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首发】太湖历史文化浅探（修订版）

太湖历史文化浅探

卢力华

太湖县位于安徽省西南部、大别山南麓，介于北纬30°09'至30°46'和东经115°45'至116°30'之间，正好处在神秘而又奇特的北纬30°线上。

太湖县春秋战国时期属于古皖国，西汉时为湖陵邑地，属庐江郡。东汉时省湖陵，入皖县，仍属庐江郡。南朝宋元嘉二十五年（448）始置太湖左县。隋朝开皇初，太湖县所属的晋熙郡改名熙州，太湖县改名晋熙县。开皇十八年，晋熙县复名太湖县。

历史上有一条贯通南北方的古驿道穿县而过，是江淮和湖广之间的重要交通要道，小池驿是古驿道上有名的驿站之一。早在三国时期，魏将曹仁就在县内修筑上格城，抵御东吴。王阳明率领明王朝的大军曾经经由这条驿道去江西平定宸濠之乱。王阳明路过太湖攀登龙山时，还即兴写下《游龙山》一诗，抒发他“吾欲鞭龙起，为霖遍九州”的宏伟抱负。明将史可法曾重修上格城以抵御张献忠的部队。林则徐从这条驿道赶赴虎门销烟时曾留下关于小池驿的日记。太平天国时期，英王陈玉成率领大军联合捻军在上格城一带连营数十里，与曾国藩的湘军厮杀多时，迫使直逼天京门户——安庆的湘军不得不转攻为守，在这里留下了可歌可泣的一页。“黄沙空掩征人骨，战马犹嘶野树风。”至今游人仍然不胜感慨：“临蔓草荒烟，犹怀野火残烽，故垒萧萧嘶战马；对秋山红叶，恍听霜天晓角，戍楼隐隐现旌旗。”

纵观太湖古代史，四个方面尤为突出。一是丰富的远古遗存，二是深厚的宗教文化，三是多元的移民文化，四是骄人的科举业绩。

1.1远古遗存遍布县境

太湖县内已经发现的很多处新石器至先秦时代的遗址。仅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就有王家墩文化遗址、吴河遗址、余家墩遗址等多处。这些遗址大多跨越新石器到商周时期。出土的文物有新石器时代的玉铲，商代的玉璜、玉玦，春秋时代的玉龙钩、青铜铎，秦瓦当砚和汉昭明镜，等等。玉器、青铜器历来是等级地位的象征。这些精美的玉器、青铜器有力地证明，在太湖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很早就有人类活动，很早就形成了远古的人类集聚地，并且具有了一定的社会形态。

丰富的古代遗址、文物表明，先民们很早就在太湖大地上生活，是他们开拓了太湖这块沃土，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可是，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各个朝代大都定都北方，荆楚地区和岭南地区文明程度相对较低，以致一直被视为蛮方。直到南朝宋元嘉二十五年设县时，还被称为“太湖左县”。直到隋开皇十五年才去掉“左”字，成为堂堂正正的“太湖县”。但是，地方相对偏僻，又近蛮方，不仅经济相对落后，而且封建正统文化的影响似乎也较小。原生态的社会土壤，落后的农耕生活，纯朴的民风，加上绝佳的自然山水风光，倒是为宗教的传播和扎根准备了良好的条件。

1.2宗教文化源远流长

太湖县山明水秀，景色清幽，自古就吸引着名士和僧道来此修炼或卓锡弘法。战国时代的淳于氏，官居司空，“于邑之北山隐焉，后人遂以名山。”这就是司空山的来历，淳于氏是《乾隆太湖县志》中记载的第一个明贤，《同治太湖县志》则放在“隐逸”之中，视为隐士，不知道淳于氏是不是受到了老庄的影响？第二个明贤是汉代的太湖本土的梅福。这位梅福却十分了得，“成帝时为南昌尉。见王氏五侯子侈靡，数因县道上变事辄报，罢。永始中，王曼子莽封新都侯，权倾诸父。福复上书，请削王氏威柄，不纳。遂归隐于邑之香茗山……”又一个隐士！不！好一个明察秋毫而又敢于挑战权贵的勇士！一个因贪恋山水而隐，一个因洞明危机而隐，殊途同归，开太湖隐逸风气之先。梅福归隐后，先后在香茗山和百药山（今名白乐山）修炼仙丹，云游四方，在苏州吴市门、舒城梅山、江西新淦玉笥山均留下行踪，成为胜迹。相传东汉末年的著名方士左慈，自号乌角先生，少居天柱山，研习炼丹之术。曾往来太湖玄妙观修炼，并运用法术从司空山移来一棵古松，栽在门前，从此“玄庙古松”成为太湖著名的四景之一。

