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研究】互联网医疗运行风险及应对策略【2024年6月第3期】

摘要

借鉴互联网金融消费模式，运用消费者选择理论（经济学中用来解释和预测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或服务时行为的一种模型）分析互联网医疗风险及运行困境，探讨互联网思维下医疗行业和金融的融合发展路径，探索构建医改新形势下互联网医疗“信用就医”服务新模式，为互联网医疗良性运行提供有益借鉴，助推互联网生态下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均衡布局基层改革探索，为医疗机构运用互联网金融解决医疗资源稀缺性约束、基础建设融资难、流动资金不足等现实问题提供有益借鉴。

唐长冬

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党委办公室，济宁 272000

Email：375289428@qq.com

随着后疫情时代互联网技术在医疗机构内广泛应用，尊重和满足患者个人偏好、需求，改善诊疗全过程的就医感受成为当前医疗机构基本服务理念^［1］。国家卫生健康委《改善就医感受提升患者体验主题活动方案（2023—2025年）》明确指出，要“打通人民群众看病就医的堵点淤点难点”，明确了“整体提升医疗服务的舒适化、智慧化、数字化水平”的目标^［1］。互联网医院作为医疗服务新业态，其建设推广受到多方因素的制约，特别是受患者看病就医习惯的影响，患者群体尚未成为互联网医疗的受益主体^［2］。本文从消费者选择视角，深入分析互联网医疗运行中目前存在的风险和困境，为建立基于信用体系的互联网医疗提供“风险-信用-权益”利益均衡新业态建议，并为相关政策制定和实施提供依据和参考。

一、互联网支付对传统消费业态的改变和挑战

随着网购消费观念的改变，互联网支付方式已从萌芽期走向成熟期，年轻人、上班族对于互联网消费认知度高、依从性强，并逐步成为消费主流，对传统消费业态产生“颠覆”“重构”的改变。以蚂蚁花呗支付为例，官方公布数据显示，1990年以后出生用户占33%，1980年以后出生用户占48.5%，用户使用“花呗”可使其消费能力提升10%以上^［3］。虽然互联网消费更具有普惠性，以其直接、便捷、多元化的支付方式打破了消费者收入限制的门槛，对中低收入人群的消费刺激尤为显著，但随着互联网金融消费监管力度趋于规范，互联网消费所体现出来的征信体系缺陷和互联网金融风险呈现风险波及面大、扩散速度快、溢出效应广等挑战，特别是低龄、低收入群体信用征信模糊、提前消费习惯具备隐蔽性、传染性和突发性，容易出现恶性透支、消费者信用违约等失信现象，对新生的互联网消费产生一定的负性特征和影响。

医疗支付作为患者疾病直接经济负担，是传统家庭消费业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互联网与医疗融合并不断向深度和广度延伸，以互联网为载体的技术手段、支付方式越来越被医疗机构接受和应用，预约挂号、线上咨询、电子处方（病历）、线上支付、远程诊断等服务形式为群众看病就医提供了极大便利，但距离“构建覆盖诊前、诊中、诊后的线上线下一体化医疗服务模式”目标仍然存在较大差距^［4］。互联网思维对于医疗行业的冲击和挑战仍然基于门诊服务、咨询、支付等传统医疗服务范畴，特别是互联网医疗概念和意识尚未在医疗机构内外形成广泛一致，医疗和金融在支付方式升级、消费业态融合等方面尚处于探索阶段，互联网经济运行风险和信用信息不对称仍然是“互联网+金融+医疗健康”融合发展的制约因素，互联网金融发展的“红利”并不能有效解决优质医疗资源稀缺现状，不能运用金融手段实现供需双方收益正向反馈关系，致使医疗花费边际效用递增的情况下医疗服务产出收益边际产量呈现先递增、后递减的特征^［5］。据国家统计局2022年卫生统计年鉴公布，43.5%的医疗机构面临经营运行亏损^［6］，传统医疗服务模式不能满足医院经营发展需要，公立医院运行及业务结构改革势在必行，借鉴类似“花呗”等互联网金融消费产品（如：“医呗”）赋能医疗机构金融属性，运用线上线下共同服务于患者全周期、全方位、全过程的医疗服务“信用就医”模式，厘清医疗业务属性和支付经济学属性，有助于降低医疗机构运行经济风险，降低患者就医费用成本和减少医保基金支付压力，让医疗机构最大限度回归“看病救人”本职工作。

