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英国博物馆学史及“英国性”下的博物馆学

为何用博物馆来体现“英国性”这么困难呢？斯图亚特·霍尔在《谁的遗产》一文中反复追问这一问题。霍尔认为，作为民族国家的概念，英国是从18世纪以来相对新近的历史建构，其基础并不稳定。英国现在是一个囊括了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民族国家。霍尔比较了作为民族国家的英国和作为帝国的英国，这二者曾被视为一体，认为其具有巨大的海外财富和商业利益；而近年来，人们渐渐对大英帝国选择性地失忆和否认，这表现为，将其表述为一种“外部附属物，外在于英国社会形成的历史和文化”。

自霍尔谈及“英国性”以来，又过去了四分之一个世纪。那么，“英国性”这一覆盖面极广的概念又如何帮助英国博物馆学应对其最主要的挑战，即去殖民化和文物返还呢？

法国的案例颇有参考价值，“法国性”没有仅局限在地理上的法国大陆，因此，法国博物馆学有助于我们考虑“英国性”这一概念是否可能走出国境。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一书中讨论了民族国家理念得以形成的历史背景，而我则希望在全球化的范畴中重新讨论英国性，并由此催生出有意义的概念和框架重构。在此，可以类比王铭铭对“天下”的讨论，他在论文中用这一概念表达介于国家和全球之间的一种状态。在这一状态下，不同的文化可以被共同呈现。

王斯福和迈克尔·罗兰借助“天下”一词的兼容性来讨论文明概念，并且将此和欧洲在殖民掠夺过程中使用的“文明开化”等带有轻蔑含义的词语区分开。与之相较，我认为，英国博物馆学的“英国性”也适用于那些曾为英国殖民地的国家。这样能够确保对英国博物馆学史的讲述更为辩证，其叙事也不会成为殖民者的独白。这可能会引发争论，但我想说的是，就像贝弗利·巴特勒讨论文化遗产的时候所谈的，“英国性”一方面指代着英国的殖民统治，另一方面也拉平了等级、模糊了区别。在这一定义里，每个人都可以使用“英国性”一词，无论他们是被殖民还是主动移民到此。

这反过来影响了对博物馆物件所有权和物件展示的研究与实践。与此同时，“英国性”的定义并不是孤立的，其考虑了法国、德国和北美博物馆学的背景和相关研究。我也将在最后谈到中国的案例。

二、1988—1989：《新博物馆学》出版及其他

在讨论了“英国性”一词后，有必要重温英国博物馆学诞生的时刻。英国最为重要的博物馆民族志作者麦夏兰认为，这是一场发生在南肯辛顿的文化革命：1988年，抱着消费主义的心态，保守党政府开始征收国立博物馆的门票。此前博物馆更近似于大学，被看作知识生产的场所，如今却被视作为大众，或更广泛地说，为市场服务的机构。这使英国的博物馆愈发面向观众，借鉴了北美博物馆学的许多模型与策略；而且，鉴于自由市场法则，其愈发依赖于消费者以及政府的资金投入。

与国立博物馆征收门票几乎同时，1989年，艺术史家彼得·弗格主编的《新博物馆学》出版，书中收录了9篇论文。学者多认为，这本书重新思考了过去很多时候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概念：如博物馆的目的、收藏的起源、博物馆的社会目的及博物馆中观众的角色等。

对《新博物馆学》一书的讲述和1989年可以被视为一个节点：从此出发，我们追溯17、18、19世纪的博物馆与社会和民主变革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展开后疫情时代英国博物馆学内部关于去殖民化的讨论。更为广泛的，在话语层面上，我们可以借此看到博物馆学内部的争论是如何在相关学科中得到响应的，即批判遗产研究或者记忆研究如何看待当下的历史叙事方式。

三、博物馆与社会公正

在民族国家范畴下，“英国性”所体现的博物馆角色，尤其是其社会角色，可以被视为新博物馆学的核心。我认为，英国博物馆学的核心关注点在于，从工具主义、实用主义出发，关注博物馆的社会功能——这也是与德国和法国博物馆学的明显不同之处。这种关注社会功能的视角类同于北美博物馆学；但也有两点明显的区别：其一，诸如大都会、盖蒂等机构的慈善资金模式使得北美的机构与国家政策之间保持着更为独立的关系；其二，美国本身是由殖民者组成的国家，这使得当地的博物馆学与它的原住民关系密切，而这一点在英国是不存在的——尽管英国博物馆学也需要面对诸如威尔士人、苏格兰人或者从之前的殖民地过来的移民等少数族裔的问题。这种差别，以及德国和法国对待此问题的方式，将会在下文讨论去殖民化问题时进一步展开。

