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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二年十一月，钱穆先生出有《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谓张江陵是权臣、奸臣。万武樵先生看到后，深为难过，要我写一文为张江陵昭雪。张江陵的相业，虽经当时昏庸之主及虚浮不实的士人，曾极力加以诬蔑，但至崇祯时代，由土崩瓦解的形势所引起的反省，明代的君臣对他已加以昭雪了。钱先生的私人意见，本不必重视。但钱先生是以制度为立论的根据，这里面含有在专制政治下的一大悲剧问题，须稍加清理。所以我便由武樵先生的激励，写成此文。此文写成后，先寄钱先生过目，钱先生写一跋语作答，原拟在《民主评论》上同时发表，后来我因为某种顾虑，把两文一起压下了。今岁四月，钱江潮先生两次来信，谓江陵县在台人士，将以餐会崇乡谊，邀我届时对张江陵的平生作即席讲演；我因张怀九先生及江潮之尊大人钱纳水先生皆耆年硕学，对张江陵的了解，实非我所能企及，故未敢应命。然重违江潮雅意，答应将此文清出发表，借请江陵在台人士加以教正。课务结束后，在抽屉中寻出此文时，首尾两段，因外面未加封套，已经残缺不全，有关刘台的一段考证文章，也在残缺之列，当时用何标题亦不复记忆，连蓝墨水也褪了色，字迹都变成模糊不清。而钱先生的跋语，因装在一厚信封内，却完好如故。乃把原文首段剩下之百余字完全删去，以原第二段为首段，另添若干材料，重新写作末段，以现标题刊出。钱先生在跋语中认为“历史应就历史之客观讲……若针切在时代，那又是谈时代，不是谈历史”。此意甚好，亦甚难。因对历史的了解，常有待于时代经验、意识的启发，所以克罗齐便说只有“现代史”。而我国传统中的“史论”，十之八九即是时论，也正是这种原因。钱先生以为自己在这里所讲的是客观历史，但他说“此刻我们要提倡法治，却又推尊张居正，正为不了解明代政治制度”，可见讲客观历史，而不针对时代，确是不容易，并且也不必故意去避忌的，大陆目前的大整肃，也正起因于大陆上许多人曾经“以古讽今”的原故。钱先生又提出“历史意见”的问题。历史中，一时谬误的意见，常能在历史的经过中得到澄清、纠正，中国过去之所以特别重视历史，正因为历史能提供是非的判断以保证，可以尽到宗教中因果报应所能尽的责任。张江陵的情形，正是一个显著的例子。是非之所以不明，常常为当事者利害好恶之私所遮蔽。理学家常要求人当下能脱出私人的利害好恶，以把握是非之公；这是为了救当下的人，救当下的事，救当下的时代。历史则在时间之流中，也能使人脱出过去的是非好恶，以看出过去的是非得失之公。在这种地方，理学家与史学家，常于不知不觉之中，有其会归之点。但历史家若缺乏时代意识，则不仅他对历史是非的判断，无补于当时，并且因缺乏打开历史的钥匙，对历史上的是非，因之也无从把握。章实斋对史学家特提出一个“德”字、“敬”字，可知史学家依然要有理学家的若干基底，这在今日更是无从谈起的。
一九六六年七月五日夜记于东海大学
一
