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精选] 第20241102期 总第638期
本文转载自《公共管理评论》202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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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方法在国际公共管理主流
期刊的应用进展(2018—2022)
严小翔
作者简介:[1]严小翔,澳门大学社会科学院政府与公共管理系博士候选人。
文章来源:《公共管理评论》2024年第2期,已在中国知网上线,感谢读者推荐,同时也感谢作者同意授权转载。
发表时间:2024/4/24
版块分类:前沿文献(推送前知网下载量:1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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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18—2022年,在国际公共管理主流期刊上使用混合方法的研究数量迅速增长,年平均增长率高达21.3%。本文对2018—2022年发表在7种国际公共管理主流期刊上的126篇混合研究文章进行系统性分析。对混合研究从发表特征(时间、期刊、主题、作者)、研究方法(研究层级、数据收集和分析方法)和混合研究设计(类型、目的、整合)3个维度进行编码。通过单项分析并与2011—2017年的发表情况进行对比发现:第一,2018—2022年混合方法被更加广泛地运用到公共管理研究中,主要表现为发表总数的增长,各期刊发表数量趋向均衡,理论主题更全面,学者来源更广泛;第二,嵌入性混合研究设计迎来爆发式增长,这使数据的收集和分析方法、研究设计的目的和混合研究整合的方式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本文通过交叉分析展现了5种混合研究设计和不同研究方法在各研究主题的分布特征,从而为了解公共管理混合研究的现状、指引未来的研究议程、提升混合方法的规范性作出了贡献。
关键词:混合方法;系统性文献综述;嵌入性混合研究设计;国际期刊;
一、 引言
2018—2022年,混合方法(mixed methods)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应用日益广泛(Biesenbender and Héritier, 2014)。这是由于学者们认为混合方法可以弥补定性方法和定量方法固有的缺点并结合它们各自的优点,从而提高证据的质量并提供更加深入的见解(Greene et al., 1989;Creswell and Clark, 2011)。随着学者们不断呼吁在公共管理研究中采用混合研究设计(Perry, 2012;Raimondo and Newcomer, 2017),在国际期刊上发表的公共管理混合研究数量持续增长。与此同时,为了促使混合方法在公共管理领域得到更加广泛、准确、合理的运用,学者们也对已经开展的混合研究进行了及时的梳理分析,这包括使用混合研究的趋势特征(Mele and Belardinelli, 2019)、混合研究的质量评估(Hendren et al., 2018;Richwine et al., 2022),以及对具体混合方法的探讨(Hendren et al., 2023)。这些梳理分析有助于研究者及时了解混合方法在公共管理研究中的应用动态,促进混合方法的应用更加规范化和科学化(杨立华和李凯林,2019)。
目前国内外对公共管理混合研究的系统文献分析中所使用的文献都集中于2018年之前。然而,从2018年至2022年的5年间,7种主流公共管理SSCI期刊上混合研究的数量(126篇)已经超过了2011—2017年的总和(104篇),年平均增长率高达21.3%。这说明混合方法在公共管理的应用已经从起步期进入了快速发展期。在此背景下,有必要对2018—2022年的公共管理混合研究及时进行分析梳理,从而帮助我们理解、掌握混合方法在公共管理学研究应用中的最新动态和特点。由于国内混合方法的应用还处于起步阶段(杨立华和李凯林,2019),把握这种新动态可以为致力于应用混合方法解决公共管理研究问题的学者提供帮助,增强读者对混合方法的国际前沿动向的理解,从而鼓励更多研究者了解和学习混合方法,帮助学者使用混合方法在公共管理的国际舞台上讲述中国的治理故事。
鉴于此,本文在Mele and Belardinelli(2019)一文的基础上,对2018—2022年发表于7种主流公共管理SSCI期刊上的混合研究进行了系统文献分析。本文从发表特征、研究方法和混合研究设计3个维度对论文进行编码,并通过单项分析和交叉分析探讨了4个问题:第一,2018—2022年发表在主流公共管理期刊上的混合研究有何特征?第二,与之前的混合研究相比,这一期间发表的混合研究有何新的特征趋势?第三,混合研究设计和研究方法在不同理论主题和研究层级的分布有何特征?第四,混合研究设计应当如何进一步规范?
