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自由人》七三八期有孟戈先生《雷震安可杀》一文，是对高明先生在《自由青年》上《孔子与少正卯》大文的抗议。我没有看过《自由青年》，所以也不曾看到高先生的原文。据孟戈先生文中所转引，高先生主要的意思是觉得“我们自由中国的境内，也有一些闻人，以自由为标榜，以科学为号召，以民主为掩护，从事乱政的工作，我想孔子如生在现代，对于这些现代的少正卯，恐怕也不会轻轻放过而不予制裁的”。诛少正卯故事的虚构，早有许多人论证过。高先生是政治大学中文系主任，兼省立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的所长，若说他对此问题全无理解，那倒是很奇怪的。我根本不相信为我平日所钦佩的这位朋友——高先生，会真正要在“自由中国的境内”，来作教唆杀人的事。文人之笔，以感兴为多，常常是不应认真去推求的。我之所以写这篇文章，是因为在最近的刊物报纸上，有好几处提到此一故事，这当然有其时代的意义。所以把前人对此一故事的考证所未说到的，试作进一步的探索，决非针对高先生的大文而发，这点愿先向读者交代清楚。![]()
一
孔子诛少正卯的故事，早在王若虚的《五经辨惑》、陆瑞家的《诛少正卯辨》、阎若璩的《四书释义又续》、崔述的《洙泗考信录》、梁玉绳的《史记志疑》等中加以辨正。综合他们的论据，可以分为三点。第一是从思想上看，认为此事与孔子的整个思想不相容。第二是从历史上看，认为在春秋时代，孔子不可能做出此事。第三是从文献上看，此故事不见于《论》、《孟》、《春秋》三传、《国语》、大小《戴记》等书。最早的见于《荀子·宥坐》篇及《尹文子》。荀子已及战国末期，《尹文子》一书根本不可靠，所以此故事，是晚出的东西。我现在除对他们的论证稍加补充外，主要是想说明此一故事如何能假借孔子以出现，及此一故事系经过如何之径路而演进，因而涉及记载此故事之几种文献的年代问题。关于后面这一点，恐怕是一个大胆的尝试。首先是少正卯的身份地位问题。高诱《淮南子·汜论训》注：“少正，官；卯，其名也。”按《左传·襄公二十二年》“夏，晋人征朝于郑，郑人使少正公孙侨对”注：“少正，郑卿官也。”《正义》：“十九年传云，立子产为卿，知少正是郑之卿官名也。春秋之时，官名变改，《周礼》无此名也。”按少正的官名，不仅为《周礼》所无，且除《左传·襄公二十二年》此一记载外，亦为先秦其他典籍所未见。在与鲁有关的文献中，更找不出有少正官名的痕迹。所以《杜注》认为是“郑卿官”，意思是这只算郑国官制中的特称，这是他的谨慎。假使鲁国也有此卿官的名称，则春秋尚是“世卿”的时代，不仅孔子无权专杀，且在少正卯以前及其以后，何以毫无此一世卿谱系的痕迹？所以捏造此一故事的人，已经远离世卿时代，故在人名的本身，不觉留下了这样一个大漏洞。其次是孔子诛少正卯时的官职。《荀子·宥坐》篇称“孔子为鲁摄相”，《尹文子·大道下》称“孔丘摄鲁相”，高诱《淮南子·汜论训》注称“孔子相鲁”，《说苑·指武》篇称“孔子为鲁司寇”，《白虎通·诛伐》篇引《韩诗内传》称“孔子为鲁司寇”，《后汉书·李膺传》“昔仲尼为鲁司寇”，《史记·孔子世家》称“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摄相事（崔适以为应依《鲁世家》订为摄行者是）”，《孔子家语·始诛》第二称“孔子为鲁司寇摄行相事”。按孔子为鲁司寇，见于《左传·定公元年》及《孟子·告子》篇、《礼记·檀弓上》篇、《荀子·儒效》篇、《吕氏春秋·遇合》篇，这是可信的。但正如《公羊》定公十四年疏所说“鲁无司寇之卿”，这是以周朝的官制为根据。因此，孔子所做的司寇，应当是在司空之下的小司寇，其位为下大夫。先秦典籍，无一称孔子曾为司空的，在当时，司空才是卿位。所以《史记》“由中都宰为司空”，乃全无根据的说法。再“由司空为大司寇”，这是一路升官的口气，于是在司寇之上，便不能不加上一个“大”字，以见其为卿位的司寇，非复为下大夫的司寇。