钱穆先生在他的大著《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认为张江陵是明代的内阁大学士，不是宰相，但以“相体自居”，这是“不应该揽的权而揽，此是权臣，并不是大臣”，“是奸臣，是权臣，这是违反国法的，也是违反政治上传统道德的”，“现在我们不了解这情形，总认为张居正是一大政治家，他能讲法治。其实他本身就违法，而且违反了当时的大本大法”，“此刻我们要提倡法治，却又推尊张居正，正为不了解明代政治制度”。（以上均见原著页八三至八四）又归结地说：“张居正第一不应有权径下政府最高的命令，第二不应要人报皇帝的公事也报他一份。”钱先生要推翻张江陵历史上的地位，纯是就当时政治制度上的法制立言，所以我这里也就此点加以讨论。钱先生的话，依我的判断，是根据当时御史刘台劾张江陵的奏疏的。刘台是张江陵的门生，他当御史巡按辽东时，坐误奏捷，奉旨谯责，他便深恨江陵，才有劾江陵的奏疏。刘台此一奏疏，尽倾陷之能事。我现在先把刘的奏疏与钱先生论证有关的部分引在下面：高皇帝鉴前代之失，不设丞相……文皇帝始置内阁，参预机务。其时官阶未峻，无专肆之萌。二百年来，即有擅作威福者，尚惴惴然避宰相之名而不敢居，以祖宗之法在也。乃大学士张居正，偃然以相自处。……祖宗朝一切政事，台省奏陈，部院题覆，抚按奉行。未闻阁臣有举劾也。居正定令，抚按考成章奏，每具二册，一送内阁，一送六科。……阁臣衔列翰林，止备顾问，从容论思而已。居正创为是说，欲胁制科臣，拱手听令。（《明史》卷二百二十九《刘台传》）首先，我应说明“法”是产生于政治主权之所在。主权所在的地方可以立法，也可以改法、废法。所以法愈近于主权所在的地方，其安定性愈小。民主政治，主权在民。民非一二人，故立法、改法，都要经过认为可以代表民意的机关、程序去实行，因此才可保持法的合理性与安定性。然真正民主国家，依然是人民的自由，大于政府官吏的自由。因为人民是“法原”所在。专制的主权在君，君的意志随时影响到法，君的意志之所在，几乎法即随之。宰相地位不仅与皇帝最接近，而且它本是帮助乃至是代替皇帝总揽一切的。人君在事实上须要这样一个帮助的人，但在心理上却又害怕这样的人，如果有了正式的法理地位，便会感到这是一种莫大的威胁。所以中国历史上宰相的地位，在上述矛盾之下，很少平正地安顿过。钱先生认为中国历史中的政权早开放给读书人，也就是开放给天下了，所以没有主权的问题。我认为中国过去之所以没有主权问题，只是一般人认为主权在皇帝，是天经地义，所以不感觉这是一个问题。好像过去一个人花钱买了田地，田地自然是他的，没有人对之发生疑问一样。及土地改革之说兴，于是土地国有？公有？地主有？耕者有？便成为问题了。明代专制太酷，在黄梨洲的《明夷待访录·原君》一篇中，也正式提出了主权问题。至于过去的选举、考试等制度，实等于今日的大公司、大机关之登报招考职员，这比之贵族政治是开放了，但这并不是开放了主权，不是大家和皇室有平等的地位，作政治的竞争。故与今日之所谓“政治开放”的意义，大不相同。这一大前提不澄清，对于中国历史的了解，便都会走上牵强附会之路。秦悼武王二年始置丞相，汉承秦制，亦设丞相。《汉书·百官公卿年表》说：“丞相掌丞天子，助理万机。”应劭曰：“丞者，承也；相者，助也。”陈平在汉文初为左丞相，但答文帝决狱、钱谷之问时，自称“宰相”，是丞相即宰相。秦始皇尊吕不韦为相国；韩信诛后，汉高亦尊萧何为相国；相国比丞相的地位更为尊贵，然实际依然是宰相。宰相是秉承皇帝的意思来帮助皇帝的。这在大一统的专制政治之下，站在人君的立场来说，宰相一职在事实上既不可少，但在事势上又必须提防，于是历史上不外想出下列几种提防的方法：一是多设几位以分其权，一是有宰相之名而不予以宰相之实，一是予以宰相之实而不予以宰相之名，必使其名实之间，有所牵制。所以我觉得宰相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最为别扭，名实相符的宰相很少。于是宰相在法的地位，常是习惯法而不是成文法。即是，无宰相之名，而负宰相之实的，时日稍久，人即以宰相视之，史家亦以宰相称之，这是中国历史上的惯例。在官制上言，其间变换甚多，但有一基本线索不变，即是，凡与皇帝最易接近的，不论其官阶之高下，常即居宰相之实。