二、 文献综述
依据研究的主要内容,可以将国内外公共管理混合研究的评述性文章分为3个类别。第一类从方法论的角度出发,主要是对混合研究进行引介和评价,并呼吁混合方法在公共管理研究中的规范应用。Perry作为Public Administraion Review(PAR)的编辑,在期刊社论中呼吁使用混合方法为公共管理的从业人士提供更多实用的知识(Perry, 2012)。他列举了该方法的优势,包括提供三角检验、弥补个别方法的固有弱点以及增进对研究结果理解的深度。Bryman et al. (2008)通过对英国社会政策研究人员的电子调查和访谈,探讨了适用于定量研究、定性研究和混合方法的质量评价标准。Weaver-Hightower(2014)开发了一种5阶段嵌入式混合方法设计,用于识别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因素。臧雷振(2016)介绍了混合方法的发展历史、概念定义、价值和应用困境。杨立华和李凯林(2019)对混合方法的适用条件、方法分类、研究设计、操作流程以及质量保证进行了归纳。Gilad(2021)针对当前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之间的严重失衡,呼吁取消公共行政研究对方法使用的人为划分,并呼吁使用混合研究设计促成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的互相支持。
第二类论文是对已发表的公共管理混合研究进行系统性文献回顾,从而探讨公共管理混合研究发表的基本特征,或对公共管理混合研究的研究质量进行评估。Groeneveld et al.(2015)对2001—2010年发表在公共管理四大主要期刊上的1605篇文章分析发现,大部分的研究都使用了单一方法,只有5.9%的文章使用了混合方法设计。Raimondo and Newcomer(2017)分析了2011—2016年发表在Review of Public Personnel Administration上的文章,发现88篇文章中仅有3篇使用了混合方法。Hendren et al. (2018)分析了1980—2016年分别发表在3本主流的公共行政期刊和3本主流的公共政策期刊上的45项混合研究,并使用MMAT(Mixed Methods Appraisal Tool)标准对混合研究的质量进行了评估。Mele and Belardinelli(2019)系统回顾了2011—2017年的7种公共管理期刊上104篇混合研究的排序、目的和联结方式。Richwine et al.(2022)考察了2010—2018年发表在29本公共管理杂志上的179篇混合研究,并探讨混合研究的规范方法对于公共管理研究的价值。Hendren et al.(2023)对2010—2018年在29本公共管理杂志上发表的186项混合研究进行了系统的内容分析,并主要阐明了如何使用定性链加强混合研究。
第三类论文对具体的混合研究设计(如探索性设计、解释性设计)或混合方法在公共管理中的应用进行评述。Honig(2019)重点关注解释性混合研究设计,以对外援助机构管理为例探讨了如何使用比较案例研究和过程追踪的定性研究方法弥补量化研究的不足,并对2003—2018年在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中被高度引用的研究进行评价分析,探讨了案例研究补充量化研究的潜力。Nowell and Albrecht(2019)介绍了用量化方法使用定性数据的嵌入性混合方法,具体包括叙事政策框架(Narrative Policy Framework, NPF)和定性比较分析(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QCA)。Haynes(2014)以欧元区经济趋同政策为例,说明了QCA和聚类分析(cluster analysis)这两种研究方法能够在比较公共政策研究中互相结合彼此的优势。Isoaho et al.(2021)探讨了主题建模(topic modeling)在定性政策研究的内容分析和分类中的作用,作者通过对使用该方法的文献进行梳理,发现主题建模能够使学者将政策理论和概念应用于更大的数据集。
以上的研究可以2018年为界分为两个时间阶段。第一个阶段为2018年以前的初步研究阶段。在该阶段中,学者对于混合方法的评述性研究的主题是呼吁混合方法在公共管理学中的应用,以及探讨在应用过程中的适用条件。第二个阶段则为2018年及之后的深层研究阶段。随着混合方法在公共管理研究中的应用逐步推广,学者们开始对已有的公共管理混合研究进行梳理总结,并逐渐关注已有混合研究的研究质量问题。但国内学者对于公共管理混合方法的评述性研究主要还集中在初步研究阶段,即介绍和呼吁混合方法,而对于已有的混合研究中的方法使用情况并未展开深入的研究。
本研究对2018—2022年发表于7种主流公共管理期刊上的混合研究进行系统分析,因此属于上述分类的第二类研究。本文的文献筛选标准和过程主要参考了Mele and Belardinelli(2019),因此可以对2011—2017年和2018—2022年两个时间段的公共管理混合研究文献进行对比研究,从而更好地反映混合方法在公共管理研究中的发展变化。文献分析的内容同时还参考了Hendren et al.(2018)和Richwine et al.(2022)。
