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这个名字，大家或许不会陌生，他是来自苏联的德国共产党人，曾作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以及长征初期的最高决策人和领导者，使红军遭到惨重损失。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他最终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并曾为毛泽东挺身而出过。
李德
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他本来是奥地利人，但因为1900年出生于德国慕尼黑，所以一直宣称自己是德国人。他早年参加过德国工人起义和创建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斗争，并以德国共产党员的身份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后来李德来到了苏联，并参加了苏联红军，他从士兵到班长、排长、连长，很快升任苏军骑兵师参谋长，后来又进入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他曾发表多篇军事论文，具有较高的军事理论水平。
1932年8月，李德毕业后被莫斯科情报总部派往上海，并在这里结识了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博古，李德的阅历和军事见解令博古很是佩服。
博古
1933年1月，中共中央机关决定从上海迁往江西瑞金，博古对军事一窍不通，于是他向共产国际申请，让李德到苏区担任自己的帮手，最终共产国际给出了正式答复：“同意李德作为没有指示权力的顾问，受支配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933年9月，李德正式来到了瑞金，担任中共中央军事顾问。由于他的原名奥托·布劳恩太长，不好叫，而且不利于保密，于是博古提议他改了一个中文名字“李德”，这可理解为姓李的德国人，意思通俗，也好读好记。
不久以后，李德在中革军委的一次军事会议上，正式发表了“就职演说”式的讲话，他强调游击战争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现在是打正规战争的时候了，要组织正规的红军，按照苏联红军的战斗条令实行阵地作战，以革命的堡垒对付反革命的堡垒，决不放弃苏区的一寸土地。
当时毛泽东也参加了会议，他认为李德的思想是错误的，于是马上提出：“国民党军是100万兵力，我们只有10万人马，怎么能够堡垒对堡垒，阵地对阵地？”
毛泽东
但李德却对毛泽东的观点大加指责，说他这是“最典型的右倾恐敌论”、“最可怕的自取死亡论”。毛泽东这才意识到，自己根本不可能和这个“洋顾问”说到一块去。
最后主持会议的博古旗帜鲜明地支持了李德的观点，并批评了毛泽东，此时周恩来、朱德等人都在前线指挥作战，没有人帮毛泽东说话，他感到非常生气，但又没有办法。
李德在指挥作战时，完全不结合实际，总是用标尺在地图上比比划划，然后就向部队随意下达有关行进路线、抵达时间和攻击地点的命令，但他哪里知道，自己所标的这些图纸方位，与实际标准大有出入，有的相差了好几倍！
在李德的指挥下，红军节节失败，在1934年4月的广昌战役中，红军主力在他的指挥下，与敌军飞机大炮抗衡，苦战18天，最后被迫撤出广昌城，造成了4000余人阵亡，20000余人受伤。
战后彭德怀生气地大骂李德：“你们这些教条主义者，只不过是地图上和纸上谈兵的战术专家！你的计划造成了大量的牺牲，难道你的良心不感到责备吗？”
彭德怀
到了1934年10月初，中央苏区的腹地只剩下瑞金、长汀等5个县了，苏区和红军都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
面对国民党军队的合围，博古和李德也不唱之前的那些高调了，他们决定抢先离开苏区向湘西突走，但对这一逃跑的决定，他们连会都没开一个，就匆匆付诸行动了。
红军很快正式决定长征，博古和李德开出了一份长长的留守名单，本来李德是想把毛泽东留在苏区的，但博古说：“关于党的政治路线，已经不存在任何分歧了。以前在军事上的不同意见，现在也消除了。毛泽东同我讲过，他不想人为地把中央红军推向危险境地。”李德这才勉强同意把毛泽东带上。
但毛泽东对把瞿秋白留在苏区非常不满，因为瞿秋白患有严重的肺病，体质孱弱，留下来就意味着送死，为此他又专门去找博古和李德说情。
瞿秋白
但李德却坚持说：“这是党的决议，不能随便改变！”
毛泽东的心在滴血，但他却没有任何办法，只好转过头，快步离开了……
尽管李德的指挥给红军造成了重大损失，但长征之前，在博古的提议下，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最高“三人团”，全权指挥红军长征，而军事指挥权由李德独揽。
蒋介石已经预判到红军的行进路线，他在湘江布下了四道封锁线，等待红军的到来。对此毛泽东提出了不要去湘西、向黔北进军的正确建议，但这再次被李德拒绝了。
在李德的指挥下，红军在行进中连印钞机、夜壶、石板等东西都带上了，行动非常迟缓。红军在突破敌人的四道封锁线后，已经从出发前的8.6万人锐减到了3万人。
红军血战湘江
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毛泽东再次提议，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争取打几个胜仗，同时让部队得到休整，他的意见终于得到了采纳，李德的意见第一次被否决了。
1935年1月，中央红军夺取黔北重镇遵义，并决定在1月15日下午5点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第五次反“围剿”战争进行总结。
在会上，作为中央“总负责”的博古，首先进行了总结发言，他分析的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原因是这样的：
一方面是帝国主义列强通过给予大量借款、提供现代化军事技术和配备军事顾问等手段，加强了对蒋介石的援助，使得蒋介石能够巩固他的中央集权，并建立强有力的军事优势；
另一方面是红军在白区人民和敌军中政治工作不足、游击战开展得不够、以及在贯彻中央基本正确的军事战略上犯有战术和策略错误。
