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乌程汉简记录了汉代经济的发展情况，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汉简对鲐鱼收税的记载，反映了汉代所开展的海上捕鱼活动的情况，其时已形成了“捕—运—销—税”的渔业“产业链”。汉简有关布与绸的记载反映了乌程县向汉廷进行供奉的史实，说明了江南纺织业的发展已达到较高水平。布指越布，绸指锦帛类丝织品，相关记载为江南纺织业研究提供了新资料。乌程汉简中存在两种不同的米价且价格相差悬殊，高米价的产生可能与自然灾害或瘟疫等突发事件有关。乌程汉简关于“换钱”的记载，是百姓向官府借贷的证据，也是目前所见有关该类借贷的最早记录。乌程汉简还记录了新莽时期铢权和两权的比值，相关简文反映了“箕”在乌程地区起着度量衡的作用，这些记载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汉代经济史研究资料的某些空白。
关键词：渔业；纺织业；米价；换钱；度量衡
2022年10月，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了关于浙江湖州出土汉简的整理和研究成果——《乌程汉简》。湖州在秦汉时期称为乌程，因此这批材料被命名为“乌程汉简”。这批简牍资料对汉代江浙一带的经济发展，有着非常宝贵的记载。学界关于汉代经济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了较丰富的成果。[1]随着简帛材料的不断出版，出土文献中的经济史资料也被不断挖掘。[2]本文在前人基础上试对乌程汉简所记经济类资料进行梳理并解读，希望能对汉代经济研究尤其是汉代江浙区域经济研究有所补益。
乌程汉简112号简有“鲐五六月税”“鲐五六月税钱六十”的记载，[3]其中简文中的“鲐”，《说文·鱼部》：“鲐，海鱼名。”[4]王子今认为：“海上渔场的开辟，需要熟练的海上航行和捕鱼技术，以及航行条件较好的渔船和生产效率较高的捕捞工具。秦汉时期海鱼远销内地，说明海上渔业产量之高，使得其产品成为全社会所熟悉的商品……其中价格较高的‘鲐’，就是海鱼。”[5]结合《乌程汉简》112号简分析，鲐鱼作为海鱼却在乌程县出现，反映了汉代的海上捕鱼活动，此简为王子今的论点提供了非常好的证据。从简文可知官府对鲐鱼的销售进行了一定的管理，征收了税钱。从现存的简文并结合文献记载，我们推测汉代已经形成了一个“捕—运—销—税”的渔业“产业链”。
“捕”是指捕鱼，包括航行、捕捞、船员和渔船等方面。孙机认为：“汉代的大海船已能通航中南半岛，甚至抵达印度洋……我国汉代的海船已使用牵星法进行天文定位，如果不是在远洋航行中积累起相当丰富的经验，是达不到这种水平的。”[6]王子今认为：“秦汉时期，渤海、黄海、东海、南海海岸均已出现初具规模的海港，北部中国的海港又由并海道南北贯通，形成海陆交通线大体并行的交通结构”，“沿东海、南海海岸的近海航运，在东汉时期更频繁往复不绝”，且“秦汉时期的船舶制造技术已经相当成熟”。[7]汉代的捕鱼技术和水平也很高，文献和汉画像石都提供了很多证据。[8]肩水金关汉简73EJT21：131号简记载：“稽落告守候长益，捕鱼七八十”，72ECC：7号简记载：“欲于河丰捕鱼”，[9]二者为这一论断提供了佐证。
“运”是指鱼的运输，包括运输线路、人员、工具、保鲜技术等方面。居延新简有“建武三年候粟君所责寇恩事简册”的记载，大意谓：“建武二年十二月，甲渠候粟君雇用客民寇恩运鱼五千头从居延到觻得去贩卖。并以先前从令史华商处所得黄色八岁公牛一头，谷廿七石付给寇恩作为工钱，当时约定寇恩拉鱼到觻得卖出后价格要达到四十万钱(若达不到这一数目，不足部分要寇恩赔偿)。”[10]居延到觻得的道路里程约500公里，附近有沙漠，气候干旱，这对运输五千条鱼十分不利，当时的寇恩肯定是掌握了一定的保鲜技术。从中也可知，运输人员是雇佣的“客民寇恩”，还约定了运输的工钱以及鱼的总价。寇恩敢接数目达“四十万钱”这样大的运输订单，看来是有十分丰富的运输经验和高超技术。肩水金关汉简也为我们提供了旁证，73EJF1：26号简记载韩成、冯竟“载鱼五千头”，运输工具是“大车二两牛四头釜一”。[11]
“销”是指鱼的销售，包括代理商的选择、市场的开拓、价格的制定和货量的调配等方面。两汉商业比较繁荣，文献对此记载较多。如《史记·货殖列传》载：“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12]《汉书·食货志》载：“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13]《后汉书·王符传》载：“今举俗舍本农，趋商贾，牛马车舆，填塞道路，游手为巧，充盈都邑，务本者少，浮食者众。”[14]这些记载充分说明了两汉商业的兴盛，这对鱼的销售十分有利。肩水金关汉简73EJT23：723号简记载：“毋有它，归到觻得卖鱼”，[15]说明卖鱼活动在西北边地也十分普遍。张朝阳通过五一广场东汉简牍的研究，认为：“形形色色的鱼贩以鱼为生计。他们于江河湖泊中捕捞或池塘养殖，他们活跃于各种不同规模、不同级别的市场上，出售各类鲜鱼以及干鱼、腌鱼、烤鱼等加工产品。”[16]相关资料及研究均说明了南方渔业繁荣，从业人员数量较多。在乌程汉简中，我们也经常能看到“贾人”的影子，如21号简“为贾人封棨”，22号简“贾人之贵所缴四大□税钱卌”等，[17]均说明乌程有很多商人在进行商业活动。
