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大厂反贪风暴

科技   2024-11-27 19:50   广东  
                                                              
作者 | 胡家铭 
编辑 | 董子博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短短两天内经历大起大落的丁凤,心里是这么想的
原因无他,仅仅在一天前,刚刚跟随二把手领导回总部述职的丁凤,还被集团大Boss重点表扬——而且他所在的游戏厂商,是被业内认为“最会做游戏”的那一批公司之一。
而转天,他完全想不到,在会议室等着他的,是全副武装的帽子叔叔,和判若两人的事业部大Boss。
由于贪腐问题,丁凤当天便被带走接受调查,自己也被从大厂开除,永不录用。
丁凤的故事,只是游戏大厂反贪风暴之下,颇为“薛定谔”的一个注脚。
如今,全面反贪战端已开,网眼的大小、网开一面的可能性,甚至无法从规章化和制度化的条例中,找到确切一些的依据——大部分的尺度,都掌握在金字塔顶端的决策者手中。
这也是游戏行业的后增长时代,游离于财报、业绩之外,一条致命的暗线所在。

01

架构改革掀起的“冰山一角”

TIPS
A厂:某RPG头部大厂
导火索:架构改革
事发地:杭州
身在A厂的元述从未想过,自己顶头上司何晋离职的消息,居然是从行业竞对的朋友那里听说的。
何晋离职的时间大致在上一年的国庆之前,等到元述听到这个消息,已经过去了四个月之久。OA上的相关信息,则直接从休假变成了“查无此人”。
何晋的地位在A厂并不低。
与他同级别的六位总监,在A厂被称为“A厂七剑”——他们都是在公司草创时期,陪老板一起打天下的人。何晋本人,则在美术方面多有建树,集团大多数项目的外包美术资源调配,多数都要经过他的点头。
如果用事后诸葛亮的“上帝视角”来看,何晋“捞钱”的手段并不新奇,其一是指定外包供应商,以他的地位,一句“我觉得xx家做的还不错”,负责执行的下级往往心领神会。
接下来,何晋再用表面上毫不相干的白手套,充作收取供应商回扣的下游,如果放在A厂视角,何晋只是找了一家美术做外包,其他“什么都没干”。
由于何晋的下家,是业内另一家知名游戏厂商,因此消息的保密程度之高,也只在A厂高管,和有限的几位业内同仁知道。
这并非没有蛛丝马迹可循——早在国庆的前两个月,原先何晋的单人办公室,已经被用作了项目会议室。而在此前不久,元述也在楼下偶遇了抽烟的何晋。不过此时与三两同事聊天的他,已经全无身居高位者的气场,愁云密布的脸上,反倒有些失意者的消沉。
当然,作为十年以上的A厂元老,何晋离去的导火索,相比之下却显得有些“微不足道”——
去年春节后,A厂开启了一年一度的集团内审。不过这次的内审,情况有所不同——其一,这次的内审之前,集团的市场部,迎来了较大规模的体系改革,在此之前,一定数额以下的费用开支,是不必走集团OA流程审批的。
其二,此次内审,上至几百万的外包业务合同,下至数万元的宣传费用,物料支出,所有的原始会计凭证都被送往内审驻点的会议室,这在每月市场成本数以亿计的A厂,是前所未有的。
全面审计带来的必然产物,则是过往“呆账”全面倒查。何晋手下的其中一位主美,苑邵,就因为其中一笔几千元的物料支出,无法说明利益和价值,被扣掉了当季度的绩效奖金,和本年度的股票分红。
金钱上的损失其实只是小事。苑邵作为何晋的直接“嫡系”,在会上当着几十位同仁被当头痛批,做领导的何晋“脸上无光”是其次——更重要的,则是在系统性的倒查中,他也由此进入了审计部门的视线。
这里颇值得玩味的一点在于,A厂的全面内审,时间是在春节后的两个月,何晋的正式“落马”,则要等到国庆之前,中间已经经历了一个年报披露的节点——A厂那一年披露的年报,是近几年表现最好的一次。
这里的另一个大背景则是,从分部业务而言,虽然何晋的资历深,职级高,但他所在的三大事业部之一,是A厂业绩“较为不突出”的一部分。
如何理解?目前一个普通玩家能叫出名字的A厂游戏,大部分出自另外两个事业部。按营收规模计算,这两个事业部的体量,是何晋所在事业部的五倍以上。
无独有偶,两个规模更大的事业部。内审材料整理时间没有超过两周,而何晋所在的事业部,整理时间却将近一个月。原因无他,像苑邵这样说不清楚的账目,实在是太多太多。

