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FT中文网
作者|欧阳辉、吴偎立
欧阳辉
长江商学院金融学教授
杰出院长讲席教授
长江商学院高级副院长
11月25日,特朗普在最新推文中称要对中国所有商品额外加征10%的关税,幅度远小于他竞选时宣称的60%。很多人欢欣鼓舞,认为这再次证明特朗普关税只是雷声大雨点小。还有人说,特朗普上台对中国其实是好事,他在各个领域对中国的打压都不像民主党那样凶狠。真的是这样吗?
笔者随手翻看了铺天盖地的“特朗普2.0”分析文章,发现在四个重要问题上存在普遍的认识误区,希望在此一一厘清。
误区一:特朗普对中国加征高关税只是虚张声势
常见说法有:
(1)特朗普是商人出身,加征关税只是谈判手段而非目标,他曾明确表示要让中国企业去美国设厂。
(2)特朗普任命的财长贝森特(Scot Bessent)贸易观点温和,竞选功臣马斯克更是在中国有大量产业,都会劝阻特朗普征收高额关税。
(3)即便真加征高关税,美国通胀也受不了,到时会引发美股大跌、倒逼特朗普撤回。
首先,特朗普推文里所讲的10%,只是针对中国所谓“芬太尼”问题而提出的10%,未来他可能以任何理由再加征10%、20%、30%。
事实上,他抛出关税大棒的时点比市场预期还要早,只是幅度不及预期,这很可能因为他想要渐进加征、而非一次性加征。征关税是特朗普自1970年以来一以贯之的核心政治信条,而中国是他最想征关税的国家。虽然他对谈判持开放态度,但他的胃口只会比第一任期更大。
其团队已透露,谈判的前提是中国先完成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即多买数百亿的美国农产品、能源等等,才能坐下来开始谈。在此基础上,特朗普还想让中国企业去美国投资设厂。且不说中国增加进口空间能有多大,单看设厂问题。在当前中美关系极度紧张的背景下,有几个企业敢拿真金白银去美国设厂呢?不怕某天突然像Tiktok一样被强制出售吗?给定中美诉求存在巨大鸿沟,贸易协议2.0很可能只是个美好的幻想。
至于特朗普的财长贝森特属于关税温和派不假,但仍有两个大问题。第一,在美国内阁中,财长并不是负责设计和实施贸易政策的人,例如“特朗普1.0”时代是莱特希泽(Lighthizer)而非姆努钦(Mnuchin)主导贸易政策。
“特朗普2.0”时代的贸易操刀人则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仍由莱特希泽(Lighthizer)担任类似贸易“沙皇”的职位,例如任白宫贸易委员会主任,统管贸易政策。在特朗普团队中,莱特希泽是少有的政治上与业务上都“久经考验”的幕僚。他与特朗普相交多年,对彼此的观点发自内心地认同,从未背刺特朗普、从不搞两面派;他长期深耕贸易政策,专业素养得到华盛顿上下一致认可,从拜登的贸易代表戴琪,到特朗普刚提名的贸易代表格里尔(Greer),都是他过去的副手或徒弟。而他的对华立场在2023年出版的《没有自由贸易那回事》(No Trade is Free)一书中已十分明确:“战略脱钩”。
莱特希泽任贸易“沙皇”本被认为是“特朗普2.0”最确定的人事安排,但如今迟迟未出炉。有媒体猜测,是华尔街因其贸易立场极端而极力阻挠。如果其最终未获任何任命,贸易政策将由商务部长卢特尼克统管,贸易代表格里尔协管,特别是负责贸易谈判和关税制定。卢特尼克是本次特朗普过渡团队的联席主席,他虽出身华尔街,但一向对特朗普言听计从,将忠诚执行特朗普的强硬贸易主张。格里尔更是莱特希泽的长期门徒,基本可以视为莱氏翻版。
第二,在当前的中美关系下,即便特朗普团队中号称“温和亲商派”的幕僚,对中国的态度也是另一码事。
贝森特就曾明确表示对华加关税的目标是为了“遏制中国”,只是为避免对美国企业造成太大冲击,方式上主张渐进加征。特朗普刚刚任命的国家经济委员会(NEC)主席哈赛特(Kevin Hasset)也颇具代表性。
哈赛特是长期倾向自由贸易的温和派共和党人,但他对中国的表态是这样的:“对中国加关税应是下一届政府的优先事项。对中国实行任何严厉惩罚措施都是应该的,甚至应当考虑将中国踢出WTO。”
至于马斯克,且不说他跟特朗普的蜜月期能维持多久,即便两人关系一直良好,马斯克在经贸领域的发言权也值得怀疑。例如,他公开力挺卢特尼克、反对贝森特担任财长一职,但特朗普仍任命了后者。指望马斯克能改变特朗普多年深信不疑的关税主张,就更不切实际了。
至于关税引发通胀、反噬特朗普、倒逼撤回的情景,同样难以实现。从当前情况看,分阶段或分产品类别加征关税是特朗普最可能采用的选项。若采用分产品方式,高盛给出了一个基准情景,对现有中国出口清单1和2类商品(所谓“战略性”、高科技商品)关税提高至80%、清单3(以中间品、资本品为主)提高至60%,其他类别(以消费品为主)关税提高5-10个百分点,合计平均关税税率上升约20个百分点。
