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两位学者Michel Serafinelli和Guido Tabellini在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发表的论文e and space利用数字化历史数据,研究了欧洲城市创新聚集的形成和衰落。他们发现,创新人才的产生与聚集与当地的经济条件关系不大,而与城市的自由程度和自治权高度相关。
论文信息M. Serafinelli and G. Tabellini, “Creativity over time and space,” J Econ Growth, vol. 27, no. 1, pp. 1–43, Mar. 2022.下文主要包括论文内容的概述,研究数据,数据分析方法及其对研究结论的支撑。
研究首先定义了创意集群,认为创意集群是指在特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具有高密度和创新产出的人才群体。然后,研究人员通过匹配数据,研究了欧洲城市中创意集群的历史分布。这些数据涵盖了11世纪至19世纪期间欧洲210多个城市出生的2万多名杰出创新人物,如艺术家、科学家、思想家等,包括他们的出生地、去世地、创新领域等。同时,研究人员还收集了历史城市数据,包括城市规模、经济状况、政治制度等方面的信息。他们统计了每个城市每个世纪(100年间隔)出生和移居的杰出创新人才数量,调查其变化趋势。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births of famous creatives, fifteenth century.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births of famous creatives, nineteenth century.
分析发现,创新人才的空间分布高度集中,明显高于普通人口分布的集中度,且创新人才具有很强的持续性。这表明创新活动依赖于地域聚集带来的知识外溢效应。但不同于人口规模,创新人才分布的持续性较弱,顶尖创新城市的地位并不能永远保持,不断会有新的创新中心崛起。更重要的是,他们发现创新人才的产生与聚集与城市经济条件的变化没有系统相关性,而与城市自治程度高度相关。在中世纪,欧洲许多城市获得了一定自治权,形成“自治市”(Commune)。这类城市的出现通常伴随着创新人才数量的大幅增加。工具变量回归结果表明,变成“自治市”后,创新人才的出生数量会在一个世纪内增加约40%。
为什么自治城市更有利于创新?分析认为其中的机制有以下几点:第一,自治城市的开放和包容环境孕育了更加开放和包容的文化氛围,更看重共同利益而非特殊利益,更加重视个人的创新成就。第二,自治城市为创新人才提供了更加平等和自由的社会环境,并鼓励对城市有利的创新。第三,自治城市吸引了其他地区逃避压迫的创新人才,这又催生了新的一代创新人才。第四,自治城市优先保护商人利益,形成了有利于创新的市场基础。
该研究揭示了自由开放的制度环境与城市创新之间的历史关联,为我们理解创意集群的形成和衰落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也为当代各国营造有利于创新的环境提供了借鉴。我们应该认识到,人才、思想和制度之间的互动共生对一个地区的繁荣至关重要。
研究数据
1. 创新人才数据
研究者从Freebase.com数据库收集了11世纪到19世纪欧洲210多个城市中共2万多名杰出创新人才的信息,包括他们的出生地、去世地、创新领域等。这些创新人才主要来自艺术、人文学科、科学和商业领域。
2. 城市数据
研究者整合了两份历史城市数据:
(1)Bairoch等人收集的关于欧洲800-1800年人口超过5000的2200个城市的数据。该数据集提供了这些城市从11世纪到19世纪的人口数量信息。
(2)Bosker等人收集的关于800-1800年达到10000人口的欧洲城市的社会经济和制度特征的数据。该数据集提供了这些城市的自治城市(Commune)状态、大学、主教区、被掠夺次数等信息。
通过匹配这两份城市数据,研究者能够分析创新人才的分布与城市人口规模和制度特征的关系。这些丰富的历史数据为实证研究提供了基础。
数据分析方法及得出结论的过程
1. 数据分析方法
(1)描述统计分析:计算创新人才分布的集中度、持续性等指数,和普通人口分布进行比较。
(2)回归分析:使用回归模型分析创新人才数量与城市人口、自治城市状态等变量的关系。
(3)事件研究法:研究获得自治城市地位前后创新人才数量的动态变化。
(4)工具变量法:使用“区域其他城市自治城市比例”等变量作为获得自治城市地位的工具变量,解决内生性(endogenous)问题。
工具变量(instrumental variable,简称“IV”)也称为“仪器变量”或“辅助变量”,是经济学、计量经济学、流行病学和相关学科中无法实现可控实验的时,用于估计模型因果关系的方法。在回归模型中,当解释变量与误差项存在相关性(内生性问题),使用工具变量法能够得到一致的估计量。
本研究中的endogeneity(内生性)主要指的是以下问题:自治城市状态(Commune)和创新人才数量(Births)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一方面,获得自治城市地位可以促进创新人才的产生和集聚。这是研究者主要关注的因果关系。但另一方面,创新型人口聚集也可能推动城市向自治状态转变。比如,大量商人和技术工人的聚集,可能创造条件促使城市争取自治。如果不进行控制,自治城市状态和创新人才数量之间的相关性,既可能来自自治城市促进创新,也可能来自创新推动自治。无法区分这两种因果方向。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内生性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研究者采用了工具变量法,使用“区域其他城市自治城市比例”等变量作为Commune的工具变量。这种变量只影响创新人才数量通过影响Commune,而不会被创新人才数量反向影响。从而可以切断反向因果,识别出Commune对创新人才的真正因果效应。通过工具变量法,研究有效地控制了变量间的内生性,使结果更可靠。这体现了研究设计的科学性与严谨性。
2. 主要结论
(1)创新人才分布具有高度的集中性和一定的持续性。
(2)创新人才的产生与聚集与城市经济条件变化无系统相关性。
(3)获得自治城市地位后的一个世纪内,创新人才出生数量平均会增加约40%。
(4)工具变量结果显示,获得自治城市地位对创新人才数量的促进作用是积极的且显著的。
通过描述统计与回归分析相结合,研究得出了上述主要结论,揭示了欧洲城市制度变迁与创新之间的关系,获得了重要的历史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