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声音】文汇网 | 熊月之：晚明上海士人代表王圻、陈继儒开放中重实学

熊月之主讲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相对集中于晚明时期上海地区的文人生活，他们的思想、文化、风貌体现的一些特点。

有两个题解。首先，“晚明”一词并非产生在晚明。这是人们对历史阶段的概称。所有晚期，都是与初期、中期相对而言的。历史上凡是称为“晚”的阶段，像晚唐、晚明、晚清，都是一个较长的时段；如果说“末”，像唐末、宋末、清末，那是比较短的时段。较长时段通常是政治变动比较剧烈、社会矛盾比较突出，有时还是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产生，与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发生激烈冲突的时代。晚唐、晚明、晚清都有这样的特点。所以，历史上凡称“晚×”的时段，都是故事繁多的时段。

其次，中华大地幅员广袤，区域发展差异性很大，同在一个时代，不同地域的政治问题、经济问题、文化问题表现得常常大不相同。相比于其他地区，晚明上海地区既有共性又有个性，自有其特点。

讲堂部分听众分两组在王圻故里外参观后合影，此为第一组

讲堂部分听众分两组在王圻故里外参观后合影，此为第二组

以两位上海地区的文人作为典型，一是王圻（1530-1615），二是陈继儒（1558-1639），两人生活的年代加起来正好是晚明。晚明大体指公元1573年至1644年，即从万历元年始至崇祯末年，首尾72年，占据明朝最后的1/4。其中，万历明神宗占48年，天启明熹宗、崇祯明思宗共占24年，万历比后面两个皇帝总共在位时间还要多很多。王圻入仕至陈继儒去世，几乎覆盖晚明整个时代，从中能够看出当时上海地区的文人生活状况、思想与文化特点。

樊树志先生的《万历传》和《崇祯传》，覆盖了晚明72年

中举、中进士早晚对仕途的影响

目光回到王圻，他35岁中举，36岁中进士，很特别。中举、中进士的年份事关此后发展是否顺利。王圻、陈继儒均出自平民家庭，祖上无人为官，获得科举功名方能入仕为官，才有较好的社会身份与官场往来。中举之后，人的社会地位和自我感觉也大不相同。王圻中举第二年就中进士、做官，他做官以前自我感觉良好的阶段极短，或者说他做官预热阶段极短，这使得他踏上仕途以后格外谨慎。

按张仲礼先生的研究，古人中举平均年龄为31岁，中进士平均年龄为36岁，36岁前后考中进士都比较正常。比王圻小的徐光启，37岁中举人，43岁中进士。相比之下，王圻中举之后立刻中进士，时间很短。但王圻在攀登举人之路上的年份还是较长的。王圻家境还算富裕，但并无较高社会地位，这为他了解社会实情做了很好的铺垫。他曾做过徐阶家教馆，入仕后开始做知县、知州一类基层官员较为得法。反观上海松江府的名人徐阶，20岁中进士任翰林，则因年少气盛不谙官场潜规则，诸多碰壁后才磨练出老道，官至首辅大学士。因此，王圻36岁走上官场相对幸运。

王圻为官共20年，治学时间30年。他退休时才56岁，这是什么概念？说明其正值壮年尚可继续攀登，朝廷擢升其半级赴陕西就任，并不表明其仕途黯淡，但王圻毅然决然辞官退休，归乡治学，这是他的自主选择。

