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李伟
来源 | 财新网
李 伟
长江商学院经济学教授
长江商学院案例研究中心主任
长江商学院大数据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亚洲（及大洋洲）市场副院长
新加坡真是一个奇迹！
近年来，全球经济处于泥潭中苦苦挣扎，大国间贸易战烽火四起，地缘冲突此起彼伏，而新加坡依然保持着罕见的国际关系“松弛感”和国际经济“高热度”，各路资本竞相涌入，一派小岛“风景独好”的景象。
6月，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发表的《2024年全球竞争力年报》显示，新加坡已经超越瑞士、丹麦等国，成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这也是2020年以来，新加坡首次在67个经济体中排名第一。
9月24日，在保险与资产管理公司安联（Allianz）发布的《2024年全球财富报告》中，新加坡再次蝉联亚洲最富经济体，位列全球第四，人均金融资产近25万美元。
此外，新加坡GDP依然保持着良好的增长态势，根据预测，新加坡的人均GDP有望在2024年达到9万美元。
新加坡的繁荣已经持续了几十年，从一穷二白起步，到上世纪80年代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再到今天成为全球经济皇冠上耀眼的“明珠”。
新加坡是如何做到长期保持经济活力的？在当下的经济环境下，新加坡的发展经验尤其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
崛起从开放起步
新加坡是东南亚一个小小的岛国，其领土虽因沿岸填海造地而不断扩大，但截至2023年总面积也仅有735.2平方公里。然而这块“弹丸之地”却扼守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咽喉要道，连接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马六甲海峡出入口。
凭借地理优势，新加坡历史上就是承担着重要的跨境贸易、跨境金融的港口城市。在19世纪和二战时期先后沦为英国和日本的殖民地，并且曾是英国在远东的转口贸易商埠和东南亚的主要军事基地。直到1959年新加坡才真正独立，并和马来亚、沙巴、沙捞越等地区共同组成了马来西亚联邦。
作为英帝国在东南亚的行政和贸易据点，独立前新加坡的经济主要依靠英国驻扎的行政机构和转口贸易带动。独立后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类似，新加坡也奉行进口替代政策，对所有进口消费品征收关税，以保护国内幼稚产业的成长。但当时新加坡只有200万人口，国内市场很小，很难独立发展自己的产业。
新加坡试图尝试通过政治合并的方式，和马来西亚形成共同市场。但因为与马来西亚政府在治国方针以及种族权利分配上不可调和的分歧，1965年新加坡最终被迫退出马来西亚，共同市场的愿望破灭。
新马分家后，新加坡遭受到了接踵而来的打击：
● 首先是马来西亚不再通过新加坡的港口进行对外贸易；
● 紧接着东南亚另一大国印尼也和新加坡搞对抗，贸易活动也停止，新加坡转口贸易受到重创。
而新加坡另一个经济支柱——驻扎在新加坡的英国军队和行政机构，也在1968-1971年间陆续撤出。这些打击使得新加坡的GDP一下子下降了约20%，直接影响了国内3万人的就业。1966年，新加坡的失业率高达约14%。
如此困难的开场呼唤着“强人政治”。“亚洲强人”、新加坡首任总理李光耀面对这样的复杂难题，认为新加坡要生存只有发展经济一条路可走。因为新加坡的体量太小，本土产业链根本建立不起来，本土产业谈不上保护，进口替代的道路就是死胡同。
李光耀决定反其道而行之，发展外向型经济：1965年开始，新加坡取消了所有进口关税，推行自由开放的经济政策，没有外汇管制和产业保护，同时张开双臂积极欢迎跨国公司来新加坡发展。
国家层面如此大规模的、热情的欢迎跨国公司，新加坡是全球首例。因为当时不少人都把跨国公司看成是劳工的剥削者和自然资源的掠夺者。在他们看来，这些来自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从发展中国家低价掠夺原材料，又反过来将生产出来的消费品高价卖给发展中国家。不难理解，在当时不少人眼中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就是“没有硝烟的新殖民主义”。
但李光耀并不这么看，他认为：新加坡本身没有天然资源可供跨国公司掠夺，有的只是勤劳的人民、良好的基础设施、诚信的政府。新加坡政府的重要责任之一是为200万人民（当时的人口）提供生计，如果跨国公司能让工人获得报酬，并教授他们技能和管理，为什么不把这些公司争取过来呢？
除了降低对投资者的姿态，李光耀还根据新加坡的资源禀赋，在世界经济分工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当时恰逢一些在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的欧美企业做产业转移，新加坡承接了这些劳动密集型的落后产能，通过招商引资的方式导入到新加坡，为新加坡发展制造业创造机会。
