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湘之死
卢力华
一般来说，悲剧有社会悲剧和性格悲剧之分。但归根究底，都是社会的悲剧。
关于中国现代诗坛上的重要诗人朱湘之死，似乎归于性格悲剧的人多于归于社会悲剧的。最典型的如与朱湘接触并不多的梁实秋的说法：“我觉得他（指朱湘）的死应由他自己的神经错乱负大部分责任，社会之‘冷酷’负小部分的责任。”（见梁实秋《论朱湘先生》，载1933年12月30日《益世报》）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
一、童年的阴影
朱湘，安徽太湖人。其父朱延熙与伯父朱延薰“兄弟进士”，均入翰林院。光绪二十九年（1903）初秋，朱延熙奉调湖南辰州盐巡道。次年5月20日（农历四月初六），朱湘出生于湖南省沅陵县，谱名文同，字子沅。
当年7月，朱延熙调任湖南盐法道兼海关道。朱湘随父迁居长沙。朱延熙公务繁忙，难以顾及家庭。朱湘的生母系张之洞的侄女，“性温且敏，通书史，解音律，而尤精于琴操之学”。天赋极高的朱湘，在贤淑高雅的母亲的精心抚育下，其艺术细胞得以充分激发。不幸的是，朱湘4岁时生母却因病去世。非常可惜，再也无人能够填充母亲去世后在朱湘心中形成的空白，神童陷入空前的孤独在所难免。
朱延熙只得时常将幼年的朱湘带在身边。而海关道少不了与外国人打交道。高个子、蓝眼睛的外国人和同为黄皮肤的日本人蛮横无理、盛气凌人、趾高气扬的行径，不但使朱延熙深感屈辱，也在幼年朱湘的心灵里留下不可抹去的阴影。
宣统元年（1909），朱湘进入私塾接受启蒙教育。紧接着因连年自然灾害长沙发生“抢米事件”，并将外国领事馆住宅、洋行、邮局、教堂等尽行捣毁。英法美德各国十分嚣张，以军舰配合清军镇压，逮捕民众数百人，伤亡无数。署理湖南按察使的朱延熙身处旋涡的中心，自然更加繁忙，身心俱疲。
宣统三年（1911），朱湘8岁。“山雨欲来风满楼”，朱延熙毅然辞官还乡。民心是杆秤。临别之时，长沙市民难舍难分，摆着鲜花为朱延熙送行。长沙城万人空巷，甚至有人哭着不让他们离开。
已经8岁的朱湘对此看在眼里，记在心头。
母亲的去世，父亲的屈辱，在幼年的朱湘心灵里怎能不留下浓重的阴影？唯有百姓对父亲的爱戴，让他终身对长沙心怀留恋。
弗洛伊德说：“一个人的童年将影响他的一生”。这也许是成年后的朱湘比一般人更加孤傲，也更加讨厌外国人的原因。
二、少年的悲欢
朱湘跟随父亲回到老家太湖县山里的弥陀镇，住进一处名叫百草林的老房子。朱延熙一生为官正直清廉，“外任十载不名一钱”。朱湘被送进距家数里的乡塾读书。这里不仅有小伙伴，学习生活也相对自由一些，放学路上欣赏着大自然的美丽风光，是一件多么愉快的事情。
好景不长。两年多后，父亲去世，年幼的朱湘一下子失去了依靠。父亲没有什么物质遗产留给朱湘，只是在临终时将他和四哥一起托付给大哥朱文焯。朱文焯系朱延熙堂兄之子过继的，与朱湘兄弟并非同胞，且年长26岁。
朱湘被长兄带到南京，进入江苏省立第四师范附属小学读书，小学毕业后考入南京工业学院预科学习。据说长兄性情十分暴躁，朱湘稍有差错，便会挨打。
所幸的是，朱湘的二嫂薛琪瑛慧眼识才，认为朱湘能成大器，便资助他到上海青年会专攻英语，为朱湘后来的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民国八年（1919），16岁（虚岁，实则刚满15周岁）的朱湘顺利考入清华留美预备学校。
三、青年的求索
朱湘被插入清华中等科三年级就读，将在这里度过八年时光，然后才能赴美留学。学校的教育是为留美做准备的，不仅学制、课程等全部照搬自美国，在校内连汉语也被英语取代了。这不能不令人赞叹薛琪瑛的先见之明。
