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关于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11个思考
近期，“三农”学者温铁军团队新作《破局乡村振兴——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11个思考》出版发行，在学界引起广泛关注。该书站位新时代，深入解读习近平三农思想，系统梳理温铁军团队在基层一线开展乡村建设试验的系列成果，将“三农”问题纳入当前中国与世界发展的大框架，并以鲜活的案例、生动的语言、独特的视角论述了乡村振兴的内涵和实现路径。此作品为各级党政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提供了丰富的实践案例，也为三农研究者、学习者提供了较为系统的理论辅导。
“我们在书中提出11个思考，其实远不止11个，现实中有大量问题需要我们深入思考，我想这只是一个开端，只是启发大家思考的一个尝试。”说到本书创作思路和目的，温铁军说，这本书既讨论了什么是党的二十大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指导思想之下对应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又对如何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提高现代化质量提出了思考。
现将11个思考摘编如下：
思考1：“三农”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压舱石”
中国的国际环境，自奥巴马时代美国就开始强调向制造业回调，无论哪个政党上台，无论特朗普还是拜登，都使这一举措得以延续和愈加强硬，美国加强实体经济与中国出口总量最大的实体产业也形成对抗竞争关系。据此看，双方竞争性大于互补性，早就已是不争的事实，这是美国将中国排为头号敌人的基本面。因此，整体来看，无论是否继续韬光养晦示弱于人，中国外部经济政治军事等环境未来一段时间较之前将会更加不容乐观！
面临如此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国该怎么办？我们没有以邻为壑、危机外嫁，而是提出以“乡土文化”为文明传承载体，毅然选择走乡村振兴之路。因为新中国的发展经验证明，乡土社会可以为中国经济“软着陆”提供有力载体。在工业化进程中，乡村客观上长期性地发挥着“劳动力蓄水池”的作用，国家得以借助“三农”载体，内部化处置国际外部性风险，因而多次成功实现经济“软着陆”。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必须在保持战略定力的基础上正确把握规律。中央强调坚持“三农”工作重中之重地位，正是基于对发展现实的深刻洞察、对发展规律的准确把握。可以说，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目标的实现过程中，“三农”的基础地位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三农”的保障作用也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大。“三农”的意义和价值将超越具体问题，构成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层逻辑，支撑着中国这首巨型航母巨轮劈波斩浪的伟大征程。
思考2：生态价值转化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效途径
目前的经济状态，我们现在说出路何在？出路在现在的三大战略：第一大战略就是对外的“一带一路”战略，第二战略是国内的亚区域整合——现在几大经济带通过亚区域整合，重新评估要素价格形成资源资本化收益预期，刺激区域经济增长。第三个战略就是乡村振兴战略。现在资本都要求下乡，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农村还没有完成资源经济的货币化。
资本大佬们，他们早已下乡，最近这五六年的时间，各大地产公司几乎都找过我们团队，问的是他们要下乡，怎么下？跟农民怎么打交道？大家手里边钱多了，想要下乡跟农民斗，建议他们多了解“三农”，外来者玩不过农民。总得来说，下乡成了一个基本的趋势。当我们讲文旅结合的时候，乡村中的美景、风光和民俗文化都成了新生产力要素；当我们要发展旅游经济的时候，稻田湿地的萤火虫、山谷蝴蝶、青蛙、蜻蜓等等自然界的万物，也都成了生态化发展的新生产力要素。
这样看，应该就能理解为什么习总书记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为什么“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这些都是新生产力要素，能创造一定价值。由于新生产力要素得到了极大的扩展，就要求传统的生产关系发生革命性变革。
思考3：生态文明战略要依靠乡村建设才能真正落地
