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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身世
南宋末年，在湖州德清县，生活着黄氏、胡氏两位贫家出身的美人。黄氏本侍奉于大族李仁本，而当李氏之女嫁给当时的天子理宗皇帝之弟荣王与芮之时，黄氏作为陪嫁也一起来到了荣王邸。身为荣王夫人的李氏虽无所出，但作为婢女的黄氏却幸运地产下了一个男孩。此后，没有男性子嗣的理宗皇帝驾崩，皇帝的侄子被立为天子，这便是度宗皇帝。而黄氏也成了天子的生母，被封为隆国夫人。另一边，胡氏则嫁与万安县县丞贾涉为妾。因贾涉嫡妻的嫉妒，产下一男的胡氏不久便被休去[1]。此男名似道，字师宪，上有一姊，而其姊究竟是否为嫡妻所生，也无从知晓。此后的贾家时来运转，贾涉官至淮东制置使，握有南宋北部国境的兵权。贾似道之姊贾氏更进入了天子理宗的后宫，虽未能如愿成为皇后，却专享着皇帝的恩宠，生下了周汉国公主。理宗并无其他子嗣，自然对这位掌上明珠十分喜爱，因此也就更加对贾氏言听计从[2]。而作为弟弟的似道，在继承二人父亲所留下的各种有形无形的遗产之余，也因为姊姊的裙带关系，得到重用，被任命为太师、平章军国事，可以说是将整个南宋的国运玩弄于掌间的人物。不过，在贾似道渐渐立身的同时，其生母胡氏却一直流落民间，直到母子二人再次幸运地见面，其母才因似道的显贵而被封为齐国夫人。而因为与前文那位隆国夫人的同乡之谊，齐国夫人屡屡被迎至禁中，与隆国夫人同寝叙旧。诸位或许已经将以上的内容看作在下对一桩古今奇观的冗长介绍了吧，然而真正的历史却并不如古今奇观那样有着可喜可贺的大团圆结局。而作为此文的发端，若是读者诸君在阅读本文之前，就已对南宋社会种种妇系家族的繁荣有所了解——这种繁荣积极说来是一种太平无事的体现，说得难听些则不啻为一种人情万能的社会运转方式——那么作者无疑会铭感五内。
二 青云
贾似道生于宁宗嘉定六年（1213年）八月八日。当时其父涉方任万安县丞，而几年之后的嘉定十二年（1219年），便已身为淮东制置使。此时的贾似道大抵随父去往了其在楚州的任所。当时，南宋的强敌金国已在蒙古的攻击之下不复往日之威，淮东北部的流贼李全也趁此机会从金国独立，利用蒙古和宋国两种势力，在山东附近确立了自己的地盘。在制置使贾涉的煽动下，李全成功牵制了金军，使贾涉得以在与金国的战争中虽无大胜，却也无大败。而在随后的嘉定十六年（1223年），贾涉病死于制置使任上，贾似道时年十一岁。成年以后，因为父亲的恩荫，贾似道被授予籍田令，担任嘉定一地的司仓工作。不过，就当时的世情而言，依靠父祖的余德固然能得到官职，然而若是不能凭借自己的能力获得进士头衔，却是不能得到世人的尊敬的。而成为进士一般有两种途径：从底层参加科举考试，或是先进入太学再参加科举，无论哪种途径都必须要通过数场竞争激烈的考试。此外尚有一条捷径——大臣贵戚之子可以免去之前的所有考试，直接参加殿试。所谓殿试，便是在宫中由天子亲自担任主考的具备仪式性甚至可以说戏作性的一场考试。而殿试也无所谓落第之说，所有参加者均可获得进士出身。恰好在此时，贾似道的姊姊凭借姿色进入了天子的后宫并得到其宠爱，成为了皇后的有力候补者之一，即便最终皇后之位不得不因为门第的关系而让给谢氏，贾氏仍然受到了天子的偏爱，被立为仅次于皇后的贵妃。也正因为这位姊姊的恳请，贾似道得到了免除殿试前所有考试的资格，于嘉熙二年（1238年）和其他读书士子一起参加了殿试，顺利进士及第。时年二十六的贾似道早已不是小孩子了，然而那位贵妃姊姊却仍然非常担心参加考试的弟弟，以至于在考试期间还命人从后宫送上汤药饮食，不过此举或许只是一种对考官们的示威，亦未可知[3]。
贾似道也就此获得了和其父祖相应的地位，家中亦有相当财产，宫里还有身为贵妃的姊姊作为保护者，万事皆已达成的他，开始过上了放纵的生活。同时，因进士及第而获得的太常丞、军器监这样的职位，亦没有对应的实际工作需要去做。贾似道每日纵游诸妓馆，至夜即燕游西湖不返。天子理宗曾夜凭高，望见西湖中灯火明亮之处，便语左右：“此必似道也。”明日询之果然。临安府尹史岩之为此专门将似道戒饬了一番。而当似道离开后，史岩之却这样说道：“似道虽有少年气习，然其材可大用也。” 位于天子脚下的临安府是大运河与杭州湾的结合点。其附近一带，自唐以来便是有名的谷物产地，成为南宋都城后，更令海陆物资在此地集中流通，生活既因此变得方便，从都城向西还可以饱览湖山之胜，在享乐的便利度上，恐怕没有其他地方可与此地相比较了吧。不过，在临安无所作为的冶游对年轻人来说并不合适，这或许是理宗皇帝的考虑，或许是作为姊姊的贾贵妃的想法，总而言之，贾似道很快便被任命为地方官员而离开了临安。贾似道先出任澧州知州，后移任湖广总领财赋，最终于淳祐六年（1246年）在名将孟珙身故之后，继任为了京湖制置使。这里“制置”作动词，和“处置”是一个意思，而制置使大致相当于唐代的节度使，可并没有节度使那么大的权力。与之前总领财赋之官主要掌管财政类似，握有兵马的制置使主要负责国家边防。南宋后期，政府在与金国接壤的北部边境通常设有三名制置使，自东向西分别为淮东（今江苏）、淮西（今安徽）和京湖（今湖北）制置使，此外还在四川设有宣抚使。而在制置使之上，虽然还设有制置大使、安抚使、安抚大使等官职，然其职掌却与制置使并无很大的差别。淳祐七年（1247年），贾似道官拜京湖制置使后的第二年，姊姊贾贵妃抛下了年幼的皇女，就此病殁，这对于贾似道来说理应是一大打击。不过，正如此前史岩之对其的评价那样，贾似道之材“可大用”，尤其与当时无能的学究式地方官相比较，贾似道的事务性才能更为突出。因此，在任京湖制置使四年之后，贾似道改任两淮制置大使，主管淮东、淮西的军政。此时取代金国征服了中国北部的蒙古逐渐开始威胁到了南宋，为了防备蒙古，南宋政府在国境线上的要地，如宝应、东海、广陵、涡口、荆山等处修建了防御工事，加强守备。理宗显然对贾似道在任上之所为非常满意，分别在宝祐四年（1256年）和六年（1258年）授予了贾似道参知政事和枢密使的头衔，使其虽为外臣，实际上却享有中央政府之宰相的待遇，威权日盛的贾似道不仅对所辖人事之进退拥有绝对的权力，就连庙堂大臣的任免也不得在未经他许可下进行[4]。而如此镇守两淮十年之后，面对突然入侵的蒙古大军，必须负起防御责任的贾似道终于等到了让天下承认其手腕的机会。
三 战局
南宋与蒙古的关系，开始于蒙古太宗为攻击金国首都开封向南宋提出带兵经过其领土之要求的绍定四年（1231年）。当时的宋虽拒绝了蒙古的要求，然而蒙古还是罔顾宋廷的拒绝，直接闯入河南南部的宋国领土，于钧州三峰山将金军的精锐部队围歼，继而直接威胁到了金都开封。此事发生在绍定五年正月至三月。此年年底，蒙古再次派出使臣前往南宋，提议宋与蒙古共同夹击金国。而已经弃守开封将国都迁往宋国边境附近之蔡州的金国，也同样派出使臣至宋，诉说蒙古的不可信，并请求宋军援助金国，一起阻止蒙古的南下，或至少为金军提供一些军粮。经过一番商议之后，宋廷以为，根据远交近攻的常规想法，应当与蒙古同盟，一起击溃濒死的金国，于是名将孟珙立即率军北征，帮助蒙军大将塔察尔一起攻陷了蔡州，灭亡了南宋的宿敌金国（宋端平元年，1234年）。
当蒙古与宋以陈州、蔡州为界划定国境之后，因为当时的蒙古尚自内外多事，且对中原兴趣不大，故将黄河以南的新得领土全部交与金国降人管理，驻兵亦极少。而得知此事的宋廷竟然无谋地派出军队进入河南，妄图恢复故都开封。北征的全子才、赵葵二将一开始如入无人之境般占领了开封和洛阳，然而在被蒙古塔察尔军突然袭击后，全军溃败而逃归南方。所幸此时的蒙古正处在对欧洲的远征之中，不太可能急速会兵大肆报复宋军，而只能动用华北的驻防军小规模入侵了宋国边境一带。南宋也迅速任用老将孟珙以平息此事。孟珙不愧为一代名将，面对困难的时局，没有辜负南宋朝野的期待，迅速收复了襄阳作为宋国第一线根据地，并在该地坚守了十三年之久，顺利担起前线防卫的大任。而当孟珙于淳祐六年（1246年）去世之后，贾似道便如前文所述，成为了其继任者。