与之前研究相比,本文的贡献与创新主要在于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分析对象上,本研究针对的是2018—2022年国际主流期刊上发表的最新研究,目前国内外尚无对这部分研究的系统分析[1];二是分析内容上,以往研究主要针对混合研究的设计类型、目的和整合进行,本研究针对发表特征、研究方法和混合研究设计这3个维度下的10个子项目,比以往的研究更加全面、系统;三是分析方法上,已有的研究方法在评述性文章中往往会忽略研究的理论主题,即使关注了理论主题也鲜有文章将理论主题与具体研究方法进行交叉分析(李晓倩等,2022),本研究通过将混合研究设计、研究方法和理论进行交叉分析,不仅能更细致地了解混合方法在不同理论主题中的应用,还能为未来研究议程提供启发;四是结果分析上,本研究不仅对现有研究进行分析,还与以往的研究发现进行系统对比,更有利于揭示混合方法在公共管理研究中应用特征的变化趋势。
三、 研究设计
(一) 数据来源及筛选方式
本文依据期刊的影响因子选择了7种公共管理(Category=Public Administration)领域的顶级SSCI期刊进行系统性文献回顾,它们分别是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JPART)、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PAR)、Governance、Public Management Review(PMR)、Public Administration(PA)、International Public Management Journal(IPMJ)、American Review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ARPA)。本文选取以上7种期刊主要有两点原因:第一,以上的7种期刊都是公共管理领域的主流期刊[2]。发表在主流期刊的论文更加能够代表公共管理学科领域的发表热点趋势。第二,以上7种期刊同样也是Mele and Belardinelli(2019)所选择研究的期刊,本文将2018—2022年的期刊发表情况与5年前进行对比,从而探究公共管理领域中混合研究发表的变化趋势。
本文参照了Johnson and Onwuegbuzie(2004)对混合方法的定义,混合方法是“研究人员将定量和定性研究技术、方法、方法论、概念或语言混合或组合到一项研究中的研究类别”。因此本文在筛选文献中判断该文章是否使用了混合方法的标准是“该文章必须是一篇实证研究,并且至少同时使用了一种定量研究方法和一种定性研究方法”。
本文参考了PRISMA(Preferred Reporting Items for Systematic Reviews and Meta—Analyses, 系统综述和荟萃分析首选报告项目)的文献收集方法,图1展示了PRISMA的流程,它展示了本文检索、筛选论文和编码分析的流程和标准,主要分为4个步骤。检索以上7种期刊2018年1月至2022年12月发表的所有研究文章,共计2069篇文献(不包括书评、观点性文章及社论)。使用“mixed method”“multiple method”“multi(-)method”“quantitative & qualitative”“survey(s) & interview(s)”“QCA”“NPF”“Q method”“Topic modeling”“Cluster analysis”“Text analysis”作为关键词对所有论文的全文进行检索,剔除重复的文献共计获得1031篇与混合方法相关的文章。阅读论文的摘要和全文,挑选出126篇使用了混合方法的文献研究。阅读论文全文,对文章进行人工编码,并进行统计分析。
图1 PRISMA流程
(二) 变量选取
文献分析的变量主要分为3个维度:发表特征、研究方法和混合研究设计(见表1)。其中发表特征主要是从发表时间、期刊分布、理论主题和作者分布进行分析。研究方法主要从研究层级、数据的收集方法和数据集的分析方法3个角度进行分析。混合研究设计主要从设计类型、使用目的和整合方式3个角度进行。
表1 文献分析的变量与内容
其中,本文对于混合研究设计的类型划分参考了Creswell and Clark(2011)的分类方式,将混合研究划分为5种类型。并行设计(parallel design)是指研究者分别使用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方法对同一研究问题进行研究,并比较两者的研究结果从而进行三角检验,如果两种研究的研究结果存在差异则可以引发新的研究思考。解释性设计(explanatory design)是指研究者先进行定量研究,得到定量研究结果,接着进行定性研究以获得对于之前定量研究结果的进一步的机制性解释。探索性设计(exploratory design)是指研究者先进行定性研究,从定性研究的结果中总结归纳出需要检验的研究假设命题,接着使用定量研究,收集数据资料,通过定量分析来验证定性研究结果中的假设命题的正确性。嵌入性设计(embedded design)是指将一种类型的资料转化为另一种类型并嵌入到另一种研究中,比如将定性研究的数据转化为定量的数据,进行定量分析,或将定量的数据转化为定性资料,进行定性分析。Q方法(Q Method)、NPF、QCA、聚类分析(Cluster Analysis)以及主题建模(Topic Modeling)等都属于嵌入性混合研究设计。混合性设计(mixed design)是指在该混合研究中至少同时使用了上述4种类型中的2种,比如同时使用了解释性设计和探索性设计。
本文对于混合方法使用目的的划分主要参考了Greene et al.(1989)的研究成果,该文将混合方法的使用目的划分为三角检验(triangulation)、互补(complementary)、发展(development)、启发(initiation)和扩展(expansion)。表2描述了以上5种目的的定义与优势。
表2 混合研究的目的与优势
资料来源:Green et al. (1989);Hendren et al.(2018)。