两晋之际，西域高僧佛图澄前来东土弘扬佛法，在得到朝廷允许之后，所经州县，皆修建佛寺，一共建了八百九十三所。太湖佛图寺即是其中之一。从此佛教传入了太湖。两百多年后的北周武帝下令禁止佛、道二教，刚刚从达摩手中接过禅宗衣钵的慧可南下来到太湖，濯锡狮子山弘法，保存了禅宗一脉，成为次子二祖。后来在司空山传衣石旁将衣钵传给三祖僧燦。

慧可从达摩那里继承的禅宗，传至五祖弘忍，当时神秀为首座弟子，本来应当继承成为六祖，可是弘忍却发现一个从广东来求法、在寺中干粗活的僧人慧能更堪担当弘扬禅宗的重任，于是在深夜将衣钵传给慧能，并令他逃回南方去。弘忍将衣钵传给慧能之后，禅宗分裂成以慧能为代表的南宗禅和以神秀为代表的北宗禅。以渐修为特征的北宗禅长期活动于长安一带的北方，占尽天时和地利，以顿悟为特征的南宗禅一直活动于偏远的南方，未被重视。唐天宝年间，在太湖司空山弘法的慧能弟子本净禅师奉诏进京，舌战众禅师，“帝及四众莫不称善而罢。”本净禅师蒙赐金还山后，大兴土木，扩建无相寺，一时名声大噪。大概是出于敬仰和缅怀慧可的缘故吧，从唐代起，不仅许多高僧前来太湖建寺弘法，而且许多名士也慕名而来。唐代名相狄仁杰，伟大诗人李白、白居易，都在太湖留下了足迹。

宋代著名地理学家王象之在其著作《舆地纪胜》中，三处提到太湖四面山的大中寺，并记载了唐宣宗李忱即位之前“尝避祸祝发为比丘，周游天下，筑庵隐于是”。李忱被大臣迎回朝廷登基后，大兴佛教。据说曾敕改四面山四面寺为大中寺，并从长安运来十二根大理石柱，大兴土木，扩大其规模，恢弘其气象，以显皇家气派。此后，高僧大德竞相来太湖，择山建寺，一时间宝刹相望，佛声相闻。这种状况几经波折，到北宋末年发展到高峰。海会寺、龙门寺、西风禅寺、大中寺、真乘寺、弥陀寺等等，数不胜数。临济宗杨岐派二代传人守端大师住持海会寺，使行将衰落的临济宗得以中兴，并且不断壮大，乃至远播海外，影响深远。

宗教深刻地影响了太湖的历史和文化，也深刻地影响了太湖人的性格。宗教文化的流传使得太湖民风淳朴，容易安于现状，而进取不够，经济发展缓慢。太湖文人也往往耽山水、爱隐逸、看淡功名。除了前面说到的淳于氏、梅福，载入史志的宋代有向荣向处士，元代有黄信一、吴介两人，明代更达七人之多。而明代以前有记载的科举及第的进士仅两人。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明代移民进入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3明初移民多元融合

元朝末年，朱元璋与陈友谅两支大军，在皖、鄂、赣三省交界一带发生反复争夺战，导致这一地区的百姓大量伤亡，流离失所。至明朝建立，太湖县仅剩二万余人。

洪武三年开始，朝廷有计划地从人口密集，且受战争影响较小的江西饶州、安徽徽州等地迁移大量人口至皖、鄂、赣三省交界地区。由于当时将迁移人口集中到鄱阳湖边的一个名叫瓦屑坝的渡口，然后乘船顺江而下进入安徽，或溯江而上进入湖北。据传，进入太湖的移民人口比当地的土居户人口还要多。为了防止移民思乡，规定只须记住来自瓦屑坝，以致太湖县的大多数姓氏都自称源自瓦屑坝。

饶州，隋朝至元朝的行政区划名，位于江西东部。西接抚州，东邻安徽徽州（后来划归江西上饶）。王安石的家乡临川就在抚州，据有关资料统计，自宋而清，仅临川（抚州）进士及第者就多达2000余人，涌现了举世瞩目的才子群体。如王安石、汤显祖、曾巩、晏殊、晏几道、陆象山等。朱熹的家乡婺源紧邻饶州。朱熹热爱理学集大成者，在文化上的影响不言而喻。夹在两个科举文化昌盛的地区之间，饶州一带科举文化十分兴盛。