“税”是指政府在鱼的“捕—运—销”过程中进行征税。“今所可考者，汉时渔税盖为国家收入大宗”。[18]据《后汉书·百官五·亭里》记载：“有水池及鱼利多者置水官，主平水收渔税。在所诸县均差吏更给之，置吏随事，不具县员。”[19]据山东青岛土山屯汉墓“堂邑元寿二年要具簿”(前1年)记载汉代堂邑县：“一岁市租钱三百七十四万三千九百八十八，湖池税鱼一岁得钱廿九万九千九百廿三”，[20]渔税与市租钱并列统计，足见十分重要。需要注意的是，政府所征税的高低程度，直接关乎这个产业的发展。据《汉书·食货志》载：“故御史属徐宫家在东莱，言往年加海租，鱼不出。长老皆言武帝时县官尝自渔，海鱼不出，后复予民，鱼乃出。”[21]
乌程汉简关于鲐鱼税收的记载，对我们思考汉代的渔业发展水平，尤其是为认识江浙地区的海上捕鱼业提供了史料，对深入认识汉代渔业经济发展的具体情况具有重要的作用。
乌程汉简120号简有“河共□赋：布十，绸廿匹”的记载，[22]由于简牍在乌程县出土，从而反映了乌程县向汉廷供奉布和绸的具体史实。
关于“布”，《说文·巾部》：“布，枲织也”，[23]其意为“麻织品”。[24]乌程所供布应为“越布”。《后汉书·陆续传》中记载了“越布”，“陆续字智初，会稽吴人也……美姿貌，喜著越布单衣，光武见而好之，自是常敕会稽郡献越布”。[25]由于“越布”质量好，东汉宫廷把其作为“一种高级赏赐品”。[26]会稽郡向汉廷供奉“越布”是在汉光武帝之后开始的。乌程汉简120号简所记也是向汉廷供奉布，无疑与“越布”紧密相关，故推测120号简所记时间当在东汉。地湾汉简中有“淮布”，王子今认为：“不排除即出产于‘淮’地的‘布’的可能”。[27]参考地湾汉简，乌程汉简120号简的“布”无疑也属于“地方品牌”或区域特色产品。
关于“绸”，《说文·糸部》：“绸，缪也。”[28]“绸”的本义是“缠扎，束缚”，[29]其“丝织物”之义起源较晚。战国曾侯乙墓竹简中有“绸”，刘信芳认为是现在的“披风”；[30]西汉《急就篇》丝织品中列有“绨络缣练素帛蝉，绛缇絓紬丝絮绵……服琐緰与缯连”，[31]没有“绸”；东汉《释名·释采帛》中也有丝织品罗列，其中也没有“绸”。[32]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献中，“绸”用来表达“丝织物”之义，如《周书·武帝纪》记载：“唯听衣绸、绵绸、丝布、圆绫、纱、绢、绡、葛、布等九种，余悉停断。”[33]值得我们思考的是“绸”所表达的“丝织物”之义为何在汉代留下如此少的记载？关于汉代丝织物的名称，夏鼐有过经典的论述，他认为：“汉代文献上丝织物的名目很多；但是因为各类丝织物的名称，各时代往往不同，常有同名异实或同实异名的情况，有些已不能确知为何物。同时，古人对织物分类的标准和现代的不同，加以古代脱离生产的文人滥用名辞，这就造成更大的混淆。”[34]可能“绸”是在“同名异实或同实异名”的情况下，与其他丝织品存在互通混用的情况。如“绸”与“紬”，《说文·糸部》：“紬，大丝缯也”，[35]即是“粗质的绸”。[36]《中国大百科全书》记载：“绸出现于西汉。当时写作‘紬’，专指利用粗丝乱丝纺纱织成的平纹丝织品，丝粗帛厚而耐磨，类似后来的纺绸和绵绸。两晋南北时期绸开始有了粗、细之分。”[37]再如“裯”与“绸”，曾侯乙墓竹简中有“绸”与“裯”的通假，[38]湖南长沙望城坡西汉渔阳墓木楬简文有“青绮复裯裙”“素禅裯裙六”“素禅裯直裙七”，其中的“裯”也被认为通“绸”。[39]马王堆汉墓出土了很多纺织品，经鉴定“丝织物的丝纤维是家蚕丝……麻布的麻纤维是苎麻和大麻”，“出土了汉代流行的绢、缣、绮、锦、纱、罗等许多品种”。[40]“绸”“紬”或“裯”可能就在马王堆所出的丝织物中，只是准确分辨起来存在一定难度。
关于乌程所在会稽郡纺织业的发展，在传世文献和考古资料中均有一些记载。《汉书·江都易王刘非传》记载：“遣人通越繇王闽侯，遗以锦帛奇珍，繇王闽侯亦遗建荃、葛、珠玑、犀甲、翠羽、猿熊奇兽，数通使往来，约有急相助。”[41]其中的“锦帛”应属上好的丝织品。孙机对汉代的纺织品生产有过总结梳理，他认为：“汉代的锦一般是用经线起花的平纹经重组织，而且它是用染成各种颜色的丝线织成，所以色彩绚丽，是汉代丝织品的最高水平的代表。”[42]从乌程归属会稽郡来分析，并结合简中所记的绸是向汉廷供奉等情况，我们推测乌程汉简中的“绸”可能就是此类“锦帛”。如乌程汉简124号简就有“帛通钱五千”的记载，[43]可为佐证。东汉时期会稽郡纺织业也有发展。《后汉书·朱俊传》记载：“朱俊字公伟，会稽上虞人也。少孤，母尝贩缯为业。”[44]从中我们可窥见汉代会稽郡的一些纺织品交易的情况。杭州古荡汉代朱乐昌墓墓主“身上盖有丝织(或麻织)的被子”，[45]说明“当地统治阶级已在广泛地使用丝绸”。[46]
