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为是对大理的向往，让我终结了自己年薪200万的大厂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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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大厂标签&轨道里的我

我2011年本科毕业，在职业生涯的前5年，分别在新能源和融资租赁行业工作，从事海外业务开发。在2016年进入互联网行业，加入了字节跳动，之后分别在阿里和快手供职，做出海业务运营。2016年的互联网行业，攻城略池的扩张动能蓄势待发，处在一个百花齐放，充满想象力的阶段。同时我也是字节第一批做国际化业务，派往海外的员工，因此也跟着一起见证了新一代中国互联网公司的大航海时代。这一路走来，基于时代的红利以及自己的付出，我看着自己的成长曲线一点点向上拐，收获了很多正反馈。

置换到这些正反馈的，是我身上非常典型的大厂人标签：坚信主观能动性和grit；敏感，自省，皮实耐造，对自己要求严苛。以及，非常一体两面地，因为上述所有这些品质，难以接纳自己、时常自我鞭笞。这些心理特质的组合，加之很长一段时间内，身体的高强度高负荷运转&吊诡的工作氛围，导致我在阿里后期腰椎间盘突出和肩颈劳损恶化，一度不能站&坐，只能蹲&躺。我当时的身体机能，以及我对在大厂工作的底层信仰，其实在我离开阿里、加入快手之前（2021年），就已经开始衰退了。彼时的我，拿着快手的offer，心里早已没有当年初入互联网行业时的憧憬和兴奋。人活着，还真就得靠信念和愿力撑着--千险万难都抵不住一个愣头青的信仰和“我乐意”。但是当时的我，面对这份年薪200万的工作，除了咬咬牙，挺一挺，我不敢有别的想法。这是我花了这么多年，好不容易达到的一个彼岸。除了继续走下去，其他选项都是任性和荒唐。

2021年腰肌老毛病犯了，吃饭都用蹲的；辞职后在大理做推拿，肩颈血荫面积惊呆了中医

 2. 什么时候开始动了结束大厂生涯的念头

我第一次动了不想再在大厂干下去的脱轨念头，恰恰就发生在我即将开始快手这份年薪200万的工作之前。那是一种...一万个小动物奔腾而过，想问自己“你咋不上天”，有贼心但又没贼胆的WTF和无奈。

而触发这个要命又诱人的念头的，是大理。

2021年中，在离职阿里和入职快手之间，我有12天的短暂gap。于是我非常随机地挑了大理，想要短暂度个假，随后回北京开工。当时的大理还不是一个像今天这样icon式的存在，选择大理也没有任何特别的缘由，纯粹就是冲着风景美好，加上有几个朋友住在大理，所以想过去歇个12天。就是因为这趟大理之行，我随后的人生轨迹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再也回不去了。

这趟大理之行给我的能量之大，之热烈，之生动，就如同让一个枯槁了数百年的封印被解除。在这趟旅行前，我在阿里过了3年没有周末、没有朋友、与外界完全切割的生活。关注自己实在是太过奢侈，我的感官就好像《满汉全席》里由于长期酗酒导致味觉失灵了的大厨廖杰的舌头，失去了对除工作以外任何事物的感知和向往，麻木而僵硬。而这趟大理之行对于我，就如同电影里用来治疗麻痹、扎大厨舌头的针，扎得我浑身有如电流穿过。

在大理遇到的每一个人都充满了热烈的生命力，都是那么临在地活着；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链接对我的滋养，对于在阿里摸黑走了三年单向隧道的我来说，就好像在我脑子里装了一个致幻装置，以千万级的倍率放大、修复了我的感官，我终于可以重新为哪怕是再微小、再稀松平常不过的幸福而动容：村口听收音机的阿孃，环绕我的农田，夜幕降临的苍山上闪烁的星星点点。我已无法分辨，大理触发我喷涌而出的，到底是对往昔记忆的回应，还是对让生命重来一次的设想：在大理的日子，才是活生生的人过的日子啊。

