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如何进入媒介研究

在当代学术研究的版图中，媒介与空间的交织构成了一个丰富而复杂的研究领域，空间日益成为理解和分析传播与媒介现象的关键维度。本文旨在从该领域的多元脉络和多维旨趣出发，深化探究媒介与空间研究的理论渊源和操作路径，并讨论其理论创新和学术实践前景。

空间转向将空间想象力带入传播学，挑战了将空间视为社会过程容器的观念；它还挑战了固化的“学科容器”，允许来自不同分科类别的学者们在媒介与空间的双重视角下灵活互动，更加关注人、地点、连接等要素的组合与能动性的分布，媒介与空间研究的新范式得以螺旋式向外扩展。

本文沿着以下思路展开论述：第一，媒介与空间这一研究领域如何兴起，吸收了哪些理论资源？第二，该领域的学术实践展现出哪些研究取径？第三，该领域的问题意识是什么？

本节聚焦于媒介与空间研究的理论源流。该领域受到空间理论的极大启发，不同来源的空间理论构成了该领域知识体系的根基，本文仅从中抽取若干示例作代表性分析。

从空间本体的角度，本文勾勒出五条具有深远影响的空间理论脉络，阐述空间理论在社会权力、社会交往、身份认同、文化叙事、感知经验等方向上做出的理论开拓，以及各个理论源头对于媒介与空间研究在探索方向上的影响。具有多样性的理论源流显现出该领域活跃且高度异质化的发展趋向。

“空间与权力”这一分支将空间视为权力的一种表现形式和运作场所，强调了空间在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中的中心地位。列斐伏尔、福柯、德·塞托、维利里奥等学者通过抽象空间、规训、地方、象征地点等概念，揭示了空间中隐含的权力关系，并通过“全景敞视主义”等新的空间隐喻进行解释。

这一理论脉络将空间维度纳入媒介权力议题的考量中。它强调运用空间批判理论来剖析媒介如何在空间中再现和强化社会不平等、阶级、性别、国族/种族等问题，探讨媒介如何与空间相互作用而形成、维持或改变这些权力关系。这些理论框架不仅被用来分析传统空间的生产和消费模式，也同样适用于揭示新型权力空间的运作方式，比如智能监控对于家庭空间的殖民等。

第二条脉络把空间看作社会互动和交往的活跃平台。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描绘了一个理想的社会交往空间，重视理性对话和公共参与。阿伦特强调“公共空间”的政治性、表演性，以及在激发社会活力和创造性中的作用。城市漫游者的理论序列进一步扩展了对城市空间交往属性的理解。瓦尔特·本雅明通过“闲逛者”的视角观察和体验城市；德·塞托强调城市空间是社会实践的舞台和居民日常实践的结果；居伊·德波亦提倡市民通过漂移的空间实践对城市空间重新定义。

这些理论提供了一个理解媒介如何构建和再现公共空间，以及这些空间如何影响社会交往的形式和质量的框架。媒介作为塑造社会交往的力量，可以促进或限制公共领域的形成，影响个体的可见性和参与度。这一脉络关注个体和群体在公共空间、私人空间或虚拟空间中的互动方式，以及媒介如何参与改变社会空间的空间性质、影响人们的社交行为。它还探讨了这些空间性如何反过来影响媒介的使用，或是揭示空间在促发社会互动和传播实践中的角色，以及这些空间实践如何影响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尤其是在全球化和数字化背景下如何重塑社会交往的地理和政治。

第三条脉络为理解空间提供了情感和经验的维度。空间也是人定义自我、寻求生存意义的文化居所，是身份认同的构建场域。

滕尼斯的共同体概念强调共同体成员之间因共享的地理、文化和历史背景而形成的紧密联系，空间是身份认同的重要孵化器。段义孚提出，“空间”（space)尚未被人加载意义，而“地方”(place)是个体和集体记忆、经验与情感的载体。

作为身份认同的空间是传播学中最早开辟的空间研究传统之一。罗伯特·帕克通过对移民报刊如何生成和维系社区的功能研究，考察媒介对社会整合的作用机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指出民族等共同体是人们通过中介化的交流想象出来的。

