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先生”朱伯龙：济人济事济天下

“支离东北风尘际，漂泊西南天地间” 。朱伯龙先生1929年1月31日出生于江苏省江都县（今扬州市江都区），父亲朱长年是上海中国银行一名职员，母亲徐淑芗是一位贤良能干得的家庭主妇，兄妹三人中先生排行老大。江都古称龙川，因“江淮之水都汇于此”得名（一说秦楚之际，项羽欲在广陵临江建都，始称江都），西汉景帝前元四年（公元前153年）建江都县。江淮交会之地，人杰地灵，繁华富庶，盛产粮棉桑麻，有"苏北粮仓"之称。幼年时先生与外祖母生活在乡下，虽然身处动荡的年代，但家庭的经济基础和稳定的生活来源让先生在江都度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不过这段快乐的岁月很快就被日军侵华战争打乱了。

1937年8·13淞沪抗战之后，日军一路北上，于当年12月侵占江都，朱伯龙先生为躲避日寇随姑母逃亡至江苏宜陵，次年5月才得以在上海与父母团聚。立足未稳，又因父亲工作调动辗转前往广州，但不久广州沦陷，中国银行迁至香港，先生遂与母亲历经千辛万苦，从广州取道梧州，再经广州湾到香港与父亲汇合。先生在香港的一所学校完成小学至初中二年级课业，不到四年相对宁静的学习生涯，又因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而中断，先生随父母为躲避战争再次来到广州湾，几个月后，与母亲搬至广西梧州，并在梧州念书到高一上半学期。

1944年4月，因父亲工作调动到重庆，朱伯龙先生再与母亲和弟妹前往重庆，途经贵阳时，在贵阳的清华初中借读，同年6月，离开贵阳前往重庆，并在重庆考入中央工校专科化工科。先生利用在化工科一年的时间同时补完了高中三年的课程，考取高中文凭。

1946年，朱伯龙先生一家回迁上海，1947年3月，先生考入上海的私立光华大学土木系，1950年7月份毕业。光华大学（Kwang Hua University）是民国时期上海一所著名的综合性私立大学，1925年由退出美国教会学校圣约翰大学的数百名师生所创建，“光华”二字寓“光我中华”之义，取自《尚书大传·虞夏传》里的《卿云歌》：“日月光华，旦复旦兮”，以日月卿云为校旗，红白为校色，培养了大批有为学生。光华大学设文、理、商、工四科，土木工程系隶属工科。这一时期，光华大学积极延揽国内外知名学者任教，为土木工程专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先生也得以接受了系统性的专业训练。

由于朱伯龙先生青少年时期几乎都是在战火硝烟中辗转奔波，他目睹了国家山河破碎，人民流离失所，对国家的强大和人民生活安宁有着强烈的期盼和执着的追求。先生后来回忆说：“特别是看到日寇重庆大轰炸后的残垣断壁，就想到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的诗句，之所以选择土木专业，主要是考虑抗战结束后国家重建亟需大批这方面的专业人才。”

1988年，朱伯龙（右一）陪同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

林同炎（左二）参观振动台实验室

大学期间，朱伯龙先生是校园的“活跃分子”，他热爱音乐经常组织歌会，改编歌曲等，也展现出少有的学术潜力，曾于大学的第一个学期，就组织成立新生出版社，出版学术期刊，并积极参加各类报告会，还曾在校内开展社会实践，自贴费用干经济食堂，后因无持续经济来源而停办。

1947年的下半年，白色恐怖肆虐，朱伯龙先生由于积极参加“救饥救寒”运动被国民党政府以“危害国家”的名义逮捕，1个月后因证据不足被“不起诉”释放。1949年4月，又因为参加学生运动被反动派逮捕，后因上海解放幸免于难。先生在这一时期的经历，充分展现了他对国家和人民的深厚情感，以及为追求正义和自由而不懈斗争的崇高精神。他投身革命运动的行为不仅是对当时社会黑暗面的有力抗争，更是对爱国主义精神的生动诠释。