2021年6月，第一次去大理。感官被炸裂，种下“干完这一趟，再也不进大厂”的种子

就在这样的一次体验中，我结束了第一次大理之行，在万般舍不得和意犹未尽中，离开了大理，匆匆回到北京，开始了在快手的工作。

非常意外地，随后的2年职场生活，居然是我的7年互联网大厂职业生涯中，相较最为轻松的2年。首先，在入职快手没多久后，全国各大厂就浩浩荡荡、接二连三地取消了大小周；其次，我当时所在的部门没有阿里的周报文化，单这一项就能解放我起码额外1.5天/周的工作时长；加之当时共事合作的同事们也非常reasonable, 所以我被牵引的情绪耗能非常少。基于这样的客观大背景&终于容我喘口气儿的小环境，以下这两件事才得以发生，我才得以走上漫长的自愈之路：（非系统地）学习心理学&隔三岔五跑大理。在一位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朋友胖云的耐心引导下，我终于有时间去默默拨开内心丛生的杂草，认知自己、觉察因为常年把自己置于高压和PUA之下而落下的心病，我开始了解自己在畏惧什么、想要什么，从而给自己空间去say no、去讨厌、去被讨厌、去重新确立自己的边界和框架。同时，我把自己所有的假期都用来去大理-2年里去了8趟。作为一个根本就不常驻在大理而且在北京大厂有份全职工作的人，我在大理的朋友熟人多到有点离谱，导致好多大理的朋友戏称我才是“老大理”。

2021年10月第二趟去大理，很快就有了有归属感的圈子。有之前北京多年的老熟识，也有新朋友

而每次离开大理回北京，对我来说都是一场难捱的天人交战，都会让我产生一种“一部分的我要被抽走了”的失落感。自从去过大理之后，仿佛我有一个我分裂了出来，它叫“大理我”，那个“大理我”才是真的我。而每次去大理，就是【whatever我】和【大理我】，也就是【真的我】的合一。所以每一次离开，我都要在内心经历一次【真的我】被血淋淋地从我身上割下来，然后那个不完整的【whatever我】提着行李箱，落寞而归。

但我的出离决心并不是在一朝一夕间忽然下的，而是在漫长的耐受期中，被一点一点种下的。有一次骚动令我的印象特别深刻，是2021年国庆节的那趟大理之行，在即将从大理返京前的倒数第二天，一个素不相识的大哥在遛狗的时候，戳了一顿我的心窝子...一个大理居民遛个狗的功夫，都能让我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 

老天为了诱惑我尝尝自由的滋味，可真是见缝插针地设置各种信号抓手啊。听完他这席话，我五味杂陈，翻江倒海。当时的我，也只能翻倒翻倒，翻倒完，我还是接着回北京打工去了。

1.  3. 大理并没有治愈我，它的破坏力给我的生活撕了个口子

2021年底-2022年初那段日子，我每天特别魔怔，成瘾性地在B站上刷关于大理的视频。当时大理还远没有现在这么火，关于大理的视频翻来覆去也就是那么几个。刷完这些视频我就去刷“大理好在”（一个大理版的Time Out) 的人物访谈。这些访谈都是一些在大理生活了个把年头的人，讲述自己与大理的结缘、在大理经营的事业和生活。这些内容经常看得我抓心挠肺。我一边心向往之，憧憬自己什么时候也能过上这样的生活；一边看完这些视频后，就接着在开会、写文档和汇报之间循环往复。

在所有人物访谈里，有一位名叫程昌、曾经常驻北京，给很多明星拍过杂志封面的摄影师，他在访谈中讲的话，对我的触动最深：

• 自由需要付出
  
  
• 世界上那么多人，做个自己喜欢的
  
  
• 在说不之前，你要自己做点努力
  
  
• 自由就是让我们变成我们还不是的人，走到一个还不曾走到的地方
  
  
• 并不是所有东西都安排好等着你来享受，所有东西都靠自己去改变
  
  
• 第一次来大理，是工作间隙来旅游。从人民路租了自行车往才村去看洱海，在才村路口，莫名其妙回了一下头，苍山上有一条白色的玉带云。一下子见到这种景象，就觉得，能住在这种地方，背靠苍山、面朝洱海，不就是人们努力的方向吗？当时就这么想的，就直接被种草了。回去把北京的事情处理完，接着就搬来大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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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图片来自公众号《大理好在》程昌访谈