要想了解“新博物馆学”一词的含义，就必须知道什么是旧博物馆学，旧博物馆学主要的支持者是谁。巴特勒经常借用杰曼·巴赞关于旧博物馆学的表达作为例子：巴赞将鉴赏和博物馆结合在一起，认为随着亚历山大博物馆被当作缪斯神庙，时间被概念化了。将希腊和罗马视为博物馆起源的观点在今天英国博物馆的宏伟建筑中仍能看到痕迹。罗伯特·斯米尔克提到，大英博物馆的设计经常被视作将博物馆视为希腊神庙的第一次表达。正如伊恩·詹金斯指出的，19世纪的英国、法国、德国都将博物馆建筑建成希腊罗马神庙的样式，其古典雕刻收藏也契合了这一古老的建筑形态，在这当中，欧洲依靠体现古老地中海文明的建筑形态彰显自身的力量。

在继承知识遗产的同时，宣称自己是地中海世界的继承者还带有强烈的政治动机，这一点在1798年拿破仑入侵埃及时达到顶峰，他有意将自己定位为亚历山大大帝的接班人。和他的军队一起，拿破仑带去了大约160名学者来记录古埃及历史，最终形成了著名的出版物《埃及记叙》，并掠夺及购得古埃及文物充实法国博物馆。英国随后亦获得了古埃及、希腊及罗马藏品，如现存于大英博物馆的著名罗塞塔石碑，即战胜法国后从其手中夺取的。这些藏品的取得和研究，都应当被视为欧洲国家之间争夺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的表现，他们借助知识获取和话语生产形成对世界其他地区的控制。

然而，英国第一所拥有藏品且面向普通人开放机构，并不是这些古典神庙，而是中世纪的哥特教堂。这些教堂的收藏是博物馆从社会中脱离出来但又和个人及宇宙观结合在一起的那个时期的典型。物品通常被分为自然物和人造物，这既体现了天主教的宇宙观，又记录了物品所有者获取物品的过程。这些物品与所有者的关系类似于中国的金石传统：文人在雅集中展示收藏，以飨同好。这种类型的展示日后逐渐公共化，这一趋势对英国博物馆学来说非常重要，大英博物馆的藏品就来源于汉斯·斯隆的个人收藏。他死后，将私人藏品留给了国家，并要求将藏品公开展示，“被所有想要看到这些物品的人参观”。

在这一背景下，通过了《1753法案》，要求博物馆免费向所有人开放。一方面，人们认为博物馆对改善工薪阶层社会地位有着持续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博物馆在艺术史、考古学等学科的学术话语构建时发挥了积极作用。在博物馆中，学者像测绘地图一样，以物质文化为基础，勾勒了知识和文化欣赏的方式。澳大利亚博物馆学家托尼·本尼特认为，隐藏在此背后的是一种紧张关系，博物馆既试图“无差别对待全体市民，将他们都纳入知识—权力关系”中，又借由艺术史、人类学等学科学术话语的生产不断使“人口差别化”。本尼特进一步指出，这种19世纪英国博物馆学的社会工具主义价值观时至今日仍影响着英国博物馆学理论和博物馆实践。这一价值观也可以被理解为北美建构主义学派和法国后结构主义对英国博物馆学所造成的外部影响所引发的紧张关系。

建构主义学派的代表是美国博物馆教育学家乔治·海因，他认为，博物馆在举办展览和各类项目时应该鼓励参观者生产出自己的意义，而不是仅作为被动的参观者，在消费博物馆策展人呈现的叙事；没有固定展线，鼓励参观者自我建构意义的展览，能够鼓励更为主动的参观者，让博物馆成为一个建构主义的、更加民主的空间。这种建构主义的路径对北美，以及英国博物馆学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是对那些带有互动要素的科学博物馆。它也影响了观众研究的出现，在建构主义视角下，参观博物馆所获取的知识是可以被证实的，这可以用于衡量并提升博物馆的效率。

