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核心挑战在于如何将丰富的科学研究成果转化为有效的政策举措。虽然已设立了诸如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等机制来促进这一进程，但这些知识的实际影响依然有限。尽管多边环境协定如《生物多样性公约》设定了雄心勃勃的目标，但在国家及地方层面落实这些目标的努力却远未达到预期。许多国家在财政资源有限、政府体系脆弱以及经济利益冲突的情况下，面临着巨大的实施障碍。比如，在哥伦比亚、墨西哥等生物多样性丰富的国家，经济增长的压力常常与保护措施发生碰撞。农业扩张、矿产开采和城市化进程加速了栖息地的丧失与破碎，导致生态系统功能退化，物种数量减少。尽管有充分的证据显示，人类的生活质量和福祉与环境状况息息相关，但环境保护议题往往未能成为决策过程中的优先考虑。
此外，土著社区在相关讨论中的声音和作用不足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尽管他们参与了缔约方大会的活动，并强调了自己的权益应得到重视，但最终的决策权仍掌握在政府代表手中。土著及其他地方社区往往沦为谈判桌上的筹码，即便大多数涉及的生物多样性区域都位于他们的领土之内。例如，政客们常利用亚马逊地区土著居民的权利来争取选民支持，但一旦当选后，这些承诺往往得不到履行。
《生物多样性公约》在设计之初就考虑到了执行能力的局限性，这使得各国领导人能够避免承担新的义务。除了美国之外（美国是唯一没有加入该公约的国家），各缔约方同意了一系列基于善意的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承诺。然而，如果这些承诺未能兑现，实际上并不会产生任何后果。相比之下，《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比《生物多样性公约》早20年成立，其拥有较为有效的执行机制，能够真正激励缔约方遵守协议，并在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而其他多边环境协定，如《迁徙物种公约》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其遵守情况主要依赖于同侪压力，缺乏强制性的执行机制。
即使没有气候变化的综合影响，上述问题已经相当严峻。气温和降水模式的变化会改变物种分布和生态系统动态，使保护工作更加复杂。国际上减缓气候变化的战略，如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如果缺乏周密规划，也可能意外地对生物多样性造成负面影响。例如，虽然风能被认为是一种环保能源，但每年仍有数十万只蝙蝠因风力发电而死亡，尽管存在有效的缓解措施，却并未得到有效实施。在气候行动与生物多样性保护之间找到平衡点，将成为第十六届缔约方大会的核心议题之一。
在第十六届缔约方大会的议程中，一个高度优先的事项应该是承认土著社区在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应当发挥更大作用。他们的领地通常与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域重合，而他们的传统知识可以显著提升保护效果。例如，那些生态系统完整且保存完好的森林，往往位于保护区与土著土地的交集之处。哥伦比亚作为一个生物多样性极为丰富的国家，是增强全球土著群体能力的理想地点。
论文信息
标题：Move past promises for biodiversity
期刊：Science
类型：Editorial
作者：Rodrigo A. Medellin*【Universidad Nacional Autónoma de México】
时间：2024-10-24
DOI：https://doi.org/10.1126/science.adu0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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