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二十八年（1600）春，袁宏道完成《瓶史》一书，时年三十二岁。万历三十四年（1606）夏，袁宏道又完成《瓶花斋集》和《潇碧堂集》，瓶花已经完全进入他的生活，连斋名亦以瓶花命名。与此同时，《瓶史》也进入了中国文人的精神世界之中，插花作为一种高雅的文化形态在文人墨客中得到更多的流播。1659年《瓶史》于日本万治二年随同《袁中郎集》一起传至日本，最早接触到《瓶史》的日本日莲宗僧人元政仰慕袁中郎，并评说：“《瓶史》风流，可见其人。”1696年，日本编辑刊印了《梨云斋类定袁中郎全集》；在日本文化年间，日本刊印了几种适合本国人阅读的《瓶史》注释本，以日本人的眼光来解读《瓶史》的美学价值。在日本享保至享和年间，望月义想从阅读《袁中郎全集》开始，一发而不可收，开始聚焦研究《瓶史》，并最终以《瓶史》的理论而创立了独具特色的插花艺术风格——人称“袁中郎流”（宏道流）。
《瓶史》虽然不是中国第一部描写插花的专著，但影响却是最大的，并且对日本的花道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关于《瓶史》传入日本的具体时间，学术界十分关注，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于1988年2月1日编发《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第201期，刊出了衷尔钜撰写的“《瓶史》何时传到日本？”（图33）一文。
衷尔钜认为，《瓶史》于日本万治二年（1659）随同《袁中郎集》一起传至日本，首先传播者是陈元赟。陈元赟（1587-1671），原名珦，字羲都甫，号既白山人、菊秀轩、芝山等，武林（今浙江杭州）人，是明末清初的杰出诗人、学者和方技家（养生和医药专家）。居日本期间，陈元赟努力传播中国古代文化，第一个把公安派文学传播到日本，并成为日本柔道的鼻祖。
陈元赟酷爱公安派文学，便向日莲宗僧人元政介绍《袁中郞集》。元政（1623-1668），又名草山上人，俗名石井吉兵卫，京都人，年26岁削发为日莲宗僧，住京都南草山瑞光寺，世称草山元政上人。日万治二年（1659）， 陈元赟与元政初识于名古屋，两人一见如故，成忘年交。 陈元赟大元政36岁，因此元政常称陈元赟为“老人”。据日本人原念斋在《先哲丛谈》中记录陈元赟说：
初，万治二年（1659）于名古屋城中，与僧元政始相识，契分尤厚，其生平所唱酬者，汇为《元元唱和集》，刊行于世。元政诗人慕袁中郎，此邦奉中郎，盖以元政为首，而政本元赟知有中郎也。元政书曰：“数日前探市，得《袁中郎集》，乐府妙绝，不可复言，《广庄》诸篇识地高，《瓶史》风流，可见其人。”
从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陈元赟最初把包括《瓶史》在内的《袁中郞集》带到了日本，在与日莲宗僧人元政认识后，又向他推荐了《袁中郞集》，元政自此被认定为是日本第一个敬奉袁中郞的人。但是，文中“数日前探市，得《袁中郎集》”几句，也有被后来的学者认为这是元政自己从市场上发现《袁中郎集》后买下的，但元政却是从陈元赟这里知道袁中郎的。如果元政果真是从市场上觅得《袁中郎集》，说明在那一时期除了陈元赟之外，还有其他人也把《袁中郎集》带到了日本。但不管怎样，可以认定的是，《瓶史》传到日本的时间就在日本万治二年（1659）前后。
《元元唱和集》是陈元赟与元政合著的第一部日本公安派诗文集，因两人名字中都有一个“元”字，故名《元元唱和集》。元政在《元元唱和集·送元赟老人之尾阳诗》所说，可以看出元政独爱石公（袁宏道）之情，以及与老人元赟之谊：
余尝暇日与元赟老人共阅近代文士雷何思、钟伯敬、徐文长集，特爱袁中郎之灵心巧发，不藉古人，自为诗为文焉。今月之初，既夜正长，而风遽冷，寂寂不睡，灯下拥被，独阅石公之集，读到《别石篑》诗，忽感近日老人将有尾阳之行，因效石公韵，缀狂斐十道，以拟《阳关曲》。但不知所以裁之，录呈藻鉴，宓希慈斤。幸幸。
所谓“老人将有尾阳之行”，据陈元赟诗注明，时间是日本宽文壬寅季秋阳后，即清康熙元年（1662）。可见，《瓶史》传到日本的时间应有1659年至1662年之间。《瓶史》成书于1600年，大约在60年之后，日本人已经看到了论述插花的《瓶史》。
北京林业大学郑青在2009年首届中国插花花艺论坛上发表的“《瓶史》对日本插花的影响”一文也指出：当时已归化日本的明代文人陈元赟，在万治二年（1659）去江户的旅行途中，于名古屋结识了深草的元政上人，元政上人从元赟处阅读了《袁中郎全集》，书中对佛法的高见，使元政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并为其性灵说所倾倒，成为日本拜读并喜爱袁中郎诗文的第一人。
又过了大约40年后，即在日本元禄九年（1696），随着刻本《梨云斋类定袁中郎全集》在日本的传播而使《瓶史》广为人知，并一再翻刻，《瓶史》的影响力在日本日益扩大。《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第190期上，在欧贻宏发表“的《瓶史》二卷本卷上并非袁宏道所撰”一文中，就此认为《瓶史》传到日本的时间为1696年，这样的判断至少是不够全面的。1696年，可以认定为是日本人自己编辑刊印了《梨云斋类定袁中郎全集》及《瓶史》的时间，而《瓶史》传入日本的时间则是在1659年前后，此时已有元政的感叹：“《瓶史》风流，可见其人。”
大约再过100年，约在日本文化年间，日本刊印了几种适合本国人阅读的注释本，以日本人的眼光来解读《瓶史》的美学价值。时至今日，日本的插花艺术专刊《花道》，还时常引用《瓶史》中的论点，可见《瓶史》对日本花道的影响可谓至深且巨。
（本文摘自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的《宏道流通识》第四章中的内容，引用请以正式出版物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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