当时看完这篇访谈，我躺在西二旗家里的沙发上，泪水止不住地往外涌。当时的我不知道自己在为什么而流泪，只是每次想到“自由”这个词，我就哭得更加用力，身体就抽泣得更加猛烈。那是一种对于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拿回自己自由的无望，是对不能掌控自己命运的无力感。不久之后，在给一个好朋友的邮件中，我写道：“I wish I’ve never been to Dali.” 后来我明白了那是怎么样的一种情感--就是我特别想要一个东西，但是我没有勇气去争取它，所以我就索性希望自己从来没见过它。人在下定决心要对自己的所欲所图负责之前，那种想要又不敢要的懦弱和畏缩，就会以一种令人绝望的无力呈现出来。

大理并没给我带来什么治愈，它带着巨大的破坏力，破坏了我原有生活的稳态，给我的生活撕开了一条口子，让我不得不开始审视自己，追问一个更加逼近自我真相的答案。

随后的2022年春天，YQ管控严格，我的行程被五次三番取消，去不成大理。在这期间，我在我的心理咨询师朋友胖云的引导下，读了一些心理学读物，进一步试图松动自己因为此前的职场PUA而形成的恐惧驱动的心理机制，也恰巧旁观了我曾经仰望的很多大佬从神坛上走下，大家不再高速增长，不再无往不胜，每个人都要学习跟低谷和周期相处。这两者叠加，让我开始明白，这个世界远比我们对长期主义毫无敬畏心的职场要宽广得多，生命也远比我们铆足了劲不知道要卷死谁的职业生涯要长。而沉迷PUA的人，自己也早就在权力机器的轰然作响中，入戏太深，迷失了自己。从那时起，我模模糊糊地开始有了个目标和奔头，就是每一天的努力，都是为了让自己的每天比昨天更自由。

2022年8月，政策开放，大理终于开始接受北京访客，我迫不及待请了年假又飞了过去。而这一趟大理之行，则是让我真正开始认知和亲近佛法的一趟旅程，也为我日后能融合心理学和儒释道这些东方生命哲学，阶段性地解答自己的部分人生困惑、并依循这些智慧去不时地觉察自己，埋下了伏笔。

这一切的缘起，是一个叫慈航船长的朋友。慈航早年在英国留学毕业后，留英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来开帆船环游世界几年，直到来到大理，安住了下来。当时慈航已经皈依佛门，2022年一整年都在跟随三位师父云游弘法。我到大理的那天，恰好是三位师父所带领的僧团在大理夏安居的最后一天，随后三位师父即将带着50多位全国各地来的师兄去鸡足山（大理旁边的一个佛都）学习两天。安居是一种佛教的修行制度，是指在冬夏两季，气候极端的日子，出家人停止四处云游，安住在一固定住所，精进修行三个月。僧团里有很多活络的90后、00后，师父当中有一位是前法官，另一位是前律师，所以整个团体非常的不“佛”，非常不符合大家对修习佛法人士的刻板印象。我到大理的那天，因为是夏安居最后一天，所以僧团里的小伙伴们准备了一个类似于farewell party的告别晚会，大家各自贡献一些才艺表演，欢送师父们离开大理，继续云游弘法。

慈航大哥得知我要去大理，于是邀请我去参加晚会，一起玩儿。另一个参与组织晚会的朋友阿齐知道我会拉小提琴，所以除了伙同慈航、一起邀请我参加晚会，还拱我干了件特别大理的事儿，就是沉浸式打酱油--上台表演节目😂这件事最大理的部分是：小提琴是借的，是我下了飞机后，阿齐骑电驴带我去一个当时人不在大理的音乐人朋友（珒珻）家，从阳台拿走她留下的钥匙，打开她家门，从一堆乐器里翻出来，拿走的。而我跟珒珻则是在2个月后的一场女子足球训练中彼此对上号，相认的。