换言之，宰相的实质，常决定于与皇帝的关系，而非决定于官制，此系专制政治的本质使然。言中国政治制度者不了解这一点，便不能真正得到要领。丞相制度到了武帝便出了毛病。自公孙弘死后，由李蔡到刘屈氂，换了六个宰相，自杀者二，下狱死者二，腰斩者一。这段惨史，正说明在专制中宰相地位的困难。尚书令属于少府，官不过六百石，武帝开始以宦官充任。及他临死时要托孤于霍光，于是一面以光为大司马、大将军，一面以光领尚书事，使光既掌兵权，又掌内朝机要。宰相的权，在制度上已经开始动摇了（汉时故事，“诸上书者，皆为二封，署其一曰副，领尚书者先发之”）。宣帝时张安世以大司马、车骑将军、领尚书事，魏相丙吉为相，大政由安世在尚书办公的地方决定好了，再装病出外，及见之诏令，乃派人到丞相府去假打听消息。所以马端临说：“丞相府乃宣行尚书所议之政令耳。”魏相丙吉，号称贤相，而实际他所做的是假宰相，小小的尚书，才是真宰相。东汉以三公为宰相，尚书令的地位提高到千石，外放时也只能当县令。《太平御览》二百十二引《汉官仪》所记东汉明帝诏谓：“尚书盖古之纳言，出纳朕命。机事不密则害成，可不慎欤。”这在今日，乃是一个机要秘书兼内收发的地位。但据《通典》说：“后汉众务，悉归尚书，三公但受成事而已。尚书令主赞奏事，总领纪纲，无所不统。”并且在朝会时，它可以“专席而坐”。这小小的千石之秩，更成了真正的宰相。此时尚书无宰相之名者，因为还有一个空头宰相三公的招牌存在。汉献帝时，曹操过了名实俱符的丞相的瘾。“魏、晋以后，或置或否，居之者多非寻常人臣之职”，齐、梁、陈则仅作赠官而无实职。魏、晋以后，始以中书侍中为宰相。宋文帝时，刘湛为侍中，与其他的侍中同为宰相，湛尝谓：“今代宰相何难，此正可当我南阳郡汉代功曹耳。”宰相等于郡守的功曹，实说破了宰相一职，根本无制度可言。唐代门下、侍中、中书令是真宰相；尚书左仆射（太宗为秦王时曾为尚书令，故阙不复置）加平章事方为宰相。其以他官参掌者无定员，“但加同中书门下三品”。尚书左仆射为从二品，而门下、侍中及中书令均为正三品。在“法”的立场说，他们皆不是宰相，则实际做的是宰相的事。因中书独取旨，尤为相权之所在。可是又不像以前另外有一个空头宰相的招牌，故即认他们为真宰相。宋虽承唐旧，以三省长官为宰相，但旋“以其秩高，不轻授人……乃以尚书令贰（尚书令是尚书省的长官，贰是其副手，等于今日的次长）左右仆射为宰相。而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以行侍中之职；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以行中书令之职”（叶梦得语）。把尚书令的副手来当作宰相，这更于法无据。所谓“同平章事”，是共同商量政事，这是给它的一种任务，而不是官职。但这任务是宰相的任务，故即以宰相称之而不疑，并不发生“法”的问题。这是习惯法。此种习惯法所以得到一般的承认，因为后面有作为“法原”的皇帝意志。南宋恢复了宰相的名称，因为这才是名实相符，在“法”上说得通一点。明初所以有宰相，是继承此一线索来的。但太祖秉性特为猜忌，洪武十三年胡惟庸之变，大肆诛戮，并废止宰相，设“四辅官”来帮他看公事。后又觉得四辅官的地位高了一点，不很妥当，遂于十五年仿宋制置殿阁大学士。宋朝的学士“资望极峻，无吏守，无职事，惟出入侍从，备顾问而已”。马端临谓宋的“学士直阁，尊卑不同，故难概称”。其中观文、资政两大学士，非拜过相的人不能当。明太祖取其“仅备顾问”，而抑其官秩为五品。此时是以翰林春坊帮他看公事，出主意。那等于现时的侍从秘书。所以刘台对殿阁学士职位的论断，就始设的时候说，那是正当的。