虽然文献有一些关于会稽郡纺织业的记载，但并不丰富。《江南丝绸史研究》认为：“汉代丝绸生产无论在普及程度上还是在产品的质量水平上，较之前代都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丝绸生产已在国家经济和人民生活中占有了重要地位……只是没有任何材料能够说明这时江南地区的丝织业。”[47]关于该书中的“江南”，研究者界定为“相当于长江三角洲范围，包括今南京、镇江、常州、无锡、苏州、上海、嘉兴、湖州和杭州1 个直辖市、8 个省辖市”，[48]恰好涵盖了汉代乌程所在的区域，说明此地纺织业研究资料的缺乏十分严重。再如在区域丝绸专史的写作上，《浙江丝绸史》《江苏丝绸史》只有零星的有关汉代纺织的记载，[49]《湖州市志》《浙江科学技术史》论述汉代纺织的内容也近乎空白，[50]《浙江丝绸文化史》认为：“汉代的浙江丝绸业仍然乏善可陈。秦汉时期，浙江真正出名的是葛、麻等植物纤维类织物而不是丝绸。”[51]乌程汉简为该方面的研究提供了新资料。乌程汉简120号简的“布”可能是指“越布”，“绸”可能是指“锦帛”类丝织品。乌程汉简中的“绸”有“丝织物”之义，可能是较早的关于“绸”的记录，表明东汉江南地区已有“绸”。乌程汉简有关布和绸的赋税记载，为我们提供了江南纺织业研究的新资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材料不足的研究现状，对我们开拓视野具有重要的作用。
乌程汉简138号简简文有“米三斗直百廿”的记录，[52]提到了“米价”。结合汉代的度量衡推算，138号简的米价是1斗40钱，即1石400钱。乌程汉简137号简也有“米价”，摘录简文如下：
出钱千四百七十，米十八石四斗。A1出钱千四百，米十八石三斗。A2出钱千三百九，米十六石A3[出]钱千一百，米十二石A4【正】□六斗。九斗。二石六斗。【反】[53]
从137号简A1可知米1石约80钱，从A2知米1石约77钱；A3、A4简文残缺，无法得出准确米价，如果仅从现存简文进行估算，米1石约77～92钱。137号简A1、A2、A3、A4中的米价可能是随市场价格不断变化而进行的记录，大致米价是每石80钱。《乌程汉简》212号简有“遭米大贱”的简文，[54]推测乌程县廷对市场米价时常进行记录汇总。乌程汉简137、138两简中的“米价”相差悬殊，足足有五倍，值得我们重视。
关于汉代的米价，陈直认为：“米粟的价钱，每石低时直八十余钱，高时直一百二十。”[55]王仲荦认为：“当天下动荡之时，米价或贵至万钱一石，然大较贵不过二千，贱或至数钱。若就其通常市价而言，则西汉米价应为百余，谷价应为七八十钱，东汉米价应为二百，谷价应为百钱。”[56]由此，我们可以大致知晓汉代米价的水平。考虑到乌程所在地盛产稻米，“秦汉今浙江境域的农业，以水稻种植为主……从东汉中期起，会稽郡和同属扬州的一些郡，生产的粮食不但自给，且承担起赈济他郡的任务”。[57]东汉安帝时期，“调零陵、桂阳、丹阳、豫章、会稽租米，赈给南阳、广陵、下邳、彭城、山阳、庐江、九江饥民”。[58]因此，乌程所在的会稽郡米价本应该低廉，推测137号简所记载的米价应是通常市价，138号简中“米三斗直百廿”的米价，属于高价，并不是常态下的价格。
影响米价的因素有很多，[59]由于乌程所在的会稽郡本来就盛产稻米，市场上的投机导致的价格较大的起伏可能性较小。东汉光武帝建武六年(30)诏书说：“水旱蝗虫为灾，谷价腾跃。”[60]故我们推测是自然灾害或疫病类的突发事件使得乌程本地米价大涨。自然灾害会导致粮食减产，对粮食价格的影响是非常直接的。由于区域发展不平衡，汉代南方“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的水、旱、蝗等灾害记载甚少”，[61]依据卜风贤的统计，周秦两汉时期“江南”地区的农业灾害共计才15次，[62]这样少的灾害记录明显是与现实不一致的。王文涛解释道：“边远地区，包括南方地区，人烟稀少，生产力落后，经济不发达，人们对这些地方自然灾害的重视程度就低得多；加上有的地方官吏对自然灾害匿而不报，或由于交通不便，灾情不能及时传达到京师。所以这些地方的灾害史料相对较少。”[63]有时发生了灾荒，文献中也不交代具体缘由。如东汉顺帝阳嘉二年(133)“春二月甲申，诏以吴郡、会稽饥荒，贷人种粮”。[64]可知会稽在东汉顺帝时发生了“饥荒”，但并未交代为何发生。这可能与王文涛所言的“边远地区”“重视程度”等因素有关。
