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庆维: 走向消亡的中医药

北京同仁堂名医馆馆长、北京同仁堂中医医院主任医师、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同仁堂中医药文化”代表性传承人、中国同仁堂集团专家委员会高级专家。出身于中医世家，是国医泰斗关霦教授（字幼波）及国医大师关霳的嫡传弟子。专长内、妇、儿、皮肤科疑难杂症。尤擅长于肝胆疾患、过敏等涉及免疫系统疾患的诊治。

文字版 |走向消亡的中医药出路在哪里

这么多年来，中医中药其实是处于一种停滞和消亡的状态。国家建立了那么多所大学，然后那么多学子苦苦地学，学完了以后，自己对中医中药都不信了。现在教育出来的药学家，基本上都是用分子生物学的概念去引领中医中药学发展，其实把中医中药降低维度了。

物质结构观这个维度其实是三维的，而中医中药的维度比这高得多，它有时间节律，它有生命这个维度，有性气维度，所以它的维度有的要是能在人体的神魂魄意志里产生影响的药物，所以它的维度非常高，所以你要光在分子生物学角度去认知中药的时候，把中医给做低了，把它的维度给降到分子生物学西医学的角度上了。

中药的药性其实是跟生命发生的一个合象，没有生命参与的时候，你没有办法衡量这个植物、动物、矿物，这个药物的药性的走向和一个纠偏的状态。可是现在都在实验室里认识这个药物的对于疾病的治疗能力，这个实验室里根本没有生命这个合象。所以这个东西是认知不到的话，其实是对中医中药发展，一个几乎是毁灭性的一个角度。

可是我们现在基本上，搞实验的实验员不明白这个道理，很可怕的，比较著名的就是青蒿素，其实就是这个角度。什么叫中药？就是在中医整体观念，辨证论治指导下应用的药才叫中药。但是你看发展出来的现在的植物药学的药，都不受中医理论体系指导应用。

中医是生命的维度，生命维度发生的事情其实是生物学观察不到的，而现代医学其实是以生物医学的维度，解剖学的发生关注的都是实体的改变，而一些形而上的性气、精气神等等都观察不到的。所以中医观察活体的一些现象，其实在实验室里和在解剖学里显现不到的东西，所以在这样的政策法规和价值取向，和医学观的角度去统领中药学发展的时候，真正的中医文化没有得到弘扬和发展，中医中药人很无奈。

中医成才和成为医师的比较有规律的经验，其实就是读书然后名师指引，还有临证，然后再反复读书，然后再名师指引，然后再临证的这种重复的反复过程。当然读书不是你读什么书都行，而是读中国传统文化相关的一些书籍。因为你必须要学经典，而且必须要懂得经典方的构架，君臣佐使如何构架的，它的用意、还有归经、还有走向，还有在什么气候下，什么地域情况下应用，在什么甲子年的情况下应用更为突出。

我们的祖先和医家在实践当中，总结出的很多很多的君臣佐使的配伍的经典方剂，然后对于某些证候在不同时期，应用的时候纠正能力是最强的发挥。所以中医学一个方子你看着很简单，七八个药，但是它的历史背景、它的人文环境，它的自然气侯，它的人的证候状态，都是在变化当中实现的，所以像现在很多教育和书本里写的都是一方一病的状态，其实不是中医的医疗模式思维角度的，其实中医是一个整体恒动观，就是人的生命随着自然每时每刻都在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时间节律上都在动。

所以中医是三因制宜的，在不同的时间节点上，在不同地域角度上，在不同的生理节奏当中，我们的处方其实都在发生变化的。所以在纠正人的身体的偏性的时候，使用的是一组方剂，不是一个方剂，不是一方一病的用药方法。那样太简单了，而很高明的医生会在这个动当中，把你跟自然相应的那个机，去助你这个生机跟天道吻合。

这个用药的灵动的磨合，其实是需要很长的时间积累的。这种长时间的积累才积累出自己的自信，自强的这种自我认可的自信心，其实中医现在就需要的是一种自信心的成长，民族文化，中医学的价值取向，生命观价值观的这种自信的认可，现在很多孩子在他学医的过程当中，没有建立起来对于中医的自信心，对于传统文化的自信心，对于中医文化和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的自信心都没有建立起来。所以这样，他的这种价值观没有建立起来，他成为不了真正的中医的。