此间的蒙古，经历了太宗驾崩之后短暂的定宗贵由统治时期，大汗之位也于淳祐十一年（1251年）传到了拖雷之子、宪宗蒙哥手中，蒙古和宋的关系也就此迎来了转折。盖因蒙哥一系在蒙古王室中实为失意的一支，向来未曾得到过较好的封地，故蒙哥即位后，便欲与其兄弟一起并力开拓新的疆土，以传与本系子孙。其中，宪宗的次弟忽必烈被委任来开拓中原和西藏地区，三弟旭烈兀则作为先锋前往波斯地区。忽必烈便是后世为人称作世祖者，在蒙哥一系处于失意之时的成长经历，令其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对蒙古社会的蔑视和对汉族官员的亲近，受到了汉文化的较强影响。以至于其在以蒙古至上主义傲视被征服地区的其他初期蒙古诸王之间享有“汉人之子”的绰号。当他被兄长蒙哥委以漠南一带的军事任务之时，更召集了姚枢、郝经等儒者，任用了史天泽、张柔等汉人出身的将领以为肱股。而以这位如此熟知汉文化的蒙古公子为敌的南宋，无论是战是和，都须保持极大的警戒。忽必烈的幕府中多有持亲宋论之人。初始，忽必烈采纳了这些人的建议，避免与南宋的正面冲突，挥兵西向，从宋在四川一带的国境线之外进入云南并攻灭了大理国，同时招降了西藏，又派出以兀良哈台为将领的部队征服了安南。当安南王投降于蒙古大军时，正是宪宗即位后的第七年。翌年，宪宗便制订了作战计划，亲率部队进入四川一带，同时又令忽必烈攻击京湖一带，而兀良哈台则从云南进军广西。按照计划，这三股部队最后将在鄂州（今武昌）会合，以大举伐宋（宋宝祐六年，1258年）。宪宗的部队在入侵四川之后，准备沿嘉陵江下至长江流域，然而在途中的合州一带却碰到了一个巨大的障碍。合州守将王坚利用地理上的险要进行了有效的防御，蒙古大军亦不能使之屈服，而就在攻击合州重庆城遇阻之后不久，宪宗便罹患重病，于合州钓鱼山的军营中驾崩。时为宋开庆元年（1259年）七月二十一日。就此，宪宗的直属部队解开对合州的围困，迅速撤退回国。然而，退兵的消息却并未及时传达给深入南方腹地的兀良哈台部队。事实上，兀良哈台军于七月渡过盘江进入邕州，八月攻破横山寨，经由宾州、贵州，蹂躏了象州、柳州一带，并于九月二十二日兵临静江府城下。另一边，遵守兄长宪宗之命进攻的忽必烈部队，于七月经蔡州渡过淮水上游，击破了大别山中险要之地大胜关，并在黄陂一带的长江边思考渡江之策。不过，在随后的九月一日，宪宗驾崩的消息传至忽必烈处，穆哥所派的急使汇报完宪宗驾崩之后诸将的情况之后，马上劝谏忽必烈早日班师北归，争夺大汗之位。大汗之位固然使忽必烈甚是心动，然而若是置迂回深入于南宋国境背后的兀良哈台于不顾，就此撤兵的话，兀良哈台部队便会进退失据，极有可能全灭。且在汗位继承的纷争中，比起表明自己的野心，暂时手握重兵观望局势无疑更为有利。于是他拒绝了亲信诸王们的提议，反而于阳逻堡舣舟渡江，于南岸的浒黄州登陆，进军围困鄂州城。其时鄂州城内守兵单弱，颇有陷落之危，然而守将张胜武勇善战，早就对蒙古军有所防备，四川方面的吕文德也马上派来援兵，贾似道更是率领大军前来支援，就此在鄂州城下，南宋、蒙古二军展开了对峙（宋开庆元年，1259年）。然而，作战之中，宋军的勇猛却令蒙古军颇为苦恼。仔细想来，这种勇猛是出于以下几种原因：第一，金国灭亡之后亡命至南宋的金遗民对蒙古的敌对意识；第二，宋国财政收入既有余裕，且肯不惜一切地支出用于军事——从开庆元年二月到第二年景定元年（1260年）二月，一整年中用于犒赏军队的特别支出即高达铜钱一亿六千八百万缗、银十六万两、帛十一万匹之巨；第三，则是因为蒙古大军的主要部队实际上并未参加战斗，兀良哈台军原本就只是为了扰乱后方而布置的特别行动队，忽必烈自己的军队亦同样没有彻底征服南宋的意志，自然也失去了作战中的锐气。其中，兀良哈台的军队经由湖南全州、永州，沿湘水而下，于十一月来到潭州，并在潭州郊外的南岳市与宋军遭遇。此战中，人称二哥元帅、也许信仰基督教的色目人捏古来身中流矢而死。而当忽必烈的先头部队抵达岳州之后，虽马上派出侦察兵，欲与兀良哈台军取得联络，可是因为宋军的抵抗和地形的不利，兀良哈台军无法继续北进，只得折回南方，翻越今湖南、江西一带的山地，进入江西平原。而对忽必烈来说，一度在岳州附近出现过的友军迂回部队，此刻再次消失；同时，身居蒙古腹地的末弟阿里不哥的即位活动越来越具体化。这两个消息的叠加使得忽必烈不容继续犹豫下去，只得将军中的指挥权交给大将张柔，自己率领轻骑北归。而兀良哈台军大约于景定元年（1260年）入侵江西之后，面对守备薄弱的南宋内地，遂悠然地经过并蹂躏了袁州、临江军、瑞州、奉新、分宁、武宁、江州、兴国军等地，顺利与张柔的部队会师。不过，在北归的路上必须渡过长江，这对于没有得力水军的蒙古军来说是一场巨大的冒险。蒙古军的计划，乃是在长江上修建直通江北的浮桥，而以三月三日为期，从危险的浮桥上退兵。然而，古来关于临河沿川的作战中，半渡而击无疑是第一准则。因此，宋军水军将领夏贵等人便早早地在巨大的战舰上等待时机，一见到蒙古军开始撤退，就立即烧毁浮桥，杀伤蒙军。不过由于战术上的生疏和蒙军的善战，最终宋军所获的首级不过一百七十枚。虽说如此，这对于之前连战连败的宋军来讲，到底是一场巨大的成功，而朝野的一片欢喜，也委实足以同情。在此期间，贾似道被授予了京西、湖南北、四川宣抚大使、都大提举两淮兵甲、湖南总领、知江陵府这样一长串的头衔，此外还被委任了节制江西、两广人马，通融应援上游的重任，可以说除都城附近之外，整个南宋领土已经全部位于其指挥之下了。而他同时也是这场战争的全面责任者，以一人之力肩负了战争的全部功罪。一开始身居汉阳的他，在战争开始后立即赶赴战争的中心鄂州总督军务。当战争即将结束之时，他又移驻长江北岸的黄州，并在该地遭遇了小股敌军的残余部队，抢回了部分为蒙军掳掠的宋民。此事经过夸大之后通过军功报告送达中央，为其赫赫武勋之上再添光辉（关于这场战争的前后细节，可参拙著《鄂州之役前后》，收录于《全集》(2)第十一卷）。四 政局
理宗皇帝原本不过是宋皇室的疏族，当宁宗不慧且无子又需要另立皇子之时，其端庄稳重的态度为当时权臣史弥远所看中。史弥远遂在宁宗驾崩之后排除了其他竞争者，将之扶上天子之位。而这个在不遇之时尚能好学恭俭的少年，一经荣登天子之位便身处富贵之中，得以为所欲为，说到底并非圣人的他，失去了外力的束缚，一夜之间成为一个享乐者，其实也并不令人意外。而史弥远死后，理宗所锐意进行的政治改革，即所谓“端平更化”亦最终宣告失败，自此之后，朝廷政治开始变得马马虎虎了起来[5]。首先是兴建宫中土木，为此特地设立了修内司这一机构，企图将宫中的营造成本转嫁给外廷[6]。最初只是通过此机构接受外廷的进贡作为建设费用，可是随后，这个机构开始一味地派出外戚宦官到地方上，以宫廷费用的名义进行榨取。而对朝中大臣来说，若是容忍这种要求便会受到清议的排斥，若是强硬地反对则会官位不保，其立场实不可谓不苦。因此，优柔寡断的谢方叔很快为朝廷外放，董槐、程元凤所建立的内阁亦未能持续多长时间。结果，代表了宦官势力的丁大全成为了右丞相，令强硬派们大为失望[7]。而此时南宋所要面对的，便是上述的蒙古入侵了。说到底，几乎没有配备水军的忽必烈部队之所以能够多次顺利渡过长江，实可归咎为丁大全的失政。他所任用的地方官员剥削江边渔户过甚，使得当地土豪士绅甘心充当了蒙古军的向导。而丁大全为了隐瞒自己的过错，更一度敷衍事态，将蒙古军入侵的消息藏匿不发，陷国于累卵之危。