为了避免混合研究成为两个独立的研究,无论是并行研究还是顺序研究都需要将定量研究部分和定性研究部分进行“整合”(integrate)(Tashakkori and Creswell, 2007)。这种“整合”是混合方法的核心特征(Biesenbender and Héritier, 2014; 约翰·W.克雷斯维尔和薇姬·L.查克, 2017)。然而即便“整合”是混合研究设计中的核心部分,在混合研究的研究设计报告中它仍然会被忽视(Mele and Belardinelli, 2019)。
(三) 分析方法
本文的分析方法为单项分析和交叉分析。单项分析主要是针对各个分析维度的单项内容进行,交叉分析部分本文选取对5种混合研究设计和不同研究方法在各个理论主题上的分布做进一步的探讨分析。
四、 分析与发现
(一) 发表特征
1. 发表时间与期刊分布
2011—2022年发表在7种主流公共管理期刊上的混合研究共计230篇,其中2018—2022年发表了126篇,占54.8%。从历年发表数量的变化趋势来看(如图2所示),2018—2022年发表的混合研究的增速和增量都较为显著;5年内发表的总数是之前7年的1.2倍;论文发表的平均年增长率大约为21.3%;2021年是一个明显的混合研究发表高峰期。
图2 公共管理混合研究
发表数量趋势(2011—2022年)
从2018—2022年混合研究发表的期刊分布来看(如图3所示),各期刊发表混合研究的数量相对均衡。其中发表数量前3的期刊分别是Public Management Review(PMR)、Public Administration(PA)和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JPART),分别发表了24篇、23篇和22篇论文。第4名是Governance,共计发表了18篇。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PAR)、International Public ManagementJournal(IPMJ)和American Review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ARPA)都发表了13篇混合研究。7种顶级期刊发表的平均数为18篇,发表最多和最少的期刊与平均数的差值分别是6篇和5篇,由此可见在公共管理研究中使用混合方法是一种普遍增长的趋势,各大期刊都对使用混合方法持鼓励和支持的态度。
图3 各期刊历年发表混合
研究数量(2018—2022年)
2. 研究理论主题
通过VOS viewer对126篇文章的标题和摘要进行主题词分析发现(如图4所示),2018—2022年公共管理混合研究的研究内容涉及的主题主要包括协同治理(collaboration)、政策网络(policy network)、绩效(performance)、信任(trust)、创新(innovation)、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政策过程(policy process)。可以发现混合研究探讨的大多数都是当前公共管理领域的经典且热门的研究主题。而研究的对象则非常广泛,包括地方政府(local government)、公民(citizen)、国家(country, state)、公共组织(public sector)、社区(community)、官僚(bureaucracy)。除此以外,主题词分析也揭示了2018—2022年公共管理混合研究在数据收集、数据分析等方面的基本特征。比如,访谈(interview)和问卷(survey)是混合方法收集数据的主要方法。研究主要围绕着在不同的制度(institution)、条件(condition)和背景(context)下不同变量的变化(change)、影响(impact)、关系(relationship)和角色(role),同时还关注过程(process)和机制(mechanism)以及对实践(practise)的贡献。
图4 主题词分析示意
通过VOS viewer的聚类分析可以发现,以上文章的理论主题可以被划分为4个类别:第一类主要探讨了公民、社区与政府之间的互动关系,包括公民信任、公民参与、注意力等主题。例如Newland and Liu(2021)使用实验和深度访谈,探讨了台湾省的地方管理部门对于少数民族公民的公共服务需求的回应。第二类主要关注公共政策过程,包括政策环境、政策网络结构、主体之间的关系等。例如Wang et al.(2022)采用解释性混合研究设计探讨了中国运动式环保执法成功的前提条件。第三类主要探讨公共组织部门或地方政府的政策创新。例如,Mergel(2018)探讨了公共部门推动或阻碍在线开放创新平台的组织内、组织间和组织外的因素。第四类主要探讨影响协同治理的绩效和效率的前提条件以及条件组合。例如,Mosley and Wong(2021)采用了主题分析和QCA的方法探讨了协同治理的网络特征对决策合法性的影响。
本研究使用人工编码的方式将126篇文章依照研究的公共管理研究理论主题进行分类,图5报告了公共管理混合研究的热点理论主题词。通过与近年来发表在公共管理期刊上的热点研究主题进行比较可以发现(Walker et al., 2023;LePere-Schloop and Nesbit, 2023),当前公共管理研究中的热点问题的研究几乎都有使用到混合方法,相较于2018年以前研究的范围更加广泛,部分研究主题(比如声誉管理、知识生产)的研究数量显著增加。在后文部分中,本文将研究的热点主题与混合研究设计进行了交叉分析,以期了解不同混合研究设计在不同研究主题中的应用。
图5 混合研究理论热点主题词云
3. 作者分布
