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城市，会让企业家感到幸福？
近日，“2024企业家幸福感最强市（区）”调查推选结果发布。浙江省杭州市、四川省成都市、上海市闵行区等21个城市和城区当选。榜单中，浙江独占8席。
浙江的市（区）为何能脱颖而出？此次分析评选的主指标，从企业效率成本到政策环境及公共服务，都指向一个关键词——营商环境。为营造更好的营商环境，浙江的一大特点，就是在省域层面对政务服务持续创新，带动全省各地营商环境不断优化。
放眼浙江，全省上下掀起一股营商环境优化提升的热潮。今年以来，各地各部门创新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企业有感的改革新成果。
各地经验做法，带给我们哪些启示？
《黑神话：悟空》从西湖边“蹦”出来的背后
主动感知回应企业需求
西湖区艺创小镇为企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右）帮助企业解决问题。受访者供图
今年夏天，浙产游戏《黑神话：悟空》火遍大江南北。这个由杭州游科互动科技有限公司开发的中国首款3A游戏，在发售短短1小时内，就在全球29个国家及地区销量登顶。
外界看来，《黑神话：悟空》似乎是横空出世。但现实里，任何表面上的突然爆红，都有其背后的不易。比如游戏版号的申请，由于游科首次在杭申请，企业负责人对相关流程及本地的代理公司等并不太熟悉。最初，企业甚至考虑要不要在更熟悉的城市申请。
西湖区艺创小镇为企服务中心主任臧燕服务游科互动已有6年之久。为了让企业的版号能够顺利过审且留在杭州，那段时间，她和同事积极协助企业对接园区内外的第三方服务机构，自己觉得不错的，筛选后再推荐给企业。同时，他们还与区级有关部门协调，向上积极汇报，争取开辟绿色通道，协助企业快速过审。
说来简单，实际操作并不容易。臧燕坦言，对接资源，不仅需要对企业的实际情况有充分了解，还需要掌握大量的第三方服务机构等其他市场资源。
作为园区工作人员，有时会“心有余而力不足”，但各类协助对接的事情却并不少。“需要改革撬动，通过更高层面的资源统筹和协调，以便于园区和企业的诉求迅速得到反馈。”臧燕说。
今年以来，西湖区探索大视听产业“一站式”服务改革，通过区级层面统筹，整合企业全生命周期所需的政务服务资源，对接网络剧指导、IP孵化基金、出海等增值服务。如此一来，企业在创业环节中遇到的难题，都能得到高效解决。
事实上，西湖区的改革思路，是浙江改革的一个缩影。一直以来，浙江对于营商环境的优化提升措施，都是伴随着企业需求而改变。
从最初的“四张清单一张网”，到最多跑一次、数字化改革，减环节、减时间、减成本，突出一个“减”字，是着眼于政府部门“苦练内功”。
随着浙江优化营商环境逻辑的不断进阶，企业日渐突出的获得感成为浙江营商环境的重要评判标准。这也是浙江推出政务服务增值化改革的初衷——立足企业视角，通过数字化等手段主动感知回应需求，从“有什么、给什么”转变为“要什么、给什么”。
以游科为代表的企业需求背后，映射着浙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带来的新需求、新挑战。
“缺少专业力量、新就业群体服务保障不足……这些都是当下企业面临的新问题。”在浙江工商大学浙商研究院副院长徐越倩看来，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浙江已从传统制造业向智能制造和服务性制造转型。
在新趋势背后，改革的注意力也在随之发生改变。“过去政府服务主要是水电道路的传统‘三通’，如今需求变了。政府也要提供算力、数据要素交易确权等新型基础设施和规则的供给。”徐越倩说。
比如当下火热的低空经济，服务保障的举措还几乎是一片空白。2024年全国两会，“低空经济”首次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战略新兴行业，浙江低空经济产业预计10年内将实现年产值7万亿元。可无人机的驾驶如何规范？低空经济的安全又怎样保障？