02

请君入瓮与“近海捕捞”

TIPS
B厂:某游戏出海大厂
C厂:某动作游戏厂商
D厂:某射击游戏厂商
导火索:例行倒查+近海捕捞
事发地:上海
据雷峰网了解,何晋落马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被控制的地点。并不在他的事业部“老巢”武江,而是回到了A厂的大本营,杭州。
而这些游戏大厂,在有关部门那里的另一重身份,则是解决就业和贡献税收的“重点保护对象”。换言之,无论是对外的司法资源,还是对内自查的警方支持,都会得到不同程度的资源倾斜。
譬如B厂此前的海外发行负责人胥树,此前就因为涉嫌职务侵占,在B厂借让他回上海总部述职的当口,被上海警方控制。
胥树的案例颇具代表性。他“搞钱”的手法比较常规,仍然是收取发行代理商的部分回扣,涉案金额大致在数千万的级别;归案方式,则是指派其回到司法支持较为充足的上海,实行“近海捕捞”;而在后续的家属沟通和退赔过程中,由于签署了谅解书,回吐数额并未“如数奉还”,而是在几百万元之间。
而这,也只是B厂和胥树双方商定的结果——无论是内审最终能追查到的金额,还是法院最终认定的涉案金额,B厂最终能追回的金额,三个数字无论差异多少,相比此前收受的回扣,仍然只占极小的一部分。
胥的案例,某种意义上也是大多数大厂处理贪腐问题的通常思路:以目前自身的体量,个案的金额追回与否,实际也不会影响整体大局;在管理层的层面而言,司法层面的结案,已算“有个交代”——后续的退赔环节,无论数额多少,则是具体执行的内控和法务执行,那只是他们的职责所在(同样也是KPI)。
游戏圈内人卫焱,对此的判断则是:公司对于这些贪腐的处理,并不是个个都要“吃橘子喝茶”,而是在于情节的轻重和“亡羊补牢”的力度——如果贪腐数额大部分吐出来,那么好说,钱留下,人辞退,各自安好即可。
如果真的走到判刑那一步,只有两种可能:其一是数额实在太大,相对于封顶的判罚金额,坐了几年出来,还能留下足够挥霍的小金库,贪腐成本过低;其二则是,贪腐所得被挪用,无法追回,最后只能使用判刑的方式“以正视听”。
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的另一家动作游戏公司,C厂版本的反腐故事,则多了一些两极分化的“戏剧性”成分。
以雷峰网长期跟踪的情况来看,C厂的高压线,远比一般公司来得严——这里的高压线并不局限于对内部贪腐的“零容忍”,还在于对内部信息的高度保密。
首先是数额上的——据卫焱所言,相对于A厂、B厂,C厂能“定量”的贪腐案件,案值都非常小——多数都在10万元以下,金额甚至能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
之所以出现这种数额的贪腐,其一是在贪腐类型,并非此前大厂通用的“外包合同+收取回扣”的手段,而是采购办公用品(尤其是显卡),以及本来定量生产,按规则发放的稀有周边,再倒卖到二手市场,赚取差价。
用卫焱的话说,这种级别的“捞钱”手法,属于从华尔街一路倒车,回到了世纪初的义乌和华强北。
其二,则在捞钱数量的难以“定损”,贪腐的地方,甚至无法用寻常的会计金融手段度量。C厂近期上线的动作手游《狼牙》,在项目二测阶段,曾因为黑客攻击,大量的开发数据被盗走,并以此为蓝本,产生了对应的私服。
By the way, 在世纪初,相当多被查处的“魔兽私服”和“传奇私服”,同样大行其道。
卫焱也在第一时间,拿到了《狼牙》的私服包,当他拿给C厂的朋友“炫耀”时,他们在震惊之余,也对黑客的速度感到疑惑:“上午刚开发好的内容,怎么下午就到你手里了?”
后来的排查发现,原来是负责接入的架构,从一开始就“写错了”,而这个导致内容外泄的直接BUG,甚至到如今都未能彻底修复。
C厂后来倒查,发现入侵的IP来自某个业界知名的“黑客大国”,至于有没有内部人员的策应,个中动机为何,到现在为止,都很难判断。如何追溯和定位,当然也无从说起。
不过,在C厂抓捕成功的几次贪腐案件中,都有一个共性,即当事人,都被暂时调离了岗位所在地,以“述职”或者“汇报”的形式,到了执法支持相对充分的总部所在地。
而在以企业文化著称的D厂,无论是雷峰网所知,还是被外界报道的多数贪腐案例,多数以“和平分手”告终。
以D厂某发行总监路巽的贪腐案件为例,手法从事后来看,也没有逃出发行捞钱的“老三样”——无论是项目找外部平台宣发,抑或是为该负责人分管的其他项目做宣发,都有一部分公司需要通过该负责人指定的广告公司走账,中间自然就有了“雁过拔毛”的可能性。
此时传到B厂创始人老戴耳中时,自然是震怒的。但由于路巽同样是B厂草创时期的老人,念在增长时期的功劳和稳定时期的苦劳,最终的结果,是老戴选择跟他“好聚好散”——
违法所得的钱,应退尽退;拿到的期权和股票,还给公司,再拿一笔分手费走人,对外宣称是“离职创业”。D厂对此类事件处理的“体面”,甚至到了在明面上无法证实贪腐情节的程度。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形,按D厂员工韩宇的说法,作为业内历史够长(10年以上),且体量“排得上号”的公司,其反腐是体系化、周期化的——不仅有专门的矩阵账号通报廉政信息,每个季度,还会有固定的廉政通报,范围横跨所有业务线,数量也稳定在每次几十个的规模。
不过从最近半年的两次通报来看,其细节丰富程度相较以往,有较大程度的增加。