王圻、徐光启、徐阶，三位晚明士人中进士时间不同，命运也相异

王圻为官：两地建生祠，不站队逆风独立

王圻在江西、河南、山东、四川、云南、湖广、福建等地，分别担任过知县、知州、监察御史、按察使、学政等职，都是比较基层的职位，与社会底层接触广泛。他为官有几个特点：

第一，忠心为国，体恤民情。

古代监察御史是言官，专门给皇帝反映问题并享有免责特权，即使道听途说或无法证实之事也不问责。但王圻并未滥用该特权。仔细阅其奏文，有几类上疏。一类是举贤荐才。王圻会以自己的考察为依据，指出某人一心为国而举荐，或某人徇私谋利而弹劾，因此，他的上疏被采纳率很高。另一类是为朝廷大政方针提供基层民情，参与国家治理。特别有一类是借天意示警，比如直隶、湖广、山东等地频发地震、蝗灾、水灾，他便请求皇帝遵旧典、修实政以图兴革。由此看出，他真诚为朝廷考虑，从基层搜集信息，并及时向上层反映，上思报国，下思利民。

第二，深入实际，勤政慎明。

古代的知州、知县同时也是法官，王圻办案颇多且处置得当。因为他深入了解辖地现实和历史，所以判决果断、处理公正，被誉为“循吏第一”，这是极高的评价。江西清江、河南开州两地百姓都为他建立生祠。那是地方官离任后，百姓自发为其建祠堂以志感念，是对官员行政绩效的最高赞誉。这类活动，是得到明代允许甚至提倡的，因为得到百姓拥戴，也间接反映朝廷用人得当。

第三，果断干练，能力超强。

有时处理复杂问题需要非常高明的本领。比如福建辖地村民聚众数千焚劫乡里，且为害颇久，难以剿灭。王圻仔细分析后，一方面赈济无助之人，另一方面大张旗鼓抓捕强盗首恶，压下势头。对胁迫之人并未按照惯例格杀勿论，而是放归乡里，复为良民。这就化解了矛盾，地方暴乱很快平息，受到当地人普遍赞誉，也得到朝廷嘉奖，大家一致认为他富有行政才干。

第四，清廉正直，独立不苟。

清廉不贪，相对容易做到，但要独立不苟则颇不易。王圻为官之时是万历年间，皇帝20多年不上朝，朝政为首辅大臣把控，纷争不断。当时，高拱和徐阶都曾任职首辅，高拱是王圻考进士的主考官，王圻就是高拱门生；徐阶是王圻松江同乡，两人都希望王圻站队自己一方。王圻坚持底线，公事公办，私下还劝两位化解矛盾。王圻在官场上始终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对待首辅张居正也是如此，因不愿站队而不被提拔，但又因推行“一条鞭”有功被派至张居正家乡，后在“倒张”运动中又被视为张的同党而被排挤。

张居正、高拱、徐阶，三位与王圻有交集的首辅

以上四点，注定了他的官场前途并不顺利，但也不是特别蹇滞。因此，56岁时，虽被擢升半级，但还是选择致仕归乡。

王圻治学：著述丰无所不包，实学中放眼世界

在治学上，我称其为史学大家，举世无双。由以下五点可以看出：

第一，视野宏阔，无所不涉。

无论是被誉为第一本百科全书式图录类书的《三才图会》，还是各类史书的编撰，王圻均可谓通才，上自天文，下至地理，中到人世，政治、海防、经济、文化、民情、风俗、闲语、古说，各类植物，飞禽走兽，民间传说，无所不涉。在他眼里，学问没有边界，能读的书和各种学问，都会涉猎。《稗史汇编》中含有丰富的佛道知识，这与他自己对儒道释的深入理解不无关系。

《三才图会》是第一本百科全书式图录类书

第二，内容扎实，考订细实。

王圻编撰的不少史书，有许多资料由其亲自搜集而来。编史书，需要总结前人的资料并归纳，这是一种功夫和二次创作，意义不凡。王圻为官，不少与教育岗位有关，他非常注意积累各类史料，加上自己搜集所得，并将两者相比较。这特别体现在《东吴水利考》一书上。此书十卷，详说太湖地区水利问题。他不仅指出了水利设施年久失修，吴淞江等淤塞，水利官员被革等问题，还建言松江一代首先要修治海塘，拆除沿海涂档的填筑，去除捕鱼虾的鱼簖，修整田塍，清理圩号，然后浚治各条河流。这些与他自己的搜集考察密不可分。他还预言，如果这些措施次第举行，即使以后有旱灾、水灾，人力也足以胜之，东南财赋就可得到保证。