党的十九大之后, 海内外都在讨论关于生态文明与乡村振兴的一些新提法, 党的二十大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既然生态化，那么生态在哪？城市吗？那里都是钢筋水泥；一定在乡村，因为山水田林湖草沙都在乡村。国家生态化转型要求的最重要改变，就是从过去工业化时代的平面资源扩大改为空间资源的立体开发，这完全不同于原来产业资本为主的工业化时代。当然，也就不同于金融资本时代的虚拟扩张，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要求的是空间资源的立体系统综合开发。只有乡土社会才是一个自然资源循环往复的生命过程，它存在着自然资源的多样性和人类社会多样性之间的有机整合，所以乡村振兴才是中国生态文明发展的载体。
我们不单纯强调产业化农业，是因为在中国目前的条件下，单纯搞一产化的农业不可能有正外部性收益。我们多次给企业提建议，如果将资本做杠杆投到沉没成本最深厚的那块地方，形成六产融合的多元化新业态，就有可能产生和扩张机会收益空间。大家过去只搞平面资源为载体的农业，所以一方面山里人穷；另一方面，也留下了丰富的、立体化的自然资源没有被开发。现在中央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到空间资源立体开发中去，这就等于把过去投资人只做农业开发的这点平面资源，改变成山水田林湖草等空间资源立体开发。
思考4：“广土巨族”的原住民国家的农业之路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热衷于学习西方的技术、制度、文化，甚至有人认为西方的等同是先进的。甚至一些学者终日鼓吹西方模式优越性，张口“资本化”，闭口“产业化”，想要全盘接收。对不起，至少学习之前，把我们与西方的差别搞清楚，党的二十大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习总书记强调“没有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我们也绝不能再照搬殖民地大农场模式搞农业。
哥伦布的航海带了第一次欧洲与美洲的持续的接触，并且开辟了后来延续几个世纪的欧洲探险和掠夺殖民海外领地的所谓“大时代”。事实上，这是以国家为单位的“反人类犯罪”为实质的殖民主义的开始，书写的是资本原始积累时期欧洲列强侵略、征服和奴役亚非美洲各国人民的历史。相反，对于美洲原住民而言，意味着外来殖民者对他们的野蛮和残酷掠杀掠夺的开始。这就是美国的真实历史，和我们印象中包装的美国差别较大。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大陆型原住民国家，这个国情是中国一切发展的基础，特别是在人与自然紧密结合才能有中国式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农业领域。如果说这一点仍然不够明晰的话，那么低于美国近七倍的人均耕地面积，毫无争议地解明了大农场经济在中国行不通的症结所在。不能指望一个拥有约7亿农村人口的国家，推行一个农民总数区区几百万的国家的经验。
既是原住民大国、又兼具着人口规模大耕地少的尴尬，这样的国情直接导致中国农业发展与西方完全是两条路，这便是中国的保证产量最大化和美国的利润最大化之分。简单来说，中国农业发展之本是在人民政府统一把控下为保证国民的口粮和足够的战略储备所作的努力，也就是国家粮食安全是第一位的；而美国的大农场经济，则是美国跨国资本及各地的大小农场主，为赚取资本利润进行的全球市场经营。
从现阶段来看，以小农户为主的家庭经营依然是中国农业经营的主要形式，也是中国农业发展必须长期面对的现实。所以，搞资本深化的现代农业能消灭中国农民吗？不能，我们不是殖民者，更不能让小农户掉队，要防止搞强制的土地流转，防止将土地等生产资料集中到少数人的手中，对广大小农搞硬挤出，更要防止大量人口变成既没有办法转移就业又无地可种的无业群体。农业经营方式必须是坚持宜大则大，宜小则小，不能搞一刀切，不能搞强迫命令。
思考5：新型城镇化战略是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支撑
目前，我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64%，这是指常住人口，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仍然只有45%左右，所以一些学者针对农业人口转移和经济增长的西方经济学的理论逻辑，提出把城市化作为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主要支撑。还有的专家提出破题之方――农村土地私有化，完全放开城市户口，让农民变卖土地缴纳社保后进城，变成彻底的城里人。更有甚者认为乡村衰败是历史的必然，明确打出“消灭农民”的口号。
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现代化进程中，城的比重上升，乡的比重下降，是客观规律，但在我国拥有近14亿人口的国情下，不管工业化、城镇化进展到哪一步，农业都要发展，乡村都不会消亡，城乡将长期共生并存，这也是客观规律。即便我国城镇化率达到70%，农村仍将有4亿多人口。如果在现代化进程中把农村4亿多人落下，到头来‘一边是繁荣的城市、一边是凋敝的农村’，这不符合我们党的执政宗旨，也不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这样的现代化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
