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晋武帝司马炎，晋朝人和后来人都有不少议论：当时人的评价，大抵上是毁誉参半；后人的议论，往往着眼于晋武帝统治政策和措施的种种失误，并追究其诱发“八王之乱”和西晋短期崩溃的责任，自然是毁多誉少；20世纪下半叶的学界，更是把晋武帝与当时门阀士族的腐朽联系起来，有全盘否定的倾向。在此，我们又如何看待晋武帝和他的统治呢？
如上所述，晋武帝的治国方针具有他所处时代的明显特征，并受到其父祖辈的直接影响，他标榜“仁俭”和孝道，尊崇名教礼法，本身都具有逻辑上的合理性，也受到了当时人的称誉；他的一些治国政策，大都能顺应时势变化而有所兴造或调整。总体上说，在我们所讨论的“治国方针政策”方面，晋武帝是成功的，至少在他统治的前期是如此。干宝《晋纪总论》称：“太康之中，天下书同文，车同轨。牛马被野，余粮栖亩……故于时有天下无穷人之谚。虽太平未洽，亦足以明吏奉其法，民乐其生，百代之一时也。”话中虽不无溢美之处，但太康治世的存在，则属无疑。《晋书·武帝纪》唐太宗制曰：“于时民和俗静，家给人足。”这是后人对于晋武帝的统治，也有肯定的评价。
然而，我们在肯定晋武帝于制礼作乐、立制垂范有所建树的同时，却不能不注意到事情的另一面，即晋武帝的统治中包含着不少弊病。例如，刘颂上疏晋武帝，指出“陛下每精事始而略于考终”，即建立制度之后未必能认真地贯彻其精神并予以落实；干宝则批评他多“苟且之政”。王夫之从“用人与行政”的关系评说晋武帝的统治，既显明其“行政”之得，亦揭露其“用人”之失：“晋承魏之安处，时非无贤，而奖之不以其道，进之不以其诚，天下颓靡，而以老、庄为藏身之固，其法虽立，文具而已。”当时人的见解和后人的评断都表明，晋武帝是一个相对缺乏治世精神的君主，故而其统治表面上“宽弘雅正”，骨子里却积弊深重，难怪刘毅把他比作汉世之桓、灵二帝。对于晋武帝缺乏治世精神的后果，当时人已有深切的认识，《晋书》卷三三《何曾传》称：“国家应天受禅，创业垂统。吾每宴见，未尝闻经国远图，惟说平生常事，非贻厥孙谋之兆也。及身而已，后嗣其殆乎！”然而，就晋武帝本人而言，他非但认识不到危机的存在，反而在平吴之后，因群臣称颂功德、鼓动“封禅”而萌生骄心，以至于奢靡淫逸，怠于政事，西晋王朝的统治危机也就伴随着晋武帝的这一转变而益发深重。
探讨晋武帝统治的得失，我们终究还是要落实到寻绎诱发“八王之乱”的原因方面来。《晋书·武帝纪》唐太宗只把八王之乱的起因归结为晋武帝“建立非所，委寄非才”，即立惠帝失当和托杨骏辅政失策，两者中当以错立惠帝为关键。宋人叶适的议论，对“惠帝定嗣”及此事所牵涉的政治纠葛有精当的分析，《习学记言》卷二九称：
晋武帝时大议论有四：惠帝定嗣，一也；贾后为冢妇，二也；贾充、荀勖进退，三也；齐王攸去留，四也。晋之治乱存亡虽在此四者，然不过一本。昔周子有兄而无慧，不能辨菽麦，故不可立。武帝二十五子，惠之无慧，帝自知之，而终不决者，恃愍怀尔；又明见充女不可，然竟纳为妇，以成愍怀之酷，实勖辈弥缝其间；末年恐攸挟众望夺嫡，又为逐去，以速其死：帝本于一事不了，故四事无不然。
晋武帝时朝廷内党争不断，此伏彼起，后来党争的焦点便集中到惠帝废立一事上，叶适所论清楚地揭示了其中的因果关系。可以说，晋武帝明知惠帝不慧而执意要立他为嗣，是导致在他去世后政局失控的直接根源，对这一点的认识，可谓古今一辞，并无异议。
但是，问题恰恰在于，为什么晋武帝明知惠帝不慧，还要立他为嗣而不改易呢？按《晋书》卷三一《武元杨皇后传》所说，杨皇后以“立嫡以长不以贤，岂可动乎”为辞，打消了武帝的废立之念。《晋书·武帝纪》则称：“爰及末年，知惠帝弗克负荷，然恃皇孙聪睿，故无废立之心。”这是说武帝寄希望于皇孙司马遹（愍怀太子）。我们认为，就细节而言，这两点都会对晋武帝立嗣的决策产生一定的影响，但问题的关键不在这里，而在于晋武帝对自己亲手建构的政治权力秩序感到比较放心，相信惠帝在大臣的辅弼下，能够保住司马氏的基业；晋武帝晚年能够“怠于政术，耽于游宴”，也是基于这一判断。
然而，“八王之乱”正是在晋武帝建构的政治权力秩序这一“沃土”上萌发的。八王之乱由杨骏擅权、贾后干政的宫廷斗争发端，继之则拥有实力的宗王先后登场，角逐中枢权力。在此过程中，晋武帝生前培植的后党（杨氏）、太子妃党（贾氏）只能假皇帝之威行事，力量较为脆弱，真正具有强大实力和持久影响力的变乱主角无疑是司马氏宗王。那么，宗室诸王的实力从何而来？又如何能够参与到中枢权力斗争中来？归根到底，晋武帝实行的分封宗室、宗王出镇和宗王参政等一整套制度，为宗室诸王参与中枢权力斗争提供了实力基础和相应的参与机制，八王之乱“是西晋宗王政治派生的宗王参政、宗王分封、宗王出镇等一系列弊端所引起的必然结果”。要而言之，关于八王之乱的成因，尽管说法很多，但我们倾向于基于政治权力结构和权力运作的“多因素论”，即八王之乱是晋武帝“建立非所，委寄非才”的人事因素与重用宗王的制度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