与之相对的，法国后结构主义者皮埃尔·布迪厄等人通过对欧洲艺术博物馆的研究指出，只有具备高文化资本、接受过良好教育、家庭具有艺术背景的参观者，才有可能在艺术殿堂中漫游，而那些低文化资本的参观者则需要依靠博物馆阐释和线性的叙事路线。

按照建构主义者的观点，参观者的身份是流动的，其身份随着参观语境的不同而变化，这与他们所处的社会群体关系密切：同一个人也会有不同的身份，他们与亲人、朋友或独自来参观博物馆时，行为不同，那么，我们在谈及观众身份时，我们究竟在谈论什么？相应的，后结构主义者会强调种族、阶层、取向、身体能力等的固定性，博物馆的叙事和建筑在有意无意间排斥了特定的参观者。

以上构成了英国博物馆研究的背景脉络，在莱斯特博物馆学派的倡导下，英国博物馆学开始探索博物馆与社会公正的关系。这一运动背后的动机是让博物馆成为社会包容的机构，表达社会宗旨。这一动机的基本前提是，在社会层面处于弱势的个体正遭受着家庭、社群和国家的孤立，“不被允许完全地介入社会的不同系统”。理查德·桑德尔认为，虽然博物馆传统上是精英主义的、排斥性的机构，但是“他们也具备重新纳入和整合那些被排斥了的人的能力”。博物馆能够成为“社会机构”，承担“社会责任”，这已经不仅是学术层面的号召，而且成为博物馆协会提出的英国博物馆使命的一部分：博物馆有责任与社区共同克服贫穷、排斥等挑战，使社群平等。

四、去殖民化：敬拜祖先，与幽灵同在

二战后，大约20世纪50年代，随着英国迎来英联邦的移民潮，博物馆逐渐转向致力于展示本地考古和自然历史。这可以看作是对大英帝国记忆遗忘的开始。霍尔认为，对帝国记忆的遗忘是当代英国性定义的核心，也标志着英国博物馆研究价值观念的根本转变。关于帝国遗产，英国博物馆研究中最突出的议题便是文物返还问题。这并非新现象，自海外文物进入英国博物馆收藏以来就已存在。

作为对这些批评的回应，英国的国立博物馆与其他欧美博物馆建立统一战线，强调“普世性”或“百科全书式”博物馆的价值。这一立场在2002年的《关于普世性博物馆的重要性与价值的宣言》以及洛杉矶盖蒂博物馆前馆长詹斯·库诺的著作中得到了体现。库诺试图论证博物馆超越了民族国家的概念，是在为世界上所有国家保存文化。

这一局面在2020年左右的新冠疫情期间发生了转变，一系列关于博物馆藏品和建筑遗产背后殖民遗产的重要著作面世。其中包括詹姆斯·德尔布尔戈、科琳娜·福勒等人的著作。这些书籍认为，至今，殖民主义仍困扰着英国的博物馆收藏，对博物馆只需向所有人开放即可实现社会公正的观点提出了根本性的挑战。这些论著质疑博物馆存在的正当性，或博物馆及其藏品是否需要被彻底废除。当然，法国和德国也面临同样的困扰，但其回应方式却截然不同。

法国的博物馆常将物质文化从其原始功能中剥离出来，掩盖了法国社会对非洲侨民的歧视，而德国则发展了一种能够正视法西斯主义的历史路径，这种方法体现在德国的纪念文化中。将法国和德国的做法与英国比较，最明显的区别首先是英国缺乏可以相提并论的重要人类学博物馆。英国博物馆在非欧洲收藏方面展现出的创新性与变革性优势，在小型的、地区博物馆处理其散居的全球多数民族文化中有所体现，但并未触及英国在世界舞台上与非欧洲国家关系中的核心叙事。大英博物馆非欧洲藏品的陈列几经变化，却始终未能构建出一个宏大叙事来阐释对非欧洲文化的记忆、态度和价值。这种集体失忆，缺乏宏大叙事的能力，以及自我表达的无能，至今仍是英国博物馆学中令人遗憾之处。