总书记既看到了一般城市化的发展规律，也做出了城乡二元结构长期存在的预判，即使到2030年城镇化率达到70%，农村也还有4亿多人。那么，这么多人还要在农村生产生活，不可能都去城市，怎么能让农村衰落而放任不管呢？
实际上，用激进城市化解决农村问题，得到的会是更多的问题。决策者千万不能被少数利益集团左右，因为，激进推行城市化一定程度上意味着资本扩张，特别是房地产资本和金融资本相结合的资本扩张，意味着这些利益集团攫取更大规模的利益。
巴西贫民窟
网络传闻我们因“反对城市化”而广受批判，甚至被扣“反现代化”帽子，实际上我们反对的是激进的大城市为主要载体，而不是符合中国实际需要的在地城镇化战略。我们主张对农民而言较低成本的“县域城镇化”，县下有很多数千人口聚居的大村，在世界上都是“城镇”；还有很多数万人口聚居的乡镇，世界通行的名称就应该叫“市”……
一味发展大城市或强调城市化率，长远来看，是令人担忧的现象。针对这些危害，西方国家早就出现了逆城市化现象。所以，2018年两会期间，习近平在参加全国人大广东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城镇化、逆城镇化两个方面都要致力推动。城镇化进程中农村也不能衰落，要相得益彰、相辅相成。”
县域经济与新型城镇化战略是化解当前经济危机的一个重要抓手，也是一个走向生态文明的重要抓手。注意厘清概念，中央确定的战略是城镇化而不是城市化。
思考6：新六产是繁荣农村经济的重要途径
民以食为天，农业从来都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基础。而时代走到工业化阶段，农业趋于以现代工业化方式加以改造来追求大规模量产。于是，大多数国家都把农业纳入“第一产业”，要求以现代化学（化肥农药除草剂等）、物理学（机械）、生物学（转基因）等科学技术作为第一产业发展的动力。这当然提升了第一产业的发展效率，农民可以不断追加“资本品”而用更少的劳动力种出更多的粮食或其他农产品，投资者收益自然会增多，可这在人多地少的中国并不意味着体现了经济理性——大量研究表明：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土地产出率下降；何况资本品不断追加造成农业成本上涨和市场竞争力下降，一旦没有政府补贴则成本暴露碍难维持。可见，单单发展第一产业的农业并不就是乡村振兴战略要求的“产业兴旺”。
历史地看，乡村本来就是“百业兴旺”。谁规定农民就非得种地？
农村长期是庙会村集带动着“五行八作”的兴旺发达，例如泥瓦匠、木匠、裁缝，还有铁匠、补锅的手艺人，难道不是农民吗？所以，农民其实不只是农业、林业和畜牧业等第一产业生产者，从万年中国农耕文明开始，农民从来就是“百业”生产者。现在有些专家照搬教科书的理论，非要农村经济搞专业化，农民就只是种地，工人就只从事工业，合适吗？
中国要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不仅要关注被称为第一产业的农业发展问题，还更应关注如何利用乡村的空间生态资源，最大程度地发挥其“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的比较优势，才能让广大农民致富。我们认为，不仅应该有意识地保护传统农户的兼业化多种经营，其本身就因“种养兼业”和“套种兼做”等农业文化遗产而有效地消除了环境污染；而且农村经济历史上就因多元化而使乡土社会大量吸纳能工巧匠成为劳动力蓄水池，有利于社会长期稳定。
思考7：进一步完善乡村治理
建之于小农村社制内部的乡村自治自清末民初以来在百年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逐渐衰变；且无论何种主义，迄今为止的国家政权建设，对“三农”与“三治”（县治/乡治/村治）问题向无良策，遂使长期困扰中国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进程。
放眼全球，凡属“后发内生型”追求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客观地由于既不再具有向西方那种直接向海外转嫁矛盾的条件，就都得要从“三农”提取剩余才能进入资本原始积累。于是，只要是明眼人就会看到，越是上层建筑方面照搬西方程度高的后发国家，就越是不得不在这种政府治理与传统小农之间交易成本过高造成的负外部性制度陷阱中痛苦地难以自拔；无论其理念相对于其国情是否具有普世价值。
据此，中国农村“三治”问题才既是近代以来的百年难题，也与其他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关系高度紧张具有一定程度的本质不同。任何在乡土中国构建制度的努力，都必须考虑上下层文化、即正规制度与乡土文化之间，怎样才能最大相容或最小冲突；也因此，在数千年的小农村社制的灌溉农业文明之中内生的“中央化”集中体制，概由低成本地维持乡村自治才得以形成“稳态结构”基础，这一改革之初被认为是负面的制度经验，今天或许值得重新审视。
