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冲突不断增加的世界里，国际人道法必须得到更好的尊重。因为如果它得不到尊重，和平与稳定就很难实现。” 7月7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中国事务个人特使、东亚地区代表处主任史德林（Balthasar Staehelin）在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最近几年，全球冲突频发，平民遇害、民用基础设施遭袭、成百上千万人被迫流离失所，全球人道局势不断恶化。在今年的世界和平论坛上，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组织举行了“在武装冲突中遵守人道规范”的小组讨论。史德林在讨论中表示，遵守国际人道法必须成为一个政治要务，国际社会在这方面的共识必须得到加强。史德林1993年加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此后曾在中东、非洲、巴尔干地区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日内瓦总部工作，对于一线人道工作及相关的外交谈判、危机管理、数字化转型都有深入研究。在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时，史德林表示，当前许多战争与冲突都变得长期化，这让人道工作变得更加困难。而要减轻现代战争、冲突中的人道灾难，所有签署《日内瓦公约》的国家需要抛开地缘政治分歧，把尊重国际人道法作为政治优先事项。此外，需要对国际人道法进行调整，以适应新的战争现实。![]()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中国事务个人特使、东亚地区代表处主任史德林。新京报记者 谢莲 摄“尊重国际人道法更有利于重返和平”
新京报：今年是《日内瓦公约》通过75周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世界和平论坛期间组织了“在武装冲突中遵守人道规范”的小组讨论。在武装冲突中遵守人道规范为何重要？史德林：目前世界面临着地缘政治矛盾不断激化的情况，全球范围内我们面临着创纪录的冲突数量，被迫流离失所的人数创下了历史新高，全球人道局势显然在恶化。因为在某些情况下，国际人道法的基本准则没有得到尊重。75年前国际人道法的基础得到了制定，并得到了各国的签署，它的目的是即使在最恶劣的战争时期也保留一定的人道。这同时也是我们对和平的期待，通过制定这种最低限度的标准，我们想说的是，如果尊重国际人道法，我们就更容易回到和平之中。尊重战争法、不发动全面战争，这非常重要。举个例子，在一场战争中，如果基本上是士兵对士兵，事后不容易实现和平，因为双方都有人被杀，这会带来痛苦甚至仇恨。如果双方平民都被屠杀、城市沦为废墟、医院遭到轰炸，要实现和解、要重建一个稳定的社会会更加困难。所以，在这个冲突不断增加的世界里，国际人道法必须得到更好的尊重。因为如果这个法律得不到尊重，和平与稳定很难实现。新京报：目前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工作重点聚焦在哪些地区？史德林：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是一个受命在世界各地武装冲突中开展人道工作的组织。目前大家比较关注的俄乌冲突、加沙局势当然是重点，但实际上世界各地的冲突中都有我们的身影，譬如苏丹、也门、叙利亚等地。作为一个组织，我们试图做的是，通过与所有交战方进行对话，要求他们遵守国际人道法规范，由此来保护人民。这不仅包括国家，也包括一些非国家武装团体——目前全球有数百个非国家武装团体，我们正在与他们进行对话，试图说服他们在战争期间遵守某些规则。如果各方都能更好地尊重人道法，这或许可以成为我们解决问题的开始。我们还提供重要的援助，包括食物、住所、医疗援助等。例如，我们在加沙地带的偏远地区建立了一家战地医院，提供紧急医疗援助。我们采取了许多行动，但归根结底，我们做的就是一件事，那就是试图帮助那些不再参与敌对行动的人，包括平民、战俘、伤员等。一旦停止参与敌对行动，这些人就必须受到尊重，必须得到帮助。![]()
▲2024年2月8日，布基纳法索，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工作人员正在向流离失所的人发放食物。ICRC供图新京报：基本上哪里有战争和冲突，哪里就有红十字会。史德林：这是我们的追求，但有时候要获得进入的权限并不容易，有些战争方不允许红十字会进入工作。但原则上，我们的使命是，无论哪里有战争，我们都会尽力在场。“一些新技术在战场上的使用必须得到监管”
新京报：前段时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位于加沙的办事处遭到袭击。红十字会的工作是否越来越危险了？目前红十字会的工作面临哪些挑战？史德林：是的，我们在进入一些战争地区时面临挑战，一些地区（的工作）变得非常危险。我们有工作人员和来自各国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的合作伙伴被杀害、被劫持、遭到袭击。因此，需要尽可能地尊重国际人道法，要保护那些试图帮助冲突中的民众的人道组织。更宏观地说，我们面临的挑战是，战争变得旷日持久，这让人道行动也接近极限。在目前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进行的十大行动中，我们在这些地区的平均行动时间已经超过40年。如果人们遭受数十年的苦难，我们需要政治解决方案。但推动结束冲突的政治多边体系已经变得非常分裂，找到解决方案非常困难。而从红十字会的角度来说，这不是我们能做的事情。我们可以提供人道行动，但我们不能政治化，我们必须保持政治中立。另一个挑战是，在新的技术领域出现了军备竞赛。我们必须非常谨慎，让其中一些技术受到监管，譬如说自主武器系统，我们认为应该有一个具有约束力的条约来规范其使用。