此举被曝光后，非议之声再次甚嚣尘上，即使厚颜如丁大全，亦不得不挂冠并待罪阙下。而取代丁大全负起战时内阁之任的，便是强硬派的领袖吴潜。吴潜，嘉定十年（1217年）状元，此后渐渐在政界树立了蔽衣破帽的道学先生的铮铮形象。此前曾遭人弹劾“违道干誉”的他，如今虽已年近七旬，却老而弥坚，下定决心要将附和宦官的政治家从朝中一人不剩地彻底肃清。不过，对他这一悲壮的决意产生共鸣的，仅仅是若干青年官吏罢了。对一般朝臣而言，他所谓的肃清不仅是一种过犹不及之举，更会威胁到自己的仕途，是以多对之采取冷淡的围观态度。另一方面，当吴潜尚未对朝廷人事规划完毕之时，血气方刚的少壮派官吏——国子监博士以下五人(3)便在吴潜不知情的情况下，上书痛陈祸乱之根本在于宦官董宋臣，并言及部分宫中秘闻。此时的吴潜开始渐渐察觉，自己在野时代的抱负，怕是很难在今日之庙堂上实现了，而此事也成为了吴潜战时内阁之上的一抹暗云[8]。更令人困扰的，则是自古以来天子对道学家抱有的不满，理宗对吴潜亦同样产生这种怨艾。当蒙古军入侵江西之时，吴潜曾劝谏天子迁幸海上以避难。天子自然非常不赞成此议，并问吴潜：“朕去海上，则卿如何？”吴潜答道：“臣当死守于此。”听闻回答的天子哭泣着说道：“卿欲为张邦昌乎？”这句话说得非常之重，和理宗在事后的感叹：“吴潜几误朕”可以对读(4)。而下一次君臣之间发生的如此“歇斯底里”的对话，则是关于立太子的问题。理宗未生有皇子，就是否将皇弟荣王与芮之子忠王过继为养子询问吴潜之时，却遭到了这位道学家的激烈反对：“臣无弥远之材，忠王无陛下之福。”(5)也正是此事最终惹怒了理宗。就在蒙古军队全部撤退，局势恢复和平之后不久，台谏便马上弹劾吴潜，而宫中立即在夜半下达指令，免去了吴潜的丞相之职[9]。那么，谁能成为吴潜的继任者呢？此时的天子在好几位朝臣之间为后继的内阁首席之位着实思索了一番。不用多说，最终的人选肯定会落在刚刚结束的这场战争中的头号功臣贾似道的身上。此时的贾似道虽享有参知政事、枢密使、右丞相等头衔，而其实际职位仍然是制置使和宣抚使，担任着国境线上的指挥官。不过，他作为叱咤三军前后十五年，成功抵御蒙古侵略，将天下兵马握于己手之人，进入中央继承相位，恐怕是没有什么人会有异议的。只是作为宰相的他表现究竟如何，殊未可知，而此刻的朝野上下似乎也正等待着见证这一点。五 手段
开庆元年十月，贾似道于军中就任右丞相兼枢密使。翌年景定元年四月，当左丞相吴潜被罢免之后，贾似道随即作为凯旋的将军进京，坐上了朝廷首席之位。这一系列的升迁，说到底还是因为贾似道和天子理宗的关系。天子本人熟知贾似道已久，即便是贾贵妃的去世也不能改变这种信赖。而贾似道成为新一任宰相本身，对理宗而言，就如同往日一直靠走后门升迁的小儿辈，有朝一日终于堂堂正正地从大门登堂入座一般，恐怕这对君臣初次在朝堂上相遇之时，彼此都会有些不好意思吧。另一方面，这对君臣之间的交流，大抵也会如电流一般畅通无阻，而这也正是这位新任宰相的一大利好消息。贾似道首先进行的，便是对刚刚过去的那场战争的论功行赏和对干犯军纪者之处罚。其中论功行赏的对象主要是军中武官，包括将吕文德任命为自己的继任者——京西湖北安抚使，以夏贵为淮东安抚副使辅佐之。然而处罚之事，在此前宋廷的惯例中，若非打了败仗，本是绝不施行的，不过长期身在军营的贾似道却一反常态，以图整肃军规。故他褫夺了李曾伯、史岩之等文臣带兵而退婴渎职者之官职，又黜退了部分贪得无厌、放任部下掠夺平民的武将。其中作为掠夺平民之代表的李虎固然免于一死被流往郁林州，而颇有战功的向士璧、曹世雄等人也在免职之列，因偿还不出滥用的军费而被贬窜远州。如此一来，几乎每个人都在怀疑贾似道之偏袒，并对其苛酷表示不满[10]。然而在贾似道看来，的确是有必须这样做的理由。与针对武官的全面肃清不同，贾似道对于中央政府的文官官僚所采取的，是一种较为温和的人事行政调动。有鉴于此前吴潜欲将反对派一扫而空并最终遭致的失败，贾似道实行了一种清浊并吞的手段，在尽量使用“旧材料”的条件下，树立一种具有贾似道之特色的新体制。他的这一计划，也因为他那强大的政治手腕而几乎得以实现。当时的官吏数量颇多，而职位上的缺额却甚少，这也导致了一系列买官行为的产生。其中自然包括了那些不知羞耻利用宦官的机会主义者，而其他那些欲将其铲除的强硬派与之的对立也非常激烈。若是贾似道支援其中一方以排挤另一方，那么宋代的特产——党争便有复燃之虞。而贾似道的想法却是彻底消弭党派。他既往不咎的态度也渐渐使得官僚群体放下心来，也让他赢得了他们的援助。贾似道对买官者的请托一概不受，而另一方面却不惜送上厚礼，恳请隐逸草间的学者出山。这种做法是如此彻底，以至于在当时的世人眼中，前往山中坐禅竟然成了猎取官职的必需途径。而因贾似道的礼遇而前往庙堂之上的则包括马廷鸾、叶梦鼎、江万里等当时著名学者和文人。这些人虽并无宰相之器，亦乏经世之能，本来只不过是壁龛上的“装饰品”，然而贾似道却正是看中了他们的无能才将之选为同僚的[11]。正是因为如此，当贾似道以恬退示人，以身体状况不佳为由辞让相位之时，他的同僚们更是如畏惧夜晚的灯火恐将失去般的态度争相上书，表示朝廷此刻不能没有“周公”，故必须慰留贾相[12]。而这种挽留之举却令贾似道更为“惊恐”，再次上表乞骸骨，以博得天子和同僚们愈加白热化的挽留。文书往来了七八次之后，贾似道方才许诺留任，使天子和同僚们放下心来，而如此一来，他的威望也自然更甚。贾似道固然抑制了军阀和文官的权力，享有天子的无限信任。此外，即便是作为宫中蛀虫的宦官和炫耀自身阀阅的外戚宗室，在贾似道面前同样也抬不起头来。而最不可思议的便是，一直以来如猛虎一般不可驯服的临安府太学生们，也变得好似猫咪一般温顺。此前都城的这些学生颇为趾高气扬，以诵读圣贤之书的身份甚为矜持，根本不将被他们看成俗物的政治家放在眼中。一旦稍不如意，便集体弹劾宰相，而旨在消弭这种抵抗运动的临安府尹，却又往往并非学生们的对手，不敢轻举妄为。被夹在政府和学生之间进退维谷并最终去职，大抵便是历代临安府尹的固定命运了。而在贾似道的政策下，这些凶暴至极的学生群体就好像中了某种魔法一般老实了起来。事实上，他对此并无什么秘诀，只是尽可能地向学校支出各种经费，将各种考试变得容易，并经常对这些年轻人予以一定程度上的笼络而已。六 财计
在此还须提及的，便是贾似道的财政政策。江南一带一向盛产大米，特别是都城临安附近的浙东和浙西，自古以来便以米谷丰熟著称，绝无粮食不足的问题。不过，为了供给庞大的军费开支，当地的租税却一贯相当之高。其中，政府每年会以“和籴”的名义强制性购入约六百万石的大米，并用所谓“会子”的不兑换纸币支付。而年年发行这种不兑换纸币，又使得这种纸币的价值年年走低。即便会子不过是纸墨大量印刷而成的，可最终，印出的会子甚至不能支付印刷成本[13]。贾似道暂缓了新印会子的数量，而为了抑制通货膨胀，他采取的一劳永逸之策便是公田法。此法根据刘良贵等人的建议而立，规定国家可以强制买入拥有二百亩以上土地的大地主的三分之一土地，并将之租与佃户收取年贡，而这些年贡则取代了以往的和籴，用来供应军粮支出。贾似道对这一新法非常热心，率先将自己所有的一万亩土地售出，并成功地使以吝啬闻名的理宗之弟荣王与芮交出土地，堵上了反对者的嘴巴。贾似道首先选择在浙江的平江、嘉兴、安吉，以及镇江、常州、江阴一共六郡设立官田所分司，在其下各乡设立官庄，由当地土豪出任庄官，负责租米的征收，而之后又废除庄官，直接由政府官吏对佃户进行监督。而据公田法，虽说是政府买入了大地主的土地，可是政府所支付的，其实仅仅是会子和作为一纸空文的官员告身罢了，其实质与征收无异。此外，即使专门设置了催缴租米的官吏和庄官，但最后收缴到的租米却意外地少。当然，这并不能责怪业已十分贫穷的佃户，而只能让土地原来的所有者——大地主们将不足的份额补足。