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儒家思想的逻辑框架与当代价值

儒家思想作为中华文化的瑰宝，深刻塑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风貌和道德品格，而作为儒家“四书”之一的《中庸》，不仅承载着孔子及其门生传授的处世哲学与人生智慧，更是中华民族“中和”哲学思想之所系。近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将我国世界文化遗产提名项目“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北京中轴线”体现了独特的中国传统都城规划理论和“中和”哲学思想。“中和”贯穿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宇宙本体论、演化生成论、关系价值论之中，不仅为个人的修身养性提供指导，也为社会治理提供了重要的哲学方法论。在东西文明交流互鉴的学术框架下，甄别、凝练《中庸》哲学构筑的整体性思维、过程性思维和互系性思维，不仅有利于透彻理解北京中轴线所含蕴的“中和位育”精神价值，也是对赓续中华文脉、推动文化繁荣重大使命的学术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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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合一”的整体性思维

《中庸》开篇即言：“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这一论述深刻揭示了人性、天命、道与教化之间的内在联系，构建了“天人合一”的整体性思维框架。在《中庸》看来，人性源自天命，遵循天性而行即为正道，教化则是引导人依循本性、归于正道的过程。这种思想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宇宙本体论观念，即将天、人、道、教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从本体论视角看，中国和西方传统哲学中对于宇宙秩序的不同理解，造就了两者在认识论与价值论方面的差异。因此，要深入理解儒学的哲学思想，就需厘清中国传统哲学的“宇宙秩序”与西方相关理论的本体论差异。在古希腊罗马哲学体系中，本体论主要研究世界的本原或基质，对此“本原”的研究即本体论研究的先声。从古希腊至近现代，西方主流哲学普遍将“实体”（“实在”“真理”）作为本体论研究的基石。然而，中国古代哲学并未形成与西方相对应的本体论体系，而是发展出了本根论。这种根本的东西主要有四类：道论、太极阴阳论、气论与唯心论。中国哲学本根论区别于西方哲学本体论的最主要特色是，将世界产生的根本原因与这个世界本身合而为一，自成一体。

深入探究《中庸》的哲学智慧，我们会发现其中蕴含的哲学思想与现代思维方式有着诸多契合之处，其中最显著的当属整体性思维。《中庸》第二十六章言“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测”。这可以理解为，“天地运行的法则，可以用一个‘诚’字来囊括：诚本身专一不二，所以生育万物多得不可估量。”这表明，中国古人相信的宇宙世界是一个整体，构成这个世界的秩序是多元的，而且整体不受制于万物中的任何一个事物，万物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共同维持着宇宙的平衡与秩序。

这种整体性思维，对于当代社会而言，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天人合一”不仅是对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追求，更是对个体与社会、个人与宇宙之间内在联系的深刻洞察。它启示我们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时，应保持一种整体性的视角，追求内外和谐、天人合一的境界。“天人合一”提供了一种包容性的文化观念，有助于我们应对环境挑战，促进可持续发展，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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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生日新”的过程性思维

《中庸》的“时中”观念，体现了其“生生日新”的过程性思维。孔子提出“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并强调“中庸”不是僵化的教条，而是随时代变化而不断调整的动态平衡状态。这种“时中”思想，体现了儒家的过程性思维，即在处理问题时既要遵循基本原则，又要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变通，以求达到最佳效果。当论及事物发展的本质和规律时，中国古代哲学中的本根论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视角，促使我们注重事物发展的过程，思考万物之间的关联，即用过程性思维看待世界与思考问题。

过程性思维作为中国古代哲学的一种重要思维方式，体现的是万物之间的相关性、互相生成性以及时时转化性，强调的是万物之间的动态关系。不同于西方实体性思维中单线单向的线性关系，在过程性思维中，人与人、人与万物的关系是相互关联的，此即是彼、相辅相成。在过程性思维中，人们追求的始终是“道”，“道”存在于人与万物之间，是人与万物之间的联系，需要用心维护。

中国的过程性思维衍生出了中国人万物不分、万物相系的行为方式和语言规则，在《中庸》中则集中体现为过程性语言的大量使用。不同于以静态性为主的实体性语言，过程性语言的特色是其动态性及主动性，这种类型的语言更能体现中国哲学的过程性思维特征。例如，“是故君子诚之为贵”，指的是君子把真实无妄看得特别宝贵，以真实与真诚作为修身的必要条件，呈现了君子自主选择修身标准的动态性和主动性。又如，“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中的“道”是日常行事的道理，由心而发的品德，无物不有，无时不然，因此，人一刻也不能离开“道”。此句凸显了“道”的主动性、流动性，呈现了《中庸》所倡导的积极求“道”、努力做到“中庸”、主动做到“慎独”的入世精神。

“生生日新”的过程性思维，鼓励人们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创新，以适应日益变化的社会环境。当今世界，科技日新月异，社会变革加速推进，我们更需要具备这种过程性思维，勇于面对挑战，敢于革故鼎新，以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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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合共生”的互系性思维