2022年8月，在大理为果地觉小伙伴们夏安居结束举办的欢送会

回到正题（在大理就特别容易因为隔三岔五发生的凑巧事儿、碰上的有趣儿人，从游戏的主线又叉出好多条支线，然而因为支线太过于有滋味，人竟在主线和支线之间也没了分别心，自得其乐😂），在这几个小时的晚会中，看了大家各自充满趣味又真挚的表演，对于在无明无觉中浸染了太久的我，最让我破防的，是师父唱朴树的《平凡之路》，以及演唱后师父的一番讲话。

师父一边唱，舞台上的伴奏投影一边播放着师父带伙伴们云游弘法半年以来的照片。虽然我没有参与其中，但是画面一帧帧翻过，我也跟着动容起来。演唱结束，师父讲了一段话：“朴树在他30岁-他的人生高光时刻，写下了《生如夏花》；那之后的10年，他一直在对抗抑郁症-在40岁时，他写下了《平凡之路》。我们把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追逐高光，但平凡，才是生命的实相。但接受平凡不是摆烂。把握平凡、在平凡中尽心尽力过好一生，才是最难能可贵的。” 话音一落，我泪如泉涌。就像死角被照到了光，脑子里开始翻过一张张自己的人生胶片：在把自己的时间全都排他性地给了工作的这些年，我自己，与我并肩的、我曾仰望的很多人-我们在宏大的叙事下，经历过像大航海一样的时代浪潮，高歌猛进，踌躇满志。我们像永动机一样，拿下一个个的里程碑和永远赢，曾经是我们生命中最大的动力。但是到了2022年的大家，都被岁月上了一课，开始有了敬畏心，接受花无百日红这件事。我们是一群没有学过认命的人。而认命的含义，绝对不是自弃，而是认知自己与自己的天命，与周期相处，静水流深。

因为这一番触动，我放下贪玩，推迟了提前安排好的吃吃喝喝行程，第二天随师父一行50多位师兄，上了鸡足山，与大家同住帐篷，听师父讲法。师父善巧、落地、结合世俗时事的讲法方式，让我对佛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比如通过探讨俄乌战争讲二元对立和分别心。至此，我才明白，佛法不是去庙里拜拜，不是用功德钱置换自己的私欲。佛法恰恰是通过面对自己的贪嗔痴，从而无限接近终极自由。佛法并不是教人逃避，而是令人更加精进勇猛。在这之后，我看了几本入门佛法的经典书籍，比如宗萨钦哲和希阿荣博堪布的作品。大德和堪布的书简洁易懂，但是把佛法最基本的要义都讲得很清晰明白，非常推荐大家阅读

和小伙伴们上了鸡足山听师父讲法。一位师兄把一只毛毛虫放我手上，让我感受一下它也没那么可怕 

 4. 与自己相遇前夕的至暗

时间线进入2023年3月，我去了巴西，开启了为期3个月的外派。在巴西出差的这3个月，我的工作强度被拉到2年内顶格：每天从早上7:50醒来之后，8点开始开会到中午，洗漱后出门去见客户+去办公室，晚上回酒店接着开会到半夜1点左右。如此循环往复了差不多2个月。由于长期没空吃饭，3个月后我掉了10斤。

而这期间，最熬人的根本就不是工作强度，而是剧烈的厌恶和倦怠感。

经历了这么多年的大厂职场，我已经非常习惯于在有厌恶情绪升起的时候，说服自己我主观感受到的糟心不过是这个世界的B面，我不能只要我喜欢的那一面，剥离掉不喜欢的那一面。我不断提醒自己：每一个我唤起我强烈反感的、在我看来变了形的动作，不过是基于目标的操作手法。所以每当密集的厌恶感袭来时，我会用各种转念的思考方式来消解情绪反应，试图用“正能量”去“正面思考”，去合理化我所看到的操作手法，从而拉长我对这个环境歇斯底里的摩擦的耐受。