但《明史·职官志》及《续通志》的《职官略》，列殿阁学士于六部之前，而对大学士的职位说：“掌献替可否，奉陈规诲，点检题奏，票拟批答，以平允庶政。以其授餐大内，常侍天子殿阁之下，避宰相之名，故名内阁。”这和宋制大学士之“仅备顾问”，完全是两样，他们所行使的可以说完全是宰相的职权，乃是实质的宰相。何以要“避宰相之名”？因为明太祖有一道敕谕，禁止后世设宰相。“臣下有奏请设立者，论以极刑”。明以大学士为宰相，与隋、唐、宋之以三省长官为宰相者，在法理上说完全相同，都是由演变的事实而来的。所不同者，明代既不同于东汉之另外有一挂名宰相，而较之唐、宋，又多了明太祖的一道敕谕。但所谓“避宰相之名”者，也只是表面文章而已。当时的人，以及后世的史家，无不以宰相称大学士。并且这种演变，是在张居正以前早就完成了的。二
明代大学士职位的演变，大抵可分为四个阶段。成祖即位，特选择解缙、胡广、杨荣等直文渊阁参机务，“阁臣之预机务自此始”。这是第一阶段的演变。但这时，“入内阁者皆编检、讲读之官，不置官属，不得专制诸司，诸司奏事亦不得相关白”，所以没有演变到宰相的职位。仁宗因杨士奇、杨荣、杨溥等为东宫旧臣，以侍郎、太常卿等官兼大学士，地位渐增重要，其后士奇等皆迁尚书，且累加至三孤（少师、少傅、少保，从一品），内阁地位便水涨船高起来。到了宣宗，“内柄无大小，悉下大学士杨士奇等参可否。虽吏部蹇义、户部夏原吉，时召见，得预各部事，然希阔不敌士奇等亲，自是内阁权日重。即有一二吏兵之长（尚书）与执持是非，辄以败”。这是第二阶段的演变。在此一演变开始时，杨士奇与尚书吕震讨论问题，吕震“当面厉声叱之”。对于士奇的意见，仁宗因尚书们认为士奇无参政资格，所以不敢直接接受。但到宣宗时，时人以杨荣比姚崇，即系以宰相视大学士。而《明史·三杨传》赞曰：“明称贤相，必首推三杨。”大学士之演变为实质的宰相，至此已经确定。而其演变的过程亦表现得最为清楚。《宪章类编》谓，“洪武中，惩胡惟庸之专权生乱……严为禁革，俾永不得设丞相。……内阁置大学士以备顾问，官仅五品，不预政柄。……自三杨入阁，乃以少师、尚书兼大学士，官尊于六卿，而口衔天宪，自是无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实矣，故中外皆称之曰宰相云”，正指的此一阶段。景泰中，“王文以左都御史进吏部尚书入内阁，自后诰敕房俱设中书舍人，六部承奉意志，靡所不领”（《续通志·职官略》）。这是第三阶段的演变。在此演变中，大学士有了正式办事的机构，而大学士之成为实质宰相的机能至此始具备。到了“嘉靖以后，朝位班次，俱列六部之上”（同上）。这是第四阶段的演变；而大学士成为实质宰相，已得到朝廷正式的承认。假定朝位班次，应算一种制度，这也可以说至此而得到制度上的承认。接着很著名的大学士是夏言、严嵩，《明史·职官志》称他两人“赫然为真宰相”。严嵩是奸臣，夏言并非奸臣，《明史》亦未将夏言列入《权臣传》。修纂《明史》的人，决不以大学士成为真宰相，而目之为权臣、奸臣。因为这在当时已经承认了，这是“历史事实”；客观的史学家不能任意加以抹煞。再接着是华亭徐阶。他写三句话在“直庐”墙上说“以威福还主上，以政务还诸司，以用舍刑赏还公论”，这是鉴于严嵩的专横自肆，处危疑之地，以谦抑自勉。但这三句话只是说明了徐阶为相之量，而并不是否定自己的相位，所以《明史》说：“论者翕然，推为名相。”再接着为首辅的是高拱。神宗冲年即位以后，拱“每慷慨收宫府权曰，有传奉中旨，所司按法覆奏，白老臣折衷之，以复百官总己之义”（《明史》本传）。这是要把宦官经手的皇帝“圣旨”，由他审核一番；他认为这是他当宰相的职责。