽子手宣布：“每个人奖赏大洋五元，立即上车撤退！”

在牢房内执行屠杀计划的匪徒们撤走了，我从烟雾弥漫的火网中站起来，浓烟呛入肺部，呼吸急促，立即抽扯出床上的横木杠，猛砸着火的牢门。这时四室的孙重、五室的刘德彬、六室的萧中鼎等人都打破了牢门，向室外冲去。敌人从烧起的火光中发现有人冲出，又端着机枪回来扫射，一齐冲出来的有30多人，有的跑到围墙缺口处被杀死，有的跑到厕所里（敌人为了防止政治犯逃跑，厕所没有出粪便口的设施）被机枪击毙，重庆大学的张现华等19位同志就是跑出牢房后，过院坝时被敌人杀害的。

我冲出牢房后，即向平时劳动挑米的储藏室跑去，透过储藏室的楼板缝隙，发现下面有一条大水沟。这条水沟上通歌乐山，下通牢门外的小河。屋角放了一根挑米的扁担，我使尽全身气力，用扁担撬开楼板，便从这里跳了下去，还用屋角的破毯来掩盖住楼板的缝隙。在下水道屏住呼吸，正打算喘一口气时，发现楼板上有人走动的脚步声，我疑惑是敌人检查来了，提高警惕，立即从脚下摸了一块石头，这是我唯一的武器，想和匪徒们拼了。这时楼板上的人自言自语地说话了：“是哪一个比我还快呀！也逃到这儿来！”听声音是熟人，原来是隔壁牢房的难友刘翰钦，他在往常劳动时也留心了这条通道。我说：“你若不开腔的话，会挨我手头的这块石头，快下来吧。”这时天已大亮，我和刘翰钦在水沟中一墩大石头上坐下来，我们又惊又喜地拥抱着，仇恨的火焰在心头燃烧，朔风吹来人肉烧焦的气息。老刘说：“真不容易哟，我们几百人都被敌特枪杀了，只剩我们两人了，一定要争取活着出去！”“活着出去控诉敌人残暴的大屠杀！活着出去揭露敌人在‘中美合作所’的各种罪行！”这是我的回答。

我和刘翰钦在水道的石头上待了一天，外面的情况并不清楚。半月前又听说特区周围加强了警戒，除“内二警”之外，还有交通警察大队和特务连，歌乐山整个特区有很多人在防守。穿着凝血的衣服，蓄着长长的头发，白天出去，容易被敌人认出来，天黑以后，我们两人步出水沟，向歌乐山上爬行。拉着藤蔓，越过山沟，抓住小树，往山那边走，不识路径，走了很久才到山巅，在一棵大树下停步休息。刘翰钦说：“我们不能一同走，若被敌人发现，两人都会又被逮住。天亮后，分两路前行，敌人只能抓走一人，我们活出一个，好控诉反动派的罪行。”说罢，他从衣袋里取出一把牛骨小梳子，然后分成两段，他给我半段，自己留半段，并说：“你我是同生死、共患难的弟兄，哪一天解放了（当时不知道解放重庆即在眼前），我们碰头时，两截牛骨梳子吻合起来，我们兄弟的情谊会更牢固。”我们两人合计着：“老刘在江北有亲戚，他揣着木梳向江北方向前进；我接过这半截纪念物，向歌乐山那边的永兴场走去。在永兴场的白泥塘乡下，我有一个老同学的家住那里。很幸运，我越过歌乐山，来到白泥塘，老同学热情地接待了我，就这样脱离危险。

刘翰钦化装成国民党的逃兵，去江北亲戚家借了路费，然后回南充了。重庆解放之后，他当过小学校长，后来，他把木梳搞丢了。

1984年我在烈士陵园写《狱中斗争纪实》时，邀他来展览馆碰头，我们两人拥抱在一起，刘翰钦满头银丝，左眼失明，右耳失聪，我们抵足畅谈一夜。他问起我的木梳来，我说：“前年到这里搜集烈士资料，木梳被重庆市博物馆的林梅侠征集去了，它已成了历史的革命文物！”我告诉他：林梅侠专门写了木梳的故事，发表在《重庆日报》上，希望他去找来看看。刘翰钦非常后悔，自己的半截木梳不该丢掉，否则也进博物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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