为了让自己心情不至于太糟，我持续用“正能量、接纳一切”给自己洗脑-是非喜恶是可以互相转化的。也许那些我在当下无法接受的，会在未来某一天摇身一变，成为我所能认可的理所应当？但好在我残存的直觉和免疫力抵住了自我洗脑猛烈的炮轰，我终究还是坚信：虽然世间万物本无是非，但是人人都有自己心里的一杆标尺。重要的是自己知道自己的标尺在哪里，否则人会在自以为变通灵活的得意中，有一天遭到良知缺失的反噬。而帮助我更加确信了自己的判断的，就是我问了问自己：你愿意活成那样的人吗？

答案是不。

我希望成为一个更勇敢，更有担当，更能够面对自己，和更完整的人。

而我在强忍着帮其合理化的，却是对于无效内卷近乎癫狂的依赖和痴迷、是底层懦弱所导致的自我糟践和“他人即地狱”。我感受到的，是被恐惧所驱动的大开大合，而不是work for bigger purpose。以及，在这样的消耗中，我也并没有在为这个世界创造什么有益的价值。

这段时间的工作，解锁了我对一个新维度的下限认知，它并不是任何具体的企业文化下限，而是人的生命品质的下限。我渐渐明白，把人区分开来的，不仅仅是职业/收入/阶层/兴趣爱好等等，而是一个人活着的元动力：我们想要怎样去度过自己的人生，把有限的时间花在什么样的事上，给这个世界留下点什么样的影响。

时代谢幕，纠缠在一起的量子，并不总是同频共振的。被滋养过、被振奋过，都是真的；而被消耗、倦怠到深深厌恶，也可能是来自下一个生命周期的信号：Take a leap.

这期间，我阅读了一些进化心理学读物、和胖云密切交流，并且在YouTube上听一位台中的慧光师父讲法。慧光师父讲法朴素务实，又充满洞见（他所主持的IBS菩萨寺非常特别，一条上有他的采访）。在这些阅读和学习中，我试图理解人性、认知自己，以消解不得不浸泡在这个磁场所带来的烦懑和无望。

在圣保罗公寓里，经常放慧光师父的视频当背景音；还去了Cotia的一个汉传佛教的寺庙；回国登机前在lounge里碰到个要去苏黎世弘法的白人藏传师父。巧不巧

三个月后，我踏上了回国的飞机。那趟回程，我腰椎老毛病又犯了，于是用自己的里程换了商务舱。在走上机舱2层的时候，脑子里忽然闪过一个念头：“如果我不再拿大厂的高薪，我不再因公差飞行，我就攒不到那么多里程，我就坐不到商务舱...What if, 有一天，我离开这个我赖以运转了12年的生存模式、不再拥有这些privilege?” 想到这里，我忽然有种自由落体一样的失重感。我一边在脑海中制止住自己，命令自己不要再这样想下去了，因为我没法想象离开这个被特权和惯性包裹的生活会是什么样；一边掏出手机，给这个商务舱拍了张照片。我当时尚未做出任何确切的决定，但是冥冥中，我知道我会在未来的某一天，翻出这张照片，回想生命中的那一天，我最后一次用在大厂出公差积下的里程坐商务舱。

回国登机，在心里开始预演这即将是最后一次跟大厂公差飞商务舱

回国之后，我继续着之前的阴间作息，像一具僵尸一样，毫无灵魂地在绵延不绝的会议之间辗转。同时，无限期外派的消息不绝于耳。每每想到今后不知道多久的人生，都要外包给这样的生活状态，要被这样的能量所笼罩，我就有一种被绝望浆糊给糊住的感觉。同时，在我回国后这段时间，身边好几个好朋友的亲密关系都接二连三出现了严重的危机。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成年人的问题”正在我的生活半径里蔓延开来。在此之前，我的生活几乎是真空状态，只有埋头工作这一件事。只要我把头埋得够深，地面上的问题就不存在；只要我把时间用工作填满，人间疾苦就跟我没关系。