第三，著述之丰，一时之最。

王圻著述有多少呢？1100多万字，800多卷，24种。如果一本书30万字，即30多本书。这意味着他回乡近30年间，平均每年一本。在没有电脑、钢笔、铅笔，仅靠毛笔的年代，每年都要撰写30多万字，这是惊人的贡献，无人比肩。许多方面都有其独特的贡献。比如他编的《续文献通考》254卷，是马临瑞之后至近代以前唯一的私人撰述的典制通史，开创续“三通”之先河。史学史上有通典、通志、通考，后有续通典、续通志、续通考，加上清代的“三通”，共有“九通”。自王圻编《续文献通考》后，后代编修均有官府背景，用现在的话说，这是一个重大国家项目。但王圻却以一己之力为之。他有两方面的能力，财和才，加上眼光，这三点使他贡献不凡。王圻编的《续文献通考》，成为清代乾隆年间官修《续文献通考》的重要资料来源。

《续文献通考》，开创续“三通”之先河

第四，眼光独到，重视图像。

眼光独到有两个典型事例，一是编《稗史汇编》，这是笔记小说、各类传说、民间故事的汇编。当时甚少人认为这是学问，但到今天，民间故事是社会文化、民俗的反应，重要性不言而喻。二是《三才图会》里的图画。左图右书是中华文化传统，但科举考试中没有图像这个类别，宋代以后很多人就不重视图像了。王圻眼光敏锐，极为重视图像。

他的《三才图会》就像一个大蓄水池，把前人有关图的知识都汇集于此，成为集大成者，后人直至今日，人们要了解古代社会的图像知识，都要参考此书。对于远古三皇五帝，只能按照文字表述绘成图像，如尧、舜、禹画得颇为相似；有一图，人肚皮中有一洞，一个杆子穿过洞把他抬走，至今都未发现这样的人，真是奇思妙想。一方面每个时代都有认知限度，另一方面也可将此视为想象力丰富的表现。《三才图会》中罗列了各种奇异的信息，且都用图片显示。此书远播日本、朝鲜，在东亚地区广泛传播。

《三才图会》中所绘的怪人

第五，关心家乡，造福桑梓。

除刚才说到的《东吴水利考》外，王圻还编写了上海历史上第一部《青浦县志》，编写《云间海防志》，同时为众多家乡人文集做序，为地方贤人树碑立传，写行状。他尽可能呈现本乡本土的文化信息，一般有请他都乐于贡献。能在一个地方找到王圻这样博学乐助之人实属不易。

陈继儒：编撰府志收录传教士，被誉“民间宰相”

陈继儒比王圻小28岁，他的经历比较有趣。21岁已是生员，之后没有考上举人，29岁毅然退出科举道路。其实再搏一下，成功的可能并不是不存在，那个年龄并不算太大，但陈继儒有自己的想法，决意不在科举道路上攀登了。

他退出后做什么呢？30至47岁，主要在一些名人家里当私塾老师。因为他有名气，邀请者不是有文化就是有权势之家。后来隐居于松江一带，包括小昆山、佘山，专攻琴棋书画，无所不通。

陈继儒画像

他既有才华，又能处理各类事务，因此，许多朝廷高官真心诚意推荐、邀请他出山做官，他一概拒绝；好友中对政治比较热衷者邀他谈政治之事，他通常回避，不卷入朝廷纷争。他认为有意义的事情是致力于经世之学，做了许多这样的学问。崇祯年间的《松江府志》总纂便是陈继儒。崇祯正好处于改朝换代时期，矛盾较多。我仔细看过《松江府志》，内有许多描写底层百姓的社会生活状况。比如织布家庭如何购买棉花、织布、售卖；熬盐人如何生活。描写织布人、熬盐人的生活，细致至极，远超过杜甫对民间疾苦的描述。