但先秦典籍中，无一称孔子为“大司寇”者，所以《吕氏春秋·遇合》篇称“仅至于鲁司寇”，“仅”者仅止于此，盖有所不足之意。若如《史记》所称之“大司寇”，或以鲁之司寇原即卿位，则《吕氏春秋》何以称之曰“仅”？春秋之卿，皆命自天子，大夫始命自诸侯，而《韩诗外传》八有“鲁侯命孔子为司寇”之辞，则其为下大夫之司寇，彰彰明甚。下大夫之司寇，不能擅杀卿位之少正，亦彰彰明甚。大司寇既出于后来的附会，则《史记》“由大司寇摄行相事”之进一步的升官，当知更出于附会。摄相乃代行相事之意。摄相既不可靠，则《史记》中的《秦纪》、吴齐晋楚魏世家及《伍子胥传》等所谓孔子“相鲁”，由代理而除真，更为后起的附会。按定公十年《左传》云“公会齐侯于祝其，实夹谷，孔丘相”，崔述谓此乃相礼之“相”，非相国之“相”，这是很对的。但摄相之“相”，当即依傍此事附会而来。《孟子·告子》篇“孔子为鲁司寇，不用，从而祭，燔肉不至，不税冕而行”，《礼记·檀弓上》篇“有子曰，昔者夫子失鲁司寇，将之荆，盖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由此可知，孔子最后的官位止于司寇。由司寇而大司寇，由大司寇而摄相，由摄相而相鲁，孔子的官位，是后人层层地加上去的，愈到后来，加上去的官愈大。先了解这一点，对于解决记载诛少正卯各文献的时间先后问题，是一个帮助。
二
孔子在政治上是最反对用杀，乃至用刑的人。《论语》：“季康子问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曰，子为政，焉用杀。……”又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他在政治上最恨佞人、利口，认“利口”可以覆邦家，“佞人”可以使国家陷于危殆（“佞人殆”），但对利口亦止于“恶”（“恶利口之覆邦家者”），对佞人亦止于“远”（“远佞人”）。在他当时，尚无显著的学术思想之事，即有，尽其量，也不过止于“道不同，不相为谋”。他对当时“避地”、“避邑”、“避世”的逃避政治现实的隐士，无不寄予同情与尊敬。他对政治，只采取两种态度，有机会便积极地去改造它（“达则兼善天下”），没有机会便消极地保存自己（“穷则独善其身”），决没有非与现实政治共存亡不可的意思，所以尊重隐士的“消极的自由”。他的伦理思想，实际是以自由精神为基底的，这才能赋予以“中庸”的性格，使“道并行而不相悖”。到了孟子，思想异同之争特为激烈。他斥杨、墨为“禽兽”，斥陈仲子为“乱大伦”，这都未免措辞过当。但归根到底，他也只说“有能拒杨墨者，圣人之徒”，决不能说“有能杀杨、墨者，圣人之徒”。赵威后对于陈仲子深怪齐王“何为至今不杀乎”，而孟子则“于齐国之士，吾必以仲子为巨擘焉”。在儒家思想中，决找不出用杀来解决思想异同之争的因素。然则与儒家思想极端相反的诛少正卯的故事，何以能附会到孔子身上，这是现在应当追问的。首先我以为儒家思想与专制政治的许多纠结，是和儒家思想的性格有关系。儒家思想是在封建制度下产生的，儒家思想特性之一，它不是以打倒现实，去改造现实，而是想攒入到现实之中，采用脱胎换骨的方法去改造现实。这用儒家自己的术语说，即是所谓“潜移默化”。因此，儒家是在封建制度的形式中，注入新的精神，以改造封建制度。譬如，礼乐本是封建上层社会的东西，但“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克己复礼为仁”，礼乐便在“仁”的新精神中脱胎换骨了。“君子”本是封建制度下的贵族之称，但在“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的新精神中脱胎换骨了。就造字的原始形象来看，君臣本是尊卑悬绝的，但在“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及“君君、臣臣”的新精神之中，也脱胎换骨了。