遵义会议
但博古这么推卸责任的说法并不能令大家满意，周恩来就站起来直截了当地说：“第五次反‘围剿’之所以失败，根本原因在于我军战略战术指挥方针及军事指挥上的失误，这是由于包括我自己在内的‘三人团’造成的。”
此时张闻天也站起来发言：“毛泽东同志、王稼祥同志和我一致认为，博古同志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
然后张闻天接着说：
“李德作为军事顾问，其错误是很明显的。博古同志呢？在这方面同样有着严重的错误。他代表中央领导军委工作，但是对于李德在作战指挥上所犯的路线上的错误以及军委内部的不正常现象，不但没有及时地去纠正，反而积极拥护和执行，助长了这种错误的发展。
我们认为，博古同志在这方面应该负主要的责任。但是他在自己的报告中对此并无自我批评，说明他还没有认识甚至不肯承认自己的错误！”
张闻天
此时朱德也起身说：“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
会议最终纠正了“左”倾错误军事路线，剥夺了李德和博古的最高军事指挥权，重新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和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从而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
但李德对会议的决定非常不服气，他说自己只是一个没有指挥权的军事顾问，不过对红军的作战行动提了一些建议，当然不能对中国工农红军的失败负责，他觉得自己没必要再跟着中央纵队行动，于是主动跟着红一军团走了。
此后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尽管处于国民党40万大军的包围之中，却能够不断地迂回穿插，而且打了不少的胜仗，这让李德也不得不感到佩服，他也开始反思自己之前的指挥方式了。
毛泽东
最后李德坦率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他说：“必须由中国人的心理和传统，由中国军事经验的特点来决定在一定的情况下采取什么主要战术。中国同志比我们更了解在他们本国打革命战争的正确战术。”
此后李德被派到长征途中恢复的红军大学，去讲授军事课程，他已经没有了往日的高傲，而是积极运用自己所学的军事理论，为官兵们讲了很多生动的战例课，并深受大家的欢迎。
后来陈士榘曾回忆说：“李德在被削掉了兵权、并受到严厉批评和羞辱后，还能保持如此平和的心态，却也难能可贵。当时相当多的红军学员对李德都产生了新的看法，觉得他是一个可敬的德国布尔什维克。”
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以后，分为左、右两路军北上，李德和毛泽东被分在了右路军。但张国焘企图分裂党中央，他不仅带左路军南下，还给陈昌浩发密电，企图危害党中央。
毛泽东和张国焘
毛泽东得知这一消息后，决定带领军委纵队连夜北上。部队出发后不久，红四方面军原副参谋长李特骑马追了上来，叫停了队伍。李特是追随张国焘的，他指责毛泽东带领部队逃跑，并要求他马上带队返回。
李特曾在苏联留学过，他本来和李德私交不错，两人见面都是直接用俄语交谈。但此时李德却容忍不了李特对毛泽东的无端指责，他一个箭步冲上前，一把将李特从马上拉了下来，然后对李特说：“不经毛泽东同意，任何人不得擅自把部队拉走！”
李特于是用俄语和李德吵了起来，他还掏出手枪比划着，想以此威胁毛泽东，但李德死死地抱住了李特，使他无法活动。
李特
此时毛泽东高声说：“不要吵了！我们都是红军，都是共产党，都是一家人，一家人不打一家人嘛！现在不愿意北上的也可以，以后我们还会在一起的嘛。捆绑不成夫妻，谁愿意走，就放他走吧！”
最终李特带了一些愿意南下的人走了，李德则跟随毛泽东一起北上，最终达到了陕北，他也成为了唯一一位与红军一起走完长征路的西方人。
红军到达陕北以后，李德继续在红军学校从事教学方面的工作，不久以后，他的妻子萧月华为他生了一个男孩，并取名为“宁宁”，毛泽东还专门派贺子珍前来祝贺，李德感动地说：“中国共产党人对人忠诚厚道，虽然我曾对他们中的许多人无理地训斥、谩骂过，但他们不计前嫌，还是这么关心我、爱护我，要是蒋介石，早把我摒弃或者遣送出国了。”
萧月华
红军东征以后，李德留在了瓦窑堡，在陕北的国民党部队趁着边区兵力空虚，曾多次对根据地进行袭扰，李德和当时留守的红军军事学校师生一起，进行了保卫边区的战斗，他表现得非常英勇，后来还得到了毛泽东的表扬。
但此后李德和妻子萧月华发生矛盾，萧月华坚决地和他离了婚，儿子宁宁也归萧月华抚养，这让李德感到心灰意冷，于是他找到了刚从苏联回到延安的王明，提出了想回苏联的要求。
但王明告诉李德，苏联正在搞“肃反”，他如果回去了，很可能被流放或枪毙。李德听到这番话以后，吓得再也不敢提回苏联了。
1939年8月27日，共产国际发来了一纸紧急电令，要求李德回苏联，于是李德在当天乘飞机回到了莫斯科，此后他再也没有来过中国。
李德（左）
李德回到苏联后，受到了审查，但免于处分，不久以后，他被分配到苏联外国文学出版社从事编译工作，他不仅翻译了很多马、恩、列、斯的著作，还参加了苏联的卫国战争，受到了苏联和德国的好评。
1949年，李德终于回到了民主德国，他继续从事翻译工作。上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后，李德为了配合苏联的反华政策，曾发表了很多歪曲历史的文章。
但关于自己亲身经历的长征，李德始终给予了正面的评价，他说：“这是一个不可磨灭的功绩，是中国红军——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军队的全体战士伟大的勇敢、坚忍的毅力和革命的 热情的明证。”
红军长征
1974年8月15日，李德在德国病逝，享年74岁。
尽管李德曾犯过严重的错误，但他作为一名外国人，甘愿舍弃身家性命，不远万里到中国，支援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这种国际主义的献身精神是十分难得的。所以我们要一分为二地看待他，他作为一名国际友人，还是值得我们怀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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