浙江省公安厅创新构建的低空经济“安全底座”，就围绕组织管理、政策法规、技术保障三大体系进行改革。从建立健全高效协同的低空公共安全监管机制，到建设省级无人驾驶航空器公共安全管理平台，再到修订《浙江省无人驾驶航空器公共安全管理规定》，浙江省公安厅从顶层设计到具体技术和应用的创新，优化提升营商环境。
山区县3000万元专项资金投向哪里
政府、社会、市场三侧协同
衢州市企业综合服务中心。 衢州市委改革办供图
两排填装了化学制剂的玻璃瓶，整齐地放置在衢州巴菲尔化学有限公司二楼的木桌上。“瓶瓶罐罐里装的，正是公司团队耗费15年、前期投入9000余万元研发的，用于电镀工艺的产品‘新一代非剧毒氰化物电镀新材料—聚合硫氰酸盐’。”近日，接待客商考察地处常山县的公司时，董事长孙松华谈起这项世界级领先技术研发的不易。
作为科技创新型企业，巴菲尔公司有着和其他企业同样的困境：高昂的研发投入导致企业资金短缺。在融资时，因回报周期长、缺乏抵质押物，巴菲尔公司一度遭遇政府基金“不能投”、社会资本“不愿投”的困境。
企业举步维艰。而对于常山这座山区县而言，利用政府资金补贴大量科技型中小企业，更是杯水车薪。
如何让更多科技成果“转得出、接得住、成长好”？在解决巴菲尔公司的问题过程中，常山县创新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先投后股”模式，用活财政支持资金撬动社会资本。
常山县营商环境办相关负责人介绍，去年，常山在县产业扶持资金中，设立了3000万元科技成果转化专项资金，由县人才发展集团作为项目合伙人，以有偿投资的方式支持科技成果产业化。企业实现预期盈利后，将政府投入资金转化为人才科创集团股权。待到企业成熟，政府再适时执行股权退出机制。如此一来，政府利用市场化的手段弥补了空白，也能通过引导，让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
常山的创新背后，是政府对优化营商环境理解的不断深入，以及自身职能的转型。
伴随审批效率和服务质量的不断完善，营商环境优化提升进入新阶段：企业需求更加多元，服务体系不断丰富。与之而来的，是各地涌现的新问题——政府力量和能力有限，难以满足企业的个性化需求。
去年以来，浙江推出政务服务增值化改革。面对市场主体多、企业类型多、产业结构新、人才数量大、诉求边界广等特点，浙江提出政府侧、市场侧、社会侧三侧协同。“今天的营商环境，不再是政府‘大包大揽’，而是对资源的调配和整合。”徐越倩说。各类资源的参与越来越深，增值服务广度深度也不断拓展。对于市场活跃度高的浙江来说，社会侧和市场侧，正产生实效。
当然，引入市场资源和社会资源后，政府并非放任不管。很多企业和群众表示，在政府保障增值事项高效落地的同时，他们更担心市场是否能够公平有序？
如行政审批中介服务，就是长期存在的痛点和堵点。收费乱、耗时长、行业垄断等现象普遍存在。一家上虞制药企业曾反映，项目从开工到建成，共涉及中介机构27家、服务事项58个；一家绍兴印染企业表示，光去年就找了16家中介机构，服务事项45个，支付中介费144万元。
今年，浙江全面深化行政审批中介服务改革，通过建立清单管理制度，让各地各部门不得再设定清单以外的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不得再要求市场主体提供清单规定之外的中介服务报告。
浙江省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表示，这项改革不是片面强调减少行政审批中介服务，而是通过改革，明确政府、申请人、中介服务机构三方权利义务关系，让优质的中介服务机构在竞争中脱颖而出，让广大市场主体有更多、更好的选择。
政府、社会、市场三侧协同，在促进市场竞争的同时，也在重塑省市县各级各部门监管职责。
5天完成“老外”入境手续
从解决一个问题到破解一类问题
台州探索“外商紧急来华”一件事改革，工作人员为外籍人士上门服务。台州市委改革办供图
改革，解决了一家企业的问题，也让一批企业、一个行业受益。
对于这句话，台州市园山船务工程有限公司负责人叶鹏飞深有体会。今年以来，船舶、模具、水泵等多种特色产业，带来大量海外订单。与之而来的，是激增的外籍客商、专家入境需求量。今年4月，园山船务的一笔订单，就恰好遇到了外籍客商需要入境监督建造、指导的需求。