因此公田法很快引起了浙西大地主们的恐慌。不过，说到底那些大地主均非无辜之人，其中多有凭借雄厚的经济背景获取不当收入者，而在此前的和籴政策下，他们可以将和籴的负担完全转嫁到小地主们的头上。随着和籴政策到此为止，公田法开始施行，他们或是存心将荒地出卖给政府，或是在出让的土地面积上巧做文章，而这些肮脏的手段，最终都会在租米上缴之时暴露。虽说不过是咎由自取，然而当时亦有大地主受困于补缴租米而最终自杀这样的流言四起。由此可见地主阶级对贾似道公田法不接受的态度，不过地主阶级的不平也最终在朝野舆论上得以反映。按贾似道等人的计划，本该在全国范围内收缴一千万亩的公田，并据此征收六七百万石的租米，然而在征收了浙西三百五十万亩土地之后便不得不中止。而这些公田所产生的租米约为二百五十万石，相当于此前两浙转运使的和籴额——也就是说，浙西公田的存在，完全可以取代两浙的和籴总额。而此后，公田所产生的租米便一直贮藏在咸淳仓之内，使之保持六百万石的仓储量。贾似道的第二项财政政策便是所谓的“经界推排法”。出于偷漏田税的原因，当时的富豪们有意让田籍边界变得紊乱不清，而执行检地，对田籍正本清源的工作，也必会招致官僚地主们的恶评[14]。尽管在地主们看来，施行经界推排法无异于使“江南之地，尺寸皆有税”。不过在今天看来，实有如此为之的必要性。自古以来，难以博得地主阶级好感的新政大多以失败告终，然而贾似道所断然推行的政策最终却不可思议地迎来了成功，由此可见其强大的政务处理能力。第三项政策则是“金银见钱关子”的发行。南宋时代的通货原则上是以铜钱为本位的，而实际上又有会子这种不兑换纸币与之共同发行，逐渐地压迫了铜钱的流通，将之驱逐出货币流通界。政府也因此发布了铜钱和会子同时流通的命令，且使用各种手段维持着会子的价值，保证二者能够在某种程度上等价交换。不过当朝廷财政困难之际，又往往过量发行会子，使其价值大大小于铜钱。南宋后期，如何维持会子的价值，也成了困扰政治家的一大难题。而贾似道通过买入公田以部分罢免和籴，也有为了阻止会子滥发的企图。当时正逢第十七、十八界会子流通于世，贾似道随即下令停用第十七界会子，并发行新的“见钱关子”，亦即所谓的“铜钱兑换券”。总的来说，所谓交子、会子和关子并无本质上的区别，最初都只是各种兑换券，而经过一定的时间之后则变成了不兑换纸币，最终又迫使政府发行能够兑换铜钱的新券并加以新的名字。而贾似道所发行的见钱关子，其一贯可兑换铜钱七百七十文，又可交换第十八界会子三贯。是第十八界会子的一贯应该可以兑换铜钱二百五十七文左右。而第十七界会子则因为已被回收，替换为第十八界，故不清楚其具体兑换比率。除了铜钱和与之兑换的会子之外，当时白银亦渐渐开始大量流通，有了取代铜钱成为新的本位货币之势。对此，贾似道则发行了可兑换金银的关子，与之前的见钱关子一道流通。然而遗憾的是，金银之间、银铜之间的具体交换比率今日已不能详知了。至于各种关子发行之后通货市场究竟稳定与否，就今日所见的史料来看，其结果自然是造成了物价沸腾、民不聊生，然而这样的记载到底是难以全信的。因为在贾似道的一系列改革之后十年，南宋即宣告灭亡，而忠实记载了这十年各种情势的史料，现今恐怕早就不存在了。
七 半闲
景定五年（1264年），理宗于宝寿六十岁、在位长达四十一年之际驾崩，其弟荣王与芮之子忠王即位。这位忠王，即后世所称的度宗，在先朝贾似道身居宰辅之时被立为太子，毫无疑问后者的大力襄助也是原因之一。皇帝即位时年方二十五，已非幼冲登极，亦不是生来不慧，只不过是一个比起学问和政治来更注重享乐的近代式青年。而对贾似道来说，这样的天子无疑是最易相与的，他的即位也是一个使自己地位更加牢固的好机会（1264年）。咸淳元年（1265年），度宗即位翌年，贾似道被封为太师和魏国公。咸淳三年（1267年），贾似道又被任以平章军国重事，赐予西湖葛岭处的私第，享有五日一朝的待遇。南宋政府的二重体系也就此确立——贾似道在葛岭的私第中与馆客廖莹中等人得以从容商议国事，临安朝廷的百僚则完全盲从于贾似道的意见，而奔走两地之间进行沟通的则是贾似道的堂吏翁应龙[15]。位于葛岭的贾宅占据了俯瞰整个西湖的形胜之地，园林多名以群芳，而其中设立的半闲堂，则是贾似道自号半闲老人和秋壑的由来。贾似道并非疏于文艺之人，相反还特别喜好美术，召集良工特为覆刻了《定武兰亭》。他所作的随笔《悦生随抄》也紧随当时的随笔文学，以搜录闲话为主，不过此书如今仅存《说郛》所录的一部分。而贾似道受当日“古董癖”风潮的传染，相当热衷此道[16]。其园中多宝阁既富有收藏，对于世人深恶的盗墓也乐于为之。他对买官运动的态度虽如前文所述般严峻，可人终究也是有弱点的吧。如果持有古董前往拜会贾相，恐怕在人事上也能得到一定的便利。此外，据传他还非常喜欢斗蟋蟀，这种游戏在今日的中国仍然十分流行。宰相和蟋蟀的某种不匹配性，使我们得以窥见南宋末年的世风。在咸淳六年（1270年）被允许十日一朝之后，贾似道与朝廷的关系日益疏远，随之而来的却是他手中权力的日益强化。咸淳十年（1274年），当贾似道之母胡氏以八十三岁之高龄病死之时，就连天子也特为下诏，辍朝五日，派出内侍主管敕葬。当日正逢大雨，百官坐于泥泞之中，任凭膝盖没入水中，亦不敢易位。此刻的贾似道，无疑处于位极人臣的地位，然而亢龙有悔、月满则亏，跨过荣耀的顶峰恐怕便会迎来急转直下的堕落和失意之日吧。而最终使贾似道命运急转直下的，便是其对蒙古策略上的破绽。
八 溃败
此前的史家大多以为，早先蒙古入侵之际，贾似道曾以割地和岁币的方式向之求和，在诓骗忽必烈并使之撤军之后，又并未践行和约。而这种看法殊非事实。实际上，在鄂州战场之外的确存在双方互相交涉的行为，不过这种交涉只可视作贾似道对忽必烈的一种试探罢了，通晓人事的忽必烈也并未将贾似道的提议当真，和议也旋即流产。而等到忽必烈回到开平自立为大元皇帝之后，便开始了东方蒙古帝国的建设，使得当日之形势重现了往日宋金对峙的格局。此时的忽必烈派出其幕下亲宋派的郝经前往宋廷，以向南宋提出各种新的要求为名，观察宋廷的反应。而贾似道考虑到忽必烈此举必会动摇南宋之人心，且非常害怕国情之虚实被敌方探知，故而在真州便将郝经拘留，阻止其入都。另一方面，忽必烈挫败其弟阿里不哥之后，本已渐渐镇压了蒙古西北部的骚乱，然而此时，山东的汉人军阀李璮又发动了叛乱。同时，南宋政府也在未知胜算几何的情况下盲目对其进行支援，触犯了蒙古的虎威。这个李璮，本是金末兴起于宋和蒙古边境成为一股独立势力的流贼李全之子。李全为宋军所杀之后，李璮在蒙古的保护下重新纠合其父旧部，在山东站稳了脚跟，成为了蒙古帝国内的汉人军阀。不过，在策士王文统的鼓动下，李璮竟向帝国举起了叛旗。虽说这场叛乱很快就被讨平，然而此事也令忽必烈对汉人的心态发生了改变。在对手下的汉人诸侯产生出强烈的警戒心的同时，他认识到，若是放任南方的宋国苟延残喘，帝国的那些汉人便绝不会对蒙古的统治歌功颂德。而李璮的叛乱，对蒙军的战术来说亦是一种宝贵的教训。此前的蒙古人固然可以在野战中展现其天下无敌的勇猛气概，而攻城则非其所长。之前忽必烈在入侵宋国之际，便对鄂州城无可奈何。然而，当围攻李璮所在的济南之时，元将史天泽使用了宋子贞的献策，在围城城墙四周更筑以环城，用以压缩包围圈，置敌以死命。从此，善于闪电战的蒙古军也掌握了持久战的要领。而忽必烈更是随即将这种新战术运用到了对宋战争上。宋军的前线是两淮、京湖和四川三处，其中以京湖最当要冲。两淮地势低洼，不利于马战，四川则远离政治中心，不能起到直接打击的作用。而若是攻破京湖一地，便可直接切断宋国领土，使之陷入半身不遂的状态。不过反过来说，宋国的大部分精兵也都集中在这一带，位于其地前线的襄阳更是防备牢固。