这一脉络可用于分析媒介如何通过事件、图像、象征等手段构建共同体的边界和内涵，影响个体和集体对地方的情感和认同，甚至引发“媒介朝圣”；探究在全球化背景下如何促进跨地域或跨文化共同体的形成；以及探索在虚拟空间和实体空间交织互生的空间中媒介如何构建新的（非）地方感。

空间也被赋予符号和叙事的内涵，成为文化的载体和叙事的场域。空间叙事理论着重探讨关注空间如何在文学、电影和其他叙事艺术中构建故事和世界观，物理环境作为叙事的一部分，影响情节发展和角色构建。

从这一角度出发，研究者可以分析理解媒介如何构建空间的文化价值和符号意义，以及这些意义如何在空间中传播和演变。比如分析媒介内容中如电影、视频游戏如何通过空间叙事策略来传达主题和情感；探讨广告、新闻等媒介形式如何通过话语和修辞构建特定空间形象，影响公众的认知和行为；探索媒介如何反映和塑造人们对城市、社区、文化空间的理解；以及探究如何构建跨越媒介物种的叙事和符号系统。

“作为感知经验的空间”这一脉络深刻剖析了空间如何与人类感知和身体经验紧密相连。人所感知到的空间和实际空间常常存在差别，不可将二者直接等同、混为一谈。

海德格尔、梅洛庞蒂都揭示，人的空间经验构成存在的一个基本维度；人经验空间的过程，也是建构空间的过程。麦克卢汉的“内爆”讲述了感知上的空间收缩改变了人们对距离的体验和对空间概念的理解。梅罗维茨观察到，电视等电子媒介彻底改变了现代人对社会场景的感知。艾德蒙·胡塞尔指出身体是知觉经验的方向原点，身体及其运动、主体和空间的交互是认知人空间经验的纽带。后人类主义也特别关注技术与身体的融合，重视讨论赛博格身体对于空间感知方式的转变，及其对个体身份和空间经验的深远影响。

这条脉络可以帮助研究者分析媒介技术如何改变或构建人们的空间感知，继而如何影响人的情感和行为、甚至改变社会文化结构。尤其在现代社会“时空伸延”情况下，不同社会情境或不同地域如何复杂卷入作为整体地表的全球性网络，可能带来媒介边界的何种漂移以及媒介情境的何种融合。

基于“空间”所扮演的理论角色，本节检视了“空间”进入传播与媒介研究的三种不同路径以及每条路径上形成的更多分叉，展示了媒介与空间双方碰撞融合形成的复杂组合。以下提到的所有路径并非彼此孤立，而可能在同一研究中同时出现、相互交叉，这些错综驳杂的路线极大拓展了传播与媒介研究的理论视野、研究议题、方法工具，昭示出该取向的丰富潜力。

从媒介对空间的表征、组织、改造，到空间的生成和理念建构，研究者可探索媒介如何在不同层面上对空间进行操作和转化，这一过程如何重新定义人们对空间的认知和使用。

表征。媒介通过语言、摄影、电影、虚拟现实等技术，提供对空间的再现、模拟和想象。研究者可以考察这些表征如何对空间进行符号映射，也可以考察其如何对空间意义进行编织或重新诠释。例如无人机如何在都市媒介景观的生产中发展出“鸟瞰式”美学。研究者可进一步考察表征的生产过程或传播机制，例如社交媒体上个体、新闻媒体、政府与商业机构如何在不同城乡观念下描绘出多样性的“小镇”意象。

组织。媒介的空间组织能力体现在其对空间界限和连接性的调节上。研究者可以考察媒介如何通过这种调节，对空间进行放大、缩小、折叠、聚合，这又如何影响个体和集体的空间行动能力。

改造。媒介在特定空间中的出现会从物理或文化上重新塑造或定义这些场景。研究者可以观察媒介在空间中是如何放置与使用的，又如何改变空间的布局、塑造这些空间的社会文化意义。

生成。

随着当代人与技术机器系统达成共生状态，媒介开始主动参与到空间的生成过程。媒介能够对物理环境施加直接影响、产生直接物质后果。媒介还可以直接驱动新型社会空间的产生，比如平台对用户的行为模式和偏好进行预测和引导，产生由数据流和信息交换构成的平台社会。