鲁力最近的一项研究，使我们对八王之乱成因的认识趋于具体化。他把八王之乱中先后上台掌握或争夺中枢权力的各种势力作了排比，进而对这些势力先后上台和灭亡的原因作了剖析，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这就是，在晋武帝生前形成了一个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自上而下依次为：皇帝（晋武帝），外戚（后党、太子妃党），宗王（尊亲、至亲、疏亲），门阀。这个权力结构是由皇帝一手构筑的，同时也由皇帝来操纵。晋武帝死后，即位的惠帝是弱智，来自顶端的操纵力量不复存在，后党、太子妃党、尊亲、至亲、疏亲于是依次上台和灭亡。整个事件之所以发生，追根溯源，都是因为皇权与门阀这一矛盾的存在，中间的所谓外戚与宗王，都是为加强皇权而在门阀之上人为培植出来的叠加势力，八王之乱不过是这些叠加势力的汇演。令人眼花缭乱的外戚与宗王掩盖了八王之乱的本质，待这些人死丧略尽、尘埃落定之后，门阀势力才居于主导地位，出现东晋的门阀专政局面。
如果我们作一番联系的考察，则王夫之评论晋武帝定制说：“魏之削诸侯者，疑同姓也；晋之授兵宗室以制天下者，疑天下也。疑同姓而天下乘之，疑天下而同姓乘之，力防其所疑，而祸发于所不疑，其得祸也异，而受祸于疑则同也。”我们认为，在中国传统的宗法制小农经济社会里，皇权是最重要的社会统合力量，一个健全稳定的皇权，是社会繁荣进步的前提条件；而在皇位传承的“家天下”体制下，一姓皇室为了维护独享的皇权而加强皇族力量，本身也无可厚非，但要有效地维护皇权，最根本的还在于皇权体制下的理性行政因素，包括皇帝自身的行政能力、健全的官僚制度和官吏奉公守法等。晋初的情况有其特殊性，如曹魏禁锢宗室的前车之鉴、门阀势力日益增长等；在这样的形势下，晋武帝为了防范门阀势力，“疑天下”而过分重用宗王，另一方面又忽视皇权体制下的理性行政因素，由此造成其统治倚重倚轻的失衡局面，这或许是其统治政策失败的症结所在。
先师柳春新先生（1965—2016），湖北黄陂人，先后毕业于湖北大学、武汉大学，1997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先后任教于湖南师范大学、岭南师范学院（湛江师范学院）。先生的代表作《汉末晋初之际政治研究》，于2006年由岳麓书社出版。书中不少方法与观点，如以“家门”作为汉晋之际政治变迁的线索，首倡“霸府与霸府政治”研究等，都在学界影响深远。先生此书已经绝版多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准备再版，应能解决学界所需。在师母冷慧平老师的支持与帮助下，由我全面清理先生旧文，与先生的师友、弟子商议以后，决定改变原来直接再版原书的计划，作了较大幅度的增补，今在此略作说明。
原书的“前言”部分，拟改为《中古史求索——我的读书、治学经历》，这是先生生前留下的一份学术自传。从文字看似乎是份讲稿，最后改定时间在2016年走前不久，相当于是先生的绝笔。这份自传记述了先生的读书、治学、育人经历，也清晰呈现了先生的治学态度与学术理念。在这份自传中，先生所列“学术代表作”除了《汉末晋初之际政治研究》一书以外，尚有不在此书目录中的论文数篇。这些论文若此次不收入，以后也很难有机会再作整理。今将先生列入代表作的遗稿全部收入书中，并将这份学术自传作为代前言。
先生原有再版《汉末晋初之际政治研究》的计划，相关资料保存在电脑的一个文件夹中。其中有一份新拟定的目录，最后修改时间是2010年11月。目录分上中下三篇，上篇与初版同，中篇增加《曹魏封爵制度与政策考论》一篇，《论汉晋之际的北地傅氏家族》移入下篇。下篇除《论汉晋之际的北地傅氏家族》以外均为新增，计有五篇，依次为《论汉魏之际的“北海派”士人》《论汉晋之际的北地傅氏家族》《论汉晋时期的“威惠”型官吏》《魏晋之际皇权的更新与蜕变》《汉晋之际皇权政治演变的若干特点》。目录中部分论文已经完成，也放在该文件夹中，已经发表的《论汉魏之际的“北海派”士人》《论汉晋时期的“威惠”型官吏》等篇皆在其中。该文件夹中另有一篇《魏晋易代之际的家族主义法和婚姻伦理》，有作者署名“柳春新”三字，最后改定时间是2016年7月，尚未发表，怀疑也是他想加进修订稿的一篇，只是目录未及修改。《魏晋之际皇权的更新与蜕变》《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霸府政治与门阀政治》等篇，要么只有空文档，要么里面有一些散乱不成体系的文字，应是未及完成的。2010年拟定目录中中篇原有《曹魏封爵制度与政策考论》，下篇原有《汉晋之际皇权政治演变的若干特点》两目，该文件夹中没有找到相关文档，应该也是没有完成的。此次整理将其全部收入，仍分为三篇，以保持先生原有思路。未完成章节只能付诸阙如。