为了方便投资者，新加坡还创立了工业园区来吸引外商，并通过推行优惠税制、简化政府审批等措施，吸引海外企业。
早在1961年，新加坡政府就推动设立了亚洲最早成立开发区之一的裕廊工业区。工业区刚设立时并没有人来投资，为了吸引外资，李光耀和他的团队扮演起“推销员”的角色，他亲自上阵劝说跨国公司进驻工业园区，并给出很多优惠政策，渐渐地成衣、纺织、玩具、木器、假发等小型工业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
不久，资本、技术密集性行业，一些大型炼油厂也纷纷来到新加坡投资。这些跨国公司的引进，极大地缓解了就业问题，也推动了新加坡经济地快速增长。
在通过劳动密集的低端产业攒到第一桶金以后，新加坡开始不断进行产业升级，逐渐发展出造船、修船业，钻油设备，炼油厂等资本密集型产业。到上世纪70-80年代中期，新加坡开始大力发展以电子行业、生物医药、精密工程等为代表的先进制造业。
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新加坡的芯片产业，1968年德州仪器在新加坡建立了分公司，主要做封装测试，这成为新加坡芯片业发展的重要起点。看到德州仪器在新加坡享受到无微不至的服务和优厚的政策待遇，其它芯片企业也纷至沓来，包括惠普、ST（意法半导体）、英飞凌、美光等全球大厂。
如今，已有40家IC设计公司、14家硅晶圆厂、8家晶圆厂、20家封测公司以及一些材料、制造设备、光掩膜等相关产业链公司坐落在新加坡。总部位于新加坡的电子制造商，占半导体晶圆代工厂产量全球市场份额的11%。半导体产业现在已经占到新加坡国内生产总值的7%，成为新加坡重要的支柱产业之一。
得益于积极的开放政策，20世纪80年代，新加坡凭借其在经济上迅速的发展与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被并称为“亚洲四小龙”。对外开放和吸引外资对于新加坡经济发展的意义可见一斑。
税制改革带来全球吸引力
除了对外开放和吸引外资之外，良好的税制设计也为新加坡今天经济的繁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也是新加坡能够源源不断吸引海外资本的关键要素。
新加坡在1965年脱离马来西亚的当天，就宣布取消所有关税，这个决定让新加坡一举融入全球市场，在当时的冷战背景下，急需新投资场所的西方资本迅速涌入，使得新加坡成为投资天堂，短短五年贸易总额就暴涨五倍。
七八十年代，新加坡又取消了非居民利息预扣税，再加上新加坡没有外汇管制，这些政策吸引了大批国际金融机构进驻，对于新加坡快速成为亚洲最重要的银行业金融中心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作为金融中心，为了吸纳资金，新加坡也豁免了资本利得税，没有遗产税，对公民及绿卡持有者（PR）在新加坡以外的收入也通通免税。
此外，新加坡还和100余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互免双重征税协议，这对于拥有跨境企业的家族而言也是一个诱人因素。
如此多的税收免除，那么新加坡政府又是靠什么支持国家的管理与运行的呢？这里简单介绍一下新加坡的税制。新加坡现行的主要税种有：公司所得税、个人所得税、消费税、房产税、印花税等。
新加坡的企业所得税率相较于许多其他国家来说都处于较低水平。
企业所得税率统一为17%，针对初创企业还可享受最高达75%的税收减免，但即使如此，企业所得税在新加坡财政中占比依然十分可观。2023年，新加坡企业所得税收入增长了25.6%，达到283.8亿新元，占整体税收的36.1%，较上一财年的33.7%有所上升，这一显著的增长反映了新加坡经济的复苏以及强劲需求的支撑。
新加坡的个人所得税采取累进税制。
个人所得税税率介于应纳税收入的2%至24%之间，起征点为2万新元（约合人民币10万元），最高边际税率仅为24%，且这一税率仅适用于年收入超过32万新元（约合人民币160万元）的纳税人，这一税率在全球范围都极有竞争力。2023年新加坡个人所得税收入也因为工资水平的上升和纳税人数的增加而增加了20亿新元，达到175亿新元，占整体税收的21.8%，比2022财年增长了12.8%。
新加坡的第三大税种——商品与服务税（GST）——属于消费税。
此前新加坡的商品与服务税一直维持在7%左右的水平，但为了应对人口老龄化和医疗等社会支出的持续增加，近年来新加坡连续两次提高税率，2024年1月1日起已经从8%上调至9%。2023年新加坡的消费税收入因消费者支出的增加以及税率的上调（从7%上调至8%）而增加了26亿新币，达到166亿新币，在整体税收中排在第三位，占比为20.7%，与上一财年相比增长了18.1%。
消费税中需要特别提及的是针对汽车的征税。
新加坡汽车的落地价格是包括昂贵的拥车证成本的，新加坡自从拥车证制度开始实施以来，基本上都是由经销商帮客户竞拍10年的拥车证，因此买车时候的价格通常是一个打包价，其中车的成本只占到一小部分。根据2024年7月新加坡拍卖的拥车证投标价格，中小型车组（A组）的拥车证价格较上个月微涨112新币，报91001新币。高额的拥车费用，减少了私人车辆，避免了交通拥堵，减少了环境污染，还给新加坡政府带来不菲的财政收入。