高拱即因此被宦官所逐。而刘台劾张居正的原因之一，是认张居正有参加逐高拱的嫌疑，因而要为高拱打不平的。若照刘台的大学士不得以宰相自居的理论，则高拱是应该被逐，他何必为其打不平呢？张居正在穆宗时，以礼部右侍郎入阁，又迁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进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加少保。一年多的时间，由学士五品升至尚书的正二品、少保的从一品。《明史》本传称“时徐阶以宿老居首辅，与李春芳皆折节礼士。居正最后入，独引相体，倨见九卿。人以是惮之，重于他相”，可见当时大学士以相体自居，已视为当然。神宗即位后，他代高拱为首辅，“慨然以天下自任”。因为他不仅是神宗的老师，而且是受了顾托之重。慈圣太后（神宗的生母）要他特别多负责任说：“先生有师保之责，与诸臣异。”历史上凡是受命托孤的人，一面是保育皇帝，一面也可以说是代理皇帝，除非是太后自己垂帘听政。居正后由吏部尚书而进太师（明文臣无生而进太师者，居正是一个例外），官正一品，在六部尚书之上。神宗赐居正札称“元辅张少师先生”；当时的皇帝、皇太后都以“元辅”称他，在《明史》本传中，班班可考。这即是“历史事实”，史学家有什么方法去否定这种“历史事实”呢？他当政后，主要政策之一是守祖法，尊主权，屡次要神宗多御朝，亲万机，并建议增加阁员人数。此在《明史》及《江陵集》（《江陵集》出于张家残败之后，危疑未解之时，其中决不敢有饰辞）中记载至为明了。权臣、奸臣有一共同特点，便是不愿皇帝多问事，而居正则惟恐皇帝不问事。他指挥政治，除私人书札外，都是敕制诏令，这在法理上是皇帝的而不是居正个人的，凭什么可以说他是权臣、奸臣？至于说他“不应要人报皇帝的公事也报他一份”，这更是一种误解。如前所述，在西汉时，各方奏报，即须以副本送尚书令。假使明代大学士等于汉代尚书令，则多要一份公事也是理所当然。何况此时大学士已演变为实质宰相，报皇帝的事，没有不经过大学士之手的。也即是对张居正而言，没有多报一份的必要。刘台原劾疏对此事说：“居正定令，抚按考成章奏，每具二册，一送内阁，一送六科。抚按延迟，则部臣纠之，六部隐蔽，则科臣纠之。六科隐蔽，则内阁纠之。”可见居正是为了增加行政效率，使能互相循环考核，以对治当时散漫、疲玩、欺瞒之蔽。《明书》张传说：“前是，六部、都察院有覆奏，而行抚按勘者，度事之不易行……则稽缓之，至数十年不决。居正下所司，以大小缓急为限行之。”这正是对治此病的一种办法，乃是一种行政措施，是宰相应有的措施。这与西汉上奏事者以副本送尚书的情形也不相同。刘台只认为“阁臣衔列翰林，止备顾问，从容论思”，站在此一立场，才算是违法的。可是阁臣之成为事实宰相已经百年，刘台说的只是百年前的掌故而已。当时攻击张居正最力的如傅应桢，以王安石比居正，王安石是宰相；王用汲劾居正疏中，指居正为“辅臣”、“宰臣”、“相”、“大臣”；艾穆劾居正疏中称之为“元辅大臣”。在居正的政敌心目中，并未否认他宰相的地位。且刘台既攻击居正不应以大学士冒充宰相，但在同一疏中，对于居正推荐张四维、张瀚入阁为大学士一事，则称“祖宗朝，用内阁冢宰，必由廷推。今居正私荐用张四维、张瀚”云云，可见刘台自己也承认大学士为冢宰。冢宰当然是宰相。由其疏中之自相矛盾，即可见他的话不能引作历史的论证。假定说张居正的“独引相体”（此“独”字系对徐阶等之折节下士而言）为违法，这是中国历史千百年中许多宰相的共同违法，是张居正百多年以来的先辈的共同违法，是中国历史中共同承认、中国史学家共同承认的违法。钱先生说：“试问当时何尝有一道正式命令叫张居正代理皇帝呢？”