此一思想性格的长处，是在不破坏既成的东西中去增加新的东西，不须要巨大的阵痛来作新生的代价，因而人类永远是在和平中前进。此一思想性格的短处，是在于若界划不清、把握不定，则拖泥带水，常于不知不觉之中，易被腐朽的东西所假借利用。加以儒家思想形成后，政治情势由封建向专制演进，在长期的专制气氛与利害关联之下，凡与专制不相容的成分，常得不到正当的解释、发挥。例如，儒家中的民主思想，有与专制容易混淆的部分，如父子之亲、君臣之义等，便易受到过分的宣扬渲染，以至于被专制的要求所渗透而发生变质。例如在先秦的儒家伦理思想中，绝对找不出片面义务性的三纲之说。三纲之说乃出自韩非子的“三顺”思想，经过长期专制下的酝酿，到东汉正式采入于作为儒家通论的《白虎通义》之中，而始戴上儒家的帽子。自此以后，本来与儒家思想，有本质上的区别的三纲之说，一变而成为儒家思想的骨干，这是儒家在专制政治的气压下，受到专制思想——法家思想渗透的显明例子。诛少正卯故事的来源，正与此相似。法家是我国古代的极权主义。此一思想，首先在秦国取得长期实验的地盘，随秦国势力的扩大而法家遂成为百家争鸣的殿军，并凭借现实政治之力而居于思想的统治地位。韩非及由韩非所代表的著作，实已集法家之大成。他们不仅要把人的物质生活，完全归纳于政治严格控制之下，使其成为统治者的工具，并且要把人的精神生活，也纳入于政治严格控制之下，使人们的思想言论，只能成为统治者的应声虫，这便是他们以吏为师的真正意义。他们既对于避世的隐士，认为是脱离了政治控制的不轨之民，要加以杀戮；则对于怀抱异见，甚至以异见与统治者争是非的人，当然更觉得非杀不可。此一政策的彻底实现，即是秦政的焚书坑儒。在实行焚坑以前，他们已有意无意地造成许多此类的故事，以加强他们现实政策的根据。孔子在其生时已被人称为圣人，其思想在战国末期依然是“显学”；假定不把孔子扯在一起，他们依然感到支持现实政策的精神力量不够。于是在现存的《韩非子》一书中，发现他们已经把孔子披上了法家的衣服，并准备好诛少正卯故事的粉本。经过此一酝酿以后，孔子诛少正卯的故事，便出而成为同类故事中的中心故事了。鲁哀公问于仲尼曰，春秋之记曰，冬十二月霜，不杀菽，何为记此？仲尼对曰，此言可以杀而不杀也。夫宜杀而不杀，桃李冬实。天失道，草木犹犯干之，而况于人君乎？殷之法，刑弃灰于街者，子贡以为重。问之仲尼。仲尼曰，知治之道也。……且夫重罚者人之所恶也，而无弃灰，人之所易也。使人行之所易而无离（读为罹）所恶，此治之道。鲁人烧积泽，天北风，火南倚，恐烧国，哀公惧，自将众趣救火者，左右无人，尽逐兽而火不救，乃召问仲尼。仲尼曰，夫逐兽者乐而无罚，救火者苦而无赏，此火之所以无救也。……请徒行赏（《艺文类聚》“赏”作“罚”，是）。哀公曰，善。于是仲尼乃下令曰，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逐兽者比入禁之罪。令未下遍，而火已救矣。按刑弃灰，正是商鞅治秦的故事，而重轻罪（轻罪加以重刑），也正是商鞅的政治思想。所以在同一篇内“公孙鞅之法也”一条下有“使人去其所易，无离其所难”两句话，恰是上面“使人行之所易，而无离所恶”两句话的转述。至于第三个故事，又是同篇中另一故事的转述：越王问于大夫种曰，吾欲伐吴，可乎？对曰，可矣。……何不试焚宫室？于是遂焚宫室，人莫救之。乃下令曰，人之救火者死（如死于救火），比死敌之赏。救火而不死者，比胜敌之赏。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两个故事中，都有“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一句，而孔子所下的命令，与大夫种所下的命令，全无两样。由这三个故事看来，孔子已经变成法家的代言人，由此再进一步以接受法家所迫切需要的一个诛少正卯的故事，便不觉得唐突了。