03

从“灰度管理”到“过度反腐”

TIPS
E厂:某互联网大厂
F厂:某互联网大厂
导火索:商业竞争
事发地:北京
想要拿到路巽“和平分手”的顶级剧本,同样也有一个前提,是这些贪腐的情节和严重程度,只是扩张阶段派生的最基本“求财”需求——如果影响到了公司的整体部署和后续决策,即使是很小的金额,也会被前所未有的“扩大化”处理
在亲历者钟惠眼中,E厂与F厂十年前胎死腹中的游戏业务收购案,其直接根源即与此有关。
从公司性质来说,并购双方都不是“纯血”游戏公司,都是有游戏业务的互联网大厂。E厂原先的产品,从技术力和玩法层面考虑,其实是业内准一流的水平。但发行团队相比程序、美术而言,却低了三到四个Level,此前换了几个发行团队,都未能有效改善。
这个“扶不起来”的局面,到了新任发行总监老枪上任之后改变了。老枪带来的“亲军”,不仅架构十分稳定,团队数年间人员未出现大的流动,且相互之间“知根知底”,即便不为钱,也要做成一些牛逼的项目。团队的战斗力由此而来。
钟惠告诉雷峰网,老枪上任后的一年时间里,E厂旗下所有项目的流水,都出现了30%-60%的增长,而这还是大盘整体停滞时期的战绩。
当然,老枪的成功,免不了相熟代理商的帮助。而在合作渐入佳境之后,这些代理商,自然希望老枪后期多加提携,为他们带来更多的推广业务。而在老枪依约而行之后,也拿到了一笔类似“茶水费”的费用。
钟惠回忆,这笔费用最后老枪也没独吞,而是按一人几万的数额,当成年终奖,分给了手下的发行团队。理由也十分“说得过去”,大致是“这些年大家跟着我辛苦了”的程度,故而大多数人都被蒙在鼓里。
如果按此前几个案例,老枪能不能算是“贪”,讨论空间都相当大。时隔数年被重新“翻旧账”,还是在老枪跳槽F厂时的事情。
彼时,F厂的游戏业务方兴未艾,原本因为E厂相对更强的发行能力,想通过并购获取,而谈判进程,随着老枪的跳槽戛然而止。
这个事件放在F厂的视角,其实也不难理解。因为一开始想跟E厂谈,其实也是看中了E厂的发行能力,而在老枪带团队加入F厂之后,E厂的业务也没有了收购的必要。
东窗事发的节点,正值E厂业务的低潮期。游戏业务的分管CAO,也因为老枪的出走,陷入左右为难的处境。
据钟惠推测,彼时E厂的游戏CAO,由于业绩下滑,可能也存在这样一种“分锅”需求,故而在某个下午,将举报材料一同送进了E厂总部所在的派出所。
一起跟老枪被举报的,还有E厂的一位VP,臧钊。不过这位从情形上看,甚至还有“躺枪”的嫌疑——此前,臧钊凭借较高的职级,调动E厂亿元级别的资金,选择在某华中重镇创业,类型则是虚幻4引擎的大逃杀类型。根据钟惠的说法,“完成度还挺高”。
臧钊的能力相比老枪,可能还逊色一些——在项目开发后期,该项目的项目管理出现了很严重的问题,无论是项目品质的下滑,策划等团队骨干员工出走,抑或是公司的最终破产,在CEO的眼中,都有了“借机平账”的嫌疑——
甚至因此倒欠供应商、代理商的几百万,中间的部分责任,也被部分算在了老枪的头上。
一如前文所言,老枪自身“拿到的钱”极为有限,面对帽子叔叔,他坦然表示,自己当年具体拿了多少“已不可考”,但大头都被当年终奖发给了手下的兄弟们,自己可能就留在手上几万元。最终,老枪也没有因此遭受过大的牢狱之灾,不出两个月即被释放。
此事的蝴蝶效应,同样超出了大多数人的想象。一方面,F厂在研项目的性质,是基于自身储备IP“缝合”的开放世界,老枪原本为此找好了对应的宣发资源。但由于此事一出,老枪也无法继续呆在F厂,原本的合作也宣告停止,项目类型也因此换成了老派的MMORPG。

