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春新 | 魏讽谋反案:打乱了曹操称帝篡汉的步骤

时事   2024-11-03 12:42   浙江  

建安二十四年(219)九月,魏王曹操西拒刘备,屯兵长安,魏太子曹丕留镇邺城。这时,邺城发生了以相国西曹掾魏讽为首的谋反事件,旋即被曹丕镇压。“魏讽谋反案”暴露了建安末年曹操政权内部政治斗争的新动向,值得深入剖析。


《资治通鉴》卷六八“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九月”条记载了魏讽谋反事件的始末,移录如下:


初,沛国魏讽有惑众才,倾动邺都。魏相国钟繇辟以为西曹掾。荥阳任览与讽友善,同郡郑袤,泰之子也,每谓览曰:“讽奸雄,终必为乱。”九月,讽潜结徒党,与长乐卫尉陈祎谋袭邺。未及期,祎惧而告之。太子丕诛讽,连坐死者数千人。钟繇坐免官。


这段综合记述,有三点很值得讨论。首先,关于魏讽的籍贯,传世文献有不同记载。《三国志》卷一《武帝纪》裴注称:“《世语》曰‘(魏)讽字子京,沛人……’王昶《家诫》曰‘济阴魏讽’,而此云沛人,未详。”知早在刘宋时,裴松之已不详魏讽之籍贯郡望。又今本《晋书》卷四四《郑袤传》作“济阴魏讽”,《元和姓纂》卷八“八未·魏氏”条有宜阳魏,称“本居济阳,今已绝”,郁贤皓等《整理记》谓“‘济阳’,文渊阁本作‘济阴’”。据此,似魏讽为兖州济阴人较确。然而,上述资料,宋代司马光等编撰《通鉴》时自然已经参考。刘攽参与《通鉴》的编写,负责两汉部分。刘攽曾“作《东汉刊误》,为人所称”,他是“汉史”专家,所以司马光把两汉史交给他撰写。《通鉴》以魏讽为“沛国”人,除西晋襄阳令郭颁撰《魏晋世语》外,当另有所据。今不揣浅陋,略事推证。

史称,魏讽“以才智闻”,“名重当世”,“有惑众才,倾动邺都”。《三国志》卷一四《刘晔传》注引《傅子》更具体地记载:“太祖(曹操)时,魏讽有重名,自卿相以下皆倾心交之。”魏讽活跃于建安末年的魏都邺城。建安十年(205)之后,曹操正处在从创业到“以魏代汉”的政治转变之中。魏讽没有参与曹操创业的过程,也不见他有显赫的家世,然而,他却能够“倾动邺都”,赢得“自卿相以下”的达官名士的青睐。据说他凭借的只是自身的“才智”。但是,无论魏讽的“才智”如何出众,像他那样广泛结交达官名士,是要受到限制的。当时,曹操从巩固集权统治的政治目的出发,针对士人中普遍存在的朋党交结、讥议时政现象,采取了“破浮华交会之徒”的严厉打击政策。鲁国孔融是名满天下的大名士,他以汉室旧臣自居,广交宾客,讥贬时政,建安十三年被曹操处死。崔琰是“冀州人士之首”,他长期掌典选举,为曹操政权的建设做了不少贡献。崔琰在建安二十一年被曹操赐死,除因对曹操晋封魏王表示不满外,在服刑期间“通宾客,门若市人”,是其致死的直接原因。从以上不难看出曹操对士人间朋党交结的一贯态度。当然也有例外情况。曹丕“为五官中郎将,天下向慕,宾客如云”。以后曹丕为魏国太子,亦常宾客满座。曹丕是曹操的世子和继嗣,对于他广交名士,曹操非但不加限制,而且予以支持,这方面的事例很多,无须列举。曹操将曹丕交结名士与士人间朋党交结区别开来,是希望后嗣在士人中建立广泛的联系和影响,以便稳固统治根基,态度不同,政治目的却是一致的。对照上述情况,魏讽在曹操的政治中心邺城广交达官名士,倾动全城,若无曹操的默许或支持是不可想象的,这不是单纯的个人“才智”所能说明的问题。当时,刘廙、刘晔、傅巽、郑袤等许多人都察觉魏讽举动异常,刘廙并指出魏讽“专以鸠合为务,华而不实”,曹操当然不会毫无察觉,但他并未采取禁止措施。曹操宽待魏讽,当因魏讽为沛国人,属于曹操倚仗的“谯沛集团”。实际上,曹操扶植“谯沛人”中的青年名士是有案可查的,丁仪、丁廙兄弟就被吸收到曹操政权的权力中枢,丁仪任丞相西曹掾,丁廙任黄门侍郎,受到宠信。因此,我推测魏讽是受到曹操厚待的另一个谯沛籍青年名士。

