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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桂林：找到从强化个案办理向推动社会治理延伸的“数字密码”得知原判决已被法院撤销，秦某着实松了一口气，“从今往后，我和我的家人终于可以睡上安稳觉了。”
秦某是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检察机关办理的一起虚假诉讼系列监督案的当事人之一。今年以来，桂林市检察机关充分发挥大数据的优势作用，通过搭建和运行虚假诉讼法律监督模型，以个案办理推动类案监督、促进社会治理，内外协作形成办案合力，揭开虚假诉讼真相，使秦某等案件当事人切实感受到了公平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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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8月，广西壮族自治区灵川县检察院就办理虚假诉讼系列案中发现的涉刑人员违规担任公司、企业法定代表人以及“空壳公司”违规存续等情况，与灵川县市场监管局进行磋商。
2022年底，自治区检察院在办理刘某等人涉黑案件时发现，这些刑事案件中隐藏着大量虚假诉讼，涉及桂林市的多个地区，遂将相关线索移送桂林市检察院办理。收到线索后，桂林市检察院立即与雁山区检察院、象山区检察院、七星区检察院、秀峰区检察院共同抽调人员专门成立办案组，依职权启动监督程序。检察机关经调查了解到，2012年至2014年期间，秦某因资金周转困难向刘某先后借了720万元“高利贷”，被预先收取了“砍头息”“代理费”“违约金”等费用共计48万元。借款后，秦某已归还刘某借款本息共计281.5万元。2014年7月，秦某因无力偿还之前的借款，再次向刘某借“高利贷”80万元，刘某安排秦某向其名下商会的员工陆某借款，秦某被收取“砍头息”及之前借款所欠利息共43.5万元。2015年3月，因秦某无法归还借款，陆某向法院提起诉讼，秦某后被法院判决归还陆某借款80万元及利息。“2014年至2016年期间，因我无力偿还欠款，刘某就安排人到我公司催债，导致我公司业务根本无法开展，他们还经常在我回家的路上蹲守，骚扰和恐吓我的家人，让我的工作和生活都没法安宁。”向检察官说起自己被催债的经历时，秦某仍心惊胆战。“我们从法院调取刑事判决书所涉及的民间借贷纠纷案的案卷，经审查后发现，在刘某等人系列民事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往往缺乏当事人之间的对抗，多数案件为调解结案，还有一部分案件的被告缺席庭审。”桂林市检察院承办检察官介绍说。办案组经调查查明，刘某等人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假借民间借贷之名，吸引数十名受害人向其借款，并口头约定高额利息，诱骗或是迫使受害人签订将虚高“砍头息”计入本金的格式合同，收取名目繁多的费用，并让受害人以公司、个人全部财产作抵押担保，为后续受害人以资抵债做准备。该组织还通过虚构借贷事实、虚增借贷金额、肆意制造违约、制造资金给付流水、转单“平账”、隐匿还款证据，以虚假材料提起民事诉讼的套路或方式，套取受害人钱财，侵占受害人公司、房产等资产。经统计，2009年至2020年间，刘某等人涉黑系列案涉及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有40件，案涉标的1.2亿元。2023年2月至同年11月，桂林市检察机关就刘某等人所涉虚假诉讼系列案陆续制发再审检察建议25件，提请法院抗诉6件，提出抗诉4件。截至目前，法院经过再审，裁定驳回起诉10件，判决驳回诉讼请求16件。近年来，民间借贷领域中由非法放贷引发的暴力、“软暴力”索债及“套路贷”犯罪案件呈高发态势，而部分非法放贷又通过虚假诉讼的方式成功“洗白”为合法债权债务关系，司法机关仅依靠传统的审查方式难以有效发现和打击此类行为。基于此，2023年12月，桂林市检察院在总结上述系列案件办理情况的基础上，决定聚焦民间借贷纠纷领域开展虚假诉讼类案监督工作。为破解取证量大、线索发现难等问题，今年初，桂林市检察机关积极构建虚假诉讼类案大数据监督模型，以数字化手段赋能办案质效提升。桂林市检察机关以刘某等人涉黑案为突破口，由民事检察部门联合刑事检察部门开展融合履职，即刑事检察部门将发现的虚假诉讼监督线索移送民事检察部门，由民事检察部门对线索进行梳理研判，对重点放贷人员进行深入调查。与此同时，抽调刑事检察、民事检察、检察技术等部门的优秀办案人员组建数字化办案专班，集中优势资源办理虚假诉讼监督案件，根据每名专班成员的特长，分工开展数据调查、数据分析和数据印证，共同对数据进行碰撞筛选，深挖监督线索。在将案件异常点作为办案突破口后，办案专班灵活运用调查核实方式，查明案件事实，共排查出黄某、古某、陈某、张某等人涉黑涉恶刑事案件中涉及的虚假诉讼监督线索100余条。自大数据监督模型运行以来，桂林市检察机关已针对所发现和办理的虚假诉讼监督案件向同级法院发出再审检察建议32件，提请自治区检察院抗诉6件，依法提出抗诉7件，相关案件均被法院裁定再审，目前已再审改判21件。针对法院再审改判后，仍有部分受害公司和受害个人的财产被执行、法院未及时解除执行措施的情况，该市检察机关接续开展民事执行监督工作，已发出执行监督检察建议15件，督促法院为6名当事人及时解除了限制高消费等执行措施。在办理上述刘某等人虚假诉讼监督系列案中，桂林市检察机关发现，刘某等人开设的“空壳公司”存在违规存续、涉刑事案件人员违规担任公司和企业法定代表人等问题，严重扰乱了市场秩序，遂将履职触角从类案监督继续向社会治理领域延伸。桂林市检察机关在调取了相关刑事案件数据后，利用虚假诉讼类案大数据监督模型，将刘某等人为实施违法犯罪行为而开设的公司信息与行政机关的企业登记信息进行碰撞，共筛查出刘某等“涉刑人员”违规担任公司和企业法定代表人、“空壳公司”违规存续等线索80余条。随后，检察机关向市场监管部门发出社会治理检察建议，督促该部门及时堵塞在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方面存在的制度漏洞，防止不法分子利用公司、企业法定代表人身份再次从事违法犯罪活动，进一步净化市场环境、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