这段时间，我和很多朋友们在工作以外的事情上，交流开始多了起来。我们开始集体意识到：我们长期把自己置于如此高强度、高压的环境下，已经没有心理余裕去发展自己、照顾亲密关系。通过不断内卷获得正向反馈的模式，我们获得了在应对外部评价时，更多、也更线性增长的底层自信，所以我们才敢这样有恃无恐地轻视自己的人生支撑网络，后置了除了工作以外所有其他事情的优先级，包括自己的感受、需求、真实渴望以及亲密关系。

我清晰地感受到一股暗涌，推动我们停下来思考一下，到底怎么活，才是最不枉一生的？

1.  5.  裂缝裂开，光开始照进来

6月中，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绵绵密密的思考后，我更加困惑了，这些困惑几乎要将我费劲建立起来的生活连根拔起，整个掀翻：我这么玩儿命工作，到头来是不是在消耗我的人生？可是难道我不应该辛勤工作？？这个逻辑闭环不了，我捋不通。我带着浓得化不开的的重重困惑，做了一次coaching咨询。

咨询开始不久后，我刚讲了几句，就绷不住哭了起来。我说：“我真的特别疲惫，特别绝望，我想有一个以年为单位的休息。我处在这个无解状态里很久了，我想把自己还给自己，我想过得自由一点...” 我一边哭，被淹没在巨大的难过和迷茫中，一边接着说：“过去这2年里，我就像中了邪着了魔一样地见缝插针去大理。我好向往大理，我想在大理过上一段没有返程日期、不用掐着日子回北京的生活。” 

咨询师问：“你为什么那么喜欢大理呢?” 我说：“因为大理让我想起我的early 20’s，它让我闻到了自由的味道。我在大理的日子，就是我想要的自由的模样。”  我哭得难过极了，整个人抽泣到浑身耸动。咨询师静静地陪伴着，我接着哭了一会儿。待我平复了一点之后，他开始切入对话，问了我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问题，给了我一记棒喝，推动了我改变人生轨迹的齿轮：“我理解你的心情，这种感觉让确实人非常难受。在你刚才的叙述中，‘自由’这个词出现了很多次，你说你很想要自由。那么，你为你想要的自由做过什么吗？”

这个问题落下，我懵了一下，我把自己从呜咽呜咽的沉浸式抽泣中拔了出来，然后完全怔住了。我慌乱地在脑子里试图搜寻各种“我为自由做过什么”的证据，结果是，我居然什么都找不出来…真的什么都找不出来。

我持续地被笼罩在这份错愕中，脑子里几度升起“难道我不需要工作赚钱吗？”这样的自我辩护，试图对冲我面对这个问题好像只能给出否定回答的不甘心。但是无论我怎么找补，我都无法回避一个事实，就是我确实没有为我想要的自由做过任何事情。

我沉默了很久很久，而电话的另一头，咨询师还在等待我的回答。但是我已经被这股无地自容的羞愧感和不可思议冻住了，羞愧到我不想张口，不想发出任何声响去回应这个灵魂拷问。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如此清晰强烈地感受到什么叫“面对真实的自己是件很难的事”。

拖了不知道多久，我终于开口，回答他：“Nothing.”  

咨询师说：“是的，你的身体很诚实，虽然你嘴上说你想要自由，但是你还是选择接着在大厂赚钱。尽管你说了两年想要自由，但是显然你的自由没有赚钱重要。如果你全然地接受就是要当个咸鱼躺着，那也是很快乐的；或者你全然地接受你是就要做个赚钱机器，那也可以是很快乐的。但是一半的你想要出走，但是另一半的你又想要接着赚这份大厂的钱。所以一半的你在讨厌另一半的你，这两半的你并没有朝同一个方向走，互相之间产生了反方向的拉扯。这就是所谓的内耗。你现在最需要做的，就是重新思考你人生的优先级，如果你不能整合好你人生的优先级，去多少次大理都于事无补。”