这种空间虽然不是由物理边界定义的，但依然是实在的。研究者可关注媒介如何形塑新的物理或社会空间，并考察这些过程如何重新定义个体身份、社交关系或信息获取方式，如何形成新的社会结构和互动模式。

建构理念。媒介在空间理念的形成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并据此进一步干预、指导、控制现实空间的建设。空间理念领域必须经由媒介来搭建、交流、实施、展示未来空间的布局，而且愈发依赖数字技术辅助完成甚至自动化生成。当我们将人居空间扩展到“智慧城市”乃至“数字家园”，研究者还可以就平台经营者、政府、技术专家等相关方的空间建设理念展开深入调查。

传播学还揭示了空间如何主动参与并影响媒介的形态和功能。从空间的地理属性对媒介产业的培育，到物理场景与社会情境对媒介使用的具体影响，研究者可以探索空间如何以多样的方式深刻影响媒介的形塑，认识空间在媒介发展中的积极角色。

空间的地理属性。媒介的发展变化与空间地域密切相关，研究者可考察媒介的内容、产业、使用如何受到空间的自然、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如城市空间布局、人口结构、资讯需求、政府诉求、民众沟通习惯的影响。

物理场景与社会情境。微观层面上，在不同的物理时空和社会文化时空的框架下，媒介自身的状态和使用方式均可能发生变化。空间的大小、形状、光线、声音等直接影响媒介的传播效果，空间的布局也会影响人的流动性和感知体验，影响媒介的使用、信息的传播路径和范围。

各类媒介在广泛地转变为地理媒介，以地理空间或具身位置为基础组织信息流动。这不仅改变了人们对空间的认知和使用，也使得空间本身变得更具有动态性和响应性。地理媒介在被人与物的空间位置和空间活动持续自动化地更新，获得新的媒介形态；而每个人都在依靠与具身设备（以及其他所有人和设备）的实时互动来指引自己的空间实践，随着这些地理媒介不断获取数据和计算、向人或物发出指令或建议，空间也在不断被改写。

这种媒介和空间的递归交互展示了空间作为研究对象在媒介实践中的活跃作用，值得研究者持续深入的探讨，揭示媒介与空间互构关系的复杂性和动态性，以及这种关系如何塑造现代社会的结构和个体的生活经验。

研究者注意到空间本身可以作为媒介而存在。空间不仅仅是静态的背景板、僵死的容器，而是积极参与社会构建和文化生产的动态元素。研究者可以观察空间在何种意义上成为媒介，具有何种媒介特性。

空间作为广义的媒介。

空间可以不仅仅是物理的场所，而且可以是传递意义、影响行为、构建关系和组织社会互动的动态实体，在这一宽泛的意涵上，空间可以被称为媒介。这种路径通过理解空间作为媒介的角色，更深入地探讨媒介与社会、文化和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

空间可被用来行使权力和控制。公共广场、公园、市场等都是社会互动的媒介，市场、商店、商业区等空间是经济交易和商品交换的媒介。这些空间经常被人们用作政治表达、交流和抗议的舞台，并进一步影响公众意见和政策制定。作为身份认同的空间，如家庭、社区、国家等“地方”，有助于构建个人和集体的凝聚力、归属感、促进成员交流和关系建立。

空间作为狭义的媒介。在更狭义的层面上，空间亦可承担信息的保存、传递与展示，以及空间本身就可以作为符号、象征和隐喻。研究者可以考察空间在信息处理及符号表征中的作用，分析其在文化表达、社会记忆、空间生产中的动态参与过程。

空间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视角，使研究者能够对媒介进行重新审视和打量，一方面打开媒介内部鲜为人触及的面向，一方面揭示媒介与社会空间的动态联系，不再视媒介为孤立存在的实体。这种视角的转变极大丰富了传播学对媒介的属性、结构、功能的认识，并促使传播学重新考虑媒介在社会文化空间中的角色和定位，走向一种更加物质性、关系性的媒介本体论。

空间视角的第一个启示便是要求我们正视，媒介并不止于虚拟的符号世界，而是存在于某一具体时空之中。无论是媒介表征，还是作为技术物的媒介，它们都是物理空间中的存在。

媒介的物理形态。研究可以考察媒介本身的物质性，媒介有何种物理形态，进而有何种相应的技术特性。

媒介的自然基础。环境传播的表征范式正在向非表征范式转变。媒介自身来自于自然空间，归于自然空间。借用“资源图像”概念来说，所有媒介都是“资源媒介”。研究者可以考察为人类传播服务而被利用、操纵和交换的广泛物质，探讨媒介生产、使用、流转对特定生态的依赖或影响，以及地缘生态学、资源流动的政治经济学。