126篇文章的作者共计177名,分别来自25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作者分布最多的5个国家分别是美国(50名)、荷兰(19名)、中国(17名)、英格兰(13名)和意大利(11名)。在各国学者合作网络中(如图6所示),美国处于合作中心位置,与中国、英格兰、荷兰、意大利、加拿大、韩国、比利时等国家和地区的学者都有合作,中国学者的合作者主要来自美国、荷兰、比利时和威尔士。在所有国家和地区的合作网络中,中美学者合作的频次是最高的。
图6 学者合作网络
4. 特征比较
与2018年以前的研究相比,2018—2022年公共管理混合研究的发表数量呈快速上升趋势,尤其是2021年出现了一个发表高峰(见表3)。从发表的期刊分布来看,JPART和PA两本期刊继续领跑,而PMR则后来居上成为这一期间发表混合研究总量最高的期刊。与此同时,发表量前三的期刊发表的混合研究数量在各期刊发表总量中所占的比例有所下降(从之前的57%下降到54.7%)。
表3 2011—2017年与2018—2022年
公共管理混合研究发表特征对比
从研究的理论主题来看,公共管理混合研究的主题发生了少许变化。理论主题最大的变化在于声誉管理研究的迅速增长以及公共管理学科知识生产这个研究主题的出现。从混合研究发表的作者来看,2011—2017年与2018—2022年的作者总数相差不大。从作者的国家和地区分布来看,美国的混合研究发表人数一直处于绝对领先地位。但相较于2011—2017年,2018—2022年的研究者更加分散于其他国家和地区,荷兰、中国、英国和意大利的发表学者数量都有所增多。
(二) 研究方法
1. 研究层级
本研究将以上的126篇文章按照研究层级进行了人工编码,其中排除了Walker et al. (2019)和Vogel and Hattke(2022)这2篇有关公共管理研究知识生产的论文,所以共计124篇。本研究共将研究层级分成5类,分别是个人层级、组织机构层级、项目层级、地方政府以及国家(地区)层级。通过分析历年的研究层级的分布(如图7所示),可以发现公共管理混合研究以个人层级的研究为主,共计62篇,占50%。其次是研究组织机构的混合研究,共计31篇,占25%。研究层级为项目层级(17篇)和地方政府(12篇)的混合研究则较少,而以国家(地区)为单位的研究则仅有两篇。从时间分布来看,各年度的研究层级分布较为均衡。
图7 2018—2022年混合研究的研究层级分布
通过分析各期刊发表的混合研究的研究层级分布(如图8所示)可以发现,各期刊上混合研究的研究层级相对较为均衡,大部分的研究都以个人层面的研究为主。值得注意的是Public Administration尤其偏爱以个人为研究层级的混合研究,而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则发表了更多的以组织机构为研究层级的混合研究。
图8 各期刊混合研究的研究层级
2. 数据收集方法
从数据资料的收集方法来看(如图9所示),126篇文章主要使用了访谈、焦点小组讨论、观察法、公开文本、档案数据、实验和调查问卷这些方法。其中访谈法是使用最为广泛的方法,共计使用了79次,其次是使用文本作为研究资料,调查问卷和档案数据也是常见的数据收集方法。从数据收集方式的数量来看,绝大多数的研究使用2种数据收集方法或仅使用一种方法收集研究数据[3],极少研究使用了3种或4种方法收集数据。
图9 数据收集方法与分析方法
3. 数据分析方法
从数据分析的方法来看(如图9所示),回归分析是用于分析混合研究数据最常见的方法,共有66篇(52%)混合研究文章使用,除此以外,文本分析(30篇,24%)、QCA(22篇,17%)和案例研究(19篇,15%)也是常用的数据分析方法。而方差分析(4篇)、社会网络分析(6篇)、Q方法(5篇)、过程追踪(1篇)等研究方法则较为少见。
4. 特征比较
与2018年之前的研究相比,过去5年的公共管理混合研究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见表4)。从研究层级来看,相较于2011—2017年,2018—2022年的混合研究中,个人层级的研究数量占比显著上升,而组织机构层级、地方政府层级和国家(地区)层级的研究数量占比都有一定的下降。这体现出随着实验研究等研究方法的发展,行为公共管理研究呈现出扩张的趋势,公共管理研究者更加关注个人层级的微观研究。
从数据收集方法来看,在两个时间阶段中,访谈、问卷调查和档案数据一直都是重要的数据来源。与此同时,随着机器学习和实验研究方法的发展,文本资料和实验成为收集数据的新兴方法。从数据分析方法来看,在2011—2017年,回归分析和案例分析是绝大多数混合研究使用的数据分析方法。2018—2022 年,以上两种方法仍是数据分析的重要方法,但使用的占比都有所下降。同时,QCA和文本分析等新兴方法被更加广泛地运用到混合研究的数据分析之中。
表4 2011—2017年与2018—2022年
公共管理混合方法对比
(三) 混合研究设计
1. 混合研究设计的类型
本文参考Creswell and Clark(2011)的分类方式将混合研究划分为5种类型。通过分析126篇文章的混合研究设计,可以发现(如图10所示),122篇研究使用了单一的混合研究设计。在所有单一的混合研究中,嵌入性混合研究设计的数量是最多的,共计55篇(45.08%),其次是解释性的混合研究设计,共计37篇(30.33%)。而探索性混合研究设计和并行设计则相对较少,仅有16篇和14篇。除此以外,共有4篇使用了混合性的混合研究设计,其中Mele et al.(2021)同时使用了解释性设计和探索性设计,Olejarski(2018)、Saliterer et al.(2019)、Tatham and Bauer(2021)这3篇文章则同时使用了嵌入性设计和解释性设计。
图10 混合研究设计使用情况