听到我需要重新排列自己人生的优先级这件事时，我似懂非懂，或者说，我是有点将信将疑。“人生优先级重新排序”，意味着我之前建立的生活秩序可能会发生结构性的变化，以及有些既得利益和我所熟悉的舒适，都需要被放弃。所以我本能地怀疑和抗拒这个判断。

他又补充了一句更加生猛的，也是我会永远记得的一句话：“就算你去了大理生活，过不了多久你也会厌倦的。因为干躺着是赚不来钱的，你不会喜欢的。你肯定是既想要赚钱，又想拥有一个时间/地点/精神自由的生活状态-成年人从来都是既要又要的。那么可不可以有呢？可以啊，付出double。”

我居然在活了30多年之后，好像第一天会做这道数学题似的发现：如果我想要的是别人的两倍，那么我就需要付出别人的两倍。就这么简单。

咨询师接着问我：“你最近有在date的男生吗？” 我说：“算不上date，有一个在接触的男生，他性格人品和条件各方面都很好，也是个大厂中层，但是我就是怎么也打不起和他相处的精神。有一次，我问他对未来的理想生活的设想是什么样的。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正是我被工作耗得最绝望、对这辈子都只能在了无生趣中度过最恐惧、无力感最强的那段日子。所以当我问他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心里是有一个连我自己都没察觉出来的期望的-我希望听他说出一句天马行空甚至不着调的回答，比如：我想去一个很远的地方gap，然后开始一段新生活。

结果他说：“未来啊，我想抱好在公司的大腿，跟他一直干下去。” 

听到这个回答后，我感到深深的绝望和窒息。从那以后，我就再也不想跟他接触下去了。我觉得自己的心思非常令人费解，莫名其妙，这个男生不是挺好的么？我也搞不清楚我是哪个筋搭错了。

咨询师说：“你不是讨厌这个男生，你是讨厌你自己、讨厌你自己的生活。你想要自由，但是你不想对自己负责、没有勇气去追求自己想要的自由，所以你把实现自由的愿望，投射在了一个潜在的未来伴侣身上。”

“我讨厌我自己”

这是我听到过的最颠覆自我认知、最尤里卡时刻的洞察。咨询结束后，我做什么都心不在焉，脑子里一直盘旋着“我是不是真的讨厌我自己的生活”这个疑问。我在恍恍惚惚中思忖了1周，试图在我过往34年的生活中寻找有关的蛛丝马迹来交叉验证咨询师的结论。最后，我在难以置信中，我终于捋顺了整个逻辑，那就是：我想要脱轨，但是我又舍不得放下大厂的生活，所以我理想中的伴侣—他是自由的，他是无限的，当我跟这个人贴靠在一起，仿佛我就有了一份他的自由和无穷。而这个人只是一个外力的象征符号。只要外力因素不出现，我就会一直这么凑活着过下去，在我所厌恶的生活里苟延残喘下去，继续掩耳盗铃。只要外来的彗星不来撞地球，我这颗地球就这么日复一日地转下去，永不变轨。

明白这一切后，我哭了，那是我终于开始踏入自我意识觉醒的时刻：这一生，只有你自己能为自己的欲望和渴求负责，没有任何人能填补你的匮乏，没有人能实现你的目标。你想要的那个版本的生活，必须要自己去争取；你想要的无限，需要自己去创造。人这一辈子的路，没有一厘米的捷径可走，只有自己亲自一脚一脚地走完，才能达到你要的完满。

原来，我的人生优先级，是自己对自己负责。原来，这个世界上，只有我自己。

1.  6.  你永远都有选择

随后的端午假期，我和胖云（我的那位心理咨询师朋友）去了趟重庆，接二连三地做了好几个session的心理咨询，把我自己看不到的人生盲区整个梳理了一遍；还在旅途中看完了一本字节老同事推荐的书，叫《中年之路》，作者是荣格派心理学家詹姆斯.霍利斯。这本书是推动我最终下定决心要结束大厂生涯的关键推手之一。它就好像是宇宙收到了我强烈的愿力信号后，以看似轻巧随机的方式，被安排在这个关键时刻，出现在我生命中的一把能量巨大而炽热的钥匙。这把钥匙即将要打开的大门，以及这道门所通往的前路，它轻巧不了，容易不了。选择这条路，有点儿自讨苦吃的意味。但我明白，冥冥中，这是我唯一要走的路。