二、互联网医疗的属性和困境

（一）互联网医疗的市场属性

从政治经济学的观点看，互联网医疗的市场属性依然由其社会经济关系所决定，互联网医疗虽然具备“互联网”特征，但归根到底还是符合“医疗”属性特色。它作为一种基于医患供需关系构建的服务模式，其法律关系明确界定了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在经济层面，该模式受到政府指导定价机制的调控影响，旨在确保医疗服务价格的合理性，同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5］。互联网特有的数据流量属性，已经在互联网金融业态中表现出强大的增量效应。互联网医疗是通过医疗数据的互联互通，利用金融手段赋能市场属性的重构，以释放互联网医疗的经济潜力。通过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赋予互联网医疗以金融属性，可以缓解医疗机构在供给侧的资金短缺，重构其内外部的经济关系。从互联网医疗的经济运行规律来看，其主要表现为营利性和资本化的发展趋势，这一趋势可以从疫情期间的封控式医疗行为和经济运行模式两个角度进行验证。

首先，非营利性公益性医疗服务模式对传统医疗机构经济运行状况产生了显著影响。2022年度，许多医院陷入亏损状态，这与疫情防控救治过程中政府财政支出占比过大、医院自身营收不足密切相关。一方面，政府财政支出挤占了医疗机构正常的财政投入，导致其运营压力加大；另一方面，由于疫情防控和救治经费主要由医疗机构垫支，而专项经费又受到经济下滑的影响，拨付不到位，进一步加剧了医疗机构的财务困境。

尽管在行业内外以及学术界对医疗行业公益性和市场化存在争议^［7］，但从应对疫情的全过程来看，医疗行业的市场属性在其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国家远程医疗与互联网医学中心等机构联合发布的《2022中国互联网医院发展报告》显示，互联网医疗作为实体医疗机构的服务延伸，已经成为医疗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医院医疗服务和疫情防控中，互联网医疗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然而，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互联网医院线上诊疗打破了传统线下诊疗模式，让广大患者接受还需要一个过程^［8］。

其次，互联网平台式资本化医疗经济运行模式展现出反复性和曲折性。互联网医疗的兴起是互联网经济蓬勃发展的必然结果。随着国家政策的助力以及信息技术在当今时代的飞速进步，互联网医疗行业得到了快速发展。诸如阿里、腾讯、京东、百度、平安等资本巨头纷纷涉足互联网医疗领域。然而，由于资本主导下的互联网医药销售业务占比过重，业务板块单一，收入来源受限以及运营费用（主要是销售及市场推广开支、履约成本）居高不下，导致企业盈利困难。因此，要实现行业的销售净利率较大幅度增长，需要一定的时间。

（二）互联网医疗的金融属性

随着新时代市场经济结构的演变，传统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的投资者因金融创新和行业融合而逐渐减弱其市场属性。传统金融市场的创新通常体现在结构化、复杂化的理财产品或形式上，并且不断产生带有金融杠杆特性的衍生品^［9］。同时，互联网消费在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机构的代理、控股或合作推动下，正向业务多元化、跨行业和多专业化方向发展，这使得互联网金融的属性日益凸显和明确。

金融学中的资产-资本定价理论指出，金融消费者的经济能力和专业能力对其做出理性选择、评估风险承受能力和自我心理状态具有重要影响。然而，互联网医疗的快速发展不仅改变了传统医疗服务的形式，也使得原有的医疗市场投资者、患者及其家属等传统市场参与者的角色逐渐弱化，其金融属性变得更为复杂。

由于医疗和金融行业的高度专业化，从业者与患者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患者在使用互联网医疗服务时，由于缺乏必要的互联网思维、理解能力有限以及对自身风险承受能力认识不足，可能会在出现损失时面临保护机制不完善的问题。此外，患者的依从性差异也可能导致医患矛盾和纠纷的发生，这对患者权益的保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不同类型的医疗机构受到互联网经济影响的程度存在差异，其经济属性对比见表1 。

表1不同类型医疗机构互联网经济属性对比

（三）互联网思维下的医疗行业“经济学困境”

第一，医疗行业及其产生的数据具备“价值”和“服务”双重属性。医疗行业不因为互联网经济的发展而改变，但不可避免受到互联网思维的深刻影响。传统医疗行业的消费者选择理论和价值理论是基于资源稀缺性约束假设前提而逐步形成的，当前受互联网医疗引发的经济学“边际效应”影响明显^［5］。尽管互联网医疗产生了大量的数据，但这些数据的潜力尚未充分挖掘，未能打破行业的垄断局面。目前，优化供给和需求两侧的外部效应、扩大优质医疗资源并均衡布局，这些经济关系的有效处理还远未实现。在医患供需两端，价值属性与数据的利益及权利归属仍然难以分割，也难以明确展现互联网经济的数据特性。因此，由互联网医疗服务的供需两端自动生成并积累的大量数据信息，还不能被有效地转化和利用。此外，传统的医疗资源配置与如何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之间存在冲突。互联网医疗资源线上线下的“互联互通”共享价值，也尚未能转化为直接的经济收益。这些问题和现象，无法用现有的经济学理论来解释，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经济学困境”。