在以上的126篇文章中,共有50篇(39.7%)的作者明确地将其文章识别为混合研究。其中,55篇嵌入性研究中仅有11篇(20%)被明确识别为混合研究,而剩下的44篇文章都没有被作者认定为混合研究。解释性研究被作者识别为混合研究的比例则相对较高,37篇研究中共有25篇(67.6%)被识别为混合研究,探索性研究和并行设计的比例则分别为31.3%和42.9%。由此可以发现,部分研究者并没有将文章标识为混合研究,也没有参考相关方法论文献,来对研究设计的动机和可靠性进行说明(Hendren et al., 2023),并且这一现象在嵌入性混合研究的论文中尤为明显。这说明嵌入性混合研究的论文写作亟待规范,研究者需要在嵌入性混合研究中加强对混合方法基础方法论的说明。
2. 使用混合方法的目的
本文参考Greene et al.(1989)提出的混合方法的使用目的的分类。该分类是最被广泛使用的分类方式。他将混合方法的使用目的划分为三角检验、互补、发展、启发和扩展(如图11所示)。其中,大部分的文章都仅仅提到了其中一个使用目的,仅有3篇文章提到了多个混合方法的使用目的,还有部分文章没有提到使用目的。大多数的研究仅仅介绍了文章使用具体研究方法的目的,而没有探讨使用混合研究设计的目的。比如一篇探讨影响媒体对政府监管机构评估的因素的文章(Peci and Rudloff Pulga, 2019)提到,使用主题建模算法可以对语料库进行总结、可视化、探索和理论化。但该论文并没有提到使用嵌入性混合研究设计的目的,可见嵌入性混合研究的写作说明尚不规范,有待进一步加强。
图11 混合方法使用目的分布
注:126篇文章中提到启发类目的的数量为0。
3. 混合研究的整合方式
正如前文所述,每一种混合研究设计都有典型的整合方式。然而整合“并非机械地联系,它仍然是混合方法和单一方法之间最显著的挑战”(Mele and Belardinelli, 2019)。混合研究整合的程度直接决定了混合研究的研究质量。通过分析2018—2022年混合研究设计的整合方式可以发现(见表5),混合研究都使用了相同的实证研究背景。其中嵌入性混合研究设计的整合方式主要是通过将定性资料转化为定量数据来完成,比如Stevens et al.(2021)在探讨公司对地方政府公共品牌策略的评价的文章中,使用Q方法将鹿特丹的22家公司所有者的访谈资料转译为数据进行回归分析。
表5 混合研究整合方式
解释性混合研究设计是用第二阶段的研究来解释、说明和完善在第一阶段中获得的结果。它主要是通过目的性选择样本并使用定性资料解释和补充定量结果这两种方式来完成研究方法的整合。比如Lee and Lee(2018)首先使用定量网络调查数据来确定行为者是否与他人有联系,并系统地检查社会关系的结构特征。之后作者使用定性访谈数据来补充“不信任”建构社会网络的过程。探索性混合研究设计主要是通过用定性结果作为定量研究基础来完成研究方法的整合。比如Lu et al.(2021)首先对城管人员进行了为期15天的深度访谈,并观察他们的执法过程。之后作者基于城管人员在日常工作中遇到的执法场景设计了调查实验。并行研究主要是通过结果的互相检验来完成。比如Losada and Esteve(2018)在探讨政治家与高级公务员在公共组织内部管理方式的差异的文章中,使用了在西班牙开展的3项独立研究。
4. 特征比较
与2018年之前相比,2018—2022年混合研究设计发展变化最大的特点在于嵌入性研究设计的爆发式增长(见表6)。参照Mele and Belardinelli(2019)的研究,在2011—2017年仅有3项公共管理研究使用嵌入性研究设计[4]。而2018—2022年,有多达58项研究使用了嵌入性研究方法,这说明了机器学习主题建模、定性比较研究、Q方法等研究方法在近些年中被快速广泛地应用到了公共管理的各个研究领域。
表6 2011—2017年与2018—2022年
公共管理混合研究设计对比
受嵌入性混合研究快速发展的影响,混合研究的设计目的和整合方式都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从混合研究的设计目的来看,扩展成为占比最高的设计目的。研究者通过将文字、音频或图像信息转译为数字数据,并进行量化处理,以拓展数据的收集和使用范围,从而帮助解释研究问题。从混合研究不同研究方法的整合方式来看,资料转译成了整合方式的主要方式之一。
(四) 混合研究的交叉分析
本文选择将混合研究的研究设计类型和研究方法与理论主题进行交叉分析主要有两个目的:第一,研究设计和研究方法与理论主题的交叉分析可以充分反映混合研究在不同理论主题中的使用情况,帮助深入理解混合研究的研究现状;第二,这种交叉分析可以为研究者提供研究议程的启示,研究者可以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尝试将不同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设计使用到应用较少的理论主题中去,使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可能会有新的研究发现,从而对理论主题产生贡献。
本文采用混合研究设计(而不是使用目的和整合方式)进行交叉分析的主要原因是混合研究设计的使用目的和整合方式与研究设计的类型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Mele and Belardinelli, 2019),同时交叉分析以上3个变量会造成分析的冗余。此外,本文选择研究理论主题的交叉分析是因为,相较于分析混合研究设计在发表时间、发表期刊、作者国家(地区)和研究层级的分布,分析在理论主题上的分布能够启发更多的未来研究,因此更具有研究价值。
1. 研究设计与理论主题的交叉分析
本文将混合研究设计与研究主题进行交叉分析发现(见表7),解释性研究设计、探索性研究设计和并行性研究设计的研究理论主题较为集中。解释性设计主要集中在协同治理领域,领导力、街头官僚、公共服务动机、组织创新、官僚控制等主题也有涉及,但相对较少。探索性研究设计同样集中于协同治理领域。并行性研究设计则主要集中在协同治理和组织创新这两个研究主题。
