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愁
徐淑静
我有忘不了的乡愁，乡亲们也有忘不了的乡愁。村里同龄的后生马水泉和爱人水芹是当年和我们知青最要好的朋友，在劳动与生活上给过我们很大的帮助。马水泉身体不好，在2023年“五一”劳动节到来之际，他竟然让儿子自驾千里带他专程来北京看望我们，还带来很多村里的土特产。
相逢之时，坐在轮椅上的马水泉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太想你们北京知青了！”同时，他还告诉我们，想念北京知青的重要原因是北京知青的到来，给偏僻的山村带去了文化，带去了朝气。受北京知青的影响，他和爱人吃苦耐劳二三十年，把五个儿女全都培养成了大学生。如今，孩子都在城市里成家并找了工作，彻底改变了家中几代人没有文化的状况。
乡情与友情，让我在每年的秋天总会收到乡亲们快递来的苹果；每年的春节总能吃到乡亲们新打的小米和亲手做的油糕、黄馍馍。我也把北京烤鸭、稻香村糕点回报给村里的乡亲们。你来我往，人之常情，这就是我和乡亲们最质朴的情感和最浓厚的乡愁。
乡愁在陕北，在延安；乡愁在村上，在心里。乡愁，为我们平淡的生活增添了色彩，带来了温馨。感谢国家的富民政策，愿乡亲们永远生活幸福，愿心中忘不了的乡愁，永远留在这片深情的黄土地。
往期回顾：
我们村里的那些核桃树
徐淑静
我插队锻炼的地方，在延安地区偏南的黄陵县隆坊公社南河寨大队，是一个距县城70里山路，距公社30里山路的偏僻山村。村子周边种庄稼的土地虽有沟坎高低，但多数的庄稼地还算平坦，因为我们村是建在方圆不太大的塬上。刚来村里时，曾听说过陕北农村有地方病，心里总是有些忐忑不安，后来经常听村里老乡对我们说：“咱村水土好，吃井水，不会生大骨节病”。话听多了，我们的心也就慢慢踏实了。
1970年8月全队知青黄陵珍贵留影（作者 倒数第二排左1）
我们南河寨村共有三个生产队，各队所处的自然条件不同，老乡们的生活水平也略有差别。一队最好，秋后分红高；三队处在村子的最边沿，自然条件差，老乡的分红也差；我们二队居中，比一队差，比三队强，但由于秋后分粮，我们多于队里老乡，所以插队第一年我们知青小组还倒欠队里66元，因为这一年按队里会计核算，十个工分才折合一毛三分钱。为此，我很羡慕分在一队的同学，他们生产队有果园，夏天能吃西瓜，秋天能吃苹果。不过，我们生产队也有自己的优势，每到一年的10月，我们就有收不完的核桃，吃不完的核桃。
我们南河寨村，每个生产队都有供自己独立生活用的水井，但33丈多的深度，必需要两个人相互配合，一个弓着腰使劲儿摇着辘轳，一个用手使劲儿往上拽着井绳，才能缓慢的把盛着水的木桶提到井沿儿上来。这里由于海拔高，井里的水浅，绞上来的水都很浑浊，需要经过沉淀才能做饭使用。我还不太明白的是井已经这么深了，队里到一定时候，为什么还要派人顺着井绳下到井底去进行清理工作。在队上的时候，我们常在晚饭后去井台排队绞水，待排到我们的时候已经到了深夜。记得一次我担着水摸黑儿往家里走，路边树上有一种鸟叫的声音，还让我感到了什么是凄凉与害怕，而实际上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
由于用水困难，我们常常半个多月才洗一次头发，后来我头发上竟然长了虱子，还是听老乡的话，用一种叫敌百虫的农药进行清洗，才彻底消灭了虱子，现在想起来心里还有些腻腻歪歪的。
说到我们生产队的核桃树，我印象非常深刻，因为每到核桃长到可以吃的时候，队长就不让我们再做别的农活儿，而是指派我们知青小组的同学，轮流坐在地势较高的地方，去看着那些核桃树，防止有人随便去打摘。那些吃嫩核桃的方法，老乡曾经悄悄的教过我们，就是用个打弯儿带尖儿的小铁刀，插在青核桃把儿的那里，向外一扭，核桃立刻成为两半儿，再用刀尖沿着核桃内壳转圈一划，半个核桃仁就挖出来了。那时候，感觉村里老乡非常聪明。
我们生产队共22户人家，却有着24棵多年生长的大核桃树，每到核桃成熟收获的时候，就是队里的人们最高兴和最热闹的时刻。