虽然出口相关产业对中国而言很重要,但自华进口目前只占美国消费篮子的0.7%,再考虑汇率自发调节和进口商、出口商的自我调整,预计对美国通胀的推升只有0.3个百分点左右。分阶段征收也是类似效果,将缓和关税带来的一次性冲击,可能并不足以驱使市场大跌和特朗普改弦更张。
误区二:特朗普的主要兴趣在于关税,对中国其他领域的打压会减少
常见说法有:
(1)特朗普缺乏战略思维,对中国科技、金融等其他领域的打压会减少;
(2)特朗普对台湾不感兴趣,台海局势将明显缓和。
首先,特朗普本人确实缺乏战略思维,但不要低估华盛顿全体。关心时事的读者应该记得,华为是哪一年被美国制裁、切断与所有美企业务往来的?2019年。又是在哪一年被美国进行史上最严二级制裁、切断与几乎所有西方企业往来的?2020年。都是在特朗普任上。虽然特朗普本人并未考虑对华科技战,但他任上煽动的反华浪潮在1.0时代就已经扩展到科技、金融等各个领域,华盛顿遏华方向已经明确,执行层面的广度和深度只会不断累加。
拜登任上没有取消任何特朗普时期的对华限制措施,只是增加了大量新的制裁。同样的,特朗普再次上台后,也不会取消拜登时期的反华措施,只会叠加新的限制。
目前已在日程上的就有:“中国行动计划”(China initiative),以近似麦卡锡主义的方式阻遏中美科技和学术合作;美国养老金禁投中国法案,即便国会未通过,恐慌氛围也足以吓退相关金融投资者。近期,德州签署了最新行政令,几乎将切断州级系统跟中国的一切官方往来。德州目前是特朗普“铁盘”,其行动可以从侧面反映特朗普当局的潜在对华动向。这一切都表明,不管是科技还是金融领域,“特朗普2.0”对中国的打压都会进一步加码。
至于台湾,特朗普本人的确不感兴趣,只想找多收些军费而已。但这种情况下,对台具体事务他更可能委派幕僚负责。捋一下特朗普在外交、军事领域的提名人,对华一个比一个鹰派。
提名国务卿卢比奥(Marco Rubio)是美国参议院最有名的反华议员之一,在任上花式鼓捣各类反华提案,自2020年至今一直在中国的制裁名单上;
国家安全顾问沃尔茨(Michael Waltz)主张美国战略重心从欧洲及中东回到亚洲,专心对付中国、坚决遏制中国崛起;
国防部长海格塞斯(Pete Hegseth)视中国为“严重威胁”,任FOX主持人期间甚至曾建议美军“武装”台湾;
中央情报局(CIA)局长拉特克利夫(John Ratcliffe)曾多次对中国发出警告,称中国是美国利益的最大威胁。
这些人无论在台湾问题还是各类对华外交、安全议题上,都是中国的大麻烦。特朗普上台对台海局势而言唯一的好处可能是底线更有保障:与民主党相比,特朗普更不愿意发动战争。但综合各方信息来看,美国对台军售可能只会增加,指望其立场明显缓和是严重不切实际的。
误区三:特朗普治下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将有所改善
常见说法有:
(1)特朗普信奉孤立主义,不仅不像拜登一样联合盟友针对中国,还会打压盟友,促使中国与欧洲走到一起;
(2)特朗普将促成俄乌停战,中国面临的涉俄制裁风险将大大下降。
首先,从特朗普孤立主义推导到中欧关系改善存在太长的链条,需要突破太多障碍。
近年中国与欧洲的摩擦增多,除美国从中作梗外,还存在另外两个重要因素:一是乌克兰危机后,欧洲对中俄经贸合作不满,中欧战略互信有所下降。如果说这一点未来还可能修复,另一点则更加棘手:随着中国的发展,中欧产业已在很大程度上由互补变为竞争关系。
欧央行引用联合国贸发会数据(UNCTAD)称,2000-2023年,在全部259个行业中,中国与德国竞争优势重合的行业由20个增加到50个,与意大利则由40个增加到60多个。在电动汽车、新能源等不少领域,中国竞争力都已超越欧洲,正因如此,欧盟日前才挑起争端,对中国加征了电动车关税。向前看,欧洲增长仍然乏力,实行结构性改革的决心和能力都不足,大概率未来只会进一步被中国超越,中欧经贸摩擦很可能只增不减。
更重要的是,特朗普对欧洲的打压可能带来两种截然不同的情景。乐观情景是促成中欧关系边际改善,悲观情景则是中欧进一步恶化——欧洲甚至可能以对华强硬为筹码,换取美国对欧加强支持、减少打压。
德国财政部官员曾在半公开场合称:“你们美国人应该对我们好一点,不要加关税,这样我们还可以跟你们一起对付中国。”
如果特朗普发动对欧关税战,继而启动美欧谈判,谁能保证谈判协议里不会包含共同遏制中国的条款呢?此外,美国挑起贸易战也几乎一定会导致全球贸易蛋糕缩减,中欧同作为出口大国,争夺国际出口市场的竞争也大概率会加剧。