嵌入性研究的研究主题则相对均衡。虽然在协同治理领域的嵌入性混合研究同样是数量最多的,但在声誉管理、问责制、组织创新、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ublic-Private-Partnership, PPP)等理论主题中嵌入性研究设计也都得到了广泛使用。与此同时可以发现,在领导力、街头官僚、公共服务动机、代表制官僚这几个公共管理热点研究主题中,嵌入性研究设计还没有被广泛使用。这一发现可以为接下来的研究议程提供思考和启发
表7 研究设计与理论主题的交叉分析 单位:篇
2. 研究方法与理论主题的交叉分析
本文分别从资料的收集方法和资料的分析方法这2个角度,对研究方法和理论主题进行了交叉分析。通过资料的收集方法与理论主题的交叉分析发现(见表8),访谈、问卷和档案数据一直都是混合方法收集资料的重要方法,在任何主题的研究中访谈都是重要的资料收集方式;但问卷和档案数据的使用比例相较于2011—2016年有所下降;公开文本和实验研究是2018—2022年来获取研究资料的新方法,这主要得益于QCA、文本分析、实验研究方法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李晓倩等,2022)。其中最多使用公开文本作为数据收集方法的研究主题是协同治理、问责制、声誉管理和知识生产,而公共服务动机则并未使用公开文本数据。
表8 资料收集和分析方法与理论主题的交叉分析 单位:篇
续表
通过资料的分析方法与理论主题的交叉分析发现(见表8),回归分析仍然是资料分析的主要方法,尤其是在组织创新、领导力、街头官僚、公共服务动机、公共服务等理论主题中都占据着主要地位。相较于之前,文本分析和QCA是增长最快的资料分析方法,尤其在文本分析和协同治理这两个领域。
五、 结论与讨论
(一) 研究发现
本文系统地综述了2018—2022年混合研究方法在公共管理国际主流期刊上的应用。通过单项分析并与2011—2017年的发表情况进行对比发现,2018—2022年混合方法被更加广泛地运用到公共管理研究中。2018—2022年共有126篇混合方法论文发表在公共管理主流期刊,年增长率为21.3%;各期刊中混合研究的发表数量增长趋向均衡,其中发文量前3的期刊是Public Management Review(PMR)、Public Administration(PA)、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JPART),分别发表了24篇、23篇和22篇;理论主题更加全面,除公共管理的传统热点主题(如协同治理、组织创新、问责制、领导力、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官僚控制、街头官僚、代表官僚制等)都有广泛研究以外,声誉管理和知识生产等新兴主题的探讨迎来了快速增长;参与学者的国家(地区)来源更加广泛,共有来自25个国家(地区)的177名作者参与了混合研究的发表,其中作者分布最多的国家是美国、荷兰和中国;在各国学者合作网络中,中美学者合作的频次最高。
本文发现,2018—2022年嵌入性混合研究设计迎来爆发式增长。受此影响,公开文本成为重要的数据收集方法,文本分析和QCA为数据分析的重要方法,扩展成为混合研究设计的最主要目的,资料转译成为研究方法整合的重要方式。嵌入性混合研究设计的增长主要得益于机器学习、QCA等研究方法的发展,研究者因此可以对定性的文字、音频、图像信息进行转译处理,从而进行量化分析。这不仅可以拓宽数据收集和使用的范围,从而帮助研究者从更广阔的角度解释研究问题,也可以降低研究者获取研究资料的难度,使更多研究者参与其中。
通过对5种混合研究设计和不同研究方法在不同理论主题和研究层级分布的交叉分析,本文发现,在声誉管理、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和知识生产这3个理论主题中,嵌入性混合研究设计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在协同治理中QCA和社会网络分析被经常使用,在声誉管理和知识生产中文本分析方法的使用非常广泛。
(二) 启示:嵌入性设计的研究前景
本文发现嵌入性混合研究设计已经在所有混合研究方法设计中占比最高,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嵌入性混合研究设计已经发挥了全部潜力,相反本文认为嵌入性混合研究在众多理论主题中还具有巨大的机会。本文分别对3种常见的嵌入性混合研究设计,即QCA、Q方法、文本分析的潜力进行了阐释。
目前QCA的使用主要集中在协同治理、组织创新和公私合作伙伴关系这3个理论主题中。大部分的研究是将某一个治理网络(Yi et al., 2021)、政策创新项目(Andrews et al., 2019)或公私合作伙伴关系(Soecipto and Verhoest, 2018)作为案例进行分析,从而发现取得优秀绩效结果的必要条件或条件组合。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组织或项目层面,在个人层面的研究相对较少。QCA方法的优势在于分析复杂的因果关系以及成因之间的条件组合,QCA方法的应用可以更好地解释个体行为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杜运周和贾良定,2017)。因此QCA方法在诸多行为主义公共管理研究的理论主题(比如领导力、街头官僚、官僚控制、公共服务动机、代表制官僚等)中有巨大的研究潜力。以街头官僚的亲社会行为为例,已有研究探讨了街头官僚在哪些环境条件下会产生亲社会行为(Fleming, 2020),但采用QCA方法可以探讨哪些条件因素的组合会对街头官僚的亲社会行为产生影响,从而加深学界对这一问题的因果理解。