1949年11月，朱伯龙先生在光华大学加入中国民主主义青年团，并担任校文工团团长。1950年8月份入职光华大学助教，被选为学生会执委，负责文娱工作。当年10月，组织学生参加淮河治理，进行测量、开河、造桥等专业工作，投入到火热的社会主义建设之中。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教育科技事业百废待兴，为适应国家建设需要，借鉴苏联高等教育模式，开展了全国范围的高校布局调整。1951年9月，私立光华大学部分系科和私立大夏大学部分系科合并创建华东师范大学，光华大学的土木专业调整至同济大学，朱伯龙先生也调入同济大学，从此开启了在同济近60年的科学研究和教书育人生涯。

1986年，朱伯龙（前排左二）在东南大学

参加混凝土结构国际会议

《礼记》有云：“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这是朱伯龙先生勇立学术研究前沿和工程实践一线，无处不求实创新、追求卓越、臻于完美的真实写照。上世纪五十年代，朱伯龙先生师从苏联专家，研究的方向是壳体理论，先生率先用解析方法编制供实际应用的图表，很快在该领域取得重要成果。六十年代初，当预应力结构刚刚传入我国，先生就敏锐地洞察到其广泛的应用前景。他抓住先机，成为国内最早开展预应力混凝土研究和应用的学者，其理论研究成果在上海中兴剧场改造中得到实践验证，改造中巧妙应用了预应力悬索结构和技术，在不影响原结构的情况下，成功增设二楼看台；他还率先在上海软土地基上建造了多层钢筋混凝土预应力房屋。

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先生率先赴灾区调研灾情，面对山崩地裂后的残垣断壁和满目疮痍的灾后惨烈景象，先生悲从心起，如何防灾救灾从此成为先生终身思考的课题。回校后先生动情地告诉学生：“国家和社会需要什么，我们就要研究什么；工程科技人才做研究要新，要走在前沿，关键还要有用，能够解决工程实际问题，造福百姓苍生！”在时任校长李国豪院士（学部委员）的率领下，朱伯龙毅然放弃了已经取得重要成果的原有研究方向，把研究重点转到全新的工程抗震方向。先生率先在混凝土结构抗震性能与非线性分析方面展开了系列的、独具创意的研究工作，所提出的钢筋混凝土构件裂面效应概念和相应的恢复力模型在国际上被广泛引用，并被录入欧洲混凝土规范CEB的文献之中。

科学研究首先需要先进的实验设施，在朱伯龙先生带领下，同济大学于1978年建成自主研制的MZT-3小型振动台。在此基础上，又历时5年，建成了国内第一个由计算机控制的地震模拟振动台。该振动台经过多轮改造升级，始终处于国内乃至国际领先水平，稳定运行至今，是世界上利用率最高的振动台。这不仅为同济大学的抗震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包括东方明珠电视塔、上海中心、上海环球金融中心、上海大剧院、上海世博会中国国家馆等大量新型、超限结构的地震模拟振动台试验研究创造了优异的设备条件。正是由于先生勇攀高峰，敢为人先，今天这一实验设施已经发展成为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组成部分，成为国际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产出的系列理论与技术研究成果奠定了同济大学在土木工程研究领域的领先地位，为国家的重大工程建设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1984年，同济大学主办第二届地震工程会议

朱伯龙（左一）、吕西林（右一）与国外学者交谈

在工程抗震领域取得的系列成果和学术成就，已经可以笑慰平生了，但朱伯龙先生没有停止向防灾救灾未知领域进军的步伐。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先生又马不停蹄地率先开拓了混凝土结构抗火、抗腐蚀的新研究方向。谁也不曾想到，中国工程结构抗腐蚀的实验研究，竟肇始于先生带领弟子在浴缸中用酸液浸泡构件；而混凝土结构抗火实验，则起始于在自制的砖砌实验炉上用柴禾烧烤混凝土结构。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先生带领他的学术梯队，开启了国内高校最早的抗火试验室和抗腐蚀试验室的建设，并着手从混凝土本构关系、到基本构件性能、再到结构整体能力的试验与分析，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共同开辟了中国土木工程防灾事业的先河。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无论早期的研究，还是后期的发展，朱伯龙先生从不脱离工程实践，并非常重视科研成果的转化和应用。