《经济参考报》记者：有效成分、物质含量这些概念，和中医药有什么样的关系？

关庆维：先问你们一个问题。我左手拿块姜，右手拿根扁豆，它们是中药吗？

《经济参考报》记者：这还真不好说。

关庆维：不好说就对了。中医有“药食同源”理论，同样吃进肚子的东西，在中医辨证论治指导下应用，即使是普通食材，也是中药。但如果从里边提取有效成分去应用，就不是中药，而是天然植物药了。虽然叫天然植物药，但是经过化学的方法分离出来的分子结构本身应该属于化学药物。中医药包涵很多生命可以实证的感受，而科研却验证不了。中医药学与“天然植物药学”不是一个理论体系，价值观、方法论有本质的不同。用分子生物学理论得出的中药科研成果，无法应用于中医的辨证理论体系当中，所以不能称其为中药。

可惜的是，现代人普遍不懂食性更不懂药性，习惯了吃东西只看物质成分，不懂也不顾寒热温凉这些食“性”或药“性”。猕猴桃里含维生素C多，但不是缺维C的人都能吃猕猴桃，因为猕猴桃寒性较大，胃寒的人吃了可能肠胃就会有问题。如果有哪位“名家”说吃姜养生，不少人中午就开始泡姜茶喝。一些胃热脾阳不虚的人，也开始跟风吃姜，吃完就上火难受。

这种把“食性”“药性”剥离的思维方式，导致很多人不仅没有补充到营养，反而损害了健康。

《经济参考报》记者：是不是可以说，只依靠微观物质基础，来指导人们调理身体的做法，在很多时候并不对？

关庆维：的确如此。事实上，中药不是特别讲有效成分、物质含量，而是更重视“药性”。食性有寒热温凉四性，药性也一样，同时还包括升降浮沉、性味归经等一些性能。

举个例子，从长白山取一棵山参，山参里有两粒种子，把其中一粒种子种在长白山，另一粒种在海南岛。多年后长出来的这两棵参，虽然遗传基因一样，用现代生物学方法研究其物质成分没多大区别，但药性差异却不小。因为不同气候地理环境下，这两棵参所包含的能量信息是不一样的。

再如，国内种的花旗参，跟加拿大的花旗参看上去没什么区别，国内花旗参中的所谓有效成分更高，但吃国内的花旗参容易上火，吃加拿大的不易上火。

中药的寒热温凉、升降沉浮、性味归经等形而上的东西，通过试管、培养基、动物实验等现有研究手段，是研究不了的。把干姜扔到试管里再怎么使劲摇，也摇不出来它是不是温性的。中药药性在现有的药物研究体系当中，是缺位的。

药性的种种作用，是在人的生命中体验到的，是真实的发生，而不是培养基里对于细菌、病毒、微生物的抵抗和杀灭作用。而基于后者去判断中药有没有疗效，这是西药治病的逻辑，中医中药治病不是这样。

因为人的体质、经络走向、气血循行的道路、生活习惯、性格、情感、意志与动物有着天壤之别，中药治病不仅针对人的独特的生理与性情，还考虑到人的形神与社会、自然是整体互动的关系。

但让人痛心的是，这么超前的中医药学，却因模仿西医药学的实验而“降维”了，后者不仅把中医药的视野狭隘化了，还通过技术对中医药进行还原化、抽象化研究，使中医药话语权弱化，甚至沦为附庸。

《经济参考报》记者：能否简要说明“只有人的生命才能验证中药的疗效？”

关庆维：中药的疗效，始终是用在活的生命身上，并且在临床操作中进行验证的。所以，物质构成性认知不能取代生命感受性认知，生命医学更不能被“降维”成生物医学。人作为活的生命，与来源于自然界的植物、矿物和动物等的各种中药发生作用，才能产生升降浮沉、寒热温凉等这些功能表现。

所以，中医是一个“生生”医学（第一个“生”是动词），能够通过中药促进生命自然力的增长和调整，从而恢复、提升人的健康水平。中医始终最尊重生命本身的功能，研究随着自然界环境气候变化、人心情变化、人与社会关系变化等的情况下，人作为活的生命的健康变化情况。人本有自愈力，有自我修复的潜能。中医治的不是病，而是帮助身体恢复自在自为的自足状态，充分释放生命的潜能。

中西医最大的区别是，前者总是扶助人的自愈力；而后者则很大程度上是相反的，过度依赖人工合成化学药物、外科手术等非自然外力替代人的自愈力，强调与疾病对抗、斗争，为了杀死病毒、毒物甚至不惜伤害自愈力。中医强调的是，把握当下时刻人的体质特征和不平衡状态，用中药的偏性去调整人体的偏性来实现生命的中和、阴阳平衡。

《经济参考报》记者：既然如此，为何在现实中，中医中药市场份额远低于西医西药？

关庆维：原因是多方面的。仅从人才培养角度看，现在培养出来的、熟悉传统中医药体系的人越来越少了。现行的中药包括成药和饮片质量标准，是用微观控制宏观、看药物有效成分的分子生物学思维方式主导。比如，山茱萸里含多少熊果酸，生芪里含多少黄芪甲苷，人参里含多少人参皂甙等等，依此来确定不同药物的质量和品级。