当年的饶州百姓们，被迫抛弃了故土，告别了亲人，放弃了经年积累的财富，却带着铭刻在骨髓里的故乡文化，来到陌生的土地上，筚路蓝缕，垦荒耕种，重建家园。

在新建的家园里，铭刻于骨髓的文化又被他们从记忆中复制出来，再现在新建的家园里，与太湖的本土文化交相辉映，互相融合。太湖大地上原有的浓厚的宗教文化，特别是历经上千年积淀的禅宗文化，与他们带来的带有浓重理学色彩的科举文化相融合，便逐渐形成了性格耿直、好恶鲜明的“太湖诤”（胡缵宗语）。明代的太湖人周玺、吕衡、雷演祚就是他们当中的典型代表。

周玺（1461~1507），字天章，号荆山，太湖人，明朝弘治九年进士，官至顺天府丞。周玺正直敢言，论辩深切，忠心耿耿，嫉恶如仇，人称“周铁汉”。他敢于忤逆宦官刘瑾，刘瑾矫旨逮捕周玺至诏狱，拷打至死。吕衡被誉为“铁面御史”，雷演祚更以铁胆忠心而名载《桃花扇》。

明朝末年，太湖再次陷入大动荡。史可法与张献忠反复争夺太湖县城，导致太湖人口锐减，元气大伤。据同治卷《太湖县志》载，“（明）户：八千三百四十三。口：四万七千三百七十九。徭丁九千九百二十三”，“顺治二年编审，仅得人丁四千六百七十四”，不及前者一半。而且，人口增长缓慢。康熙五十二年，“编户：二千一十二。口：二万一千一百一十一”。到了乾隆末期，人口增长出现井喷。五年编审，新增人丁由数百猛增至数千、数万。同治五年，“实在丁口八十万零六千八百六十二名”。

经过清初一百五十余年的积累，太湖的经济、文化发展再次进入快车道。随着乾隆后期余德洋、李长森的科举入仕，太湖在嘉道年间及其之后的科举考试中也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1.4科举成就显赫骄人

元末明初的连年混战，太湖一带民不聊生，人口锐减。明朝初年为了发展生产等原因，从江西的鄱阳和婺源等地迁徙大量人口到安徽江淮一带安家落户。这些移民离乡背井，不仅带来了大量的劳动力，也带来了江右崇尚理学和科举入仕等文化基因。明朝社会的逐渐安定和经济的逐渐繁荣，崇尚科举取仕政策的积极推行，也大大地刺激了这些远离家乡、急需开拓新天地的年轻人的读书兴趣。洪武二十年丁卯科就有刘得、程煜两人同科考取举人，永乐十年壬辰科就有方复考取进士。有明一代，一共考取进士十四人，举人四十三人（含武举四人）。

明末清初，太湖一带再次遭到反复屠戮，社会动荡，民生凋敝，教育文化也几乎陷于停顿状态。顺治一朝，太湖县仅有路中骏一人在顺治十一年甲午科中式举人。康熙、雍正两朝考取进士四人（其中武进士三人），举人十四人（含武举六人）。乾隆一朝考取进士三人（含武进士一人），举人五十三人（含武举二十七人，超过半数）。清朝建立到乾隆末年，太湖仅考取进士七人（含武进士四人，超过半数）。嘉庆元年赵文楷大魁天下，高中状元以后，太湖县学子在科举考试方面你追我赶，争先恐后，中式人数大增。一百一十年间，考中进士五十八人（含武进士十一人），举人二百二十八人（含武举六十二人）。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太湖科举考试的历史上曾经出现了两个高峰期，第一个是明朝后期（嘉靖二十年至明末）的一百年间，考取进士十人，平均十年一进士。第二个是清朝嘉庆元年至清末的一百余年间，考取进士六十五人，平均两年一进士。按每三年一榜计算，这期间太湖几乎每榜两进士。这真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