2018—2022年,采用Q方法的研究共有5篇,分别来自协同治理、问责制、声誉管理、官僚控制、公私合作伙伴关系这5个理论主题,以上研究同样集中在组织层面而非个人层面。Q方法的优势在于能够将不同个体的主观观点通过量化方法聚类总结为相似化的主题,从而将复杂的主题简单化、概念化,并传达不同利益主体的声音。因此Q方法的应用可以更好地去分析不同的个体对于政策实施的意见偏好、组织的忠诚度、个人的职业品德等问题(李延伟,2022),因此在公共服务动机、代表制官僚等主题领域具有巨大潜力。同时在决策科学、基层治理、组织绩效、组织竞争等议题中也适合引入Q方法(臧雷振和陈腾霄,2023)。
文本分析是以上3种研究方法中被使用最多的研究方法。研究主题集中在声誉管理、知识生产、协同治理等主题。文本分析的关键在于分析什么文本资料,以及如何分析文本资料。从资料类型来看,现有的资料包括政府的政策文本、已发表的论文、政府与私人企业的合同、微博和Twitter等社交媒体的文本等。在之后的研究中可以尝试采用更广泛的文本资料来源,比如可以采用行政处罚结果、法院的裁判文书等。从文本资料的分析方法来看,目前文本的主题聚类(Topic Modeling)为主要的研究方法,在之后的研究中可以采用更多的分析方法,比如情感态度分析或文本重复率分析等。
(三) 讨论:嵌入性设计的研究规范
嵌入性混合研究方法的发展给公共管理研究带来了更多的研究机会,但同时也产生了混合研究规范的严谨性问题。
第一,嵌入性混合研究设计缺乏统一的质量评估工具。现有的混合方法的质量评估主要采用了MMAT作为质量评估工具,该质量评估体系是分别从质性研究和量化研究以及混合研究整合等5个角度进行的(Hendren et al., 2018;Richwine et al., 2022)。对于多数的嵌入性混合研究来说,由于整合方式是资料转译,并没有单独的质性研究部分或量化研究部分,因此无法直接使用该评估体系进行评估。常见的有关嵌入性混合研究设计质量评估的做法是将每一种研究方法进行单独评估,比如对Q方法或QCA方法的论文进行单独评估(臧雷振和陈腾霄,2023;蒙克和魏必,2023)。本文主张可以制定标准化的嵌入性混合研究质量评估工具,用于评估不同的具体研究方法。
第二,研究资料中的样本选取可能造成偏误。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的样本选取逻辑存在不同,量化研究选取样本主要采用随机抽样策略(random sampling strategy),抽样的基本逻辑是期望通过样本来反映所有母体的特征,用样本代表母体。而质性研究主要是采用最大差异化目的性抽样策略(purposive maximum variation sampling strategy),抽样的基本逻辑在于充分反映所有不同类别群体的特征。在嵌入性混合研究方法中,不同研究的样本选取策略不同,如果不当使用可能会对研究结果造成严重的偏误。比如Q方法中选择P集主要采用最大差异化目的性抽样策略,来反映不同群体的参与者;而在文本分析中可能会通过对海量数据进行随机抽样使用部分文本数据进行研究。因此无论是采用哪种样本选取策略,都需要在研究中进行明确的说明,以此来避免样本选取可能造成的偏误。
第三,资料转译过程可能存在人工编码造成的偏差。比如在QCA研究过程中研究者需要对案例进行人工编码,在监督机器学习的文本分析中,研究者需要对文本进行人工编码再进行机器学习。所有的人工编码都存在具有一定偏差的可能性。为解决这一偏差可以进行3方面努力:一是构建统一标准的资料转译编码手册;二是可以对编码者进行培训,并在研究中报告;三是可以增加编码者数量并对不同编码者之间产生争议的内容进行额外探讨再编码。
第四,嵌入性混合研究设计可能会给研究带来转译信息损失的问题,从而造成内生性问题。比如在QCA的使用过程中,研究者需要依照编码表将案例进行编码,这个过程可能会将复杂案例编译得过于简单,从而可能会产生遗漏变量的内生性问题。比如,在QCA研究中,缺失时间维度的数据可能会造成“时间盲区”,从而使得时间对条件组态的影响被忽视(蒙克和魏必,2023)。除此以外,空间信息的丢失也可能让研究者忽略案例之间的互相影响而错将具有空间相关性和邻近效应的案例当作相互独立的案例。在无监督机器学习的主题建模(如LDA)的使用过程中,研究者需要根据非监督机器学习而产生的词组信息人工分析各组的高频词和主题,在此过程中也可能存在研究者的主观偏差,从而遗漏重要变量,最终导致研究结果存在内生性的问题。解决转译造成的内生性问题主要有两个方法:第一个方法是三角检验,研究者可以通过并行研究的方法,采用其他的研究方法进行三角检验;第二个方法是可以将内生性问题转化为遗漏变量问题,通过增加重要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来避免内生性。
综上所述,目前混合研究方法已经成为公共管理研究中的重要方法,其中嵌入性混合研究设计的发表数量增长迅速。在众多研究议题中,嵌入性混合研究具有巨大的潜力。但快速发展的嵌入性混合研究设计还需要面对研究规范的问题。相信随着公共管理混合方法的不断发展与应用,混合方法的应用会更加规范严谨。
参考文献和注释
因排版有限,参考文献和注释不在正文中列出,有需要参考文献和注释的读者,请点击链接<混合方法在国际公共管理主流期刊的应用进展(2018—2022)>下载PDF全文(有效期7天)。
(本文编排:学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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