分子生物学引领的中药科研，遵循的是机械的还原论思想，它的药理药效是西医价值取向研究产生的成果。这样的科研，放弃了天地人的整体恒动观，放弃了辨证施治思想，忽视了自然、社会、生命整体形而上的有机动态联系，丢掉了中医文化的主体意识，不利于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

在实践中，用微观指标去控制整个中药质量的后果，就是因为所谓“有效成分”不合格，不少优秀的药材就不能用于中药生产。而那些在中药学家看来不太道地的药材，一测定发现微观成分“合格”甚至“优秀”，就用它们作为原料生产中药，临床疗效却大打折扣甚至无效。

《经济参考报》记者：中医虽然古老，却并不落后，甚至更超前。其实，我国这次抗击百年一遇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医药就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关庆维：这说明，中医经典理论与治疗方法，在当代依然有强大生命力，丝毫不逊色于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越了现代医学。

值得骄傲地说，在去年我国疫情最为严重的时期，依据《伤寒论》经方化裁的“清肺排毒汤”治疗了包括重症在内的国内新冠病毒感染者1262例，有1253例出院，总有效率达99.28%。另有国外顶级期刊收录的临床研究表明，在纳入的8939例新冠肺炎住院患者中，使用“清肺排毒汤”进行治疗的新冠病死率是1.2%，而未使用该汤药的病死率为4.8%。使用该方的新冠病死率也同样低于美国的1.8%。该汤药方完全基于中医自身体系在临床中加以运用，在抗疫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可见延续了数千年的中医药，至今在维护人类健康，与全新、未知疾病的斗争中，仍然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并获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经济参考报》记者：您从事中医临床三四十年，在如此漫长的中医生涯中，感悟最深的是什么？

关庆维：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越来越认识到，中医是形而上的生命之道，是以道驭术，形而上统驭形而下，宏观统领微观，并不局限于形而下的有形之物的研究，所以微观很难决定宏观，因为微观研究结果对中医中药临床实践的指导意义少之又少，且不利于中医思维的习成，造成中医用药的认知障碍。不少中医被西医化，不能用中医思维去看病，疗效差了很多，原因正在于此，非常令人惋惜。中医是讲生命关系的，中医使人与中药这两个自然的生命体发生“合象”，以此来恢复并提升健康水平，不是在动物身上、在试管中的局部机制研究所能够诠释的。

中医中药是一个多么绿色、多么优秀的医学体系啊！中药源于自然，煮一煮吃了以后又还于自然，对自然一点破坏都没有。当中药的偏性不适合我们人体的时候，就有各种炮制方法把偏性给纠正过来，使之更符合治疗所需。毫不夸张地说，中药炮制学是中华民族卓越智慧的结晶。

《经济参考报》记者：您认为，怎样才能更有效发挥中医中药的独特作用和价值，真正造福人的健康？

关庆维：从中药发展来看，首先要重视人才培养。应当培养中医药人的中医思维，让他们用中药性味而不是化学成分去治病、鉴定中药质量。过去的老药工，一拿到药材就知道是哪儿产的，几月份产的；一闻味儿就知道药性达到什么程度；拿起药在手里一攥，听声音就知道是入什么经的药。现在这样能进行感观鉴别的专家还有多少？

其次，要有更多符合中医药规律的好政策，给中药切实有效的帮助。比如，过去有很多特别好的儿童中药，治小儿咳嗽、哮喘、积食等等，基本上几毛钱就解决问题了。可惜就是因为便宜、不赚钱，药厂不生产了，优秀的中药反而被“逆淘汰”了！

道地药材的选种、育种、种植、采摘、炮制加工等等，都要按照中药自身的规矩来，讲产地，讲物候，讲炮制。不能有“植物药思维”。

要让越来越多真正经临床验证过的中医成果，像中医药抗疫“三方”那样，转化成中药新药，转化成能造福更多患者的生产力。比如，我们在长期临床实践中，研究出一种治疗三叉神经痛的药，有效率、治愈率很好，但想转化成中成药去申请新药批号时，却因无法在小白鼠身上制造出人三叉神经痛的治疗模型，拿不出动物实验结果，中成药批号至今遥遥无期……

最后，大众的科普教育同样不能忽视，应正本清源，把原汁原味的中医药文化精华，以恰当、有效的形式传播给社会大众。在这一方面，监管部门应为中医药文化传播提供良好的环境和土壤，中医药人自身更责无旁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