宰相代理皇帝，是制度决定的。宰相制度没落后，是出于事实要求，而由皇帝承认的。这在明代，在宣宗时代，已正式有此要求和承认，决不始于张居正。张居正和旁人不同的，倒真是“有道命令叫他代理皇帝”；因为他受命托孤的时候，神宗只有十岁，他不代理皇帝，便只有由宦官代理。神宗曾降敕谓“卿受遗辅政，有安社稷之功”，又“赐大字凡五，曰元辅、曰良臣、曰尔惟盐梅、曰汝作舟楫、曰宅揆保衡”。当江陵要回籍奔父丧时，神宗一则谓“天降先生，非寻常者比，亲承先帝付托，辅朕冲幼……”再则谓“但今朕当十龄，皇考见背，丁宁以朕嘱卿……”，这类的话，不一而足。
三
张居正有许多缺点。熊师十力说他的思想有道家底子，《明史》上也曾提到。道家多半是有“机心”的。熊先生又责他不应干涉讲学，有统制思想之嫌。此外，也是当时引人最不满的，是他接受批评的雅量不够，这是政治家的大忌。但虽然如此，他依然是一个大政治家。第一，中国承认皇帝还要有“先生”，这正是中国政治思想与制度的伟大处。可是实际做到的很少。居正对皇帝以师道自居，进《帝鉴图说》及列圣宝训实录，真正尽了“为王者师”的责任，这只有大政治家才得有此。第二，中国历史上谈政治的，多半是谈一人一事，以一人一事为对象。有几个人能像张居正那样，把当代整个政治问题，本末精粗，一齐含摄住，作有系统地说出来，以构成一个结实的政治大体制，而以毅力贯彻之。可以说，周、秦而后，只有王安石有此气魄。江陵一集，气刚理密，风采俨然，虽与日月争光可也。他取怨的原因，就《明史》本传所载，一是痛折御史在外凌辱抚臣，因为他知道政治的基础在地方；二是执法严，省冗官，核驿递，得罪了不少“绍兴师爷”；三是减少县学生名额，大邑士子难于进取；四是治盗太认真，奉行不便者相率为怨言；五是江南豪贵，恃势与猾吏勾结，隐瞒赋税，居正遣大吏精悍者严行督责，国富而豪猾皆怨。当时对他攻击最力的公开理由是“夺情”。而其身后之祸，根本原因有二：一为对神宗要求太严，使神宗受不了，又得罪了宦官、外戚。宋学洙在《张文忠公遗事》中，对此详加考订后，归结地说：“确然见造冰者外戚也，换日者中官也。闪烁其间者凤盘（王四维）二三公。彼呶呶者只鹰犬耳。故两宫圣母，不闻传矜宥之旨。神宗宿三十七年之怨，非惟新郑（高拱）无此党，缙绅宁有此力量哉？”说得再明白也没有。二还是种毒于刘台劾疏中的另几句话：“盖居正之贪，不在文吏而在武官，不在内地而在边郡。”这是影射毒恶的几句话。大家知道居正治边很勤而又很有成效的。刘台若说居正在文吏和内地这一方面贪污，是马上可以查验的。他说是在武臣边地这一方面贪污，便远无对证，而且那又是当时花钱最多的一方面。这几句话说入了神宗的心，所以“疑居正多蓄，益心艳之”（《明史》本传》），遂籍没居正家。当籍没时，侍讲于慎行写了一封信给担当籍没任务的丘橓，中有谓：“江陵殚精毕智，勤劳于国家。阴祸机深，结怨于上下。当其柄政，举朝争颂其功，而不敢言其过。今日既败，举朝争索其罪，而不敢言其功，皆非情实也。且江陵平生，以法绳天下，而间结以恩，此其所入有限矣。彼以盖世之功自豪，固不甘为污鄙，而以传世之业期其子，又不使滥有交游，其所入又有限矣。若欲根究株连，称塞上命，全楚公私，重受其困……”于慎行的信，是在举朝构陷正急的时候写的，当然不敢稍有阿私之词。但丘橓没有接受于氏的意见。当时籍没的情形，《明史》本传谓：帝命司礼张诚及侍郎丘橓……籍居正家。诚等将至荆州，守令先期录人口，锢其门，子女多遁避空屋中。比门启，饿死者十余辈。诚等尽发其诸子兄弟藏，得黄金万两、白金十余万两。其长子礼部主事敬修不胜刑，自诬服寄三十万两金于（曾）省吾、（王）篆及傅作舟等，寻自缢死。……其当事噂沓之形，与吏卒咆哮之景，皆平生所未经受者。而况体关三木，首戴幪巾乎？