综上，我们讨论的很可能是在乡土中国语境中理解外来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最大难点：在高度分散、剩余过少的小农经济基础短期内难以根本上有效改变的制约条件下，到底是“低成本”地重新构建农村上层建筑，还是继续维持运行成本和交易费用已经过高的现代上层建筑？
无论认同何种主义，面对农村治理局面都不能再局限于理论问题的争论，而更要直面现实中的“世纪难题”——包括政府在内的任何外部主体都遇到与分散农民之间交易费用过高所导致的制度成本问题！
要构建三级乡村治理体系。首先，对于村（社区），必须提高农村组织化程度重构社区内部治理格局。其次，对于县治，必须树立基层工作导向。最后，对于乡治，关键在于实现规模收益和提升公共服务。同时把收益留在域内，保持内部的低成本治理。
思考8：城乡融合关键在于要素自由流动
我们认为：城乡融合战略的现实意义在于两个方面：一是与“县域经济”中的“产业留在县域”，以及“新型城镇化”等政策密切结合，成为国家对乡村振兴战略五大内容做出的基础性调整。二是城乡融合对此前提出的“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的修正升级，把过去以城市模式来覆盖乡村的所谓“一体化”升级为城乡两个市场的要素自由流动。
改革开放后，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经历过城市化发展（城乡一体化）、城镇化发展、城乡统筹发展等不同的发展阶段后，我国在城乡融合的政策思想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新进展，针对依然存在城乡要素流动不顺畅、公共资源配置不合理等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尚未根本消除的问题，做出有利于乡村发展的、积极意义的政策调整。
为推动城乡进一步融合，2019年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中明确提出要“坚决破除体制机制弊端，促进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合理配置”，2021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要“建立健全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政策体系，促进要素更多向乡村流动，增强农业农村发展活力”。党的二十大报告一脉相承，指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
作为一个人口和地理规模巨大的发展中国家，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在于从体制机制上入手，改变农村要素单向流出格局，疏通城乡要素流通堵点，让土地、资金、劳动力等要素平等自由流动，鼓励形成城乡需求互补，要素双向流动的稳态循环系统。
思考9：乡村振兴是对万年中华农耕文明的复兴
我们认识到，乡村振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性战略。而中华民族万年传承且至今“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本体，是中华农耕文明的赓续。
党的十九大报告用一个章节的内容具体阐述“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习总书记为何重视“文化自信”？因为我们中华文明有博大精深的优秀传统文化。它能“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是我们文化发展的母体，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
而中华文明的文化源头在哪里？就是来源于中华传统乡土文化，产生于万年中华农耕文明。
谈到文化，本来我们是最不缺资源的，从来也是极度自信的，浩瀚的上下五千年文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什么时候我们中华民族开始不自信了呢？大抵还要从工业革命，所谓西方的现代化说起。那时起，我们的文化自信便逐步没落了。各种现代化词汇和学科体系、话语体系本就都是西方缔造的，在以西方主导的话语体系下亦步亦趋一定是被人牵着走。以至于年轻人的稚嫩中便就出现“国外的月亮比国内的圆”，我们的文化自信便毫无自信可言了。更不用说那没有经济开发价值的农耕文明与乡村文化，更成为不受待见、拿不上台面的“落后”文化。
中华民族作为原住民，是如何在东中亚这块土地上成为一个国家，作为一个延续历史的政治国家繁衍了4000多年。但近代的屈辱史让我们抬不起头，当前终于可以到重新建立中国人的自信的时候。可以说，中国是世界上一个以原住民为主体的长期存在的政治国家。以前说中国是一个文化意义上的国家存在，而不是一个政治意义的国家存在，也不是一个民族国家存在。这些，就是在西方教科书上对中国没有考古证明的信史，因此认为古代文明史是传说。