除去自然灾害外，会稽郡还经常发生疫情，对物价也有较大影响。由于南方的气候特点，段伟认为汉代疫病的一个特点是“南方和东部区域等气候温暖湿润地区易发疾疫”。[65]东汉光武帝、安帝时期会稽郡有过疫情发生，“光武建武十三年，扬徐部大疾疫，会稽江左甚”，[66]“是岁，会稽大疫”，[67]“建武十四年，会稽大疫，死者万数”，[68]“夏四月，会稽大疫，遣光禄大夫将太医循行疾病，赐棺木，除田租、口赋”。[69]疫情的出现必然也会对物价产生较大影响。由于《乌程汉简》138号简的具体时间不清晰，加上传世文献记载稀少，目前还无法准确判定米价上涨是自然灾害还是疫病导致，但乌程汉简提供了汉代江浙地区的灾荒和疾病的资料，有利于深化对这一地区经济史、社会史、医疗史等方面的研究。
乌程汉简146号简有“布价”的记载，摘录如下：
卖布踈(疏)。A1两端六百。B1五端千七百五十。B2七端二千卅B3此十四端当为C1[四千三]百八十。C2【正】十六端当为四千四百八十。A1都凡为钱八千八百六十。A2【反】[70]
乌程汉简146号简自名是“踈”，整理者认为作“疏”，[71]无疑是合适的，是指分条记录卖布的明细之意。依据简文记载，我们进行了布价的计算，列表如下：
所卖布踈：大厌，郭成，买布三尺五寸，直一石四斗；始乐，尹虎，买布三尺五寸，直一石四斗。索卿以；万贳，范融，买布一丈二尺，直四石二斗。(1464A)长生赵伯，二石。凡九斛，前付卿为入。(1464B)[72]
对比乌程汉简与玉门花海汉简中的“卖布踈”，两者的差异非常明显。乌程汉简“卖布踈”主要记录了卖布的数量和总价，支付的手段是钱；玉门花海汉简“卖布踈”记录了卖布的对象、数量、价格，支付的手段是谷物粮食。汉代进行支付时，货币和实物是并存的，“财政的支付手段，除了货币以外，还有粮谷、缣帛等实物”。[73]从中我们可看出汉代“卖布踈”的格式似乎并不统一，各个区域有着自己的特点。
乌程汉简185号简有“儿兰所换吴库钱，有令来言遗。知兰换钱给急”的记载，[74]从简文可知儿兰有“换吴库钱”的行为，并且“换钱给急”。关于“换钱”，目前最早的传世文献记录是晋干宝的《搜神记》。由于乌程汉简的时间早于《搜神记》，故乌程汉简185号简“换钱”的记载是目前最早的记录。《搜神记·张车子》记载：“吾昔梦从天换钱，外白以张车子钱贷我，必是子也，财当归之矣。”[75]《搜神记·张车子》中的“换钱”从文意看是指“借钱”。[76]另外，《晋书·庾敳传》记载：“后以其性俭家富，说越令就换钱千万，冀其有吝，因此可乘。”[77]吕思勉在《两晋南北朝史》中曾引用《晋书·庾敳传》的这条史料，并认为：“贵豪借贷，有为数颇巨者。”[78]《晋书·庾敳传》中的“换钱”也应当是“借贷”之意。“换”字确有“借贷”意，《玉篇·手部》：“换，易也，贷也。”[79]
关于百姓向官府借贷一事，传世文献如《周礼》《汉书》《后汉书》等均有记载。《周礼·泉府》云：“凡民之贷者，与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国服为之息。”郑众云：“贷者，谓从官借本贾也，故有息，使民弗利。”[80]《汉书·食货志》记载：“民欲祭祀丧纪而无用者，钱府以所入工商之贡但赊之，祭祀无过旬日，丧纪毋过三月。民或乏绝，欲贷以治产业者，均授之，除其费，计所得受息，毋过岁什一。”[81]此条是王莽时期的政策，对“民欲祭祀”以及“以治产业者”进行借贷。[82]又《后汉书·朱俊传》记载：“朱俊字公伟，会稽上虞人也。少孤，母尝贩缯为业。俊以孝养致名，为县门下书佐，好义轻财，乡闾敬之。时同郡周规辟公府，当行，假郡库钱百万，以为冠帻费，而后仓卒督责，规家贫无以备，俊乃窃母缯帛，为规解对。”[83]其中说周规“假郡库钱百万”，即向会稽郡郡库借贷钱百万之意，这也可以印证在会稽郡确实存在向官府借钱的情况。除传世文献外，西北汉简中亦有向“官府”进行的借贷，学者已有论述。[84]
需要注意的是汉代向官府借贷虽有记录，但向私人借贷似乎更加常见和普遍。秦晖曾对西北汉简中的借贷关系进行过研究，在47例债务关系中，“除2例债权人为官府外，其余都是私人之间的债务关系”。[85]至于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三点：一是向政府借贷可能手续复杂，常有限定条件，并需要层层严格审核，以防官钱被商贾利用赚取高息；第二，政府放款速度慢，得到现钱的周期长。从乌程汉简185号简的“换钱给急”来看，无疑是迟迟未放借款；第三，如果到期未还出现违约情况，向政府借款可能后果更严重。从《后汉书·朱俊传》朱俊要替周规还所借郡钱来看，如果不还应该会有很严重的后果。此三点可能是很多人不愿意向官府借钱的缘由。[86]