第二，资源稀缺性约束为假设前提下医患供需数据信息不对称、不充分。医疗资源供给不充分造成经济边际效用递减是医疗行业经济学特征之一。当前，互联网思维对于患方需求侧消费由于互联网数据流量产生放大作用，并造成患者信息偏移和医生供给侧服务不足而产生供需关系“质量裂痕”^［10］。互联网医疗基于医学大数据采集、处理、集成、转化、使用、储存，使线下传统医疗服务模块化转变，剥离除医疗行为之外服务链数据化运行，将预约、挂号、导诊、收费、药品耗材购销、医辅、回访等服务通过信息化手段数据化处理，同时对数据流量基于医药费用管理实现经济学价值投入产出绩效，通过释放互联网医疗数据和资源的叠加效应，从而缓解传统医疗行业优质医疗资源地域性差异造成的不充分、不平均现象，也是现在出现的资源稀缺性约束“经济学困境”。此外，从消费者选择视角来看，患者采用互联网医疗受年龄、族群和认知习惯影响较大，与疾病的整体、系统和全周期属性特点存在矛盾，对互联网医疗经济运行过程也存在“认知片面”，并造成纠纷投诉上升的“困境”。

第三，国家“互联网+医疗”政策推动和相关法律制度滞后矛盾。互联网医疗政策层面面临的“经济学困境”突出表现在法律制度建设的滞后对行业和产业发展的影响，特别是当前互联网医疗相关法律尚缺，法律依据限于部门规章层面，而对于互联网金融和医疗的结合，涉及法律差别较大，引用法律证据不足，存在一定法律风险。对于互联网医疗相关部门规章侧重于行业指南和规范，对于涉及金融、支付、消费、行为等非医疗行业的经济活动限制性条款不多，其经济行为和诊疗活动存在“脱节”现象，也在实际经济运行范畴产生新的“经济学困境”。与互联网消费不同业态一样，互联网医疗在支付信用方面存在较大经济风险，既没有将互联网消费中的信用机制引入到诊疗过程，也没有有效发挥金融行业“杠杆”作用，对线下医疗机构提供金融、资金的支持和保障作用。

三、互联网医疗患者风险感知及选择行为分析

我国互联网医院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2016—2017年为导入-发展期，2018年为瓶颈-冷寂期，2019—2020年为回暖期，2020年之后为二次起飞期。特别是2018年以来，受国家连续出台政策推动和疫情暴发的影响，有关互联网医院的研究突飞猛进，互联网医疗需求大幅增加^［11］。但是患者作为互联网医疗使用主体和相关利益方，特别是其就医就诊习惯、认知接受度、就医满意度对于互联网医疗模式的推广至关重要。王永强等^［12］参考近10年的92篇文献得出互联网医疗服务在诸多方面存在问题，按问题严重程度排名前5位的依次为政策法规及监督缺失、质量安全和标准问题、患者信任度及接受度低、信息共享障碍、信息安全和隐私保护问题。姚克勤等^［13］研究表明，在感知益处方面，患者对减少院内感染等体验类感知益处占比最高（80.9%），对有利于病情控制等质量技术类感知益处占比较低（50.8%）；在感知风险方面，患者对遭遇网络诈骗等非医疗内感知风险占比最高（47.2%），对延误病情治疗等质量技术类感知风险占比最低（44.3%）。通过患者对互联网感知益处和感知风险多因素分析发现，患者对互联网医疗感知益处受文化水平因素影响，感知风险主要受就诊医疗机构类型和影响力影响，医疗机构级别和层次与患者感知风险呈负相关。

由此而见，受患者自身认知水平和医疗机构类型与水平等影响，互联网医疗诊疗行为可以产生一定感知益处和感知风险。一是互联网医疗有助于缓解医疗资源配置的区域限制，对探索解决配置不公平、不合理、不均衡，提高资源稀缺约束地区服务可及性、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改善患者就医体验有显著优势。二是互联网医疗的支付数据和金融属性，特别是虚拟、透明、开放、共享的新“业态”不可避免产生患者“遭遇网络诈骗”“泄露个人隐私”等非医疗因素的感知风险。三是在互联网医疗过程中，患者往往感受到医疗支付环节消费感知体验，对节省就医时间、减少陪护食宿支出、降低感染风险以及治疗效果、医保报销等感知受益处不敏感，也容易出现药品配送、首诊限制、信息共享、隐私保障、异地结算、医疗风险、信用缺失等新生问题。