1989年，上海市政府依托多个政府职能部门，发挥同济大学多学科综合优势，在国内率先成立了防灾救灾专业研究机构——上海防灾救灾研究所。时任上海市分管城市建设管理的副市长担任首席顾问，同济大学副校长沈祖炎任所长，朱伯龙先生担任副所长。在沈、朱两位先生的直接推动下，迅速构建起了抗震防灾、气象灾害与抗风、火灾与消防工程、地下空间安全与地质灾害、城市水务与防洪工程等核心业务，以及灾害管理与安全政策、城市交通安全、环境灾害、海洋灾害、工程灾害风险与保险等综合业务。防灾救灾研究所成立至今已有35周年，一系列研究成果和实践应用，有力地提升了上海城市运行安全与防灾管理的水平。以城市供水管网防灾为例，先生开创的防灾救灾研究所研发了供水管网病害智能诊断技术，首创供水管网无线传感阵列检测技术及设备，发明了供水管网管道爆管风险预警与精细治理系列技术，突破了地下-5米范围埋地管网长期全面监测技术瓶颈等。系列成果在上海市供水管网大规模应用以来，实现全市公称直径500毫米（DN500）以上“三年零爆管”的国际领先记录。回望上海城市经历的每一次台风暴雨、雷鸣电闪和灾难隐患，基本都能及时预警，有效应对，地下管网运行正常，城市秩序井然，市民安享岁月静好，就由衷感念先生为守护上海这座特大型城市安全所做出的奠基性工作。

1991年6月中旬，朱伯龙先生积劳成疾，突患脑溢血，在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住院三个月。当年年底，他又以顽强的毅力，坐着轮椅走上了全国性学术会议的讲台。他风趣地与学术界同行开玩笑：“鬼门关上，阎王爷对我说，国家的工程抗灾事业还有新的领域需要开拓，你还是先回去吧”。花甲之年，先生退而不休，创新不止，他的学术眼光又投向了既有建筑的加固改造。此后近十年，先生孜孜以求，在国内率先开展工程结构检测、鉴定和改造加固方法的研究和工程实践，成为我国建筑物改造加固领域的鼻祖。这不仅形成了我国建筑工程领域的一个重要学科分支，也为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国内工程结构全寿命研究启动了先机。晚年，先生还极力探索建筑产业化的道路，与戴复东院士一起，开展了轻钢轻板建筑体系、装配整体式预应力结构体系、钢包混凝土结构体系以及预应力陶粒混凝土结构研究等。

朱伯龙先生一生科研硕果累累，科研获奖20余项，发表论文210多篇，研究成果形成了五本专著。他先后参加国家钢筋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建筑抗震设计规范、混凝土结构试验方法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试验方法规程、轻骨料钢筋混凝土结构设计规程等多项规范、规程的课题研究与编制、修订工作，并主编上海市《建筑抗震设计规程》等。他的研究领域涉及钢筋混凝土壳体结构，预应力钢筋混凝土结构，钢筋混凝土非线性，工程结构抗震性能，工业设备抗震性能、工程结构抗火性能，工程结构抗腐蚀性能、工程结构抗风性能，结构寿命预测评估，结构灾害检测与加固等诸多方面，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工程抗灾体系。先生为同济留下了丰厚的学术财富和精神遗产。

中国工程院院士、同济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吕西林教授1979年9月入学同济攻读硕士学位，在朱伯龙先生指导下学习和开展研究工作。1981年12月硕士毕业后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一直到1984年12月27日博士答辩毕业，成为朱门第一位博士，毕业后又一直在朱先生领导的研究所工作。“回忆起在朱老师带领下的研究工作，我感触最深的还是他的科研创新和睿智进取精神，以及他进行前瞻性研究和开拓新研究领域的勇气。”