进入学校后的头三年，朱湘表现温顺，学习刻苦，身心得到较好的发展。五四运动后，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文学社团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文学创作逐渐勃兴。渐渐地，学校太多太严格的规矩令他不能满意，清规戒律束缚了他的自由发展。对于文学的热爱使他在学校里崭露头角，18岁的朱湘很快就跻身于“清华四子”之列，成为学校的风云人物。1922年1月，朱湘的新诗《废园》在《小说月报》上发表。这“废园”无疑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不仅是当时清华园的一个隐喻，也是对当时中国社会的一个隐喻。
于是，创作新诗、编辑刊物、探究新诗的形式，占据了朱湘的日常。他甚至针砭学校教育，公开发表杂感《精神教育》一文，认为教育的目的一是入世的，主应物，一是出世的，主审美，即精神教育。惟其如此，我国的精神文明方有发扬光大的机会。“六三惨案”爆发，闻一多因此被强制留级，心灵长期的被压抑，终于点燃了朱湘骨头深处的反抗精神之火。
清华重物质、轻精神的现象以及种种陈规陋习，与朱湘理想的精神教育严重冲突，激起了他对学校的规章制度的强烈抵抗。他向失望挑战，有意识的逃课、迟到，最终宁可被学校开除也不认错，不得不离开清华园。
投身社会的朱湘来到当时经济最发达的上海，打算读书写作，创造自己的美好生活，并且满腔热情地投入文学研究会的怀抱。
包办的婚姻又给朱湘这只云雀的腿上系上了一条链子。婚后，经济压力骤然加大。在二嫂薛琪瑛介绍下，朱湘进入南京建邺大学任教，编辑诗集《夏天》准备出版，致力于翻译外国诗歌。
朱湘的译诗发表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积极推动者、《共产党宣言》翻译者陈望道推荐朱湘到上海大学任教。当时，于右任任校长，邓中夏任总务长，瞿秋白任学务长，陈望道任中文系主任，蔡和森、恽代英、张太雷、萧楚女等到校授课。上海大学实际上是由共产党直接创办的一所干部学校。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朱湘创作发表《哭孙中山》，预言“华夏之魂已到复活的辰光”；“五卅惨案”发生，英国海军陆战队武装占领并强行封闭上海大学，朱湘创作长篇叙事诗《猫诰》，对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的为非作歹予以强烈的抨击。
朱湘失业，应朋友之邀到北京适存中学任教，创作《热情》一诗，表达了要扫除丑恶、创造光明、干一番事业的愿望：“我们要世间不再有寒冷/我们要一切的黑暗重光”。
《采莲曲》发表。《采莲曲》不仅是朱湘新诗探索的艺术结晶，更是他理想生活的艺术呈现。苏雪林这样描述亲耳聆听朱湘朗诵此诗的情景：“其音节温柔飘忽，又说不出的甜美与和谐，你的灵魂在弹簧似的音调上轻轻簸着摇着，也恍恍惚惚要飞入梦乡了。”沈从文认为朱湘是“用东方的声音，唱东方的歌曲。”
“三·一八惨案”发生。诗人、作家们纷纷写诗作文抨击帝国主义者的嚣张，揭露当局的暴行，歌颂流血牺牲的爱国志士。朱湘也创作了《光明的一生》，表达对牺牲者的哀悼。
参与《诗镌》的策划和编辑，但不出一月，即因见解不同与闻一多交恶，朱湘退出编委。后来许多人以朱湘为新月派诗人，其实只是共同参与探索新诗的形式而已，朱湘的诗大多发表在《小说月报》。
朋友们没有忘记朱湘，竟与校方反复交涉，校长曹云祥同意朱湘重返清华园读书。朱湘却因为经济拮据想放弃，是好友罗念生慷慨解囊帮助了他。清华文学社重新恢复，朱湘成为领军人物。
他还自费创办《新文》，自写、自编，自己发行。《草莽集》出版，屡获好评，朱湘的创作进入成熟期。
6月清华毕业，《小说月报》17卷号外一次发表朱湘的8篇论文。
8月，罗念生再一次慷慨解囊，朱湘得以顺利启程赴美留学。
四、异国的辛酸
留美期限是五年。朱湘先进入劳伦斯大学，计划一年后即可毕业，然后到耶鲁或哈佛，花三年拿下博士，余下时间去美国或欧洲游学。