村里老乡曾经有种说法：就是核桃的生长分大年和小年。大年是丰收年，小年是歉收年。而我们来到队上的1969年，恰恰赶上了核桃生长的大年，也就是丰收年。第一次和乡亲们一起收摘核桃，感觉很新鲜。爬树快的后生三下两下上了树，木杆子不停的敲打着树枝，带着青皮的核桃噼里啪啦的掉到地上，有的核桃一掉下来就脱了绿皮，干净黄色的核桃落在地上非常可爱。每当这个时候，负责捡核桃的人就急忙跑到树下，快速的把核桃一个个都捡到筐子里，草窝儿里也要好好看看，一个不落的捡回来，再倒进架子车，拉到队上比较宽阔的地方卸下来，待乡亲们都下工回来后，队长、会计和管称重量的人，就相互配合，按人头数儿，直接把核桃分到各家各户。
那个时候，队长说上级有政策，北京知青在秋收分配的时候，每个人分的粮食或其他东西，都按老乡一个半人的数量分配，对这一政策我们心里挺高心，村里老乡也没有意见。有时候队里分东西，凡是不够大家伙儿分的时候，队长就会大声喊句话：“这剩下的不分了，都是北京娃的啦！”，乡亲们还真没有一个反对的，听完之后便自动离开了现场。
1969年核桃大丰收，我们知青小组7个人，分了多于村里老乡将近4个人的数量，青皮核桃堆在厨房墙边有那么大的一堆，甚至都影响到我们在屋里走动。由于剥核桃皮最容易在手上留下很难洗掉的痕迹，我们7个同学谁都不想着急去碰它。还是组长郭翠平发话说：核桃不能老这样堆在屋子里。让大家都动手剥核桃皮时，我们才相继开始打发这些分回来的核桃。
村里的老乡一般都是把核桃剥好外皮再晾晒干后，或者收藏起来大人孩子慢慢吃，或者拿到集市上卖几个钱，换回一些生活的必需品。我们几个同学因为嫌集市路太远，基本谁都不太去赶集。为了解决核桃的存放问题，在农活不太忙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把核桃仁砸出来，让来村里送信的邮递员帮忙寄回北京的家人。
那个年代，物资供应还不是很充足，家里人接到由陕北寄来的核桃仁，感到很新鲜也很高兴。多年后，我调回北京工作，母亲还曾经亲口跟我说过：你们那个时候寄来的陕北核桃仁又大又饱满，每次寄回来你爹别提多爱吃了！
生产队的24棵大核桃树，几十年后，在我们回到村里时，已经见不到它们了。现有的核桃树都是后来重新栽种的，虽然也是果实累累，但已经不是当年我们在树下照看的那些老核桃树。伴随着农村改革开放的快速发展，乡亲们早已打破传统的耕作方式，学习引进了新的种植技术。在我插队过的南河寨村，以前我们用的那口老井不在了，老旧的窑洞已经平整为农田，乡亲们住的是政府统一建设的新村，管理的是大片大片的苹果园，丰收在望的油菜籽，高高大大的核桃树，到处是乡村一派好景像。
祖国建设的飞速发展，陕北农村的巨大变化，让我们这些当年的北京知青感慨万千。但曾经亲身经历过的贫穷落后，也深深的印在脑海里，我还是时时回想着55年前的插队生活，回想着我曾经照看过的那些核桃树，还有核桃丰收那年带给我们的快乐。
2019年6月与同学蒋玉莹（中）回村，当年的后生马建柏（右）和我们一起摘杏子。
2019年6月在新村与当年姐妹乡亲珍贵留影（作者 右4）
1970年作者在宝塔山下的合影
资料提供：徐淑静
徐淑静，女，原北京朝阳区定福庄中学学生，1969年1月延安地区黄陵县隆坊公社南河寨大队插队，先后在延安电厂、延安地区团委、西航公司团委、陕西省统计局、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工作。2007年3月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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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知青思乡祭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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