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济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李杰教授在恩师逝世五周年时写文章称，创新之于先生，恐怕是血液之于生命。创新是先生的学术法宝，创新是先生的智慧结晶，创新是先生授业、传道、解惑于众弟子的不二法门。

“师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诸德者也。”朱伯龙先生将教书育人作为终生志业，把工程报国的坚定信念镌刻在学生的心灵中。先生告诫自己的学生：国家的建设发展迫切需要科学技术支撑，需要培养大批工程技术人才，也为学科发展了提供了大量机会，唯有开拓创新，迎难而上，才能不负国家，不负人民。先生在同济大学从教近60年，积极从事本科生、研究生的教育教学工作，无论在行政、科研等各方面工作特别繁忙时，仍坚持为本科生授课。即便是1991年重病后半身不遂，仍坐着轮椅或拄着拐杖坚持教书育人工作，1995年，还受邀专程赴重庆建筑大学和深圳大学为本科生做讲座。

在众多弟子的回忆中，朱伯龙先生的课堂是同济校园一景。他上课时而激情澎湃，时而旁征博引，时而娓娓道来，时而风趣诘问……听他的课，学生们的思维会随他的讲解而律动，如沐春风，下课铃声响起，还意犹未尽。先生主讲的砌体结构设计原理和工程结构抗震设计原理，妙趣横生，让人印象深刻。大病初愈后先生为学生上课，为了形象说明偏心受压的力学原理，他把拐杖一丢，强撑病体戏谑地说：“我现在就是一个典型的偏心受压构件”。先生总能把枯燥的理论讲得生动活泼，把复杂的问题讲得深入浅出，把最新的科研成果融会到课堂教学之中。“这源于先生扎实的知识功底，过硬的教学能力，勤勉的教学态度，科学的教学方法和对工程实践真正的融会贯通”，他的一位学生如是说。

朱伯龙先生甘为人梯，奖掖后学，鼓励学生大胆质疑，注重培养学生思辨能力，把创新的意识在润物细无声中传递给他的学生。他的弟子们回忆先生在指导研究生时，从来都是鼓励学生首先谈自己的观点看法，鼓励学生天马行空地大胆设想，然后与学生平等地交流讨论；李杰院士回忆求学时光时称，“每次学术讨论，朱先生都要问我‘有没有new idea（新想法）’‘是不是真正的new idea’。”李杰教授说，这些教导，在他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有一次与研究生讨论研究方向时，他风趣地问：“你是想画猫还是画鬼？”见学生一脸迷茫，他循循善诱地说：“猫是人人都见过的，代表已知的领域；鬼是没有人见过的，那是未知的领域，我看你还是画鬼吧。”这位学生从此追随先生，开创了结构抗火研究的全新领域。先生育人不拘一格，发现具有潜力的学术人才，常常突破常规，因材施教，根据不同学生的特点给予针对性的指导，因此他的学生有的潜心理论，有的深耕技术，有的长于管理，有的注重工程……先生对于青年教师成长却有统一的标准，他担任结构工程学院院长时，要求青年教师必须过科研关、教学关和工程关“三关”，先生认为只有教学、科研和工程实践都优秀的教师，才是合格的同济工科教师。他要求青年教师每两到三年要轮流为学生上新的课程，因为这一制度，系统地培养了一批全面发展的同济骨干教师。