诛少正卯的思想内容，可以说是《韩非子》之《内储说》、《外储说》里面思想的总结。如“似类之事，人主之所以失诛，而大臣之所以成私也”（《内储说下》），“论有迂深闳大，非用也。……言而拂难坚确，非功也”（《外储说左上》），“名外于法而誉加焉，则士劝名而不畜之于君”（同上），“人主多（重视）无用之辩，而少（轻）无易之言，此所以乱也”（同上），“夫称上古之传，诵辩而不悫，道先王仁义而不能正国者，此亦可以戏而不可以为治也”（同上），“夫好显岩穴之士而朝之，则战士怠于行陈（阵）。上尊学者，下士居朝，则农夫惰于田”（同上），“夫不处势以禁诛擅爱之臣（如田成氏），而必德厚以与天下，齐行以争名，是皆……舍车而下走者也”（《外储说右上》），“过其所爱曰侵，今鲁君有民而子擅爱之，是子侵也，不亦诬乎”（同上）。这些思想，准备了诛少正卯的内容，而太公望诛狂矞华士的故事，正是诛少正卯故事的蓝本：太公望东封于齐，齐东海上有居士曰狂矞、华士……太公望至于营丘，使吏执而杀之，以为首诛。周公旦从鲁闻之，发急传而问之曰，夫二子，贤者也。今日飨国而杀贤者，何也？太公望曰……先王之所以使其臣民者，非爵禄则刑罚也。今四者不足以使之，则望当谁为君乎？”……今有马于此，如骥之状者，天下之至良也。然而驱之不前，却之不止，左之不左，右之不右，则臧获虽贱，不托其足。……已自谓以为世之贤士，而不为主用，行极贤，而不用于君……是以诛之。一曰……吾恐其乱法易教也，故以为首诛。（《外储说右上》）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一点，诛少正卯的故事，《说苑》、《尹文子》称为“先诛”，《荀子·宥坐》篇称为“始诛”，《孔子家语》的篇名即为“始诛第二”。“始诛”两字，不是从这个故事中“故以为首诛”来的吗？商鞅、大夫种的故事可以套在孔子身上，则太公望的故事为什么不可以套在孔子身上？至于太公望的故事也是出于伪造，固不待论。
三
孔子诛少正卯的故事，经过法家思想、专制政治长期酝酿后，对其正式出现时期的合理推测，当在秦统一天下之后，或可视作为实行焚书坑儒所准备的谣言攻势之一。但此故事出现后，最初并无固定形式，是经过了一段长期演进的。从前人以为此故事首先见于《荀子·宥坐》篇；我在写《荀子政治思想的解析》一文时，也以为是如此。现在就记录得较详细的四种文献——《荀子》、《尹文子》、《孔子家语》、《说苑》作一比较研究后，才发现此故事最先见于记录者为《淮南子·汜论训》之“孔子诛少正卯而鲁国之邪塞，子产诛邓析而郑国之奸禁”。就详细的记录看，则系依《说苑》→《尹文子》→《荀子·宥坐》篇→《孔子家语》的次序而演进的。《史记·孔子世家》有关孔子仕鲁的一段记录，其材料与《孔子家语》为同一来源，因之，在时间上是东汉时加入进去的，或者即出于王肃之手。大体上说，一个故事的演进，总是在先者较为疏阔，而后起者较为精密。兹将四书所记录的分录于下，以便比较。孔子为鲁司寇，七日而诛少正卯于东观之下，门人闻之，趋而进，至者不言，其意皆一也。子贡后至，趋而进曰，夫少正卯者，鲁国之闻人矣，夫子始为政，何以先诛之？孔子曰，赐也，非尔所及也。夫王者之诛有五，而窃盗不与焉。一曰心辨而险，二曰言伪而辩，三曰行辟而坚，四曰志愚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皆有辩知聪达之名，而非其真也。苟行以伪，则其智足以移众，强足以独立，此奸人之雄也，不可不诛。夫有五者之一则不免于诛，今少正卯兼之，是以先诛之也。昔者汤诛蠋沐，太公诛潘阯，管仲诛史附里，子产诛邓析，此五子未有不诛也。所谓诛之者，非为其昼则攻盗，暮则穿窬也，皆倾覆之徒也，此固君子之所疑，愚者之所惑也。《诗》云，忧心悄悄，愠于群小，此之谓矣。按《说苑》系刘向“采传记百家所载行事之迹”而成。此故事首称“孔子为鲁司寇”，则其时孔子的官位尚未进至“摄相”，与《白虎通》所引《韩诗内传》相合；而“东观之下”的“东观”则系汉家宫室，故此故事之底本，当即出于西汉初年。