对南宋而言，只要确保此地的安全，那么就算蒙军从他处发动奇袭入侵内地，也会被此地的防线牵制，无法起到长驱直入的效果。因此，襄阳可谓当日的兵家必争之地。而襄阳守将吕文焕则是贾似道心腹吕文德之弟，文德此时亦坐镇鄂州，控制着长江中游，总督京湖军事。不过，当时有骁将之称的刘整因与贾似道不和而投降了蒙古，并献上攻取襄阳之策。首先，蒙军对吕文德诱之以利，使之同意在与襄阳并立的要地樊城之外设立互市，随后又以保护互市的名义营造了一些简单的防御工事。南北互市自然会繁荣当地经济，同时也给守将创造了一笔额外收入。就这样，在吕文德的许诺之下，樊城外的所谓“防御工事”渐渐越来越周密，当吕文德意识到事情不对之时为时已晚，蒙军的这些防御工事早已坚不可摧。通过这种以榷场为名建立的根据地，蒙军的要塞包围了襄阳和樊城，完全阻断了南宋援兵往来的必经之路。就此于咸淳四年展开了长达五年之久的襄阳攻防战，并在吕文德病殁之后，通过使用新式武器“回回炮”成功击溃了曾经难以攻陷的襄阳守备。最终，咸淳九年（1273年）二月，守将吕文焕以下开城投降。而没有了襄阳的南宋防御，也变得如同色当被突破之后的马奇诺防线一般。宋咸淳十年、元至元十一年（1274年）七月，忽必烈将十万大军交给名将伯颜，并授予其讨伐南宋总指挥一职。伯颜在命南宋降将刘整进军两淮牵制东部宋军的同时，又以猛将阿术为先锋入侵京湖一带并沿汉水南下。这个阿术便是兀良哈台之子，此前亦曾担任过襄阳攻防战的指挥。冬十二月十四日，阿术军到达长江江畔，在宋军水兵的眼皮底下偷偷登陆南岸并迅速占领了鄂州城。此时的蒙军早已拥有了预先在汉水流域进行训练的水军，加上所俘虏的南宋舰船，组织起了一支强大的水军，并为了进一步进军临安而在当地进行短暂休整。需注意的是，宋元史料中对这一系列事件的记载日期各自相差了一天[17]。而等到元至元十二年，即宋度宗崩后继承皇位的其子少帝德祐元年（1275年），蒙军在自身水军的保护下，沿长江两岸以破竹之势东下。那么，直面如此危机的宋廷的对策究竟如何呢——不，整个宋廷中有能力看破时局的，除了身处前线能够接触到种种情报的贾似道以外并无他人——那么，贾似道的对策又究竟如何呢？只要想象一下蹂躏过整个欧亚大陆百战百胜的蒙古军队，就会知道在他们身前的国家绝无机会来确保自己的生存权利。因此，襄阳陷落之后的贾似道早已惊恐万分，并清楚地知道，国家的前途除了奇迹以外别无可以依靠之物。然而贾似道还是维持着表面上的平静，使信赖他的世人以为他能退敌于方寸之间。总而言之，贾似道暂且针对蒙古大军，将临时召集而来的零散海船布置到安庆附近，逆流而上以迎击蒙军。然而，安庆的守将范文虎身为吕文焕的女婿，早已奉岳父之檄文归降元军，使得贾似道只得亲率舰队留守芜湖。虽说淮西老将夏贵、江淮将领汪立信等纷纷前来支援，然而因为长江中的舰船大多已为蒙军虏获，贾似道舰队以海船为主，在江中甚为不便。在芜湖，贾似道抱着最后的希望，向伯颜提出和议的提议。而伯颜的要求是宋军无条件投降，因此和议并未达成。最终，在芜湖附近的丁家洲遭遇蒙古水军的贾似道军彻底溃败。仓皇鼠窜的贾似道已无颜面回到朝廷面见百官，只得逃往淮东李庭芝处依附之，其间还不忘上表朝廷，在谢罪的同时劝谏天子乘船前往海上避难。而在临安，贾似道此前出征之时，曾命身为殿帅的武将韩震和其心腹文臣陈宜中留守。陈宜中唯恐被归为贾似道一党，故存心逆贾似道之上表而行，反对巡行海上的建议，并在宫中刺杀了固执地支持贾似道的韩震。在此存亡危机之际发动如此的阴谋内讧，使百僚将士之间的信任土崩瓦解，临安政府也陷入了混乱之中。此时，状元出身的少壮派官吏文天祥又带着在故乡江西山间招募的两万峒丁与张世杰等武将会和，企图收拾残兵，与蒙古军背城一战。然而这支军队的大部分士兵在开战前便弃甲逃亡，文天祥等人不得不在大街上强制征兵。另一边，之前逃散的败兵开始四处劫掠，就连上述那支正规军也干着同样的事情，其中张世杰所带领的部队即以凶暴著称。而在朝廷台阁之上，意识到时势已无可为的宰执以下高官们，开始乘夜逃遁，其中自然包括了那位陈宜中[18]。而六岁的少帝和拥立少帝的太皇太后谢氏，眼见无用的抵抗已无法挽回局势，便决定无条件地投降元兵。于是在德祐二年正月，宋帝对元称臣，将传国玺送至伯颜之军门，表示投降（1276年）(6)。
九 身后
且让我们将目光再次投向丁家洲战败后被褫夺宰相之位成为一介平民的贾似道之命运吧。当战败的消息传到临安之后，贾似道此前的肱骨腹心之臣，在一夜之间纷纷变成了他的敌人，或嚣然问责，或弹劾往事，或上书言贾似道不臣之状，或论当对他处以极刑。这样做的原因自然是为了撇清自己过去与贾似道的干系。不过，太皇太后谢氏对三朝旧臣贾似道却颇有同情之心，只是下诏将之免官，流往漳州。而负责监押的武臣郑虎臣对贾似道怀恨已久，当贾似道抵达漳州之后，便在当地的木棉庵中将这位可怜的六十三岁老翁拉杀。其事很可能出自最为忌惮贾似道东山再起的陈宜中之指使(7)。而此后，陈宜中更是为了消除自己的罪证而捕杀了郑虎臣。那些曾为贾似道所笼络、重用，而最终抛弃了他的南宋大官，大多在仕元之后埋首著述，此辈往往对贾似道进行肆意谩骂，并将南宋灭亡的责任归结于其一人身上。而最终的官修《宋史》，亦成于这些人之手。随后更进一步贬斥贾似道的则是明朝学者。明人所编《宋史纪事本末》卷一〇二所谓“似道既相，引外戚子弟为监司郡守”一句，更是直接错抄了《宋史·贾似道传》中用来描述贾似道入相之前关于理宗朝廷的话，罔顾贾似道入朝后的种种改革，令吾人对此不胜哑然，相信公正的读者，对于这样拙劣的栽赃手段，应该也会义愤填膺吧。事实上，在明君忽必烈的心中，亦存有对敌手的公平态度和一定的正义感。他曾在宴会上乘醉询问宋廷投降而来的武将：“尔等何降之易耶？”其中一位武将回道：“宋有强臣贾似道，每优礼文士，而独轻武官。”忽必烈随即变色说道：“借使似道实轻汝曹，特似道一人之过耳。且汝主何负焉？正如所言，则似道之轻汝也固宜。”[19]对这些降臣来说，即便此刻责难他们的并非万乘天子，也是无法继续为自己开脱的吧。译注：本书作者于注释中引用古籍原文，多仅作句读，今一律加以新式标点，作者原来句读有失断破句之处，亦径加改正，不另外说明。又，原书引文中括号内的内容，均为作者为方便理解而加的按语，今全部予以保留。[1] 关于度宗之母与贾似道之母，宋周密《齐东野语》卷十五“龟溪二女贵”条曰：“隆国黄夫人，湖州德清县人……复归李仁本，媵其女以入荣邸。时嗣王与芮苦无子，一幸而得男，是为度宗。然自处极谦抑……秦齐国夫人胡氏，亦同邑人，相去才数里……既而生似道，未几去，嫁为民妻，似道少长，始奉以归。性极严毅，似道畏之。当景定咸淳间，屡入禁中，隆国至同寝处，恩宠甚渥，年至八十有三。”而关于贾似道之母胡氏，元李有（一说李东有）《古杭杂记》曰：“贾似道母两国夫人，本贾涉之贱妾。嘉定癸酉，涉为万安丞，似道在孕，不容于嫡。县宰陈履常，新淦人也。涉与之通家往来，以情告之，遂相与谋。陈宰令其妻过丞厅之次，诸妾环侍，谈话间，因语丞妻：‘以乏使令，欲借知事一妾。’丞妻云：‘惟所择用。’陈妻遂指似道母。丞妻幸其去，欣然许之。即随轩以归县衙。及八月八曰，似道生于县治。贾承檄往他郡，归谒于宰，始知之，终不复入丞厅。后改任，虽携似道归乡，而其母竟流落。及似道镇维扬，子母方得聚会，享富贵数十年。咸淳甲戌，以寿终。似道归越治丧，朝士贵戚设祭馔，以相高为竞，有累至数丈者。装祭之日，以至颠死数人。送葬者值水潦，不问贵官，没及腰膝，不得自便。虽理宗、度宗山陵，无以过之。”[2] 关于贾贵妃和周汉国公主，《宋史》卷二四三《谢皇后传》曰：“时贾涉女有殊色，同在选中。及入宫，理宗欲立贾……（谢皇后）即立，贾妃专宠。”《宋史》卷二四八《公主传》曰：“周汉国公主，理宗女也。母贾贵妃早薨。帝无子，公主生而甚钟爱……乃选（杨）太后姪孙镇尚主……帝欲时时见之，乃为主起第嘉会门，飞楼阁道，密迩宫苑。