钟繇辟召魏讽,也是耐人寻味的。钟繇是颍川荀、钟、陈三个大族的代表人物之一。颍川士人素以“好仕宦,高文法”著称,颍川长社钟氏更是其中著名的法律世家。在曹操政权中,荀彧、荀攸、钟繇都是“颍川集团”的领袖人物。与荀彧、荀攸在政治表现上谦退自守不同,钟繇是比较趋时附势的,《三国志》卷一三《钟繇传》及裴注载录了钟繇与魏太子曹丕交往的一些细节,可资证明。建安十七年(212),荀彧因反对曹操晋爵魏公,被曹操冷落后自杀。建安二十一年八月,曹操拜钟繇为魏国相国。这是一次不寻常的拜官,是曹操在摒弃荀彧之后,为图维系与颍川集团的政治联合而采取的拉拢措施,仅具象征意义。有鉴于此,钟繇辟召魏讽,很可能不只是因为魏讽“有惑众才,倾动邺都”,主要还是因为魏讽是“谯沛人”,辟召魏讽是自己亲附曹操的极好表白。


据《三国志》卷二八《毌丘俭附文钦传》注引《魏书》记载:


〔文〕钦字仲若,谯郡人。父稷,建安中为骑将,有勇力。钦少以名将子,材武见称。魏讽反,钦坐与讽辞语相连,及下狱,掠笞数百,当死,太祖以稷故,赦之。


文钦是谯郡人。谯郡是建安年间曹操将原属沛国的谯、酂、城父等地划出后另置的新郡,不过,人们仍然沿用旧的地域观念,将谯郡所辖地域看作沛国的一部分。文钦因为与魏讽“辞语相连”,下狱后几乎被处死,足见他与魏讽的关系并非泛泛。文钦的父亲文稷以军功起家,文钦本人也以“材武见称”,文化素养不会很高,魏讽是“名重当世”的大名士,两人的社会声望是有相当差距的。文钦与魏讽关系密切,原因就在于他们都是“谯沛人”,有乡里之谊。


分析表明,魏讽应是受到曹操厚待的谯沛籍青年名士,他被钟繇辟召,与文钦关系密切,都与其“谯沛人”身份有关。《通鉴》定魏讽为“沛国”人,是有道理的。


其次,这次谋反事件的参加者,《通鉴》除主谋魏讽外,只提到长乐卫尉陈祎。长乐,宫名。《续汉书·百官志四》“大长秋”条本注云:


帝祖母称长信宫,故有长信少府;长乐少府,位在长秋上……长乐又有卫尉,仆为太仆,皆二千石,在少府上。其崩则省,不常置。


司马彪补叙的是东汉时情况。建安之前,汉献帝太皇太后、皇太后等皆已去世。建安十九年(214)十一月,汉献帝伏后被曹操诛杀。次年正月,献帝立曹操女曹节为皇后。因此,建安二十四年(219),“长乐”当是汉献帝曹皇后所居之宫,曹皇后地位突出,故置卫尉掌宫内守卫,陈祎当为许都“长乐宫卫尉”。《后汉书》卷一○《献帝伏皇后纪》载:“自帝都许,守位而已,宿卫兵侍,莫非曹氏党旧姻戚。”据此,陈祎应与曹氏或谯沛集团有某种姻亲关系。据史籍记载,其他参与者还有居住在邺城的张绣之子张泉、刘廙之弟刘伟、王粲之二子、宋忠之子等人。其中,张泉承袭父爵。刘伟兄刘望之、刘廙皆为名士,望之曾仕刘表,廙仕曹操,刘伟也应具有一定的社会声望。刘廙在黄初二年(221)去世,时年42岁,则建安二十四年为40岁,其弟刘伟必定年不满40岁。王粲为汉三公之后,博学多才,其二子当为风流倜傥之辈。王粲在建安二十二年去世,时年41岁,即便王粲在20岁前结婚,其二子在建安二十四年也仅20岁左右。宋忠(衷)为汉末名儒,曾居留荆州,为刘表组织儒生撰写《五经章句后定》一书,是“荆州学派”的主要领袖人物,后归曹氏,继续传播古文经学,其子习染家学,亦当不乏儒士风范。总之,以上数人大都具有名士身份,是一批为人子弟的年轻人,所以王昶在《家诫》中说魏讽“挟持奸慝,驱动后生”。所谓魏讽“潜结徒党”,主要是指这些青年名士。谋反的另一部分力量大概是陈祎属下的长乐宫卫士。魏讽正是凭借邺中的一批青年名士,纠合许都部分后宫警卫,企图里应外合,袭取邺城。


再次,《通鉴》提到案发后,诛魏讽,“连坐死者数千人”。按,魏讽案是一次未遂政变,因此,受牵连致死的应只限于魏讽暗中结纳的反叛“徒党”及其主要亲属,在当时的邺城,魏讽是不可能结纳许多反叛“徒党”的。并且,除《通鉴》作“数千人”外,各书均记作“数十人”。显然,《通鉴》“数千”是“数十”传写之误。


曹操建立集权统治,实施“以魏代汉”的步骤,是与他削平群雄、开境拓土的过程相伴而推进的。建安二十一年(216)五月,曹操在平定汉中张鲁后晋封魏王,离称帝篡汉便只差一步了。就在这紧要关头,魏讽发起了针对曹操的谋反行动,使曹操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篡汉计划。建安二十四年十月,孙权上书称臣,称说“天命”。这本来是曹操称帝篡汉的一个极好机会,陈群、桓阶、夏侯惇、司马懿等重臣也极力劝曹操“正位”。但是,刚刚平息魏讽事件的曹操却不免心有余悸,他将孙权的上书向外宣示说:“是儿欲踞吾著炉火上邪!”曹操的顾虑是有根据的。在建安二十四年的谋反事件前后,刘备集团对曹操集团发动了大规模的攻势,魏军被迫在西线、南线两面作战。其中,关羽对樊城的围攻极具威胁,为避其兵锋,曹操甚至有将汉献帝朝廷迁往河北的打算。在外部不宁、内部不稳的情况下,假如曹操遽然称帝篡汉,就很有可能在政治、军事两方面陷入被动,这是曹操不愿意看到的局面。因此,曹操回答夏侯惇说:“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曹操平时自称是“性不信天命之事”的,到头来却搬出“天命”说教为篡汉寻找根据,可知他篡汉的图谋是处心积虑的,然而,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他只能满足于作“周文王”。据记载,夏侯惇在劝进不成后,曾建议曹操先灭蜀国,蜀亡则吴服,待两方平定后,再行篡代,曹操表示赞同。夏侯惇的建议是认识到存在外部敌对势力的条件下,一旦篡代而激化曹操政权内部的矛盾,造成内外受敌的局面,对曹操来说实在是太危险了。这个建议显然是根据建安二十四年的政治局势提出来的。由此,我们对“魏讽谋反案”的意义可获得进一步认识,毫无疑问,它在关键时刻打乱了曹操称帝篡汉的步骤。

本文节选自柳春新《汉末晋初之际政治研究(增订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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