可是，朱湘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缺钱。每月80元官费，别人不够用还要家中寄钱补贴，朱湘却要节省出40元寄给妻子。正是因为拮据，他不能和其他同学那样广泛交往。只能每天除了上课，就是广泛阅读，写诗和译诗，要“用世界眼光”向国人介绍外国文学。
作为华夏子民，朱湘常常感受到来自西方的歧视。他写信给朋友，“要证明我们不是一个退化野蛮的民族，便靠着我们这一班人的努力”。不久，因为老师在课堂上让学生朗读的文章中，有把中国人说成“就像几只肮脏的觅食的猴子”的内容，民族自尊心深受刺激。朱湘认为，“这不是他个人而是全体中国人的耻辱”，于是愤然退学。这不禁让人联想到鲁迅在日本留学时遇到类似情景愤而弃医从文。
次年，朱湘进入芝加哥大学，选修多种外语，他如饥似渴地读书，期待从各国诗歌原有的语言中去领悟它的真谛，为中国新诗的构建提供借鉴。
女儿出生，朱湘的经济更加拮据，只能租更小的房子，独来独往，被认为是一个性格古怪、行动诡秘的人物。他开始把写给妻子的信进行编号，这便有了后来的《海外寄霓君》。
在向国人译介外国诗歌的同时，民族自尊心驱使他要把中国优秀的古典诗歌译介给外国的读者，来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优美的古典中国诗词，经过他娴熟的翻译，很快就打动了一位美丽女子的芳心。她是校刊《凤凰》行销部副经理，又是美国百万富翁的独生女。她主动写诗应和，两人的诗都发表在校刊上，反响甚好。
朱湘的爱国热情爆棚了，就这样，一唱一和地发表了好几期。美丽的罗曼蒂克却被别有用心的人渲染成了“桃色事件”。“发乎情止乎礼”，朱湘不为所动，表现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高风亮节。可是妻子因为没有收到朱湘的钱而疑心他有外遇。朱湘只好反复地向多疑的妻子解释。
不久后，再次因为不能忍受德文教习的歧视而又一次退学，转学俄亥俄大学。
异族的歧视，经济的窘迫，妻子的多心，促使朱湘重新审视自己选择的文学道路，逐产生了弃学回国的念头，“与其受异种人的闲气，倒不如受本种人的”。他在写给好友罗念生的信中，感叹中国能作文的人太多，能办实业的人太少，甚至劝说他先做实业家，后做文学家。
1929年7月，朱湘决然弃学回国。
五、理想的破灭
10月，朱湘回到祖国。
他放弃去武汉大学任教的机会，改到家乡的安徽大学任教。学校为他增设外国文学系，朱湘任系主任。他把在美国购买的一箱外文书籍全部捐给了学校。同时在安大任教的还有郁达夫、苏雪林、陆侃如、冯沅君等。
有了薪水，租了房子，全家团聚，生活十分惬意。
但是，安庆并不平静。石友三兵变，工人罢工，乱象丛生，学校内部也派系林立，明争暗斗。
第二年暑假，许多老师离开安大，朱湘本来打算辞职，但学生非常喜欢朱湘，特别是晓风文学社同学集体挽留。
这一年，朱湘教学、创作、译作均获丰收，红袖添香，清才秾福，是朱湘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可是，随着省政府拖欠经费，校长屡屡换人，学校欠薪，家庭失和。6月，何鲁出任安大校长，学校重现生机。
“9·18”事变发生，安大召开救国动员大会，校长大声疾呼，拒绝省长电话劝阻。朱湘对此非常赞赏，创作《国魂》为请愿团成员壮行。
何鲁被迫辞职，新校长上任，朱湘遭谗。朱湘还在主动邀请赵景、戴望舒等人深到安大任教。可是，有人在新校长面前说了不少朱湘的坏话，使得新校长对朱湘印象不佳。又因为学校要将外国语文学系改为“英文学系”，而朱湘坚持改为“英文文学系”。其理由是，要把眼光放长远一些，讲授用英文来翻译的世界各国文学。学校根本不予理睬。
结果，九月开学了，朱湘没有接到聘书，失业了。
失业意味着生活失去了保障。朱湘西到武汉，北到北京，谋事无果。
1933年春天，朱湘独自出游谋事，妻子霓君放心不下，四处找他。在上海，因为没有钱，霓君得到一个陌生人的帮助，霓君送给那人一张朱湘的旧名片，以便今后联系。可是，不知何故，霓君母子因此被当作“赤色分子”关进监狱，受尽折磨。在二嫂薛琪瑛的营救下，才得获释。