媒介网络的空间分布。即考察德布雷所说的传播网络，或“媒介基础设施”。这种路径强调跨空间尺度的系统性思考。研究者可以探索在可见的界面之下，媒介如何在空间中展开它庞大的身躯，发现媒介的深层结构。这些系统不一定像传统的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那样拥有易于感知的实体体积，它们还可能包括没有实体的数码物，作为不可见的中台、后台，服务于前台的数据流动。

媒介的空间移动。这条路径关注媒介（作为物或表征）及其使用者在空间中发生了何种移动，呼应了新世纪以来社会科学的移动性转向。尤其值得研究者关注的是物理移动、虚拟的数字移动、想象性移动之间的复杂纠缠，以及人和媒介物的（不）移动性的关联与摩擦，人在这种空间移动中的体验，塑造（不）移动能力的制度系统。

进一步地，研究者可以关注存在于空间中的媒介是如何在不同层面上嵌入（或脱嵌）地理和社会空间的。媒介嵌入空间的研究，不仅关注媒介如何反映和构建特定的空间特性，还探讨媒介本身如何成为空间实践的一部分，这些实践如何影响媒介的生产和消费。

媒介生产的（非）地方性。研究者可以探讨媒介生产过程与特定地理或文化空间的关联程度，揭示媒介产品如何在其制作和分发过程中体现或忽视其生产地的社会文化特征，以及这些特征又如何影响媒介内容的形态和受众的感知。

媒介使用的地方性。这条路径涉及媒介使用模式的地方差异。研究者可以通过受众分析来识别不同地方中人们的媒介使用行为，考虑受众的文化背景语言、宗教、社会习俗等如何影响其媒介使用的类型、频率和目的，或者分析媒介技术如何在不同地方环境中被采纳和适应，如何反映地方性特征。

媒介内容的地方性。这条路径在表征范式下依然适用，主要关注媒介文本是否以及如何反映、塑造和传达特定地方的社会文化特征。比如研究者可对媒介文本进行分析，识别其中的地方语言、地标、习俗等地方性元素。研究者还可关注地方性媒介是否以及如何进行地方性内容的生产，及其在建构公共空间、塑造文化认同方面的作用。

空间视角也启发传播学者可以像看待空间那样去研究媒介自创生的体系，以空间作为隐喻来透视媒介世界的结构特征。“拟态环境”“赛博空间”“媒介生态”“信息茧房”等广为认知的理论概念也是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践行这条路径，在数字时代，媒介空间与实体空间越发难以清晰划界，而是彼此交织、深度互嵌。

媒介空间首先是主流传播学长久关注的“虚拟空间”。这种媒介空间本质上指的是信息的组合关系和构成方式。这里同样存在中心和边缘、控制和被控制的空间结构分化。研究者可讨论这些媒介空间的结构特征，比如社交空间的交往模式、社会关系网络的拓扑结构，观察媒介空间中的社会区隔，为“虚拟世界”绘制地图。

第二种情况是讨论媒介生成的感知环境。电影、电视、虚拟现实、元宇宙等媒介技术创造了独特的沉浸式感知和体验空间，这种媒介创造的感知空间常常与现实空间交织在一起。研究者可以分析媒介推动感知环境的演变，探索空间经验结构变化对个体的深远影响。

第三种情况是讨论媒介生成的情境。比如，人们通过移动视频的使用建构了三种新空间，不同空间会产生不同的收视行为,社会空间呈现出更为流动化的特征。研究者可探究媒介如何构建和重新定义情境，新情境如何影响人们的社会行为，如何挑战或扩展传统的空间观念。

空间不仅提供了新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视角，它也可以成为研究者接近答案的方法路径。在五条理论脉络呈现的空间研究的诸多经典方法论之外，空间维度还为交叉研究提供了一些工具性方法，值得在此一并呈现。