帝常御小辇，从宫人过公主第……（景定三年）薨，年二十二，无子。帝哭之甚哀。”[3] 关于似道廷对一事，元刘一清《钱塘遗事》卷四“严覆试”条曰：“贾似道，嘉熙戊戌以其姊贵妃之故，得赴廷对。时贵妃在大内。廷对之日，节次当事人，供奉汤药饮食。”[4] 关于贾似道与理宗，《宋史》卷四七四《贾似道传》于其任两淮制置使、身在扬州的宝祐二年下曰：“威权日盛。台谏尝论其二部将，即毅然求去。孙子秀新除淮东总领，外人忽传似道已密奏不可矣。丞相董槐惧，留身请之。帝以为无有。槐终不敢遣子秀，以似道所善陆壑代之。其见惮已如此。”[5] 关于端平更化的失败，《钱塘遗事》卷五“理宗升遐”条曰：“上自临御以来，始终崇奖周、程、张、朱诸儒义理之学，故得庙号曰‘理宗’……理宗龙颜隆准，临朝坐辇，端严若神。端平初，励精为治，信向真（德秀）、魏（了翁）诸贤。廷绅奏疏，三学叩阍，悉经御览。所言讦直，无不容受，间以罪斥，旋复收用，此其盛德也。”而所谓“端平更化”，便是以权臣史弥远之死为契机，顺从当时舆论，将真、魏诸儒迎入朝中的一种贤人政治。而作为其结果，《癸辛杂识》前集“真西山入朝诗条”曰：“真文忠负一时重望，端平更化，人徯其来，若元祐之涑水翁也。是时，楮轻物贵，民生颇艰，意谓真儒一用，必有建明，转移之间，立可致治。于是民间为之语曰：‘若欲百物贱，直待真直院。’及童马入朝，敷陈之际，首以尊崇道学、正心诚意为一义，继而复以《大学衍义》进。愚民无知，乃以其所言为不切于时务，复以俚语足前句云：‘吃了西湖水，打作一锅面。’市井小儿，嚣然诵之。”又，宋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三曰：“端平间，真西山参大政，未及有所建置而薨。魏鹤山督师，亦未及有设施而罢。临安优人，装一儒生，手持一鹤，别一儒生与之邂逅。问其姓名，曰：‘姓钟名庸。’问所持何物，曰：‘大鹤也。’因倾盖欢然，呼酒对饮。其人大嚼洪吸，酒肉靡有孑遗，忽颠仆于地，群数人曳之不动。一人乃批其颊大骂曰：‘说甚《中庸》《大学》，吃了许多酒食，一动也动不得！’遂一笑而罢。”可知这种改革，徒然不过是一种笑柄罢了。[6] 关于理宗内廷的修内司，《钱塘遗事》卷五“理宗升遐”条曰：“在位既久……信方士，妄称五福太乙。自嘉定己巳，南内巽宫，临吴越之分，作太乙宫。又作龙翔宫、集庆寺以祈福。作湖上西宫，造御舟以备游幸。作禁苑芙蓉阁、香兰亭以供游览。又作阎、贾二妃奉先功德寺，极土木之功。专置修内一司，以内侍管领，望青伐木，自德寿故宫王邸、戚里民家、坟茔皆不免。又置修内司庄、御前庄，开献纳之门，没入两争田土，名曰‘献助’，实则白取。禁中排当频数，娼妓傀儡，得入供应。宫嫔廪给，泛赐无节……其先朝耆艾六字号夫人者，嘉定六百员，淳祐增至一千员。内藏告乏，则移之封椿左藏库。”又，关于修内司，宋俞文豹《吹剑录外集》二曰：“中兴初，凡宫禁营缮皆浙漕与天府共为之。绍兴末，漕臣赵子潚奏，以其事归修内司。本司岁输二十万。其后节次増至六十万。及嘉熙、淳祐间，曽颕秀、赵崇贺、魏峻相继领漕事，前后效尤，倍献其数，遂至一百六十万。而修内司又逐时于左帑关拨，数尤不少。又不时行下天府，以某殿当修、某柱当换，京尹则照例进奉三十万或四十万。”如此，在财源干涸时又将外戚子弟派往地方，收敛财物之后一起献上。而这些行为，必然会扩大以修内司为中心的宦官势力，使之得以置喙外事。对此，《齐东野语》卷七“洪君畴（天锡）”条曰：“方宝祐间，宦寺肆横，簸弄天纲。外阃朝绅，多出门下。庙堂不敢言，台谏长其恶。或饵其利，或畏其威，一时声焰，真足动摇山岳，回天而驻日也。乙卯（宝祐三年）元真（谢方叔）以公为御史。”其后文则记录了洪天锡上疏论当去天下三患（宦官、外戚、小人），而后又遭到政敌的反击，不得不去职之事。而当时宦官势力的代表则是董宋臣。《宋季三朝政要》宝祐四年条曰：“上以御宝黄册催内蔵坊场钱。知严州吴盘奏言：‘内库理财甚急，督促大峻。龙章凤篆，施于帑藏之催科；宝册泥封，下同官吏之文檄。居万乗之崇高，而商财贿之有无。事虽至微，关系甚大。它时青史书之曰：“以节宝督坊场钱自今日始。”何以为万世法？’董宋臣讽台谏邵泽劾之。”译注：作者引《钱塘遗事》卷五“理宗升遐”条一段实为原书“理宗升遐”条的下一条“理宗政迹”之内容。[7] 关于丁大全通过宦官董宋臣的关系受知于理宗，《宋史》卷四一八《陈宜中传》曰：“宝祐中，丁大全以戚里婢壻，事权倖卢允生、董宋臣，因得宠于理宗。”此人继而与陈大方、胡大昌共任台谏，当时并称“三不吠犬”。《宋史》卷四七四《丁大全传》称其任御史时：“劾奏丞相董槐。章未下，大全夜半调隅兵百余人露刃围槐第，以台牒驱迫之出，绐令舆槐至大理寺，欲以此恐之。须臾出北阙，弃槐嚣呼而散。槐徐步入接待寺，罢相之命下矣。”而到了他自己身居相位，据当时《西湖游览志余》卷二：“丁大全作相，与董宋臣表里……一日内宴杂剧，一人专打锣，一人扑之曰：‘今日排当，不奏他乐。丁丁董董不已，何也？’曰：‘方今事皆丁董，吾安得不丁董。’”（所谓“隅兵”，即厢兵之意。而“隅”与“厢”之意义，参《光绪鄞县志》卷八、明王应山《闽都记》卷三二“罗源县”条“国朝分城内为二隅”云云。）[8] 关于吴潜，《宋史》卷四一八《吴潜传》略云其为嘉定十年状元，淳祐七年司贡举，端平元年四月与其兄渊一起被弹劾“违道干誉，任用非类”而免官。又曾与谢方叔共同入相但不久即被罢免。而当开庆元年，据《宋季三朝政要》，鞑兵三道入寇：“时相（丁大全）匿报若罔知。吴潜涕泣入奏。”遂取代了丁大全成为了宰相，此后欲将丁大全残党全部赶出朝廷然而终告失败。在另一方面，却也受到了其他强硬派的责难、陷入穷途。如强硬派中姚勉的《雪坡舍人集》卷二九《上丞相吴履斋书》曰：“昨者，伏见国子博士而下数人，以上书言事不遂，相率去国，此恐非明时所宜有。大宰相平日为善类宗主，而刻可听其若此乎？诸学官之所指者五人，其甚盖董宋臣也。一阉不去而诸学官去……此阉去则诸学官自留矣。大宰相如曰：‘吾欲请去之，但恐上以为外廷有党，是避嫌也。’今岂避嫌日乎？”同集卷三尚有《拟上封事》一篇，是为姚氏弹劾董宋臣的疏稿。该文末有说明，曰：“时三月十一日也。学官去，馆中有书援之，通进司弗受。复自草此书，欲明日伏阙。而十一日晚，已有逐董之命，遂不果上。”[9] 关于度宗被立为太子，《宋史》卷四二五《刘应龙传》曰：“理宗久未有子，以弟福王与芮之子为皇子，丞相吴潜有异论，帝已不乐。”又，《癸辛杂识》后集“魏子之谤”条曰：“当吴毅夫（潜）为相日，穆陵（理宗）将建储，吴不然之，欲别立汗阺承宣，专任（魏）方甫以通殷勤。”吴潜所主张拥立的“汗阺承宣”究竟为何人已不可知。不过，正因为在此问题上的致命伤，使得吴潜为政敌沈炎所弹劾，并在贾似道的密奏之下被夺去了相位。据《宋史·理宗本纪》景定元年：夏四月戊戌朔，侍御史沈炎疏吴潜过失，以“忠王（度宗）之立，人心所属，潜独不然。章汝钧对馆职策，乞为济邸立后，潜乐闻其论，授汝钧正字，奸谋叵测。请速诏贾似道正位鼎轴”。诏朱熠、戴庆炣轮日判事，大政则共议以闻。”又，《宋史翼》卷十七《方逢辰传》曰：“时上与似道密往复，外廷不得预闻。以宰相不知边报为（吴）潜罪。夜半片纸，忽从中出，吴潜除职与郡。”译注：此条注中作者引《癸辛杂识》“欲别立汗阺承宣”中“承宣”实为继承之意，见《汉书·匡衡传》：“继体之君心存于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作者在按语中将之理解为人名，误。又，据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八“吴潜建储之谤”，《癸辛杂识》中的“汗阺”应为“汉阺”之误。