至于俄乌停战,何时能真正实现仍很难说。俄乌双方诉求差距仍然巨大,乌克兰和欧洲认为放弃乌克兰东部只会让俄罗斯得寸进尺,特别是欧洲人视东部边界安全为其核心利益,将尽一切努力将美国绑在乌克兰战车上,即便美国不再援助也不愿轻易停战。特朗普虽号称上任10天内结束冲突,但缺乏具体实现路径。其以往也经常在外交方面夸下海口、又缺乏耐心和战略去完成,例如第一任期曾夸口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但与金正恩会面后并未达成具体协议。之后他逐渐失去兴趣,乃至撒手不管,最终半岛和平未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
话说回来,即便俄乌真的停战,也不代表中国的战略环境改善。事实可能正相反:美国得以从俄乌抽身,更多的人、财、物力资源可用于“重返亚洲”、打压中国,中国地缘压力可能反而增大。事实上,不少共和党鹰派在提议对乌减少援助时,讲的就是这套逻辑。
误区四:特朗普喜欢弱美元,将驱动美元贬值
特朗普的确喜欢弱美元。特别是,他对外关税、对内减税政策的首要目标是重振美国本土产业,但这些政策又会驱动美元升值、反过来降低美国产业竞争力。如果可以选择,特朗普必然希望推动弱美元,但主要障碍在于缺乏实现工具。
盘点实现弱美元的政策选项,无非是几类。一是联合外汇干预,所谓广场协议2.0。但今天跟1985年广场协议时迥然不同。
1985年前,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德、日、英等国都担忧汇率贬值危害金融稳定,联邦德国和日本在1983-1984年间频繁干预、试图驱动本币升值,1985年初英国撒切尔夫人甚至因英镑跌近1:1而给里根总统打电话,希望对方驱动美元贬值。而对于今天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中、欧、日和墨西哥等EM来说,本币升值并不符合国家利益,政治上也很难屈从美国意志实施联合干预。事实上,七国集团自2013年以来就承诺不再以汇率为目标进行干预,仅保留极端情况下维持自身金融稳定的权利,全球也再未出现过联合干预汇率的案例。
二是美国自行干预。当前美国外汇稳定基金(Exchange Stabilization Fund, ESF)中的外汇规模不到180亿美元,即便加上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SDR份额也不过2000多亿美元。全球涉美元外汇日度交易量已由当年的不到4800亿增至7万亿美元以上。今年4-5月,日本曾耗费约620亿美元来支撑日元,收效甚微。按交易量折算,美国至少需要1万亿美元才能进行两周的干预行动。而若美国想要显著扩大ESF规模,必须经国会批准,即众议院过半数、参议院过60票。未来两年,共和党在参议院只有53票,而民主党不太可能支持这一提案。
三是美国征收资本流入税。这就更滑稽了,要知道,美国可交易国债的30%都由外国投资者持有,美股的外资持有规模更是大于美债。如果征资本流入税,美国利率会急剧上升、美股将下跌,对美国而言无疑是金融自杀行为。
四是逼迫美联储过分宽松。这或许是特朗普唯一可行的方案,但在2026年5月鲍威尔卸任前很难实现。一来特朗普不能解雇他,二来鲍威尔从来不听特朗普的。但鲍威尔卸任后,特朗普任命一位相对“听话”、又能被参议院所接受的美联储主席的可能性会显著上升。届时,特朗普可能施压新主席实行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实现弱美元。
但需要注意的是,其影响很可能是货币政策力度的边际调整,而非方向的整体扭转。这是因为全球金融市场拥有独立美联储已长达45年,后者的声誉是美国金融稳定和美元霸权的重要基石。一旦市场觉察到美联储独立性显著削弱,对通胀的担忧会立即涌现,引发投资者“以脚投票”、美国股债双杀、市场剧烈动荡,最终反噬美国经济和特朗普本人。因此,特朗普的行动仍将受到一定约束。
总的来看,未来一年多时间内,特朗普政策大概率会强化“美国优先”、引发美元升值,之后弱美元情景才有可能上演。
综上,“特朗普2.0”将给中国带来全方位的挑战。首当其冲的是贸易,而外交、地缘、金融上的压力也可能全面增强。不应再抱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也不必犹豫恐惧,抓紧时间发展经济、增强自身抵抗力才是中国最应该做的。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消费市场、第一大制造业生产国和出口国,有充足的腾挪空间。2018-2019年的经验也充分说明,中国的国内政策和需求才是决定中国经济和市场走向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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