因为他关心社会底层，救济灾荒，需要时必定出力，被人们称为“民间宰相”。举例，方孝孺是明朝著名的政治家、教育家，被誉为“天下读书种子”，因为辅佐建文帝实施新政而被称为“帝师”。在1402年，拒绝为日后成为明成祖的朱棣草拟即位诏书，而被施以极刑并诛十族，史称“靖难之役”。其后代流落到松江府，1609年方孝孺被平反后，后裔要求建纪念馆。这些事都需要经过详尽调查，陈继儒是主要实施者，他在《求忠书院记》里将调查过程记述得极为详尽。

在他主编的崇祯《松江府志》里，破天荒记录了传教士在上海地区的活动。说明他关心西学且思想开明。康熙年间重修《松江府志》时，有关传教士的材料都被删除了。在开放环境中才会记录外国来华传教士这类事务，闭关锁国时就被禁止了。

陈继儒是崇祯年的《松江府志》总纂，此为序

接下来综合谈一下晚明上海地区的士风。从王圻到陈继儒覆盖的这段时间里，加上大家都比较熟悉的董其昌、徐光启，这四个人加起来大体可以看出晚明时上海地区文人的走向。我归纳为四个方面。

汇编大书，关注民生实学为当时上海读书人风气

第一，勇于开拓，文化担当。

王圻编《三才图会》《续文献通考》《稗史汇编》等大型的类书，并非突发奇想，而是上海地区读书人的风气使然。比如，在王圻之前的陆楫（1515-1552）就编有《古今说海》142卷，里面收录笔记、小说、杂记等，是对过去笔记小说进行分类的第一人。陆楫是陆深的儿子，上海陆家嘴因陆氏家族而得名。陆楫有非常深刻超前的经济思想。

张之象（1507-1587）是龙华人，平时讲得比较少，曾任浙江按察司知事，做了许多好事，比如编《唐诗类苑》200卷，是唐诗分类编辑论述领域中时间最早、规模最大、体系最完备之作。后人研究唐诗绕不开此书。

再如世所熟知的徐光启编撰的《农政全书》60卷，是有关农书集大成者之作。陈子龙等人编的《明经世文编》504卷，最能集中体现上海地区士风，文章与世道、社会发展有直接关联。

陆楫编《古今说海》收入笔记小说，为今人所读，张之象编《唐诗类苑》，是研究唐诗者必读

这些士人编书的行为，是对同时代众多读书人脱离现实的一种抗争，也是对他们不关心社会底层的抗议。汇编大书在上海地区形成一种普遍现象，反映了上海地区文化人总体的文化关怀。图像与史书，都是中华文化积淀的成果，如无人系统加以总结、梳理，就无法在历史流传中得到新的发展，因此在文化建设方面，晚明上海士人承前启后，具有重要开拓意义。

第二，经世致用，民本思想。

无论《古今说海》还是《稗史汇编》，都是眼光向下，联系社会基层。现在经过考证，参加《明经世文编》一共24人，且都是松江文人。可见，晚明上海士人在经世致用方面，具有强烈的民本意识。

《明经世文编》共有24位松江文人参与编写

第三，视野宏阔，世界眼光。

提到徐光启引入西学时，大家知道在晚明并非只有他一人。《三才图会》中已经用了利玛窦传进来的天文图像和地理地图，这两者此前中国读书人并不知晓。王圻生活年代比徐光启早三十多年，这反映两点：第一，他非常注意了解并吸收新知识，第二思想非常开放，这就是世界眼光。陈继儒把传教士活动收录进《松江府志》，也是一种开明眼光。