乌程汉简185号简儿兰“换吴库钱”是指向“吴库”借贷之意。整理者认为：“‘吴库’云云当指吴郡之库，则已在乌程改属吴郡之后。”[87]据研究，“顺帝永建四年(129)，因会稽郡境界广大，析置吴郡，吴、海盐、乌程、余杭、毗陵、丹徒、曲阿、由拳、娄、富春、阳羡、无锡、钱唐十三县别属吴郡”。[88]由此，整理者言“吴库”是“吴郡之库”当是合适的，185号简的时间也当在顺帝永建四年之后。在乌程汉简之前尚无“吴库”的资料。由此，乌程汉简为研究汉代地方财政，尤其是江南地方财政提供了新的史料。
乌程汉简123号简有“徒山伐钱五千”的记载，整理者认为：“是用于劳作事务及支付的报酬”，[89]思之恐非。乌程汉简123号简中的“伐钱”，不见于传世文献。居延汉简145.19记有一例：“甲渠候官建昭四年六月部候长伐钱□□。”[90]乌程汉简123号简与居延汉简145.19中的“伐钱”当为同义。简文中的“伐”通“罚”，关于文献中两字通假的情况，已有学者指出。[91]居延新简EPT52：640中有“罚钱”的辞例也可为佐证：“□罚钱案候部。”[92]由此，乌程汉简123号简与居延汉简145.19中的“伐钱”均是“罚钱”。里耶秦简中“罚钱的事例比较多”，[93]张家山汉简、湖北江陵凤凰山汉墓木牍中也有罚钱的情况，[94]均可印证秦汉时期存在“罚钱”的现象。
简文中“徒山”的解读颇费解，需要注意的是悬泉汉简Ⅰ91DXT0309③：158－164－192记载有“山徒”，摘录如下：“神爵四年三月山徒名籍，鬼新卫明，故效谷步广里，从子赣求编书绳十丈；鬼新龙通，故济南郡菅平里，从子赣籍厉石。”[95]悬泉汉简中的“山徒名籍”由张俊民编联，今结合乌程汉简怀疑“徒山”与“山徒”紧密相关，有可能是指受过刑罚(如鬼薪)的同一类人。乌程汉简123号简可能是指对受过刑罚的人罚钱五千。
乌程汉简110号简简文还记载“府书趣市租”之事，整理者认为：“商贾买卖，官府还要收取市租”，[96]可从。《汉书·于定国传》记载：“民田有灾害，吏不肯除，收趣其租，以故重困。”[97]可为佐证。至于简文的货币记载，整理者认为：“官府收取市租后的钱币重量及换算值登记。”[98]在正常情况下，钱币重量及换算值较为稳定，没必要再进行登记，但王莽频繁地改革币制，引起了市场混乱。林剑鸣对此曾有过经典论述，“混乱之币制，畸零错杂，互不相干，一齐投入市场，恐连王莽自己都不知如何折算”。[99]学者对实物的研究也印证了王莽统治时期度量衡制度的混乱，“所见莽权皆为铜质，又多刻标称值，本当量值相对统一，然而却并非如一般情况。从实测数值所见，不仅各组之间存在较大误差，而且同一组中各件器之间也有大小不同的误差”。[100]
关于度量衡，乌程汉简110号简有“足四铢得一两”的记载。[101]依据《汉书·律历志》记载：“权者，铢、两、斤、钧、石也……二十四铢为两。十六两为斤。”[102]从中我们可知铢与两的比值是24∶1，而乌程汉简110号简铢与两的比值是4∶1，乌程汉简与《汉书·律历志》记载明显不同。在新莽五权之中，“铢权和两权尚无可靠的实物资料”。[103]在缺乏实物数据的情况下，乌程汉简的记载提供了新莽时期铢权和两权的具体比值，史料价值较大，对新莽时期度量衡的研究具有重要作用。
需要注意的是乌程汉简147号简有“前得六十四箕”“后得七十箕”的记载。[104]“箕”的本义是指“簸箕，扬米去糠的器具”，[105]由于简文有“得”字，且前后分别得到了64箕与70箕，故我们推测“箕”在乌程地区也被用作度量物品的衡器，起着度量衡的作用。丘光明在《中国科学技术史：度量衡卷》中曾论及度量衡研究的复杂性，认为：“即使在统一政权下，常常也会出现一些与法定单位不统一的、地方性或行业性的单位。”[106]“箕”应该就是具有地方特色的一个单位，只是不知道“箕”的具体量值，有待进一步考证。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悬泉汉简(1－2)》 整理与研究”(23EZSB007)
[1] 参见陈直：《两汉经济史料论丛》，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林甘泉主编：《中国经济通史·秦汉经济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黄今言：《秦汉商品经济研究》，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蔡锋：《中国手工业经济通史·先秦秦汉卷》，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郭浩：《汉代地方财政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等等。
[2]参见朱德贵：《汉简与财政管理新证》，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年版；杨振红：《出土简牍与秦汉社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丁邦友：《汉代物价新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等等。