我强烈推荐所有不甘心在浑浑噩噩中凑活度过后半生的朋友，去读这本书。这本书揭示了我们一生的人格结构和发展轨迹：前半生是一个为了应对存在性焦虑、为了能被外部标准所兼容接纳而塑造的临时性人格；经过这个临时人格的丧失和崩溃后，我们才会拥有由自性驱动的完整人格的成型。生活会毫不留情地要求我们长大，我们终将要在没有他人的帮助下，直面自己的依赖、情结和恐惧，对自己的生命负责，真正成人。这本书也是读到我经常哭到抽抽，恍然大悟我曾经自以为的磨砺，竟然是让真正的自己渐行渐远的元凶。

重庆之行最后一天，在接到了一通给这个世界徒增毫无意义的空气振动的工作电话后，我站在房间的落地窗前，看着面前的嘉陵江，对自己说了一句：够了，这一切都该结束了。

回到北京后，我跟一个Facebook的朋友电话catch up, 告诉了他我要辞职。出于好意，他劝我慎重考虑-以现在的这个下行市场环境，走了之后就很难再以同样的价钱回大厂了。我意识到这对我来说是一件事以密成的事，我不能再跟任何人讲这个念头了，否则会有千万个理由来动摇我。同时，我开始就财务层面给自己做心理建设，在脑海里一遍遍预演接下来一段时间都不会有同等水平的收入的场景，并试图习惯这种由丧失所带来的冲击和失重感。但是有一天，有那么一个瞬间，忽然有个念头划过我的脑袋：“Wait, 为什么是匮乏思维，而不是丰盛思维？为什么大厂定义了我人生的天花板？为什么离开大厂我就不能创造更多？” 我真的是被这个叫做惯性和安全感的东西裹了小脚了。我用这些年大厂对我进行的最到位的训练-拆解大法，重新审视了一下“成事”这件事：成事不就是把一件事的各个因子的分值拉到最高，增加成功概率吗？—那我就去建设和优化每个维度的各个因子不就好了吗？一切都是有路径和解决方法的，而我又怎么可能比10多年前赤手空拳的自己反而更束手无策呢？所以我到底有什么好怕的？而且，年薪200万是总包，这其中有很大的比例是股票，以当前的股价趋势再加上扣税等等，其实并拿不到这么多现金。

三十几岁才是一个职业人士最好的年龄段：我们终于走过职业生涯青涩的前10年，获得了充分的认知、经验资源，习得了一身韧性。在充分评估了自己的能力模型和适配的市场机会之后，我对自己可以向市场持续输出价值这件事，其实是有着充足的底层自信的。

况且当下的各大厂，光景也不再可持续，不再有机。我意识到如果自己继续在大厂这么耗下去，我并没有任何成长，反而还透支了我尽早开始下个生命周期的精气神、占用我开始下一个人生探索的时间窗口。早点舍才能早点得，早点离开才能早开始。要早点让好的能量流动进来。当下的我，迫切地需要暂停、休息和满足自己，为下个阶段储能。

我的父母身体健康，从不干涉我的生活，他们比我自己更支持、更欣慰我去追求自己认可的自由和幸福。没有比现在更好的时机去改变自己的人生了。

终于，在我34岁生日当天，我离职了。

我从2016年进入互联网行业，到2023年辞职的时候，整整7年。这也许是在呼应宇宙对“逢七必变”的召唤。很庆幸我来过、看过、被很多优秀的人、美好勇敢的能量滋养过。感谢7年3个大厂带给我的成长。不贪着过往，自我负责，创造自己想要的生活，争取自己想要的自由，可能是这7年给我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课。我不留遗憾地毕业了。

再见了大厂，我会带着你给的一切，去好好创造下一段人生的。

这是文中那位把《中间之路》推荐给我的前字节老同事，Clara小耗儿跟我录的一期播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