在空间中观察媒介的使用，强调深入到媒介使用的社会文化空间中，捕捉数字媒介技术、人以及其他非人之间的复杂关系和多元互动模式。

在当下学界越来越多使用线上民族志的情况下，有必要强调传统民族志的回归。两种民族志的并用有助于研究者将媒介技术置于使用者生活结构和文化脉络的整体情境中，系统性地理解媒介如何介入现实生活。在媒介与空间研究中，尤其注重考察三方面：地理、文化、技术位置，媒介使用者的在地实践，过程化呈现的整体情境。

跟随法将社会现实视为运动系统中的人、信息、媒介技术的流动系统，且已被证实可以由地点刺激出受访者丰富的数据陈述。这种方法要求研究者在现实空间中跟随参与者，观察他们如何在日常生活环境中使用媒介，针对他们的行为予以提问并询问他们对这些经历的解释，如此有助于研究者细致深入地了解和理解媒介在特定空间中的实际应用。

三重勾连理论重视将媒介所处的空间、媒介技术物、媒介文本进行整体性分析，同样被验证是考察媒介实践与空间场景复杂勾连的典范方法。

除了线上观察和线上民族志，近年来还兴起了另外两种漫游式媒介研究方法，研究者可以在数字环境中像空间漫游一样体验和理解媒介的使用和影响。

应用软件漫游法将技术研究与文化研究相结合，要求研究者重点系统地识别和描述应用程序的使用周期，包括注册、进入、日常使用、停用，了解软件的愿景、运营模式、目的、嵌入的文化等。该方法可用于对社交媒体平台、虚拟社区、在线游戏等数字空间进行参与和观察。

跟随法也可以用于在固定物理位置进行的调查，即研究者将数字环境作为虚拟地点，陪伴在受访者身旁，要求受访者一边访问和浏览其数字账户、一边谈论其媒介使用行为，研究者注意观察并进行随时的提问。

随着智能设备的广泛使用和定位技术的普及，人、非人、媒介、空间的互动复杂性日益增加，同时追踪空间数据的研究方法变得可能而且必要。这种路径采用能够追踪并记录空间活动数据的技术手段来捕捉和分析个体或群体在物理或虚拟空间中的移动轨迹和行为模式。

通过挖掘人、物、信息的运动路径，这种方法能够提供细致入微的时空行为数据，揭示个体的媒介使用行为与空间环境等要素之间的微妙联系，为理解媒介在空间中的运作机制提供坚实的实证基础。研究者也能够超越传统的定性描述，进入由数据驱动的、更为精确的分析领域；追踪数据的量化特性也使其便于进行大规模的统计分析和模式识别，有助于研究者发现潜在的空间使用规律和媒介使用趋势。

当我们在谈媒介与空间研究时，常涉及的问题是公与私、内与外、动与静、虚与实等对子之间的矛盾运动，是从双重视角透视其中的角力、滑动、关系困境和变化的复杂可能性。本节探讨这些相互关联的主题如何在学术语境中展开，媒介与空间的双重视角如何在其所勾连的要素之间构建起复杂而微妙的联系，为理解和改造我们生活的世界提供关键的分析工具。

空间的权属取向总是与正义伦理相关联，首先表现为对空间生产过程的控制和对空间生产结果的支配，媒介与空间研究者关心的是，媒介如何介入空间生产，在其中发挥了什么作用；新兴媒介技术的发展又使空间的生产发生什么新变化。研究者还关注空间生产的机制在媒介领域的表现，有何特点，谁在（被）主宰媒介领域的空间生产，谁又享有或被排斥于这一空间。

无论如何，不变的是人们对于探索媒介在促进空间正义方面可能性的热情，城市传播领域提出的“可沟通性”和“可玩城市”、乡村传播领域提出的“基层传播等理念都是这一方向上的理论尝试。

媒介与空间研究还关注空间的划界，即如何在内部和外部、我者和他者、本土和全球、近处与远方之间划分（或模糊）界限，进行区隔或融合、切分或聚集，形成社区或孤岛、连接或断裂，包括物理和社会心理的界限设定。这一议题常常和身份的确认、集体的认同、共同体的建立、地方感的形成、对自我的掌控等议题相关，关涉到个体与群体的安全与归属感。