[10] 关于“打算法”，《宋季三朝政要》卷三景定元年条曰：“兵退，行打算法。贾似道忌害一时之阃臣，故欲以此污之。向士璧守潭州城费用委浙西阃打算，赵葵守洪则委建康阃马光祖打算，江阃史岩之、淮阃杜庶、广西帅，皆受监钱之苦，累及妻子。徐、李、杜追系狱。杜死后，追钱犹未已也。”一时之间，众人均以为贾似道过于苛酷，不过来自官僚界的同情，却也正暴露了当时宋廷军队的无纪律性，和贾似道不得不如此处置的必要性。对于此事，姚勉《雪坡舍人集》卷四录其奏札贴黄曰：“去年汉鄂诸将属大臣统隶者，固皆整然有纪。至于朝廷调遣趋江湖者，臣但见左金吾（夏贵）一军秋毫不犯耳。其余所至贪暴，掠子女、攘货宝，甚于寇也。道路之间，邸舍狼藉，生意萧然。幸不遭虏祸者，乃遭兵祸，岂不失陛下之人心哉！……臣州端阳，积峙颇厚，铜鏹累数十钜万，仓米亦可三十万，鞑无所用也。……小校吴思忠，江东西宣阃，本迁之戍予章没口，闻虏已去瑞，乃不禀宣阃之命，提兵往来。自谓‘虏退之后，例有检括’，盗仓禀府库之钱粟，发城市富民之窖藏，连搜稇载而去。李虎继至摄郡，又尽其所未尽者而席卷之，毫孔靡有遗者。遂使瑞阳无力可以修复，合举城筑，为之孔艰。今摄郡之将虽窜南荒，所得既充，未失为富。而作俑之偏校，犹漏网者，朝廷不知也。……臣愿陛下，自今出师，戒饬将臣，必用军律。”而其奏札正文又曰：“臣奏云：臣初亦不欲显斥其人，然念事君勿欺，不敢不直言其事。”下录：“玉音曰：‘须要施行。’”此中所记之事，又见同书卷三二《与太守陈监簿》一文，可以作为当时民间舆论之代表。[11] 关于贾似道的人事方针。因为最终的失败，贾似道在后世颇有恶名，其传记也被列入了《宋史·奸臣传》，不过当他初登相位之时，却是享有空前人气的。特别是关于他的人事任命，据姚勉《雪坡舍人集》卷三一《答安抚徐矩山（经孙）书》（写于景定元年庚申），可见当时的评价：“有如先生，时之正人，朝之重望，与西涧叶（梦鼎）先生在履斋（吴潜）更化之初，盖天下拟其为第一番召客矣。拂郁公论，以至于今。今右相（贾似道）还朝，无日不委曲为诸贤地。于是当召者始召，而先生与西涧先生首在弓旌之招矣。前日公论之郁者至是而始舒，朝野盖共为之庆惬也。抑斋（愚？）意一二先生还已就治否？但所虑者，抑斋（陈韡）老先生未肯便出耳。愚意谓不如归此二大老于朝，细氈广厦、珍间之馆以佚之，别命时贤为先生及西涧先生之代，然后为得。但未知愚说得行与否也。履斋此番再相，声誉颇减于前，不甚恶丁（大全）之党而善类曾仕于谢（方叔）之时者，每以为谢之党……今右相则不然，内无私人，外无杂客，进拟必询于众，必出于公。除目日有快人意者……今庸斋（赵汝腾）已不来，西涧又未至，在朝幸有王修斋（爚）、江古心（万里）、刘朔斋（震孙）及洪恕斋（汪纲？）数公耳。而杨平舟（栋）已召，可系天下之望，更得先生与西涧先生蚤入，气脉必渐完复也。”同书同卷《答提刑李后林书》曰：“秋壑（贾似道）先生归相，甚加意人才。如庸斋先生之得温陵、陈千峰之帅广右、平舟、西涧、矩山三先生之有召命，皆委曲为诸贤地也。赵德夫之为秘书、欧阳巽斋（守道）之为检阅、陈和平之为架阁，又专以恬退而加旌录。近时后村（刘克庄）复以秘书监召。日阅除目，多是快活条贯。使天福宗社，政本尽由中书，太平日月可冀。”对贾似道不惜赞美之辞。不过，纠集了如此之多不懂实际政治的空谈家，其结果却是使当时的宋廷出现了南朝式的贵族政治。《癸辛杂识》续集下“道学”条曰：“凡治财赋者，则目为聚敛；开阃捍边者，则目为粗材；读书作文者，则目为玩物丧志；留心政事者，则目为俗吏。”同书后集“贾相制外戚抑北司戢学校”条曰：“崇奖道学、旌别高科之名，而专用一等委靡迂缓不才之徒。高者谈理学，卑者矜时文，略不知兵财政刑为何物。垢面弊衣，冬烘昏愦，以致靡烂惭尽而不可救药。”[12] 关于宋代朝廷的繁文缛节。宋廷惯例，当官员被任命高位之时，须在正式赴任之前提出表面上的辞职请求。如《朝野类要》卷一“典礼”条：“正谢：凡宰执侍从等差除，命下之日，即日赴新局，当时便回，却上辞免表奏之。后朝命不允而已受，方始正行朝谢。”这种做法虽在北宋就已实行，要以南宋末为最甚。参《宋史》卷四六《度宗本纪》咸淳四年正月：“庚戌，诏曰：‘迩年近臣无谓引去以为高，勉留再三，弗近益远，往往相尚，不知其非义也。亦由一二大臣尝勇去以为众望，相踵至今。孟子于齐王不遇故去，是未尝有君臣之情也，然犹三宿出昼，庶几改之。儒者家法，无亦取此乎？’”可见当时的所谓辞让之风，而上文中所说的“近臣”，应该指的就是贾似道。[13] 关于和籴和会子。南宋时代，政府强制从民间购入军粮的行为被称为“和籴”，政府和籴时并不使用现金，而是使用所谓“会子”的有价证券。《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十五“东南军储”条曰：“绍兴元年……命户部本钱下江浙湖南和籴米以助军储。所谓本钱者，或以官告、或以度牒、或以钞引。”可见“本钱”并非铜钱。而其中的“钞引”即是以后所称的会子。随着会子的大量发行，其本身的价值渐渐降低。《宋史》卷四二三《王迈传》曰：“乾淳初行楮币止二千万，时南北休息也。开禧兵兴，增至一亿四千万矣。绍定有事山东，增至二亿九千万矣。”《宋史》卷一八一《食货志》“会子”条曰：“绍定五年，两界会子已及三亿二千九百余万。”而此后其大量发行的情况则更为加剧。至于其价值，《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十六“东南会子”条曰：“今（淳熙十三年）江浙会子一千，率得铜钱七百五十。湖北会子五六百。”也就是说淳熙年间会子的价值不过其面值的五到七成。而最终，面值百贯的会子贬值到了仅能买一夜之醉的程度。[14] 关于经界法。终宋一代，民间地籍皆极为紊乱，虽时常有人试图正之，然无不以失败告终。据《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五“经界法”条，可知南宋初年的情况：“绍兴十二年，仲永（李椿年）上疏，言‘经界不正十害：一、侵耕失税；二、推割不行；三、衙前及坊场户虚换抵当；四、乡司走弄税名；五、诡名寄产；六、兵火后税籍不信，争讼日起；七、倚阁不实；八、州县隐赋多，公私俱困；九、豪猾户自陈税籍不实；十、逃田赋偏重……平江岁入，昔七十万斛有奇，今实入才二十万耳。询之士人，其余皆欺隐也。’”可知靠近临安的苏州一地，即有三分之二的田地被有意隐瞒了起来。作为结果，落到贫户头上的赋税也就更重了，作为政府实有必要对地籍进行实际测量，而这也正是经界法的设立、和反过来遭到上流社会之不配合的原因。[15] 关于贾似道的专权。《宋史·贾似道传》曰：“除太师、平章军国重事。一月三赴经筵，三日一朝，赴中书堂治事。赐第葛岭，使迎养其中。吏抱文书就第署，大小朝政，一切决于馆客廖莹中、堂吏翁应龙，宰执充位，署纸尾而已。”可见其独裁式的权力，而对于宋代经常威胁到宰相地位的台谏，贾似道亦能将之慑服。《钱塘遗事》卷五“台谏应故事”条曰：“以季可为察院。时贾相当国，益忌台谏言事，悉用庸儒易制者为之。弹劾不敢自由。惟取远小州太守及州县小官，毛举细故，应故事而已。”除此之外，为了使自己的权力更为牢固，他还不时以辞职来威胁天子。《宋史·贾似道传》曰：“又乞归养。大臣、侍从传旨留之者日四五至，中使加赐赉者日十数至，夜即交卧第外以守之。”[16] 关于贾似道的古董趣味。贾似道对古代美术品有着强烈的爱好，其葛岭私第中亦藏有许多逸品，而递藏至今日的美术品上更多有其印记。《癸辛杂识》后集“向氏书画”条曰：“吴兴向氏，后族也。其家三世好古，多收法书名画古物……长安人刘瑄……言之贾公，贾大喜，因遣刘诱以利禄，遂按图索骏，凡百余品，皆六朝神品。遂酧以异姓将仕郎一泽。（向）公明稇载之，以为谢焉。后为嘉兴推官，以赃败而死，其家遂荡然无孑遗矣。”