韩婴为文帝博士，两书恐系出于同一底本。孔丘摄鲁相七日，而诛少正卯。门人进问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夫子为政而先诛，得无失乎？孔子曰，居，吾语汝其故。人有恶者五，而窃盗奸私不与焉。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僻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强记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免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处足以聚徒成群，言谈足以饰邪荧众，强记足以反是独立，此小人之雄桀也，不可不诛也。是以汤诛尹谐，文王诛潘正，太公诛华士，管仲诛付里乙，子产诛邓析史付。此六子者，异世而同心，不可不诛也。《诗》曰，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小人成群，斯足畏也。按《尹文子》一书，所为道家法家之言，皆极浅薄，无复先秦道家、法家的意度，其为伪托，固不待论。但就他“君年长多媵，少子孙，疏宗疆，衰国也。……内无专宠，外无近习，支庶繁字，长幼不乱，昌国也”（《大道下》）这些话看来，这是西汉末年政治情势的反映，故其成书年代，当在《说苑》之后，哀平之世。其所记少正卯故事，孔子已由司寇进至摄鲁相，“东观之下”的显著错误已经删掉。《说苑》上的“志愚而博”，实在有点欠通；至此则修正为“强记而博”，语意便较顺畅，且以此为罪名，又与法家的传统观点相合。《说苑》上的“知足以移众，强足以独立”，改为“居处足以聚徒成群，言谈足以饰邪荧众，强记足以反是独立”，和上面的五大罪名更为贯串，文字亦更整饬有力。又加上一个“文王诛潘正”，使《说苑》中之“此五子者”成为“此六子者”，又加上“异世而同心”一句，并将《说苑》上和“而盗窃不与焉”一句重复的所谓“诛之者”一小段六句删掉，这都是文字上的进步。孔子为鲁摄相，朝七日而诛少正卯。门人进问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夫子为政而始诛之，得无失乎？孔子曰，居，吾语女其故。人有恶者五，而盗窃不与焉。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辟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得免于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处足以聚徒成群，言谈足以饰邪营（荧）众，强足以反是独立，此小人之雄桀也，不可不诛也。是以汤诛尹谐，文王诛潘止，周公诛管叔，太公诛华士，管仲诛付里乙，子产诛邓析、史付。此七子者，皆异世同心，不可不诛也。《诗》曰，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小人成群，斯足忧矣。按荀卿本人著作，当止于《性恶》篇。其《君子》、《成相》、《赋》等三篇，是否出于荀卿本人之手，已甚可疑。《大略》篇杨倞谓其“弟子杂录荀卿之语，皆略举其要”。至《宥坐》篇以下五篇，杨倞谓：“此以上皆荀卿及弟子所引记传杂事，故总推之于末。”考其内容，以两汉儒者所附入者为多，其定篇当不能早于东汉初年。《宥坐》篇所记“孔子观于东流之水”一条，也是《说苑·指武》篇“子贡问曰，君子见大水必观焉何也”一条的整理。此处所记的诛少正卯，与《尹文子》上所记者大体相同。《荀子·儒效》篇称“仲尼为司寇”，与先秦其他文献相合，而此处则称“为鲁摄相”，即可证明其非先秦之文献。且有三点确可证明系《说苑》与《尹文子》的进一步的综合整理。