四、对策建议

消费者选择理论研究表明，尊重和满足患者的个人偏好、需求和价值观，是在医疗服务中坚持“以患者为中心”基本理念的体现。互联网医疗前景广阔，但存在侵犯患者权益或隐私的伦理障碍和金融风险。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患者是否选择互联网医疗往往基于自身价值购买能力（根据自身的价值观念、经济实力和消费需求来评估和选择产品或服务的能力）和医疗机构信用就医的偏他式情感价值（主要体现在增强患者的信任感、安全感、尊重感、公平感和满意感）^［10］。因此，在自身价值相对恒定的前提下，选择何种医疗诊疗模式取决于安全、信用和消费能力的情感价值属性。

（一）建立健全法律法规及相关规章制度，助力医疗行业“轻资产”运行

互联网医疗作为一种新兴的医疗诊疗模式，必须充分考虑医患供需主体的局限性和差异性，针对性地从法律法规层面确定互联网医疗及主体概念和边界，充分意识到互联网医疗复杂、专业、开放、动态、风险等特征，充分意识到传统医疗行业和传统金融行业各自法律法规的局限性和挑战性，避免法律空白和适用“盲区”，降低互联网医疗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欺诈、强迫或者其他不公平“诱导医疗”现象，增加诊疗成本和风险。要理性面对复杂的金融融资平台和产品对消费行为的正反两方面影响，特别是投入资金较多、交易量较大的互联网消费行为，要充分评估对医疗机构负债和金融市场资产价格动荡带来的风险。建议根据医疗行业现有法律法规和互联网医疗相关法规，参考经济学、金融学等理论方法和互联网医疗内在价值属性，构建协同融合的行业规章制度体系，诸如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第二、三章相关条款，增加“互联网医疗”内容，对互联网医疗的形式、规范进行法律性约定，并由相关部门根据其职责和法定监管义务出台实施细则，有效约束金融资本对医疗行业的冲击，同时借鉴金融资本投融资经验，对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有效价值成本进行运作，在避免风险的同时助力医疗机构“轻资产”运行，解决医疗机构融资难、投资不足等现有困境。

（二）制订互联网医疗规范和诊疗指南、服务指南，完善医疗行业供应链平台“重构”优化

互联网医疗最大的重构作用在于对传统医疗服务模式倒逼进入“轻资产”医疗服务模式^［5］，互联网医疗通过对供应链的重构，改变传统医疗服务线性供应链条中可能的利益输送关系；通过医疗服务新平台的建立，缓解传统医疗机构供给侧优质医疗资源不充分、不平衡的矛盾，促进政府对医疗机构的高效监管并提升服务效率，促进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能力“新动能”转换和“旧动能”优化升级。建议政府围绕互联网医疗模式，加强平台风险管控，进一步制订完善互联网医疗相关规范，包括但不限于医疗行为、诊疗指导和服务指南，特别是围绕诊疗行为、监管、金融、市场、融资、资本等经济要素制订相关约束性和准入性指南、规范，建立基于信用体系的互联网医疗“风险-信用-权益”均衡新业态，有效指导互联网医疗健康、规范、有序地运行推广。

（三）构建区块链、云服务技术背景下的互联网医疗新业态，逐步打造线上线下信用医疗模式

诸如互联网金融、物流、外卖等运用社交网络、搜索引擎和大数据计算技术对客户进行潜在引流消费和在线服务，已在实践中得到充分验证。以蚂蚁花呗为例，其低成本高收益的资金流动商业模式对传统金融秩序产生冲击颠覆的同时，不可避免形成潜在金融风险和监管盲区。医疗行业产生的医学大数据如果不能基于信用医疗导向健康应用，一旦产生人工智能“医学算法黑箱”，大数据算法自身缺陷将掩盖数据处理结果的不可预测性^［14］，会对当代医疗实践中传统医疗行为产生威胁，导致对患者的诊疗效果潜移默化成治疗效益的追求，将会对群众生命健康、国家安全造成重大损失。建议针对医疗机构信息系统（如HIS等）云服务、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等应用尽快形成互联网医疗消费新业态，并建立联动机制网络诚信体系，融入医疗行业“医患社区生态”，推广诸如“先看病后付费”等信用就医互联网医疗支付新业态，减少“恶意透支”“恶意欠费”等不良金融支付行为，最大限度提升经济社会信用消费水平。

参考文献见本刊网站

引用本文：唐长冬. 互联网医疗运行风险及应对策略[J]. 数字医学与健康, 2024, 2(3): 204-208. DOI: 10.3760/cma.j.cn101909-20231008-00039.

杂志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