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阐述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意义、总体要求和改革部署。在第四部分“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改革”中有许多涉及高等教育的重要表述,本文只谈谈其中较为宏观的两点,一是优化高等教育布局,二是优化区域教育资源配置,我认为这两点可以归结为一点来思考,即高等教育四要素(规模、结构、质量、效益)的协同发展问题。这个问题是贯穿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核心问题。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和区域教育资源配置的目的,是促使高等教育各要素有机协同,进而发挥最大的综合效益,更好支撑人的全面发展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高等教育发展中累积了丰富的成功经验,也有不少遗憾乃至失败教训。以史为鉴,鉴往知未,在历史逻辑中厘清高等教育四要素协同发展存在的问题,在理论逻辑中确定高等教育四要素协同发展的理据,在实践逻辑中找寻多重变量下高等教育规模、结构、质量、效益协同发展之最优解,这是进一步全面深化高等教育改革的必然选择。
首先,在高等教育规模持续扩张进程中,如何处理好与结构、质量和效益的关系?为了弥补历史欠账和因应经济高速发展需求,近四十年来,扩张规模成为高等教育发展主要任务。中央政府从“十五”规划到“十三五”规划,分别确立了15%、25%、36%、50%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目标,达到或超过中央确定的发展目标也就成为地方政府的施政目标。1998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数量为108万人,毛入学率为9.8%;1999年开始进入高等教育规模高速扩张期,当年普通高等院校招生数量达到153万,增长42%,毛入学率为10.5%;此后持续扩招,至 2023年,普通高等院校招生总人数达到1042.22万人,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4763.19万人,毛入学率60.2%。显然,规模扩张要求结构、质量、效益以及供给和配置方式的相应调整,而事实上调整是滞后的、难以兼顾的,发展中的矛盾也就由此产生。高等教育规模迅速扩张为更多人提供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但也随之带来了一系列挑战,包括区域间发展失衡、生均教育资源下降、教育质量滑坡、专业对口率降低、毕业生就业难等问题。值得反思的另一问题是,1999年扩张高等教育规模的提议来自经济学者,目的是解决经济发展的燃眉之急,把教育作为经济发展的手段是否合适?政府、学界和民间对此一直存在争议。问题的关键在于将规模、结构、质量和效益的协同作为有机整体来思考,并致力于系统改进的认识与对策仍不成熟。《决定》强调“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的深意正在于此。
其次,如何优化结构,处理好高等教育层次结构、类型层次和科类层次的关系?《决定》提出优化高等教育布局结构,正是针对包括结构功能不合理在内的要素错配问题而提出的政策。教育结构面临的主要问题,一是层次结构问题,涉及专科、本科、硕士和博士四个层次比例的合理性,科学学位与专业学位结构的优化问题,层次结构如何适应行业企业对人才的多样化需求、支撑教育强国建设,尚有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二是类型结构问题,集中表现在普通高等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的失衡,高等职业教育长期被认定为层次(专科)而非类型,2023年职教本科“千呼万唤始出来”,高职教育得以正名,但应用型本科与职教本科人才规格定位的边界仍有待厘清;三是科类结构问题,表现为工科专业与文科专业的规模与市场需求不够匹配,学科专业设置的人才需求预测和预警机制不够健全,学科专业与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的匹配度不够高,新兴学科交叉机制、特色优势学科专业集群和人才自主培养体系尚不到位;四是权力结构问题,包括举办权、办学权、管理权的结构有待进一步调整与优化,权力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教育发展的“能力”与“动力”。1990年代的举办体制结构调整,将许多行业(专业)院校并入综合大学,许多省域出现“一家独大”的巨型大学,影响了高等教育生态平衡;一批具有优良传统和办学特色的院校(如中央某某学院、中国某某学院),被一纸行政命令并入综合大学,消失在并不漫长的高等教育历史之中,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多样性。
再次,如何深化教育改革、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切实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办学效益?《决定》提出“优化区域教育资源配置”、“加强拔尖人才培养”和“完善高校科技创新机制,提高成果转化效能”,指向了人才培养和办学效益。多年来,人才培养的主要问题是高等学校人才培养规格定位不够准确,人才规格、课程体系、学科专业结构难以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对人才多样化、个性化的需求,拔尖创新人才、应用型专门人才与高技能人才供给与行业产业需求结构适配度存在差距,比如,我国在国际顶级科学奖项、知识产权收入、PCT专利申请量等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模式和体系不完善;高技能人才培养质量难以满足“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的需求。高等教育办学效益面临一些问题与困境,例如,教育资源配置效率有待提高;学科专业同质化积重难返,造成资源浪费和就业难;科技成果转化率较低,高校发明专利产业化率只有3.9%。克服这些难题,需要进一步推进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体制机制创新。
最后,解决高等教育规模、结构、质量、效益存在的问题与困境,不是靠各自为战或各个击破,而是需要系统思维、综合治理,促进各要素之间有机统一与协同发展。高等教育四个要素之间是相互作用、相互掣肘、相辅相成的关系,促进各要素协同发展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是理论逻辑、历史逻辑、政策逻辑和实践逻辑的统一。一是遵从理论逻辑,保持理论的清醒,以利科学决策。要遵循潘懋元先生提出的高等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坚持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系统论思想,运用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统筹发展的方法论,致力于科学理性、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要深入研究和丰富改革开放以来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上获得的思想资源发挥理论的解释功能和指导功能。二是遵守政策逻辑,梳理历史,总结经验,保持高等教育内涵发展、要素协同发展在教育政策上的一致性与延续性。从《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1985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1993年)到《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2019年)、《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2020年)等政策文本,均涉及优化结构、提升质量、增进效益的目标和措施,从中我们可以理解把握高等教育四要素协同发展的内在逻辑。三是尊重实践逻辑,永葆创新精神,鼓励先行先试,在波澜壮阔的改革实践中寻求高等教育规模、结构、质量、效益协同发展的最优解。超大规模国家的社会转型有它自己的独特历程,中国巨大规模的人口是影响高等教育的重要变量,中国改革没有现成剧本,敢为人先的实践逻辑汇聚和凝练成为“中国经验”。以人口和经济大省广东为例,截止2023年12月,广东GDP突破13万亿元,连续35年全国第一,广东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对高等教育提出更高要求,高等教育一直处于扩规模、调结构、提质量、增效益的过程之中,举凡“新大学”“教育强省”“教育现代化先行示范区(市)”“提高‘毛入学率’工程”“高水平大学建设工程”“‘冲一流、补短板、强特色’工程”,都彰显了广东在高等教育规模、结构、质量、效益的有机统一与协同发展方面进行了勇敢实践和积极探索,累积了有益经验。
总之,中国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在超大规模国家构建了世界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用最短的时间实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接下来需要我们认真思考、深入研究、持续创新,寻求高等教育规模、结构、质量、效益协同发展的最优解,为2035年实现中国教育现代化提供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