首先，《说苑》、《尹文子》皆称为“先诛”，《荀子·宥坐》篇称为“始诛”，“始”字较“先”字，于义为长，所以《家语》也称“始诛”，可见《家语》是紧承《荀子·宥坐》篇。其次，《说苑》之“志愚而博”，《尹文子》改为“强记而博”，已较为明白，故下文承此句说“强记足以反是独立”，意思是一贯的。但“强记而博”，站在法家的立场足以构成一个罪名，因为“强记”即《韩非子·内储说下》中所谓“称上古之传，诵辩而不悫，道先王仁义”等。可是站在儒家的立场，则“强记而博”并不能成为一个罪名，此故事既录入《荀子》一书，则将“强记而博”改为“记丑而博”，真是尽到了修改的技巧。已经想出了妙不可言的“记丑”两字后，最笨的人也不会回头去再用“强记”两字。所以用“记丑”两字代替“强记”两字，是此一故事演进的一大进步。不过，《尹文子》上承此语的“强记足以反是独立”，在语意上不能改为“记丑足以反是独立”，于是《宥坐》篇只好援用《说苑》上的“强足以独立”一语，而成为“强足以反是独立”。但《说苑》上的“知足以移众，强足以独立”，“知”、“强”都是单语名词，两句话是很对称的；《尹文子》的“居处足以……言谈足以……强记足以……”，“居处”、“言谈”、“强记”都是复语名词，三句话也是很对称的。《宥坐》篇则上两句用《尹文子》上的“居处”、“言谈”的复语名词，而第三句又用《说苑》上的“强”的单语名词，上下语气便显得不很调和，而其因修改“强记”为“记丑”所发生的上下文连串上的困难，及弥缝此困难而两相结合之迹，亦显而易见。至《宥坐》篇多出“周公诛管叔”，将《尹文子》之“此六子者”发展为“此七子者”，这是因为《说苑》在此故事之前二条有周公诛管蔡一事，因而添入的。由此可知，《宥坐》篇的此一故事，实由综合整理《说苑》与《尹文子》上的此一故事而来，可谓铁案如山了。孔子为鲁司寇，摄行相事，有喜色。仲由问曰，由闻君子祸至不惧，福至不喜，今夫子得位而喜，何也？孔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乐以贵下人乎？于是朝政七日而诛乱政大夫少正卯，戮之于两观之下，尸于朝三日。子贡进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今夫子为政而始诛之，或者为失乎？孔子曰，居，吾语汝以其故。天下有大恶者五，而窃盗不与焉。一曰心逆而险，二曰行僻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免君子之诛，而少正卯皆兼有之。其居处足以撮徒成党，其谈说足以饰褒（当系“袤”之误）荣（荧）众，其强御足以反是独立，此乃人之奸雄者也，不可以不除。夫殷汤诛尹谐，文王诛潘正，周公诛管蔡，太公诛华士，管仲诛付乙，子产诛史何。是此七子，皆异世而同诛者，以七子异世而同恶，故不可赦也。《诗》云，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小人成群，斯足忧矣。按《家语》乃王肃编集古录杂记，及自己有所增附而成。上文很明显是抄自《荀子·宥坐》篇，但有几点值得注意的修改。第一，把《说苑》的“为鲁司寇”、《尹文子》的“摄鲁相”和《荀子》的“为鲁摄相”，合成为“为鲁司寇，摄行相事”，而中间添出“仲由问曰”一小段，以作摄行相事之旁证。第二，把《说苑》的“东观之下”改为“两观之下”，王肃并注为“阙名”，以符合鲁制，并把《说苑》的子贡补入，这可使故事的本身将更显得具体。第三，《说苑》的“心辨而险”，《尹文子》、《荀子·宥坐》篇的“心达而险”，“辨”字、“达”字意义皆欠明白，故他改为“心逆而险”，用此一“逆”字，意思便明显多了。第四，在《荀子》的“强足以反是独立”的“强”字下面加一“御”字，使成为“强御”的复语名词，以便与上面的“居处”、“谈说”复语名词相对称。且每句加一“其”字的指谓词，使文气更易贯串。第五，把《尹文子》、《荀子·宥坐》篇上的“成群”改为“成党”，又把《尹文子》上的“雄桀”、《荀子》上的“桀雄”改为“奸雄”，盖前者为西汉时之常用语，后者则为东汉末之常用语。