[3]中国美术学院汉字文化研究所：《乌程汉简》，上海书画出版社2022年版，第112页。
[4] (汉)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244页。
[5]王子今：《秦汉渔业生产简论》，《中国农史》，1992年第2期。
[6]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43页。
[7]王子今：《秦汉交通史稿》(增订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83、199、229页。
[8]梁家勉主编：《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农业出版社1989年版，第228页；王玉金：《汉代渔业生产初探》，《南都学坛》1998年第1期；黄留珠主编：《周秦汉唐文明》，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4－86页。
[9]甘肃简牍保护研究中心等编：《肩水金关汉简(二)》，中西书局2012年版，第48页；甘肃简牍博物馆等编：《肩水金关汉简(五)》，中西书局2016年版，第259页。
[10]张德芳：《居延新简集释》(七)，甘肃文化出版社2016年版，第429－430页。
[11]甘肃简牍博物馆等编：《肩水金关汉简(四)》，中西书局2015年版，第279页。
[12]《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261页。
[13]《汉书》卷二四上《食货志》，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32页。
[14]《后汉书》卷四九《王符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633页。
[15]甘肃简牍保护研究中心等编：《肩水金关汉简(二)》，第204页。
[16]张朝阳：《秦汉时期水乡的鱼与民生和财政》，上海市历史学会、上海大学：《“第二届出土文献与古史史料学研究”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21年，第426页。
[17]中国美术学院汉字文化研究所：《乌程汉简》，第28、30页。
[18]瞿宣颖纂辑：《中国社会史料丛钞》，湖南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664页。
[19]《后汉书》志二八《百官五》，第3625页。
[20]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黄岛区博物馆：《山东青岛土山屯墓群四号封土与墓葬的发掘》，《考古学报》，2019年第3期。
[21]《汉书》卷二四上《食货志》，第1141页。
[22]中国美术学院汉字文化研究所：《乌程汉简》，第119页。
[23](汉)许慎：《说文解字》，第160页。
[24]李学勤主编：《字源》，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693页。
[25]《后汉书》卷八一《陆续传》，第2682页。
[26]虞友谦、汤其领主编：《江苏通史(秦汉卷)》，凤凰出版社2012年版，第241页。
[27]王子今：《河西简文所见汉代纺织品的地方品牌》，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简帛》第17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第255页。
[28](汉)许慎：《说文解字》，第277页。
[29]李学勤主编：《字源》，第1152页。
[30]刘信芳：《楚简释读与〈方言〉补例试说》，《文献》，2010年第3期。
[31]张传官：《急就篇校理》，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139－144页。
[32](东汉)刘熙撰，(清)毕沅疏证，(清)王先谦补，祝敏彻、孙玉文点校：《释名疏证补》，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47－153页。
[33]《周书》卷六《武帝纪》，中华书局1971年版，第104页。
[34]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55页。
[35](汉)许慎：《说文解字》，第273页。