第四，不迂不执，自主人生。

这点比较有意思。凡是朝代晚期，晚唐、晚明、晚清，都会出现新文化、新风俗、新气象。王圻做官20年，归乡30年；董其昌仕途45年，实际做官18年，有27年以各种借口隐居从事绘画、写字，占据3/5年份，也因此留下了著名的书画家地位，博物馆书画传世。通常，董其昌被认为是吏隐，一半在官，一半在学；王圻是半隐，做了一半的官回乡；陈继儒叫全隐或通隐，全隐是从未做过官，通隐是通晓很多知识但不为官。所谓隐，指的是有做官的机会而不去做官。

董其昌书画的收藏、展览也是各家博物馆实力体现

大家是否觉得这三人是特例？不是。晚明时期，这种情况不仅在松江府，在苏州府、常州府、杭嘉湖，都很普遍，学术界对此已有专门研究。为什么？

第一，江南富裕，谋生手段丰富。江南地区在宋代已是全中国经济文化最发达之地了，谋生较易，文人谋生手段相对更丰富一些。陈继儒不当官但不缺钱。第一给富裕家庭做家教，报酬不低。第二编书盈利。明代出版业发达，读书人多，买书人也多，编书、刻书、卖书这条产业链上，每个环节都能挣钱。第三是写东西。写小说、写剧本、写诗、画画，都能挣钱。明代四大奇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就是代表。第四润笔费。世人爱请有科举功名者如进士或文化名人写寿序、序言、墓志铭，邀请去各类仪式站场，润笔费应该也不低。

明朝刻书业发达，刻书机构多于唐宋元，故奇书笔记发达。来源网络

第二，科举录取率低。明、清两代科举录取进士，实施地区分配。出于政治考虑，并不是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而是对内地、偏远地区有所兼顾。江南经济发达地区读书人多，参加科举基数大，录取率相对就低。有专门研究显示，明清江南考取进士的比例是100取1，有时120取1；内地、边远地区则15取1或20取1，因此就有徐光启做“移民考生”之举。从发达地区到不发达地区去考，考中比例就高些。江南发达地方读书之后99%的人不能做官，家里如生活无忧，就去写小说、画画、当老师，实在不行可从事旅游、园林设计、图案设计等。从事技术行业的文化人越多，技术水平也就越发达，文人施展才华之地也就越宽广。

明朝官员俸禄很低，一般是以正常收入加额外收入构成。源自《人民论坛》杂志

第三，异地为官制度。明清政治制度设计，有回避规定，异地为官。明朝对待官员比较苛刻，俸禄很低，有时还会被廷杖，缺少尊严。科举中进士能在社会上证明自己具备考取功名的能力，入仕后借口告假也是常事，朝廷也默许。因此，江南不少士人选择隐居。很多时候，江南在籍士绅，比在边远地区当官，要舒适得多。

最重要一点，还是王阳明心学的影响。心学主张，任何道理都要经过自己的头脑思考认定才是道理，与程朱理学不同；心学认为“人人皆可为尧舜”，修行后谁都可成圣人。因此，像王圻、陈继儒、董其昌，对于仕途，他们内心里都有属于自己的思索与判断，都明白做官有风险，也明白读书人应该有、也可以有其他发展途径。

陈继儒的《安得长者言》几百年常销不衰

我这些年时常会读陈继儒的《安得长者言》等家训作品，他对于人情世故，悟得真透，直到今天，这些书还是很有味道。查图书市场，此书常销不衰。陈继儒的经历告诉人们：读书人除了做官一途外，还可有其他发展空间；人除了向外发展，还可向内拓展，拓宽自己的心灵世界，在其他方面同样可以成就一个了不起的人生。这个思想境界就有相当现代意义了。

现场听众专注聆听

晚明时代，你把王圻、陈继儒、董其昌、徐光启连在一起，会看到他们有许多相通之处，稍加分析就可看出上海地区确实有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这与日后的海派文化一脉相承。换句话说，这就是海派文化的滥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