2024年，新加坡也上调了房产税率，对于自住型住屋，住屋年值超过3万新币元的部分，房地产税从2023年的4%-16%，调高到6%-32%；非自住型住屋的屋主须缴交的房地产税从2023年的10%-20%，调高到12%-36%。近年来海外人口大量涌入新加坡，带来了房地产价格的上涨，再加上税率的提高，预计房地产税将为新加坡财政带来更多收入。2023年新加坡房地产税增加了8亿新币，达到了59亿新币，占总税收的7.4%。
此外，新加坡还在2023年4月26日宣布，将提高购买第二套住房的当地居民的额外买家印花税，以及购买任何房产的外国人的印花税。新加坡公民购买第二套住房的额外买家印花税将从17%提高到20%。对于购买第三套或以上住房的公民，以及购买第二套住房的永久居民，额外买家印花税将从25%提高到30%。对于购买任何房屋的外国人，印花税将从30%跃升至60%。
从上述税制结构来看，新加坡的税制对于来新加坡投资的海外企业，以及来做资产配置的富裕个人及家族办公室都极有吸引力，通过吸引这些机构和个人来新加坡，提高了新加坡整体的富裕程度和资金的丰裕度，也创造了更多的商业机会，并且扩大了税基。同时新加坡对购车、外国人购房以及消费还是设置了比较高的税率，这样来自于高收入人群税收相当可观，有利于提高政府对于居民提供服务的水平，因此也有利于吸引更多高收入人群的到来。
打造效率与公平兼顾的社会
经济学上有一对常被提及的矛盾——效率与公平。经济学的观点认为，效率是指社会能从其稀缺资源中得到多大的利益，而公平则是将这些利益分配给社会成员的公允性。追求效率有利于将社会福利的蛋糕做大，而追求公平则能带来更多的社会和谐与大众的幸福感。一般情况而言，如果太过注重效率可能会影响社会的和谐，而过于偏重公平又会影响把蛋糕做大的努力。
新加坡政府一直努力在两者之间寻求平衡。从效率的角度看，如上文所提到的，新加坡一直保持开放的态度，在吸引外资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不论是招商的政策，还是各项税制的设计，都起到了极大的鼓励作用，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此外，还有一点需要提及，新加坡本土人口有限，所以新加坡为了提高整体社会的效率，在人才引进方面也下了大功夫，并且提供了不少移民的机会，保障优秀人才在新加坡的落户。当然，外来劳工的引入也为低生育率的新加坡提供了年轻劳动力的保证。
接下来，我们重点讨论新加坡政府如何保障公平？
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无疑是新加坡的房子。新加坡目前的总人口约为592万，其中近415万是新加坡公民和永久居民。在这个面积仅有735平方公里的岛国，每平方公里有8058人，新加坡也因此成为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国家之一。
组屋制度不仅解决了新加坡住房短缺的问题，也使新加坡成为全球拥屋率最高的国家之一，超过90%的新加坡人拥有房产，目前新加坡有超过80%的人都住在组屋里。
新加坡为了建设、分配和管理政府提供的公共住房于1960年成立了建屋发展局，“新加坡住房模式”源自李光耀“居者有其屋”的理念，新加坡房地产模式中，组屋和私人住宅双轨并行。由政府出面，组织专业的房地产开发公司，建设政府公共住房，即“组屋”，低价卖给民众。
组屋价格低廉，从单价到面积，全方位与人均收入挂钩。通常情况下，三房户型是个人年收入的3倍，四房户型是两个人年收入的2倍左右。年轻人工作几年时间，靠积蓄就能买得起一套房，而且购房支出占新加坡人收入的比例很低。
而私人住宅则是由私人开发商拿地开发建设的住房，以市场化的方式运作，其品质、价格较组屋更高。私人住宅又可分为公寓与有地房产，公寓类似于商品房，有地房产则类似别墅。从地契划分，私人住宅地契有99年、999年、永久地契三种，而组屋地契均为99年或以下。
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超高净值人群定居新加坡，其私人住宅屡屡爆出天价，比如最近新加坡那森路（Nassim Road）上的一栋两层永久地契优质洋房（GCB）再次上市，标价高达3.08亿新币，比2019年的1.75亿新币的价格大幅提升。
这样的住房制度正是兼顾效率和公平的体现。
此外，新加坡在用工制度上也是双轨制，
● 一方面通过各种政策倾斜，让本国公民和PR能够优先获得普通的工作机会；
● 另一方面，对于本地稀缺的人才，也是对海外人才的引入大开绿灯。
我们可以看到，在新加坡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的参与度很高，但其在制度设计上花了大量功夫，充分平衡了效率和公平，并且在各项政策设计的直接影响和其带来的外部性方面做足了功课，在政策设计上新加坡的经验值得我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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