[36]王力主编：《王力古汉语字典》，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917页。
[37]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部：《中国大百科全书：纺织》，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22页。
[38]刘信芳：《楚简释读与〈方言〉补例试说》，《文献》，2010年第3期。
[39]赵宁：《散见汉晋简牍的搜集与整理(上)》，硕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2014年，第52页。
[40]上海市丝绸工业公司、上海市纺织科学研究院：《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纺织品的研究》，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第2、114页。
[41]《汉书》卷五三《江都易王刘非传》，第2417页。
[42]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增订本)，第75页。
[43]中国美术学院汉字文化研究所：《乌程汉简》，第123页。
[44]《后汉书》卷七一《朱俊传》，第2308页。
[45]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杭州古荡汉代朱乐昌墓清理简报》，《考古》，1959年第3期。
[46]朱新予主编：《浙江丝绸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页。
[47]范金民、金文：《江南丝绸史研究》，农业出版社1993年版，第8页。
[48]范金民、金文：《江南丝绸史研究·前记》，第1页。
[49]朱新予主编：《浙江丝绸史》，第12页；罗永平：《江苏丝绸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5页。
[50]湖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州市志》，昆仑出版社1999年版，第602页；项隆元、龚缨晏编：《浙江科学技术史：上古至隋唐五代卷》，浙江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
[51]袁宣萍、徐铮：《浙江丝绸文化史》，杭州出版社2008年版，第26页。
[52]中国美术学院汉字文化研究所：《乌程汉简》，第137页。
[53]中国美术学院汉字文化研究所：《乌程汉简》，第136页。
[54]中国美术学院汉字文化研究所：《乌程汉简》，第232页。
[55]陈直：《两汉经济史料论丛》，第7页。
[56]王仲荦：《金泥玉屑丛考》，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24页。
[57]王志邦：《浙江通史·秦汉六朝卷》，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13页。
[58]《后汉书》卷五《孝安帝纪》，第220页。
[59]林甘泉主编：《中国经济通史·秦汉经济卷》，第382－385页。
[60]《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第47页。
[61]杨振红：《汉代自然灾害初探》，《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4期。
[62]卜风贤：《周秦两汉时期农业灾害时空分布研究》，《地理科学》，2002年第4期。
[63]王文涛：《秦汉社会保障研究：以灾害救助为中心的考察》，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41页。
[64]《后汉书》卷六《顺帝纪》，第262页。
[65]段伟：《禳灾与减灾：秦汉社会自然灾害应对制度的形成》，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2页。
[66]《后汉书》志一七《疫》，第3350页。
[67]《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第64页。
[68]《后汉书》卷四一《钟离意传》，第1406页。
[69]《后汉书》卷五《孝安帝纪》，第230页。
[70]中国美术学院汉字文化研究所：《乌程汉简》，第144页。
[71]曹锦炎：《乌程汉简概述》，中国美术学院汉字文化研究所：《乌程汉简》，第2页。
[72]白军鹏：《敦煌汉简校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第351页。