第六，子产诛邓析的故事，有《吕氏春秋》可据，故《说苑》等皆因之。但王肃博学多通，知道杀邓析的并非子产，有《左传》可为铁证，所以他便干脆去掉邓析而用“史何”，使其与尹谐、潘正、华士、付乙，都成为历史上无可稽考的人物，对于故事本身的完整性，反为有利。至《尹文子》及《荀子·宥坐》篇之“史付”，在《家语》中则写成“史何”，或因形近而误，是不关重要的。这中间，应当提到《礼记·王制》上“行伪而坚，言伪而辩，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以疑众，杀”的这一段话。这段话分明是根据孔子诛少正卯故事中的思想，而说成为刑法上的原则的，所以也等于是此一故事的简约化、一般化〔按此应照“补志”订正。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按《王制》系由汉文帝命博士诸生所作，而它所根据的材料，则出自周亡之后，此皆有明文可据。清今文学家欲推翻此说，纯出于张大门户之私见。由秦及汉初，政治上实以法家及黄老为主流，而文帝命博士诸生作《王制》，殆亦欲以此作其政治设施上的参考。所以在此篇中，掺杂有法家思想，乃时势使然。关于此篇的刑法思想，自“司寇正刑明辟”到“故君子尽心焉”一段，和自“析言破律”到“凡执禁以齐众，不赦过”一段，一宽一严、一仁一酷，完全成为相反的对照；前者出于儒家，后者出于法家，其分际有如泾渭。孔子诛少正卯的故事，既已由法家酿成于秦统一之世，其内容已由秦见之于施行；焚书坑儒亦须有刑法思想之根据，则在“析言破律”一段中，采入诛少卯故事之内容以为刑法之原则，就《王制》成立的历史渊源及当时的形势说，也是很自然的。《王制》是奉诏的集体著作，他们把诛少正卯故事中的五项理由，去掉了“心辨而险”或“心达而险”一项，只采用四项，这正是他们精密的地方。因为不论“心辨而险”或“心达而险”，都是意义含糊，怎样也不能构成一项刑法原则的。最后，便是《史记》的《孔子世家》的问题。司马迁以继承孔子作《春秋》自任，《史记》中对孔子的推崇，可谓到了极点。但他所作的《孔子世家》，芜杂疏陋，尤以孔子仕鲁一段，几乎每句话都成问题，这是什么原因呢？我认为这是因为《史记》成书后遭逢了两大厄运。一是因触犯政治上的忌讳而被删改乃至销毁，如景帝、武帝两本纪者是。二是《史记》公开后，十多人加以补续，所以在很长的时间内，《史记》尚未得勒成定本。现在《史记》中有许多司马迁死后的记事，乃是最容易看出的证明。孔子自董仲舒后，特别受到汉代儒生的尊崇，对于孔子的历史——《孔子世家》，当然会引起他们的重视。先秦的许多遗闻逸事，汉代儒生都在不断地加以辑录整理；同时，在典籍流通困难的时代，又容易发生新的古代传说。司马迁最重视孔子作《春秋》乃至删述六经，但汉代儒生对政治的兴趣特浓，所以特重视孔子在现实政治上的成就，于是孔子仕鲁一事，大大地被他们所夸张，以致形成许多鄙俚的故事，更进一步而一起加到《孔子世家》里面去了。按司马迁修《史记》，“贯穿经传”，其取材必有根据，且对诸子百家之说，必“取信于六艺”，所以刘向、扬雄皆“谓之实录”。“疑则传疑”，这是他说孔子修《春秋》的态度，也是他修《史记》的态度。《孔子世家》中的材料，凡在先秦典籍中可以找到来源的，这是司马迁的本文，否则多系汉代儒生所附入或篡改。孔子仕鲁一段，几无不与先秦典籍抵触乖迕，而独与《孔子家语》相契合，这既不是《史记》取材于《家语》，也非《家语》取材于《史记》，而系相同的假古董，在大约相同的时间里分别出现。又按《三国志·王肃传》载肃答魏帝“司马迁受刑之故，内怀隐切，著《史记》非贬孝武，令人切齿”之问，力为司马迁辩护，推崇《史记》备至，可知王肃与《史记》有密切的关系。则《孔子世家》中孔子仕鲁一段，或即王肃以增饰《家语》之笔，转而增饰《孔子世家》，亦未可知。此事虽无确证，但《史记》此段的材料，不能出现于司马迁以前而系与《家语》同一来源，乃至同一时代，却是可以断言的。四