在全球化和数字化的背景下，旧边界的瓦解、新边界的涌现、新旧边界的叠加促使研究者采取更加关系性的框架关注空间划界的复杂性。边界遭受破坏的常见情况还包括媒介对个人内部空间的全面渗透。

随着媒介不断调节空间的组织方式，对空间进行联结、切分、缝合，共同体的建立与维护、领土的保护与扩张、人群的分化与连接——种种方式都在发生变迁。研究者应注意到媒介与空间形成了更丰富的连接可能，并创造出了具有跨地域性的新型地方感。

空间的位移取向即媒介如何反映、记录、影响、参与人或物在空间中的位置移动，这一过程又会如何影响媒介的设计、使用与改造，或者如何形塑空间。

精确的位置感知与跟踪技术不仅记录、追踪还在直接驱动着人和物的移动，重塑了人们的移动方式以及人们对移动的理解。在变与定、动与静的张力中，迁徙与定居的二元对立逐渐消解，移动从纯粹的物理位移扩展为多重移动性——人和非人的物理移动性、沟通移动性、想象移动性、虚拟移动性之间的灵活组合。这一转变要求研究者留意追踪人、物、信息在空间中的流动状态和彼此的关联，以准确把握移动特征，并在更深层次的分析中探察这种移动作为社会与文化实践是如何产生的。

空间的位移关乎人的自由与权力，媒介可以提高人的移动自由，也可以用于控制他人的移动自由，激发或强迫他人移动或静止。媒介如何反映空间位移的社会观念、形塑空间位移的社会机制、揭示空间位移中的社会问题，也是研究者关心的问题。

近年兴起的后勤媒介/物流媒介也为这一取向提供了更富物质性色彩的理论概念工具。后勤媒介是建立运动发生的参数、设备、协议和结构，是现代社会运转的关键调节者。这一概念工具重在揭示驱动空间位移的幕后力量，解释当代数字文化的前提条件。

虚实问题是理解当今世界存在本质的一个关键，涉及对媒介所中介的空间的性质的探讨，讨论集中在有形与无形、界面与基础设施、物质性与非物质性、离身与具身等方面的论辩。

首先是强调空间的混合属性。当代社会的日常生活无法脱离媒介的中介，将事件单独讨论为在线或离线发生不再有意义。数字地图的路况图层可以由人或车辆通过具有定位功能的智能设备自动将数字坐标上传到后台实时合成，又在实时影响其他人的空间移动决策。当代空间是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的深度交织与融合，也塑造了脱域交往的“数字亲密”等独特的当代生活体验。

其次是批判以往人们对“虚拟”界面的深层结构的忽视，人们更容易看到各种屏幕表面的内容，而忽视其下的深层结构，这一深层结构既包含许煜所说的数码物（比如数字图像之下的数据结构、编码格式、元数据等），也包含服务于互联网信息流动的各类基础设施（比如数字图像“云端”存储的数据中心）。

第三是审视“虚拟”世界背后的“实体”身体。生产和消费媒介的人存在于物质世界，身体不是非物质性、非位置性、非移动性的。比如用户看到的平台内容经过了来自全球欠发达地区的审核员的过滤；市民的“线上”生活，背后依靠的是分拣、配送等人员的物质劳动。

第四，“附近”的问题被提出，批判了现代社会中人们沉溺于虚拟空间而忽视了物理邻近的社区和邻里关系，平台对于商业转化的预期更是导致物理的邻近失去可见性。

第五是探究新媒介制造的新情境，虚拟现实和元宇宙等技术通过沉浸式体验和交互性环境，重塑了人们对空间的认知框架，不仅拓展了物理空间的界限，还挑战了传统空间理论，为媒介与空间的互动提供了新的维度和可能性。

混合空间成为一种新的现实形态，具有其自身的逻辑和规则，它挑战了传统的空间和时间概念，使得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变得更加复杂和多元。在虚拟空间中，数字化交往的身份是匿名的、虚构的、经过精心设计的，信息和图像往往是经过筛选和编辑的，体验和互动往往是基于算法和数据的，这些都提供了更多的自由和可能性，但也导向身份真实性和社会信任的崩解、对现实的片面扭曲的理解。如何在新的空间中建立信任和社区、确保信息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在算法驱动的环境中保持自主性和批判性，亦需要研究者不断对于这些问题保持观察与审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