[73]朱德贵：《汉简与财政管理新证》，第216－217页。
[74]中国美术学院汉字文化研究所：《乌程汉简》，第192页。
[75]李剑国：《搜神记辑校》卷九《搜神记·张车子》，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151页。
[76]邹憬：《搜神记译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版，第190页。
[77]《晋书》卷五○《庾敳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396页。
[78]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069页。
[79]《宋本玉篇》，中国书店1983年版，第120页。
[80] (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一五《泉府》，(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影印本，2009年，第1591页。
[81]《汉书》卷二四下《食货志》，第1181页。
[82]林剑鸣：《秦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658页。
[83]《后汉书》卷七一《朱俊传》，第2308页。
[84]秦晖：《汉代的古典借贷关系》，《市场的昨天与今天》，东方出版社2012年版，第38－39页。
[85]秦晖：《汉代的古典借贷关系》，《市场的昨天与今天》，第40页。
[86]相关研究参见宋杰：《汉代官府与私人之间的债务关系》，《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石洋：《秦汉时期借贷的期限与收息周期》，《中国经济史研究》，2018年第5期。
[87]曹锦炎：《乌程汉简概述》，中国美术学院汉字文化研究所：《乌程汉简》，第2页。
[88]周振鹤、李晓杰、张莉：《中国行政区划通史·秦汉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993页。
[89]曹锦炎：《乌程汉简概述》，中国美术学院汉字文化研究所：《乌程汉简》，第2页。
[90]谢桂华等：《居延汉简释文合校》，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第240页。
[91]白于蓝：《简帛古书通假字大系》，福建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756页。
[92]李迎春：《居延新简集释》(三)，甘肃文化出版社2016年版，第184页。
[93]陈伟：《秦简牍校读及所见制度考察》，武汉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54页。
[94]王彦辉：《论汉代的“訾算”与“以訾征赋”》，《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1期。
[95]张俊民：《简牍学论稿：聚沙篇》，甘肃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180页。
[96]曹锦炎：《乌程汉简概述》，中国美术学院汉字文化研究所：《乌程汉简》，第2页。
[97]《汉书》卷七一《于定国传》，第3043页。
[98]曹锦炎：《乌程汉简概述》，中国美术学院汉字文化研究所：《乌程汉简》，第3页。
[99]林剑鸣：《秦汉史》，第669页。
[100]丘光明等：《中国科学技术史：度量衡卷》，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41页。
[101]中国美术学院汉字文化研究所：《乌程汉简》，第110页。
[102]《汉书》卷二一上《律历志》，第969页。
[103]白云翔：《邾国故城新莽铜诏版和铜环权简论》，《考古》，2018年第8期。
[104]中国美术学院汉字文化研究所：《乌程汉简》，第146页。
[105]汉语大字典编辑委员会：《汉语大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湖北辞书出版社1990年版，第2979页。
[106]丘光明等：《中国科学技术史：度量衡卷·绪言》，第2页。
本文原载《史学集刊》202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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