如上所述，孔子诛少正卯的故事，酝酿于战国末期的法家思想（以韩非为代表），成立于秦政焚书坑儒之世，盛传于两汉之间，一直到《孔子家语》而故事的演进才算完成；因把《家语》的同一材料窜入于《史记》的《孔子世家》而其影响乃更为扩大，这是与法家思想及专制政治有密切关联的故事。不过，一个故事的发生，固然有其思想与时代的背景，但对于同一故事的观点与解释，也会随着思想与时代为转移。《韩非子》中太公望杀华士的故事，及《吕氏春秋》中郑子产杀邓析的故事，在孔子诛少正卯的故事中是捏在一起，好像在性质上是完全相同的。但若详加考察，则《韩非子》中所杀的是隐士，而《吕氏春秋》中所杀的，若用现代词句表达，则是政府中玩弄司法、破坏司法客观性的败类。两个故事在性质上并不相同，乃因《韩非子》与《吕氏春秋》在思想上并不相同的缘故。同时，王肃在《家语》诛少正卯的“太公诛华士”句下注云：“士之为人虚伪，亦聚党也。而韩非谓华士‘耕而后食，凿井而饮’，信其如此，而太公诛之，岂所谓太公者哉。”此即说明在王肃的时代，不能承认韩非的杀隐士为合理，所以他不得不另换一个观点来另加解释。孔子诛少正卯的故事，虽然以法家思想及专制政治为其背景，但两汉儒生究竟是受过儒家思想的熏陶，并生于专而有制的时代，所以对此一故事的观点与应用，却与法家大有出入。例如高诱注《淮南子·汜论训》的这一条，说少正卯是“鲁之谄人”。《白虎通义》所引《韩诗内传》及王充《论衡》之《讲瑞》篇和《定贤》篇，则把少正卯说成是“佞人”。谄人、佞人，事同一体。并且王充在《定贤》篇的前面，对佞人有一段形容，也即等于下了一个定义：夫顺阿之臣，佞幸之徒是也。准主而说，适时而行，无廷逆之郄，则无斥退之患。或骨体娴丽，面色称媚，上不憎而善生恩泽，洋溢过度……可见汉人希望孔子杀的乃是这种人物，即是希望孔子由“远佞人”进而“杀佞人”。还有一个与此有关的实际例子，《后汉书·党锢传》中的李膺传载，“膺再迁，复拜司隶校尉。时张让（当时最坏的宦官之一）弟朔为野王令，贪残无道，至乃杀孕妇。闻膺厉威严，惧罪逃还京师，因匿兄让弟（第）舍，藏于合柱中。膺知其状，率吏卒破柱取朔，付洛阳狱。受辞毕，即杀之。让诉冤于帝，诏膺入殿，御亲临轩，诘以不先请，便加诛辟之意。膺对曰……昔仲尼为鲁司寇，七日而诛少正卯。今臣到官，已积一旬，私惧以稽留为愆。……帝无复言，顾谓让曰，此汝弟之罪，司隶何愆，乃遣出之”。原来李膺心目中的少正卯，乃是宦官的亲戚爪牙，难怪他要搬出孔子来杀掉。因此我想，假使孔子在天之灵，真正肯应今人的请求，下到人间世来，接受汉人为他所流传的故事，而大开杀戒，则他所要杀的，恐怕会使请求他的人大惊失望的。一九五八年五月十五日《民生评论》九卷十期
按：我写这篇文章，是以思想的线索，作文献资料搜集时的导引，而断定孔子诛少正卯的故事，是由法家转手而来的。顷重读《管子》，乃知此一故事思想方面文献的来源，是出于《管子·法禁》篇第十四。不仅此篇所举十七个“圣王之禁也”，其内容与诛少正卯故事的内容大体相同，且此篇之“聚徒威群”，洪颐煊谓“威群”当作“成群”，则与《尹文子》、《荀子》之“聚徒成群”正合，而少正卯之罪名，分明抄自此篇之“行辟而坚，言诡（诡、伪古通）而辩，术非而博，顺恶而泽”四语。《说苑》上无“聚徒成群”一语，盖此语乃在《法禁》篇第十七个“圣王之禁也”的前面，为初编此故事者所忽略，正可证明此一故事在今日可以看到之详细记录中，以《说苑》为最早。而《王制》上与此有关的四句话，则当系直承此篇而来。必先有此篇之思想文献，然后再接上《韩非子》上所造型之孔子、太公等人物，此故事乃得以成立。《管子》此篇之内容与韩非子之思想最为吻合，而诛少正卯故事系出于法家，乃成铁案。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廿六日夜补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