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宏伟
2023年6月15日8时9分，中国国家博物馆终身研究馆员、考古学家、文物学家孙机先生在北京逝世，享年九十四岁。
一、生平事迹
孙机先生1929 年9 月28 日出生于山东省青岛市。曾用名孙志杰，字遇安。其父亲为孙毓址先生，字进初，母亲为苏延贞女士。孙毓址先生1921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系经济科，后在山东济南法政学院任经济学教授。抗战期间，他威武不屈，英勇牺牲。
1949年6月，孙机先生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政大学的一名学员。1951年到北京市总工会宣传部文艺科工作，驻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任北京市工人业余文工团副团长。同年，开始跟随沈从文先生学习中国古代服饰史，并协助整理古代铜镜。1955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师从宿白先生。1960年毕业后在北大历史系资料室工作。
1979年调入中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部工作。1983年被评为副研究馆员；1986年评为研究馆员；1989年当选中国考古学会第二届理事会理事；1992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1995年被聘为中央文史馆馆员；1998年被聘为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2005年增聘为该委员会副主任委员；2008年被聘为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同年被中国美术家协会评为“卓有成就的美术史论家”；2010年被聘为中国国家博物馆学术委员；2012年获中国国家博物馆“学术成就与突出贡献奖”；2018年任北京服装学院特聘教授；2019年被聘为中国国家博物馆终身研究馆员、研究院名誉院长；2022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为他颁发了“考古文博学院杰出院友奖”。
纵观孙先生的一生，有三大转折点。第一个转折点是1949年，他从山东青岛来到北平，进入华北军政大学学习，后被分配到北京市总工会，结识了当时供职于北京历史博物馆的沈从文先生。孙先生曾作诗一首《过大沽河》，来纪念这一历史性的转折时刻。
第二个转折点是1955年他考上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师从宿白先生。孙先生撰文回忆，真正引导他走上科研道路的是宿白老师，老师的教诲使他认识到做学问应该坚持的信念、采取的方法和遵守的规范。
第三个转折点是1979年，他从北大历史系资料室调到中国历史博物馆（国博前身），为其进行学术研究创造了良好条件。孙先生认识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开始了，馆里条件优越，科研工作得到领导的支持，再加上有馆藏众多的文物、大量的图书可资参考，使工作得心应手。自1979年至2023年，孙先生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工作时间长达44年，他对国博充满了感情，真正做到了“以馆为家”。
二、学术成就
孙机先生的学术成就，主要反映在古器物鉴定与研究、科技史、古代车制与服装、中外文化交流四个方面。一是古器物鉴定与研究。例如，他的《秦代的“箕敛”》一文，以微观层面的古器物作为切入点，逐步展开论述，落脚点是宏观层面的秦代经济史与财政史，充分体现了孙先生一贯倡导“由小见大”的研究原则。
孙先生所撰《“温明”与“秘器”》，对于汉墓中出土的漆面罩详加考证，指出这应该是文献中所说的“温明”，出土的“玉衣”实为玉柙，即墓主亲身之椑棺。他历经数十年所著《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是古器物研究的典型代表，学界给予高度评价。
二是科技史探索。孙先生对于一系列科技文物的考证，显示出他扎实的学术功底、文理兼通的知识储备。如《托克托日晷》是对内蒙古托克托出土日晷的探讨。关于豆腐制作技术的出现时间问题，他撰有《豆腐问题》《汉代有豆腐吗？》两篇文章，对汉代已有豆腐的观点进行了驳斥。《百炼钢刀剑与相关问题》一文，是他以日本奈良东大寺山出土带有“中平”年号的钢铁大刀作为讨论的重点，提出此刀并非由中国传到日本，更具创新性的观点是孙先生认为秦始皇派徐福带领数千童男女东渡日本的说法纯属虚构。关于司南问题，也是科技史方面的重要问题，孙先生撰写《简论“司南”兼及“司南佩”》《再论“司南”》两篇论文，对其进行了深入论证，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三是古代车制与服装研究。他在《中国古马车的三种系驾法》一文中总结的中国古车系驾法的三阶段论，为中国古车本土起源说提供了有力证据，更加彰显了中国古代领先世界的这一重要技术成就。孙先生以往有关服饰史的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多次修订、再版的《中国古舆服论丛》。近年来，他讲述的《中国服装史上的四次大变革》总结出了中国服装史的发展规律：新石器时代，华夏族即已形成上衣下裳，束发为髻的服饰特点，可视作我国服饰演变的起始原点；我国服装史上第一次大变革发生在战国时期，以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为标志，经此次变革后，衣裳相连的深衣流行开来；第二次大变革始自南北朝，到唐代完成，经此变革我国服装从汉魏时的单一系统，变成华夏、鲜卑两个来源之复合系统，从单轨制变成双轨制；第三次变革发生在清朝，华夏族传统冠冕衣裳被完全废除，古典服制至此断档；辛亥革命后，长袍马褂虽继续存在，但中山装、学生装、西装日益流行，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服装更逐步融入世界潮流，是为我国服装史上的第四次大变革。
四是关于中外文化交流的讨论。孙先生不仅撰文《建国以来西方古器物在我国的发现与研究》，对20世纪下半叶中国出土的西方古器物特点及其在中国产生的影响等问题做了总结性的回顾，而且还将其关于文物领域中所见东西文化交流的文章结集出版，名为《中国圣火——中国古文物与东西文化交流中的若干问题》。
三、研究特点与学术传承
孙机先生的研究特点，可以概括为三点：一是缜密的体系观念，孙先生通过写作《中国古代物质文化》《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两部著作，初步建立起一个宏大的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的学科体系框架；二是强烈的问题意识。他做了大量的个案研究，解决了诸多学术问题；三是学科贯通，他将多种学科融会贯通，打破了各学科之间的界限。其研究方法，遵循文献与实物相结合的方法。
在学术传承方面，孙先生得益于沈从文、宿白两位名师的悉心指导，还将平生所学传授给扬之水先生，从而使名物学更加发扬光大。
孙机先生能够取得突出学术成就的主要原因，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在主观上，他始终保持着积极心态，目标明确，学术至上。另一方面，在客观上，他幼时受到家庭环境的良好影响，青年时期又遇到了沈从文、宿白两位名师的学术指导。
进入晚年，他主要做了两件有意义的事情。一是经过多年的精心筹备，2021年2月，由孙先生策划的“中国古代服饰文化展”在国家博物馆隆重开幕，受到广泛好评。二是修订、出版自己的学术著作。200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修定本）》；2013年，推出《中国古舆服论丛（增订本）》；2012年，文物出版社发行《仰观集：古文物的欣赏与鉴别》；2014年，中华书局出版《中国古代物质文化》；2016年，三联书店印行《从历史中醒来：孙机谈中国古文物》。自2021年开始，由商务印书馆编纂一套八册《孙机文集》，于2023年10月正式出版，是他学术成果的整体呈现。无论是策划、举办“中国古代服饰文化展”，还是修订学术著作，他都付出了大量心血，全身心地投入其中。
总之，孙机先生数十年如一日，持之以恒，心无旁骛，一心向学，成就斐然，以其毕生精力为中国考古文博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并得到了学术界的充分肯定，其传文收入《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考古学卷》，孙先生跻身中国知名考古学家之列。
摘自中国国家博物馆编：《仰观与俯察：孙机先生的治学之道》，北京：译林出版社，202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