在敬修固不足惜，独是屈坐先公以二百万银数，不知先公自历官以来，清介之声，传播海内，不惟变产竭资不能完，即粉身碎骨亦难免者。且又要诬报曾确庵寄银十五万两，王少方寄银十万，傅大川寄银五万，云‘从则已，不从则奉天命行事’。……他如先公……惟思顾命之重，以身殉国，不能先几远祸，以至于斯。而其功罪与今日辽藩诬奏事，自有天下后世公论在，敬修不必辩。独其虚坐本家之银，与三家之寄，非一时可了之案，则何敢欺天罔人，以为脱祸求生之计？不得已而托之片楮，啮指以明剖心。……江陵身后受如此惨祸，但其第五子允修，于甲申正月十日，以八十之年纵火自焚，殉流寇张献忠之难。他的曾孙张同敞，与瞿式耜同死难于桂林；“同敞尸植立，首坠跃而前者三，人皆辟易”。江陵张氏，可算无负于明室吧！假使历史上的权臣、奸臣，皆如江陵张氏，何至亡国圮族相次呢？！我国专制政治，到明代而发展到了高峰。钱先生的高论，实质上是认为明代的专制还不够。然则中国的历史，到底要走向何处？四
张居正身后之祸，几乎可说是专制政治下，想为国家真正负一番责任的大臣所必然要受的祸。这在张居正自己也知道得很清楚。他在万历元年《答吴尧山书》谓：“二十年前曾有一宏愿，愿以其身为蓐荐，使人寝处其上，溲溺垢秽之，吾无间焉。有欲割吾耳鼻者，吾亦欢喜施与。”《答张操江书》谓：“受重托之重，谊当以死报国。远嫌避怨，心有不忍，惟不敢以一毫己私与焉耳。”《答李渐庵书》谓：“草茅孤介，拥十龄幼主，立于天下臣民之上；国威未振，人有侮心；仆受恩深重，当以死报国。宋时宰相，卑主立名，违道干誉之事，真仆之所薄而不为。”又《答李渐庵论驿递书》谓：“天下事非一手一足之力。仆不难破家沉族，以殉公家之务。而一时士大夫，乃不为分谤任怨，以图共济，将奈何哉？计独有力竭而死已矣。”在万历六年《答林按院书》谓：“既已忘家殉国，遑恤其他。虽机阱满前，众镞钻体，不之畏也。如是，稍有建立耳。”万历八年《答李学院书》谓：“不谷弃家忘躯，以殉国家之事，而议者犹或非之。然不谷持之愈力，略不少回。故得失毁誉关头，若打不破，天下事无可为者。”他在《被言（被刘台的弹劾）乞休疏》中，也说得痛切：念臣受先帝重托，既矢以死报矣……今皇上圣学尚未大成，诸凡嘉礼尚未克举，朝廷庶事尚未尽康……臣岂敢言去？……皇上宠臣以宾师不名之礼……即其恩款之深洽，亦自有不能解其心者，又何忍言去？然而臣之必以去为请者非得已也。盖臣之所处者危地也，所理者皇上之事也，所代者皇上之言也。今言者方以臣为擅作威福，而臣之所以代王行政者，非威则福也。……今谗邪之党，实繁有徒；背公行私，积习已久。臣一日不去，则此辈一日不便……若取臣之所行者，即其近似而议之，则事事皆可以为作威，事事皆可以为作福。睊睊之谗，日哗于耳；虽皇上圣明，万万不为之投杼；而使臣常负疑谤于其身，岂亦臣节之所宜有乎？夫人必回顾，然后周虑足以庇后；必好名，然后完美足以保功。未有见先公专行一意，但知报主，祸机毁怨身后名，都置之不顾者。明知其且破家而不恤，明知庸庸多厚福而不为，难乎免其后矣……邹元标是因攻击张居正“夺情”而受了廷杖的人。但籍没事起，却上疏援救，说他“功在社稷，过在身家”。海瑞说他“工于谋国，拙于谋身”。这都可与张懋修的话相印证。江陵若非五十八岁便死掉，一定会及身而受到惨戮。不过当时攻击江陵的人虽多，但从政治制度上攻击江陵的，恐怕在当时只有刘台，在以后便只有钱先生了。钱塘林鹿庵有《江陵救时之相论》，以为“逐新郑、废辽王、夺情起复，三者罪之大者也”。关于江陵与新郑（高拱）的关系，宋学洙（顺治丁亥翰林）在《张文忠公遗事》中考之甚详。他与新郑的相违，是为了保全他的馆师徐文贞（阶）。但新郑卒赖江陵得以保全。