《中庸》中提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这不仅揭示了情感管理的智慧，还强调了和谐在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中的重要性。《中庸》所倡导的“中和”理念，是其“和合共生”互系性思维的集中体现。在《中庸》看来，“中和”是天下达道，是万物生长的基础。通过“致中和”，可以实现天地万物的和谐共生。《中庸》所倡导的“中和”思想，超越了简单的折中或平衡，是一种深刻洞察宇宙万物运行规律后的和谐共生理念。在宇宙本体论层面，“中和”体现了天与人、自然与社会的和谐统一；在演化生成论层面，它揭示了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动态平衡与自我调节；在关系价值论层面，“中和”则是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根本原则。

若将儒家伦理核心概念“道”与西方传统核心概念“理”进行溯源对比，不难发现，“道”指的是“道路”“人之所行”，需要人去实践与体验；而“理”是“观看”，即“对事物的看法”，属于思考与分析层面。在中国哲学中，从《庄子》“盗亦有道”，《中庸》“日用即道”“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以看出，“道”强调的是生活寓意，侧重社会事物之间价值关系的运动与变化规律。中国传统认识论从“道”出发，最终走向了以日常生活为宗旨的“价值哲学”。有鉴于此，就价值论层面而言，西方哲学以理性思考和逻辑分析为核心，强调个人主义和自由意志；中国哲学侧重互系性思维，关注人与环境、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依存，强调人是关系性的存在。

“互系性思维”这一术语由葛兰言（Marcel Granet）于1934年在《中国人的思想》（La pensée chinoise）中首次提出，用以归纳中国人自古以来的基本思维方式，其在中国哲学典籍中的直接体现是语词的联想性和典籍之间的互文性。《中庸》的“互系性语言”主要有二：一种在句子之中，指以互文、反复（重复）、关联等形式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语词；另一种则隐含在文字之外，指需要读者了解中国哲学、文化知识并细细品鉴才能悟出的含义。

中国哲学典籍深深扎根于中华文化的肥沃土壤之中，它们共同孕育于相似的哲学背景和社会环境，故其文本在说理、言物、指人等方面，拥有共同的源头和灵感。《中庸》与《论语》《孟子》《荀子》等哲学典籍在内容和思想上展现出了显著的互文性。如，《中庸》的标题“中庸”二字，最早出现于《论语·雍也》：“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这一表述不仅揭示了中庸之道的重要性，也展示了《中庸》与《论语》之间的紧密联系。

再者，《中庸》之论“诚”，与《孟子》之论“诚”一脉相承，均深刻探讨了“诚”的内涵与实践。《孟子》有云：“居下位而不获于上，民不可得而治也；获于上有道，不信于友，弗获于上矣；信于友有道，事亲弗悦，弗信于友矣……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孟子认为，“诚”是获得上级信任、朋友信赖的基石，是治理民众的前提，而至诚则无不动人，不诚则无以动人，《中庸》亦充分体现了这一思想。另外，《中庸》与中国哲学典籍的互文性关联中，最为显著的莫过于与《诗经》的联系。《中庸》虽仅3000余言，但对《诗经》的引用却多达16处，这种紧密的互文性关联不仅彰显了《中庸》深厚的文化底蕴，也进一步证明了中华文化中哲学与文学之间的紧密联系和相互渗透。

在修辞手法上，《中庸》大量运用了反复，以第十章中孔子针对子路关于“强”的提问所作出的回答最为明显，“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在这一章节中，通过连续反复的修辞，孔子强调了中道之强的可贵之处，即在和谐中保持坚定，无论环境如何变化都能坚守自己的立场和原则。儒家重视德性的培养，这种追求中道的精神不仅适用于个人修养的提升，也是国与国之间实现和谐、共赢的关键所在。此外，《中庸》还运用了词语重复的手法，如“不息则久，久则征，征则悠远，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通过词语的重复与递进，形成了语句之间的紧密联系，使文本读起来朗朗上口，富有韵律感。这些修辞手法不仅体现了中国哲学语言言简意赅、相互关联的特点，还彰显了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和独特韵味。

“和合共生”的互系性思维为我们提供了处理不同文化、不同国家之间关系的宝贵思路。《中庸》作为儒家哲学的璀璨明珠，其深邃的思想体系跨越千年，不仅构筑了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坐标与道德基石，更在全球化的今天展现出跨越文化界限的智慧光芒。通过对《中庸》“天人合一”的整体性思维、“生生日新”的过程性思维和“和合共生”的互系性思维的深入探讨，我们不仅揭示了其作为儒家思想核心的独特魅力与价值所在，更为当代社会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与实践指南。

面对多元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中庸》所倡导的中庸之道、和谐理念以及互系性思维，无疑为我们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思考空间和更为坚实的行动基础。我们应当深入挖掘《中庸》思想的当代价值，将其智慧应用于现代社会的发展中，以实现个人与社会的和谐共生、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完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通过对《中庸》思想的传承与创新，我们可以为当代社会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为人类的未来创造更加美好的前景。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中庸》的智慧不仅是中华文化的瑰宝，也是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它将引领我们走向一个更加和谐、繁荣的未来。

◎本文原载于《光明日报》（作者辛红娟），图源网络，图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