仅据史料记载，在历朝科举考试中，太湖县中状元三人，文武进士八十一人，文武举人三百四十二人。

太湖县文武进士、举人统计表

（据民国卷《太湖县志·选举志》统计）

长期以来，太湖民间流传着许多关于科举的佳话。

1.4.1十里两状元 “十里两状元”中的“两状元”指的是赵文楷和李振钧。赵文楷（1760-1808），字逸书，号介山，乾隆五十二年（1787）举人，嘉庆元年（1796）状元，官翰林院编修、朝廷正使、山西雁平道。嘉庆五年（1800），赵文楷以正使身份出使琉球，册封中山王尚温，“廉洁之声，著于海外”，琉球人建祠纪念，增进了中日友好。嘉庆九年，任山西雁平兵备道，嘉庆十三年（1808）因操劳过度卒于任上。著有《石柏山房诗存》八卷、《槎上存稿》、《中山见闻录》等。赵文楷为官清廉，去世后全靠亲友捐资，才由其夫人王氏将灵柩运回太湖安葬。赵文楷本是太湖县望天乡人，距离县城百里之遥。王氏为了更好的教育两个孩子，于是将家安在了太湖县城，后又移至寺前河。

李振钧，太湖县城西乡树林冲人，江宁布政使李长森次子，刑部尚书、太子太保李振祜的异母弟，道光八年（1828）举人，道光九年（1829）状元。官翰林院编修、国史馆纂修，著有诗集《味灯听叶庐诗草》等。

因为树林冲距县城不过十余里，故有“十里两状元”之美誉。

1.4.2父子鼎甲传胪  清代科名佳话：父子鼎甲传胪：江苏江宁秦大士（乾隆壬申状元）、子承业（乾隆辛丑传胪）。 安徽太湖李长森（乾隆甲辰传胪）、子振钧（道光己丑状元）。浙江钱塘许乃普 （嘉庆庚辰榜眼）、子彭寿（道光丁未传胪）。

1.4.3一门十三进士  “一门十二进士”出自树林冲李氏，实际上应该是“一门十三进士”。树林冲李氏俗称“南门李”，是明朝初年从江西瓦屑坝移民太湖的李巨诚的后裔。据《李氏廷芳公支谱》记载，李巨诚长子李志忠支下有李淳、李万杰两名进士；次子李志材支下有李长森、李振祜、李振翥、李长蓁、李振庸、李世彬、李振习、李振钧（状元）、李德泂、李德星、李德鉴等十一名进士。合计十三名进士。其中，李长森官至按察使、布政使，李振祜官至刑部尚书、太子太保，李振翥官至盐运使、按察使。树林冲李氏在太湖科举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1.4.4五凤齐飞  “五凤齐飞”出自“北门李”。谱载“北门李”迁湖始祖是李和，主要居住在太湖县城北面的四面畈一带。“北门李”一共有七名进士：李拔、李国杞、李国榛、李国棠、李国梓、李国楠、李书翰。因李国杞、李国榛、李国棠、李国梓、李国楠五人系兄弟（李国梓为堂兄弟），故以“五凤齐飞”享誉远近。其中李国杞曾任翰林院侍讲学士、浙江学政；李国榛曾任吏部主事、文选司行走。

太湖李氏中还有“罗溪李”一族出了一名进士，即光绪二十年甲午恩科，三甲第八名李英。李英曾任丰都知县，加同知衔。

太湖李氏其他支系的族谱，也有记载本支系曾经出了进士的，有待考证。

1.4.5四代翰林  “四代翰林”是指赵文楷家族。赵文楷、其子赵畇、赵畇之子赵继元、赵继元之子赵曾重四人都曾经任职翰林院。赵文楷的另外两个孙子赵环庆、赵继泰兄弟二人也考中进士，赵氏一门共有六名进士，故享有“四代翰林”的美誉。除赵文楷外，赵畇（1808-1877）曾任翰林院编修、国史馆总纂官；赵继元（1828-1897）曾任翰林院庶吉士、按察使；赵曾重（1847-1912）曾任翰林院编修、国史馆纂修。以故的政协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杰出的爱国宗教领袖赵朴初先生就出自这个家族。

1.4.6父子三进士  太湖历史上的“父子三进士”至少有两家。一家是“李氏三进士”：即李长森（1756-1823），字木三，号荫原，又号穆川，乾隆四十九年（1788）进士，曾任贵州按察使、江宁布政使。李长森长子李振祜（1777-1850），原名裕，字受之，号锡民，又号仪叔，嘉庆六年（1801）进士，曾任刑部尚书、太子太保；次子李振钧（1794-1839），字秉亭，号仲衡，又号海初，小名燕生。光绪九年（1829）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国史馆纂修，著有诗集《味灯听叶庐诗草》。

另一家是“徐氏父子三进士”：即徐家鼎（1840-1892），字象山，号铸萤，晚号蕉村老农，同治七年（1868）进士，曾任山西道监察御史。长子徐德沅（1859-1902），字伯江，号芷帆，光绪十五年（1889）进士，曾任陕西道监察御史；次子徐德溉（1861-？），字伯到，号养吾，国学生，光绪十八年（1892）进士，工部主事。