又，同书后集“贾廖碑帖”条记载了贾似道命王用和覆刻《定武兰亭》一事，事成之后贾似道还曾“赏用和以勇爵、金帛”。可知他虽极力打击奔竞之士，而本人亦存在种种弱点，在某些方面颇为脆弱。《宋史·贾似道传》曰：“赵溍辈争献宝玉。陈奕至以兄事似道之玉工陈振民以求进。”同传所言：“吏争纳赂求美职，其求为帅阃监司郡守者，贡献不可胜计……一时贪风大肆。”当离事实不远。[17] 关于宋元历日的问题。元阿术军的渡江时间，据宋人记载，乃是咸淳十年十二月十四日丙辰，而元人的记载则是至元十一年十二月十三日乙卯。如宋周密《癸辛杂识》前集“贾母饰终”条记：“至十二月十四日，北军透渡。”然《元文类》所收《经世大典序录》“平宋”条曰：“（十二月）十三日，复攻阳逻堡。伯颜密谋阿术曰：‘……今夜汝以铁骑三千泛舟泝覗上流……遂以昏时溯流二千余里……遂得南岸……’十四日黎明，阿术遣报。”十三日的干支，据《平宋录》所记乃是乙卯。而两国之间日期记载的这种差异，并非偶然龃龉，而是长久以来中国与北方民族所用历日本身便有一日之差。此前宋辽之间便是如此。《石林燕语》卷三曰：“契丹历法与本朝素差一日。熙宁中，苏子容奉使贺生辰，适遇冬至，本朝先契丹一日。使副欲为庆，而契丹馆伴官不受。子容徐曰：“历家迟速不同，不能无小异。既不能一，各以其日为节，致庆可也。”契丹不能夺，遂从之。归奏，神宗喜曰：“此事难处，无逾于此。”其后奉使者或不知此，遇朔日有不同，至更相推谒而不受，非国礼也。”然而同书卷九又记载了几乎相同的事件，不过卷九中的事件发生在元丰中，虏历的一方要先一日，且并非“伴官不受”而是“契丹趣使者入贺”，最后更是以契丹历为正确历法而结束。当然，从上述引文之首的“素差一日”之语来看，这种历法所产生的龃龉应当不仅仅发生过一次。《铁函心史》的“大义略叙”条曰：“鞑近袭金人历法，差于我国颁历一日。”而比较仅存的宋历与辽金元历可以发现，二者除了置闰之外，还有诸多地方相异。宋陆游《家世旧闻》曰：“楚公言：辽人虽外窥中国礼文，然实安于夷狄之俗，南使过中京，旧例有乐来迎，即以束帛与之。公以十一月二十日至中京，辽人作乐受帛自若也。明旦，迓使辄至止不行，曰：‘国忌行香。’公照案牍，则胡忌正二十日也。因移文问，胡曰：‘去年昨日作忌，今年今日作忌，何为不可。’盖利束帛，故徙忌日耳。”其实正是因为宋历的十一月二十日要比辽历早一天，和苏子容的事件同属一类。而关于宋金两国历日的差别，《金源札记》中虽已有所考证，然而却不如上述宋辽之间差别那样可以找得到比较合适的史料来说明。到了南宋末年，由于宋蒙之间频繁交涉之故，同一事件的记载上有一日之差的例子却是颇多的。如景定五年（1264年）秋七月，天上的彗星令人间骚动一事，宋人的记载是：“景定五年秋七月甲戌，彗星出柳（《宋季三朝政要》卷三）。”“景定五年甲子七月初二日甲戌，彗见东方柳宿（《齐东野语》卷十七）。”记载的是七月二日甲戌这一天，然而同一颗彗星，当时被囚禁在真州的郝经的记载却是：“长星行。甲子岁七月一日始见，九月十六日没（《郝文忠公集》卷十二）。”与宋人的记载有一日之别。又，宋德祐二年、元至元十三年（1276年），临安沦陷，现在将《宋史》和《元史》诸本纪对此事前后的记载比较如下，《宋史》：“二月（十五日）辛丑，率百官拜表祥曦殿，诏谕郡县，使降大元。”《元史》：“二月庚子，宋主㬎率文武百僚诣祥曦殿，望阙上表，乞为藩辅。”而关于投降之翌日的记载，《宋史》：“壬寅，犹遣贾余庆、吴坚、谢堂充祈请使。”《元史》：“辛丑，宋主㬎遣其右丞相贾余庆等充祈请使。”此后关于宋主到达上都、朝觐元世祖一事，《宋史》本纪和《钱塘遗事》卷九“丙子北狩”条记载的分别是：“五月丙申，朝于上都，降封开府仪同三司、瀛国公。”“五月初二日，作初见进贡礼仪。”应当是五月二日丙申无疑，然而《元史》本纪的记载却是：“五月乙未朔，伯颜以宋主㬎至上都，制授㬎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大司徒，封瀛国公。”并将此事系于五月一日乙未之下。而《新元史》则将此条《元史》拆为两条，自“伯颜”至“上都”系于乙未日，自“制授”以下系于丙申日。按：《新元史》实大误。以正史本纪的书法而论，“伯颜”云云九字不过是一种插入语，制授的日期必为乙未朔。这一谬误，正是因为《新元史》作者不知宋廷于北方政权历日有别而造成的。然而，解释这种历日差别的原因却是极为困难的。若是如前文所引诸种宋元史料那样，宋元之间的日期和干支都相差一天，那么对于宋元之际的南方人来说，就不得不在某一天沿用昨日的日期和干支，以牵合元历，这无疑是难以想象的。恐怕两国之间的干支本属相通，只不过长久以来在日期上相差一日，尔后在文书整理之际，便依据宋历加上了各自不同的干支吧。如此一来，对中国古代所使用不规则置闰法的太阴太阳混合历来说，之后应该是很方便修正这种日期差异的吧。以上所论，可供后来学者在模仿钱大昕撰写《宋辽金元四史朔闰表》或《三正综览》之类的长历类著述时注意。[18] 关于宋末士风，可参考《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三“孝宗论士大夫微有西晋”条孝宗的议论，另外，《癸辛杂识》续集下“道学”条中所记周密前辈沈某之语，乃谓贾似道时代的士风：“异时必将为国家莫大之祸，恐不在典午清谈之下也。”初不过一种预测，而后却不幸在南宋灭亡之际成为了事实。下文即根据《宋史》卷四七《瀛国公纪》德祐元年条，将国家危急之际大臣的逃亡情况一一列出：庚寅，左司谏潘文卿、右正言季可、同知枢密院曾渊子、两浙转运副使许自、浙东安抚王霖龙相继皆遁。签书枢密院文及翁、同签书枢密院倪普讽台臣劾己，章未上，亟出关遁。辛卯，命在京文武官并转两官，其畔官而遁者，令御史台觉察以闻。德祐二年正月庚午，庚午，同签书枢密院事黄镛、参知政事陈文龙遁。辛未，命吴坚为左丞相兼枢密使，常楙参知政事。日午，宣麻慈元殿，文班止六人。而最后被推上相位的，却只是毫无政治经验的书生罢了。据《铁函心史》的“大义略叙”条：“伯颜胁全太后幼君出国门。丞相吴坚、贾余庆、参政家铉翁、刘岊以下官僚，并奏乞封赠三代及妻孥，太后从之。”到了这种时候，还在务求虚名。[19] 关于宋降臣与元世祖。《元史》卷九《世祖本纪》至元十三年二月庚申条曰：“帝既平宋，召宋诸将问曰：‘尔等何降之易耶？’对曰：‘宋有强臣贾似道擅国柄，每优礼文士，而独轻武官。臣等久积不平，心离体解，所以望风而送款也。’帝命董文忠答之曰：‘借使似道实轻汝曹，特似道一人之过耳，且汝主何负焉？正如所言，则似道之轻汝也固宜。’”(1) 原题为“南宋末年的宰相贾似道”，小节序号为原文所有，小标题为编者所加。（编者注）(2) 指岩波书店出版的《宫崎市定全集》。（译者注）(3) 据下文作者原注引姚勉《雪坡舍人集》卷二九《上丞相吴履斋书》中“诸学官之所指者五人，其甚盖董宋臣也”之语，可知作者所谓“五人”，实并非上书弹劾的国子博士，而是国子博士所弹劾的董宋臣以下之五人。作者此处理解有误。（译者注）(4) 此事作者原文未注出处，实为对《宋史·刘应龙传》的概括。又，《刘应龙传》原文所引吴潜之语只有“迁幸”而无“海上”，下文亦无“朕去海上”之语，这两处均为作者概括时所加。（译者注）(5) 此事作者原文未注出处，实出前文原注所引《宋史·吴潜传》。（译者注）(6) 此事《宋史·瀛国公纪》系于是年二月丁酉朔。（译者注）(7) 据《宋史·贾似道传》，指使郑虎臣的并非陈宜中，而是此前在公田法上与贾发生过矛盾的荣王与芮。（译者注）本文摘自《崎市定人物论》浙江人民出版社 / 201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