把这些问题想明白以后，就知道为什么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身上挑着的担子还很重，应及时重构中国的话语体系。中国作为一个原住民的大国有几千年存在下来的独立于西方的发展史，这才有意义。
当对西方基本了解以后，我们极力主张建立“东亚知识共同体”！尽管这是很孤独的斗争，但这也必须做。只有“东亚知识共同体”承上启下，才能够理解什么叫做“东方”。
思考10：乡村振兴是巩固脱贫成果迈向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
我们一向认为，世界上的弱势人群最大的比较劣势，是资本高度稀缺。而其根源则是自我积累低下。据此看，海外那些基金会选择目标贫困户去做救济的反贫困方式实行的结果一般都“杯水车薪无济于事”；甚至是“越救越贫”。
近年来，中国以新举国体制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期间最为关键的经验，一是针对弱势群体无力自主资本积累的基础性问题，由国家资本了承担“重资产”的投资责任；二是派生出实行“新举国体制”的需求，遂带动财政、金融和社会资本，以及一切优惠政策向三农倾斜，累计投入超过十余万亿人民币。若按照九千万贫困人口做平均数，大约人均十几万、户均几十万；这类规模化投入大大改造了农村和偏远地区的生产条件，以往缺乏资本积累能力的农民及其他乡村弱势群体，有了轻资产开发新生产力要素的条件，逐渐形成了自主积累能力。这是有利于向社会公平和平衡发展的转进的制度安排。
但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中共中央、国务院强调在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要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基础上，做好乡村振兴这篇大文章。
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关系到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关系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局和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这种全局性的战略当然还会伴随大规模投资，增厚国家留在乡村的巨额资产。
由此可见，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一是在内在机制要把村集体经济做为微观载体，使这个巨大资产在财产关系上得以有效衔接。二是要以农业供给侧改革带动城乡融合的社会化创新。三是通过数字乡村建设，与城市各类消费者大数据对接，通过大数据整合真正将人民大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乡村生态资源资产做精准化的匹配。
综上所述，我们要打造生态经济和数字经济两架引擎。
思考11：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要学会吃租
什么是集体经济？我们在诸如战旗村这样的名村学习到的结果是：集体经济是收租经济。这不是我们想出来的，而是向战旗村书记高德敏实操经验中得来的。
今天中央提倡搞集体经济，很多人不知道集体经济是干什么的，今天战旗村的经验告诉我们，集体经济主要不是搞生产，而是学会创造租、提高租，然后吃租。
农村集体是土地的所有者，也是村域资源的所有者，当然和以前地主在政治性质上不同，现在的集体需要去干活吗？就像地主会去干活吗？不需要。如果我们一定要让村集体除了收租之外，还得去干农活，那就无异于过去让地主下田去干活，让佃农们进城打工，位置就颠倒了。当然不是说过去一定对，没有对错，我们只是打个比方。
大家看现在还有一些集体经济的典型，看广东“珠三角”四小虎，顺德、佛山、南海、中山这些发达的农业地区，村集体在干嘛呢？全都在收厂租、收房租。在战旗村在收什么租呢，他在收“资源租”，在收“风景租”，在收“铺租”，乡村十八坊也好、小吃街也好、妈妈农庄也好，所有这些资源资产都是租出去给租户，然后村集体吃的是“铺租”，就是“商业租”。
想想这就变成什么呢？过去的地主收的是“第一产业租”，华西村收的是“第二产业租”，广东“四小虎”收的是“第二产业租”，战旗村收的更高级，是“第三产业租”。是不是这么回事？有时候大家说我们搞不了集体经济，我们村什么也没有，那是因为没有把村集体放在“吃租者”的地位上。
所以，搞集体经济是做什么，是吃租。农业社会吃的是地租、农业租，工业社会吃的是厂租，现在是生态社会，吃的是资源租、空间租，也是铺租。战旗村搞民宿、农家乐、休闲农业，其实是分享了“床板”租。
我们在战旗村很轻易就能看见雪山。那很重要的收租题材就是“雪山脚下的唐昌”、“雪山脚下的战旗”，甚至可以说是“都江堰精华灌区的战旗”。所有这些讨论说明什么？我们今天的集体经济想要有发展，就应该把集体收租的租源搞得多多的，把超过集体之外的，不能收租的资源搞得少少的，这集体经济就发展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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