眼下正值订单交付的关键期，可常规的贸易签证办理时长需要1至3个月。如此长的周期，让着急推进项目的叶鹏飞发了愁，“来不及了，有没有其他办法？”
通过台州市企业服务中心了解到叶鹏飞的诉求后，台州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的工作人员陈琳想到了国家移民局今年初进一步放宽的口岸签证政策。
眼看时间越来越紧。陈琳先是紧急为企业办理了《口岸签证受理单》，随后公安、商务、外办等部门成立的“外商紧急来华”服务团，又从外国人来华就业、来华签证邀请函联审核查等，为外国人入境的各项问题“全科会诊”。
“没想到仅用了5天就完成了外籍客商的入境手续。”叶鹏飞长舒一口气。让他欣慰的，还有政府的全程代办服务，企业一次都没有跑。
事情迅速解决，得益于台州市推出的“口岸签证代转”线上服务推动“外商紧急入境来华”一件事改革。据统计，台州今年入境的境外人员已超过10万人次，而贸易签证位居首位。此前在解决同类问题时，台州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思考：能否从解决“一个问题”出发，最终破解“一类问题”？
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所面临的问题都有相似性——有的因为政策支撑不足，有的因为资源配置效率不高……在同类问题整改中找到最优路径，在于通过体制机制，推动解决“发展中的问题”，也就是将解决普遍共性问题的经验做法固化为制度成果。
“口岸签证代转”线上服务推动“外商紧急来华”一件事改革的经验背后，反映了营商环境的一个特点：一家企业的成长背后，涉及多个部门做支撑，每个部门能提供的资源、服务又不尽相同。
解题的关键，在于集成。应对新需求，台州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在全省率先推出口岸签证代转线上服务，横向贯通商务等协同部门。“外商紧急来华”服务团全面梳理相关事项，建立《外国人来华签证邀请函联审核查机制》《外国人来华工作“一件事”机制》等。环节整合、流程优化，多个部门、多个环节事项得到整合，破解了办理流程繁杂的问题。
浙江省经济信息中心营商环境首席专家冯锐表示，从解决“一个诉求”，到破解“一类问题”、优化“一类服务”，这也是浙江在营商环境优化提升方面最大的优势。“以系统集成的理念和方法，破解传统治理的局限，探索建立整体智治体系。”
纵观全省的改革举措，都是从问题导向出发，最终回归制度建设。通过地方立法、政府合规性文件，地方标准等制度，固化创新成果。
为了解决“跨领域、跨单位、跨区域”的“三跨”涉企问题，今年5月，浙江建立了一套分类分层分级协调机制。由浙江省政府办公厅牵头、省发展改革委协同，成立工作领导小组，承担顶层设计、政策制定、具体实施、督考推动等职责，相当于一个涉企问题的指挥部。在省级层面牵头抓总的格局下，还建立起例会制度。作为一项长期化、经常性的制度安排，例会由省领导召集，统筹协调解决涉及企业的难题。
系统集成，是一个理顺个体间关系、完善整体布局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数字化改革的经验就尤为重要。”在冯锐看来，充分运用机制化方法和数字化手段，可以推动流程再造、机制重塑，加快构建高质效解决制度。
浙江公安举行无人机防御反制大比武，为构建低空经济“安全底座”提供技术支撑。浙江省公安厅供图
针对企业从线上、线下、电话、走访、微信等不同渠道反映的困难问题，衢州市“企呼我应”建立企业诉求归集“一个口子进、一个口子出”的工作机制。依托企业综合服务中心，16个渠道的问题统一汇集到“企呼我应”后台，经研判分析后，通过浙政钉发往责任单位处理解决。
立足地方实际，与区域经济发展趋势相适应。在兼顾传统产业、传统场景、便利化基础上，越来越多注重新质生产力培育、新场景服务效能提升、法治建设强化的改革经验，正持续推动营商环境优化升级，助力越来越多的经营主体茁壮成长。
来源：浙江在线-浙江日报、中国营商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