04

游戏行业的“地产时刻”:

向反腐要利润/反贪的无限战争

正如日剧《半泽直树》中渡真利忍所言,“在银行,人事就是一切。”
在吃瓜群众们的眼中,一些“网开一面”,显得有点出乎意料之外——譬如开头的丁凤及他的领导舟渝被查,固然“大快人心”;但所在事业部的一把手,却“稳坐钓鱼台”。两件事的同时发生,局外人的CPU固然有种“被干烧”的不真实感。
但一如前文所言,贪腐治理是一条游离于公司的商业成功的主线之外,只有老板自己把握的“暗线”,是一种隐形的“驭人之术”。
归根结底,游戏行业与互联网相伴而兴,是一条造富效应相比地产行业,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赛道。
前二十年,增长,高效地增长,最大限度地增长,是事实意义上的主旋律。贪腐,这个增长历程中在所难免的副产品,往往被“刻意忽视”——
至于为何如此,一方面,反贪带来的直接连锁效应,在于随之而来的架构、人员变动,牵一发而动全身。
贸然变阵,换掉一些“雁过拔毛”的能人,对当前的增长态势,有害无利。
站在顶端决策者的角度,刻意放过一些“小贪”情节,反而能拿捏这些股肱之臣的七寸,驾驭起来更加得心应手。
在公司的粗放增长阶段,也是如此——更不用说在宽松的法律和内部规定之下,彼时的某些情节,甚至不足以构成贪腐要件。
同样的事情,放到如今的存量时代则不然。
一方面,历经版号寒冬与行业到顶,向外的“现象级”扩张已无大的可能,对外稳中有升,向内要效率和利润,是一件必然发生的事情。
至于形式,可以是润物细无声的降本增效,当然也可以是势如闪电的反贪风暴——以往不上称三两重,如今上称千斤打不住。
故而在一些大厂,反贪行动已经事实意义上制度化、常态化、高压化,战端一开,没有撤退可言。
从前文也能发现,看似无关紧要的“年终奖”,金额并不大,其后牵扯的商业攻防,却实实在在影响了大厂间的力量对比和后续商业决策。
“超长时限”的追溯,商业作用和实际影响极小,警示作用极大;而对一些“大鱼”的“近海捕捞”,追回与罚没的金额,不仅可以即时为公司“补财库”,前述作用也仍然存在,这同样是一笔划算的买卖。
但在三两和千斤之间,如何掌握火候,如何保证抓不断“大动脉”,保持部队战斗力,或许才是在反贪的无限战争中,真正考验顶端决策者“驭人功力”的命题。
(以上案例、人名,均基于真实事件改编,如有雷同,实属不幸。如需获取真实版本,可添加作者微信FernandeZ-D拉呱,好友位和美酒管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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