据称，政府就有令：任何学校不得聘任朱湘任教。
此事十分蹊跷！朱湘曾在上海大学任教，与邓中夏、瞿秋白、蔡和森等共产党人共事。不知与此有关联否？
朱湘居无定所，但笔耕不辍，创作了大量的散文和诗歌。
6月，朱湘再次北上，拜访好友闻一多、顾毓琇。在达园，朱湘写下有名的论文《闻一多与<死水>》。他把文章送给顾毓琇看，顾毓琇觉得“写得实在太好了”，就送给闻一多。闻一多看了，却正经地嘱咐顾毓琇说：“不许发表。除非等我死了以后。”为什么会这样？顾毓琇果真直到1947年闻一多遭暗杀后才将此文发表在《文艺复兴》杂志上。
直到9月，求职无果。朱湘在给好友柳无忌的信中写道：“若是一条路也没有，那时候，也便可以问心无愧了。”可见此时，朱湘已经感到走投无路了。
10月5日，朱湘南下天津，在南开大学找到柳无忌。他应柳无忌之邀，为南开英文学会做了一次演讲。他讲了一些中国新诗的派别、趋向和造就，给听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是朱湘一生中的最后一次演讲。
临别，朱湘感叹，做文章误了他一生！“文章千古事”，自古以来，读书人以著书立说为己任，为骄傲。朱湘一心要“把眼光放长远些”，“用世界眼光”向国人介绍外国文学，他却因此无路可走。
朱湘从天津到上海，再到杭州，两手空空辗转回到上海。
11月，与妻儿短暂团圆后，朱湘终于对爱情也绝望了。
六、最后的决绝
从1932年9月开始，诗人朱湘经历了一连串的打击。
首先是遭谗失业，生活理想破灭。朱湘四处谋事无果，“教授夫人赤色案”后，任何学校不得聘任朱湘任教，经济来源断绝。从此，不仅体面舒适的生活顿时成为泡影，甚至连累一家人生活都无着落了。
其次，幡然有悟，文学理想破灭。在严酷的现实面前，朱湘似乎已然明白，“整个文化都是钱作后台老板……唯有钱最好！”他甚至于嘱咐好友柳无忌，并让他转告好友罗念生、罗皑岚，不要专写文章，他感慨：做文章误了他一生。
再次，形容落魄，人格理想破灭。朱湘最引以为骄傲的，就是“文人”称号；他所希望的，不过是体体面面的写诗作文，远离世俗的铜臭。几次向好友借钱的经历，在他看来已是颜面尽失，“为五斗米折腰”使他的孤傲清高屡屡碰壁。
最后，文债已清，人生理想破灭。在《石门集》里，朱湘对诗神倾诉：“我的诗神，我弃了世界，世界也弃了我……为了你，我牺牲一切，牺牲我！”在写给好友柳无忌的信里，他又说“以前我是每天二十四点钟之内都在想着作诗，生活里的各种复杂的变化，我简直是一点也没有去理会”，如今，“把这三十年的旧债一齐加倍地还清了”。诗人不再亏欠世界什么，世界却容不下诗人！
此时，曾经的好友闻一多认为朱湘“前途堪忧。坏的是并非我们不想救不能救，而是他不受救”。
12月4日，朱湘从上海搭乘吉和号轮船到南京去，家人以为他去南京谋事。
第二天凌晨，深冬的江面，黎明前的黑暗里，寒风吹动着一个人凌乱的头发。他倚着船舷，一手攥着酒瓶，一手拿着书本。他时而举起酒瓶喝上一口，时而德语朗诵着海涅的诗句。他的声音时而低沉，时而激越。人们只以为他是疯子。
晨曦初现，江水茫茫。他突然仰头喝下最后一口酒，用力将瓶子抛向江心，身子顺势一倾，向下坠去。
这个人就是朱湘。
诗神“教他的诗篇先在这荒凉枯寂的世界开了几百朵的奇葩，又把他的灵魂带到美丽光明的永恒去！”
“英国的济慈是不死的，中国的济慈也是不死的。”
“屈子，太白，你们成了三人。”
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闻一多意味深长地抄录了朱湘的《猫诰》赠与罗皑岚，并深有感慨地说：“朱湘可惜死早了，如今正需要他这样的人来鼓舞我们救亡的勇气呵！”
时间终将证明：朱湘和屈原一样，都是值得纪念的伟大爱国诗人！
（本文参考了章顺国主编、余世磊撰稿的《朱湘年谱》，在此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