朱伯龙先生对学生和青年教师的要求十分严格，对他们的科学训练近乎严苛，他常常讲工程科学必须严谨求实，来不得半分虚假。每有学生或青年教师在科研上有浮躁表现，他都会毫不留情地严肃批评，因此师生对他十分敬畏。在一批老同济人的心中，先生是大师级的存在。据说受他指导的师生，看见先生从远处走来，都要垂手驻足，目送他先行后再离开。但先生对学生更多的是关爱，他是同济最早就将服务社会的收入用于资助学生生活成长的教授之一，过年过节先生还会邀请学生到家中做客，帮助学生解决生活中遇到的困难。他毫无保留地将专业知识和自己的研究心得向学生倾囊相授，带领师生集智攻关，团结协作。先生的言传身教，不仅传授了专业知识，也让学生体悟到为人做事的道理，因此深受学生爱戴。“在先生身边耳濡目染，学到最多的是他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同心同德同舟楫、济人济事济天下的情怀！”他的一位博士研究生说。先生重病住院3个月期间，已分配至北京、青岛、重庆等地的弟子，感念师恩，纷纷来到上海，轮流陪伴他度过最危险的阶段。

2008年4月12日，与病魔进行了17年顽强斗争的朱伯龙先生与世长辞。一个月后，震惊中外的汶川大地震发生。国难思良将，赈灾念大师。先生西去，但先生的事业后继有人，他培养的首位博士生吕西林院士带领弟子，冒着余震不断的危险，第一时间赶赴震中北川县，穿行于残垣断壁之间，将对先生的无限哀思，转化为抗震救灾的不竭动力。吕西林院士有一次在座谈会上谈到先生对自己学业和为人的教诲，年近七旬的吕院士，一时情难自禁，泣不成声，不能自已。吕西林院士说，我们缅怀朱伯龙先生、缅怀这位工程结构抗灾研究的大师，就是要学习他锐意进取、开拓创新、坚忍不拔的精神，为同济大学土木工程学科的持续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在先生95周年学术研讨会上，他的一位学生饱含热泪动情地说：“朱先生于我，恩同父子，我常常在梦里见到朱先生，梦中惊醒，想到先生教我的点点滴滴，不禁泪如泉涌，留下无尽的思念……”那一刻，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一位大先生对晚辈后学影响之深远！

朱伯龙先生一生的重大贡献，还体现在他特别注重知识积累与传承，对教材建设情有独钟。他说：“国家大发展需要培养和造就大批工程技术人才，我有责任将点滴学习体会和实践心得记录下来，传递下去，让后辈学者少走弯路”。他勤于耕耘，著作等身，不遗余力地把最新研究成果融入出版的教材、专著之中，其中《工程结构抗震设计原理》《钢筋混凝土非线性分析》《结构抗震试验》《房屋结构灾害检测与加固》《建筑改造工程学》等是多年研究成果的积累和升华，也是经典的教材。尤其是《房屋结构灾害检测与加固》和《建筑改造工程学》两本专著，是他晚年拖着病躯完成的，而《钢筋混凝土非线性分析》一书，更是成为出版以后20年国内广为应用的研究生基础教材，影响十分深远。

朱伯龙先生故去16年了，但先生开创的事业却在国家建设和发展中发挥着长久的作用，朱先生培养的弟子和再传弟子中人才涌现，大有“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的壮观景象。朱伯龙先生一生培养了30名博士研究生和73名硕士研究生，授业的本科生和接受他培训的干部和工程技术人才难以计数。他的学生不乏国内外知名学者、优秀管理人才和工程技术骨干，其中有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各一人，省部级领导干部1人。在先生学风教风熏陶下，再传弟子中国家级人才已有10多位，形成了一个十分优秀的群体，可谓桃李满天下。

在同济大学建校117周年前夕，由吕西林院士和李杰院士牵头，为他们共同的恩师朱伯龙先生举办了诞辰95周年纪念暨学术思想研讨会。数十位白发苍苍的朱门弟子以及活跃在教学科研及工程建设一线的再传弟子，纷纷从全国各地赶来，在学术思想研讨会上，共同缅怀朱先生的栽培教导之恩，传承他的科学家精神和教育家情怀。有感于先生一门人才辈出，在同济大学土木系科创建110周年和先生诞辰95周年之际，学韵于陆放翁，深切缅怀朱伯龙先生：百年身后岂为空，留得春风桃李红。天下栋梁多出此，一门俊彥慰朱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