五、跨文化的英国博物馆学——思辨博物馆学

将全球不同地区的博物馆学汇聚成篇，使其与英国博物馆对话；这需要浩繁的学术工作，也将是英国博物馆学未来的任务。本文最后从中国新旧博物馆学的角度来探讨这一点，作为构建更为跨文化的英国博物馆学体系的一个片段，这一体系在与多元文化的对话中逐步接近霍尔所提出的“英国性”概念的重塑。

近年来，中国博物馆学界更注重博物馆的本土发展，而非简单引进欧美及日本模式。这一趋势不仅体现在对中国博物馆史的细致梳理，也体现在当代中国的博物馆实践中。在审视中国博物馆学对英国博物馆学的影响时，我试图探讨跨文化发展的可能性，这将为英国博物馆学开辟新的道路。

1935—1936年在上海举办的中国艺术预展及随后在伦敦皇家艺术学院举办的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对中国物质文化分类体系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展览致力于改变欧洲将中国艺术视为“奇珍”的观念，通过相对完整的时间线索，向欧洲公众讲述中国艺术发展历程与文化价值，在此过程中，以时间为线索的叙事方法在创造这种价值时起到了关键作用。

展览在上海和伦敦以两种不同形式呈现，反映了策展团队的观点及其对中国艺术更广泛价值体系的认识。在上海展览中，展品被分为书画、青铜器、陶瓷和工艺品四大类，分布于七个展厅内，并设置了明确的展线，展品按照其艺术价值的高低进行等级排列，以构建“中国文明的视觉叙事”，其中，书法和绘画因其自唐代以来的主流收藏地位而备受瞩目。相比之下，在伦敦皇家艺术学院举办的展览中，陶瓷占据了优先位置，因为这是欧洲人最为珍视的中国物质文化，他们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接触到从中国进口的瓷器。

中国与欧洲在对中国艺术分类方法上的差异，通过上海和伦敦的展览中对历史线索的重视或忽视进一步凸显。在上海展览中，书画按年代排序，陶瓷的分类则进一步细化到窑址。这种排序方式展示了中国陶瓷从朴素单色到色彩斑斓、装饰精美的发展进程。在伦敦展览中，英国策展人则将同期同色系的陶瓷集中摆放。分类上的差异体现了两种不同的布展思路：英国侧重于作品的美学特质，而中国则更强调其生产来源和历史地位。

我们可以看到，这两场展览是在彼此对话的氛围中展开的，它们各自保留了其对中国文化侧重点的不同认识，但通过对话相互影响。这种关系并非毫无问题，英国展览从根本上误解了中国物质文化的价值，无论是策展人还是中国观众皆有此感。尽管如此，它代表了文化交流与理解的重要时刻，并实现了中方设定的目标：从此，在英国机构和公众眼中，中国物质文化不仅仅是奇珍，而且是艺术。至今，在英国，许多对中国艺术品的展示至今仍沿用当年伦敦展览所建立的叙事结构。

最近，在伦敦科学博物馆举办的自鸣钟展览及“时间与文化的交流”项目，采用了当代雅集的形式，旨在探讨跨文化的时间概念。其核心理念在于，雅集活动颠覆了欧洲艺术博物馆的被动消费模式，转而通过参与者自身的创意产出与物质文化互动：如，围绕展品的游戏创作、汉服复古时尚展览、受钟声启发的音乐创作等。展览体现了与观众以往所见迥异的博物馆学模式，这并非纯粹中国式或英国式的，而是一种跨文化的、混合的、介于两者之间的独特存在。

中英博物馆学之间的这种辩证关系，能够推动英国构建更为广阔的跨文化博物馆学，从而实现价值观的双重视角探索。有观点认为，这一线索或可为处理两种倾向的英国博物馆学提供进路：一是注重社会公正、聚焦本国公民的内向型博物馆学；二是专注于去殖民化与文物返还的外向型博物馆学。事实上，这种英国博物馆学的价值在于拓展了“英国性”的内涵，进而更深入地理解塑造其历史的其他文化并与其对话。

本文改编自《论英国博物馆学史及“英国性”下的博物馆学》，原文刊载于《博物院》2024年第4期（总第46期）。作者：大卫·弗朗斯，伦敦大学学院考古研究所；王思渝，阮可欣，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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