除以上三篇以外，拟收录《东、西曹考述》《傅玄思想评议》《〈魏略〉考论》《陆机〈晋纪〉与晋史的修撰起源》《历史专业中国古代史类论文指导》五篇遗文，作为第四篇（附篇）。《东、西曹考述》是与汉晋政治的研究主题密切相关的制度史研究，《傅玄思想评议》涉及的主要人物傅玄，也是魏晋禅代之际的重要人物，更与《论汉晋之际的北地傅氏家族》直接相关。《〈魏略〉考论》《陆机〈晋纪〉与晋史的修撰起源》则与先生两部未及完成的遗著有密切关联。这两部遗著分别是《魏略辑本校注》和《晋书集注》。两部著作均未完成，只有若干片段或笔记分存于先生电脑的几个文件夹中。《历史专业中国古代史类论文指导》是一篇教学方面的文章，是先生在培养学生方面心得体会的成果，也体现了先生的学术理念。这样处理，或可将先生的文章基本收全，让读者更为了解先生的学术理念。
需要说明，书稿的注释规范，按照《汉末晋初之际政治研究》原书的格式进行了统一。引用的古籍，一般不注页码。今人著作，则尽量注明页码。均对引文进行核对，订正错讹。个别史料引文的句读与校勘，作者的处理与通行本不尽相同，有的属于别有心得，有的是参考唐长孺先生《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古代部分第三册的处理，则未作修改。所引今人论著，一般保持原貌，不引后来的新出版本。部分文章引《汉末晋初之际政治研究》原书内容，此次改为参见本书某章某节，不再用原版页码，便于读者翻阅。《汉末晋初之际政治研究》一书原有参考文献，此次保留，并将新收文章所征引的文献尽量增补进去。新收部分论文发表时是繁体字，此次全部统一为简体。
还需要说明，新收入的文章，大部分曾经在期刊发表。《论汉魏之际的“北海派”士人》发表于《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二十七辑，2011年，文末原有说明：“本文撰写的过程中，研究生张娅妮做了不少工作。张娅妮，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09届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汉晋时期的“威惠”型官吏》原系与张东华合著，发表于《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论：黄惠贤先生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东、西曹考述》发表于《史学月刊》2005年第9期。《傅玄思想评议》发表在《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魏略〉考论》发表于《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十一辑，2008年。《陆机〈晋纪〉与晋史的修撰起源》发表于《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三十二辑，2015年。《历史专业中国古代史类论文指导》刊于李育民主编：《大学生专业学习指南·历史学与文化产业管理卷》，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65—171页。
最后还必须说明，本书沿用了初版黄惠贤先生所撰序言，但书的内容大有增补，因此序言有与正文实际情况不尽符合的情况。黄先生是柳先生的博士导师，对柳先生研究的解读更是非常深刻，这篇序言的价值不言自明。之所以未请黄先生对序言进行修改或者补充，是因为整理者着手整理时，考虑黄先生年事已高，多有不便。在本书正在进行出版前的校对工作时，黄先生竟也遽归道山。哲人其萎，学术长存。值此本书再版之际，希望能借此表达对黄、柳二位先生的仰止之情，缅怀之思。
此次整理，中山大学景蜀慧教授、天津师范大学何德章教授、陕西师范大学权家玉副教授，先生早年所指导的硕士张东华、李亮茹、周伟明、宋洁等，以及曾受教于先生的凌文超教授，都为本书的整理再版提供了宝贵的支持和帮助。岳麓书社的马美著、王文西先生，也为本书的再版提供了帮助。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的博士生刘芳君，帮助复印了先生的博士论文。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硕士生唐靖杰、陈思伟、杨寓麟，曾协助进行史料校对工作。山西人民出版社的崔人杰编辑与张志杰编辑热心的帮助和高效率的工作，对此书出版至关重要。在此，谨向他们表示感谢。
由于整理者能力有限，错讹在所难免，责任均在整理者，祈请读者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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