有趣的是，李氏三进士居住的树林冲与徐氏三进士居住的徐家宕相距不到十里。

1.4.7兄弟进士  太湖的兄弟进士有许多，其中朱延薰、朱延熙兄弟进士值得一提。朱延薰（1846-1895），又名忠焘，号舜琴，光绪十五年（1889）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朱延熙（1852-1914），名忠烺，号益斋，光绪十二年（1886）进士，曾任臬司、提学。其子朱湘（1904-1933），字子沅，“清华四子”之一，著名爱国诗人、散文家、教育家。主要著作有：《夏天》《草莽集》《石门集》等。

1.4.8一榜多进士  太湖县的科举成绩，还可以从一榜多进士得以体现。安徽省每科取中进士人数在十四人左右。而太湖县曾经十三次一榜考中多名进士，实属难得。

1.5科甲蝉联文风鼎盛

除了以上流传的科名佳话以外，太湖县为人所称道还有“科甲蝉联，文风鼎盛”。

1.5.1科甲蝉联  太湖县“科甲蝉联”不仅表现在科举及第人数之多，还表现在小小县城居然有十二次在会试中两人以上同榜进士及第。其中光绪二十九年（1903），吕调元、袁祖光、李德星、汪松乔四人同榜；嘉庆七年（1802），李振翥、王廷元、李长蓁三人同榜；光绪十五年（1889），徐德沅、赵继泰、朱延薰三人同榜；光绪十八年（1892），胡令宣、王梦鳌、汪遇隆三人（均为武进士）同榜。二人同榜进士及第多达九次。由此可见，科甲蝉联所言不虚。这些蝉联年份基本上在嘉庆之后，当年太湖县经济、教育、文化之繁荣也可见一斑。

一榜两人以上的有十三次；

嘉庆七年壬戌科吴廷琛榜，李振翥、王廷元、李长蓁三人上榜；

道光二年壬午恩科龙汝言榜，李世彬、王之道二人上榜；

道光六年丙戌科朱昌颐榜，李振习、方木生二人上榜；

道光九年己丑科李振钧榜，李振钧、李国杞二人上榜；

道光二十五年乙巳恩科萧锦忠榜，李国棠、李国梓兄弟二人上榜；

同治元年壬戌科徐郙榜，李国楠、韦瑛二人上榜；

同治七年戊辰科洪钧榜，赵继元、徐家鼎二人上榜；

同治十年辛未科梁耀枢榜，赵环庆、程炳星二人上榜；

光绪十五年己丑科张建勋榜，徐德沅、赵继泰、朱延薰三人上榜；

光绪十六年庚寅科吴鲁榜，郭囧、方霆二人上榜；

光绪十八年壬辰科刘福姚榜，徐德溉、李书翰二人上榜；

光绪十八年壬辰科（武科），胡令宣、王梦鳌、汪遇隆三人上榜；

光绪二十九年癸卯科王寿彭榜，吕调元、袁祖光、李德星、汪松乔四人上榜，占到全省的四分之一还要多。（据民国卷《太湖县志·选举志》统计。）

可惜的是，两年后科举考试就被废止了。不然的话，将会有更多的太湖人通过科举进入仕途，为国效力。

至于乡试，太湖县曾经有多科同时中式十人及以上，不再赘述。

1.5.2文风鼎盛  科举之盛不仅表明教育兴盛，也带来了文化的兴盛。其表现之一就是古今太湖文人不废笔耕，撰著颇丰。据不完全统计，明代有十三人著作三十五部，清代有一百一十人著作一百九十八部。这些著作里面，不仅有诗词文集和戏剧等文学类著作，还有天文学、医学等科学专著。周玺的《垂光集》二卷、王大枢的《西征录》七卷、赵文楷的《石柏山房诗存》、李振钧的《味灯听叶庐诗草》，石庞的戏剧，蔡呈图的《天文律吕》、刘铉的《天文明解》，众多太湖人的著作汇进中华文化的历史长河之中，共同浇灌着今日的文化大观园。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今天写下这些文字，不仅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共同关心和发掘太湖既往的历史文化，也希望这些文字可以激发更多太湖儿女在发奋学习或努力工作之余，多多了解家乡，进而了解中国；热爱家乡，进而热爱中国；共同建设更加美好的家园——太湖，进而建设更加美好的祖国——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