王大成挟刃入后宫案，王大成在初讯时谓“自戚继光及高拱所来”；江陵但以阑入罪诛之，不使其牵连构成大狱。辽王宪栉以淫酗被废，时人诬江陵羡其府第壮丽，攘以为宅，而不知辽王故第已赐广元王（以上见张同奎《上六部禀帖》）。由此可知，以废辽王罪江陵，实出于当时腐儒谬守“亲亲”之义，又从而伪造事实，以诬蔑江陵的政治动机。至“夺情”一事，为当时不满江陵者最大的借口。袁枚《答洪稚存书》谓“古名臣如汉之赵熹、耿恭，唐之房、杜、褚遂良、张九龄，俱有夺情之事”，意谓不应以此责江陵。林鹿庵在上文中又说：其（江陵）进《直解》、进《大宝箴》、进《帝鉴图》，欲天子进学。进皇陵碑、进宝训、进御札，欲天子法祖。裁进奉，谏营造，欲天子节俭。引见贤能，欲天子知吏治。图百官于御屏，欲天子体群臣。请大阅，欲天子念边防。蠲逋赋，欲天子子庶民。绝馈遗，戒请托，欲天子知大臣法，则小臣廉。……彼（江陵）亲见贵溪（夏言）、分宜（严嵩）交相龁，而边备废弛……一旦柄国，辅十龄天子，绸缪牖户……以奠安中夏者十年。至江陵没而享其余威以固吾圉者，又二十年。……方其柄国时，惓惓致书贤者，辨明心曲，以为吾非不知府天下之怨；既已肩其任矣，吾欲贻冲圣以安，不专，必不一；不断，必不成。十年之间，两宫冲圣享其逸……六曹大臣荫其逸，犹曰侵官。乃委琐龌龊者畏之，有才无胆者妒之，清正拘牵者非之，畏难者怨之，迎合者惮之，深文排诋者疑之。蜚语喧腾，而欲虚心衡断其是非功罪也，胡可得哉？……以忠君爱国之心，而杂以一切吐弃之意，此则太史公责淮阴不能学道谦让，不矜不伐者也。上面的话，可谓说得痛切允当。至于有人说江陵的相权太重，代皇帝做了事；林氏在上文中则以为“宰相重，则朝廷尊，百务举；宰相轻，则朝廷卑，百事杂。自江陵没后，而诋江陵者非惟自轻，而卒以误国，而国不可为矣。……”《明史》本传引尚书李日宣下面的一段话，以作对江陵的断案：故辅居正，受遗辅政，事皇祖者十年，肩劳任怨，举废饬弛，弼成万历初年之治。其时中外乂安，海内殷阜，纲纪法度，莫不修明，功在社稷。日久论定，人益追思。其次，则钱牧斋在《少保梁公恤忠录序》里面的话，也值得深省：绍述江陵者，以阴柔为和平，以愦眊为老成，尽反其政以媚天下。江陵所用之人，一切抑没。其精强干办之才略，奄然无复存于世。……夫江陵所用之人，良马也；江陵以后所用之人，雄狐也，黠鼠也。江陵，能御良马者也。江陵以后，能豢狐鼠而已耳。国家之事，与狐鼠谋之，良马必将迁延负辕，长鸣而不食。……公与江陵，立谈数语而弭两浙之乱。向令今日公在本兵，江陵在政府，岂以奴寇遗君父哉？……念江陵之遗事，不胜其慨然也……尤可异者，变节和尚道忞《北游录》中，载道忞在清世祖前讥张居正为揽权，世祖谓：“老和尚罪居正揽权，误矣。彼时主少国疑，使居正不朝纲独握，则道旁筑室，谁秉其成？亦未可以揽权罪居正矣。”江陵在《明史》中稍得昭雪，与此一故事有甚大关系。身受江陵辅翼之功的神宗，因真信江陵有二百万两银，使江陵受残家之惨祸，而易世外夷专制之主，却不以江陵为揽权，认定其为历史中的贤相；兴亡之机，岂非表现得太清楚吗？权臣、奸臣之论，恐怕太昧于史实了。顾梁汾曾谓“先文端（疑应作‘端文’）在郎署时，立论颇不直张相国。后与史太常王池书有云：‘梅长公致思于江陵，其言可痛。’盖久而论定也。又相国言，有明一代，艰巨之事，众所不敢承者，率楚人当之。异时如熊（廷弼）、如杨（琏），可为一叹。”有清一代，楚人才气，已大不如明，而今人聪明伶俐，更谁会蹈江陵的覆辙呢？这一点是钱先生可以放心的。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七卷八期《民主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