我们不应该接受将杀人或不杀人的决定权交给软件，即使在战争时期，这也必须是人的决定。新京报：确实，一些新技术已经引发担忧，尤其是人工智能的军事化应用引发了广泛讨论。你认为类似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是否让战争变得更加不人道？史德林：我认为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新技术可以用于好的目的，但也可能被不当利用。例如，在冲突地区，我们可以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来寻找失踪的人。但正如之前提到的，人工智能用于武器系统确实引发了担忧。举个例子，如果一个自动化武器犯下了战争罪，谁应该负责？是使用它的战争方、销售它的企业，还是编写程序的工程师？这会引发一系列重大的道德、伦理和法律问题。所以，我们呼吁就自主武器系统制定一项具有约束力的条约。新京报：我们看到，在加沙这场战争中，已经有超过3.8万人死亡，其中很多是妇女和儿童。另外还有上百万人流离失所，面临缺粮少药等困境。在你看来，如何才能减轻现代战争和冲突中的人道灾难？史德林：我认为这是多种因素的结合。首先我们需要外交，需要多国行动来结束战争，并防止战争再次爆发。有些战争已经持续了几十年，如果不尽快结束，它们只会不断持续下去，让人民遭受巨大的痛苦。而战争持续的时间越长，解决这些问题就越困难。这其实超出了人道组织的职权范围，但我们需要协调一致的政治努力。我认为，中国现在也正做出更多调解，这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帮助世界促成政治解决方案。另一方面，所有签署《日内瓦公约》的国家，都需要抛开地缘政治分歧，把尊重国际人道法作为政治优先事项，同时追究那些不尊重国际人道法的国家的责任。我们还需要对国际人道法进行调整，以适应新的战争现实。我们还需要确保提供人道援助的各方公正行事，即根据需要提供帮助，而不是出于政治考虑来采取行动。事实上，如果我们想要实现全球稳定和发展，就必须携手合作，为生活在冲突地区、脆弱地区的人们做出特别的努力。我们需要打破冲突、基础设施被毁和发展不足的恶性循环，进入一个更加良性的和平、稳定、发展的循环。我认为，人道行动、政治行动和推动发展的努力可以扭转这些恶性循环。![]()
▲2024年3月11日，索马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代表探望监狱中的被囚人员。ICRC供图新京报：你提到了中国在推动政治解决冲突方面的作用，中国一直积极倡导尊重国际人道法。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中国有哪些方面的合作？史德林：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中国有很多合作。一方面，我们进行了非常积极的对话。例如，中国外交部就地区热点、全球热点、尊重国际人道法的重要性等方面都有表态，中国在战争问题上的许多立场都系统性地强调了尊重国际人道法的重要性，而这向世界传递了重要信号。我们对此非常感激。我们与中国红十字会在国际人道法领域开展了各种合作。我们还与中国学术界、智库等开展合作，以传递信息，让公众能了解战争中的人民所遭受的苦难——我们在战争中工作，我们知道战争会带来怎样的苦难。新京报：在世界和平论坛上，作为直接在战争冲突地区开展工作的组织，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如何看待和平对当今世界的重要性？史德林：和平是最根本的。过去30年来，我一直在围绕战争工作，有在战争区，也有在日内瓦总部和一些和平国家内工作，比如现在。与战争打交道的时间越长，我就越觉得战争中的苦难是不可接受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认为建立和平、防止战争是我们作为人道工作者的基本任务。我们必须跨越前线，必须同时与以色列和哈马斯对话，以推动释放人质、交换囚犯。我们不能成为政治参与者，必须严格保持中立，但我深信政治行动、调解冲突至关重要。![]()
▲2024年2月5日，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附近的达拉亚，一栋被摧毁的楼房。ICRC供图新京报：也就是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不直接参与冲突中的和平谈判，但会努力推动和谈的进行？史德林：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通常不直接参与政治和谈，但有时我们会以专家角色带来（和谈过程中的）人道视角，引起各方对人道问题的重视——有时候这个问题被遗忘了。一个例子是失踪人员。有时在冲突中会有人失踪——可能是被杀害，也可能是被绑架，但他们的家人并不知道。这是一种可怕的折磨，可能比你知道失去了对方更糟糕。我们在和平谈判的过程中试图提出这些问题，推动各方以人道的方式解决。有时我们也可以提供帮助，例如在释放战俘的过程中，我们将确保他们有尊严地被释放，安全地回家。某些情况下，我们也会帮助将一些非国家武装团体的代表送到谈判桌上。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我们接近调解和平进程，但不干涉政治方面，否则就无法发挥我们独特的中立作用。所以说，我们希望能在不损害中立原则的情况下，为和谈注入人道考量，或者在后勤上提供必要的帮助，以推动和谈顺利进行。最后，在和平谈判中有时候会看到这种情况，从最困难的问题开始谈是非常难的，例如领土争端，这个是最棘手的问题。但从人道问题上开始，是比较合适的，交战双方可以先谈交换战俘或寻找失踪人员等问题，这样，对话就能够进行下去。之后再逐步探讨更加敏感、更政治化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我们扮演着中立的中间人的角色。例如，哈马斯释放了一些人质，以色列释放了一些被拘留者，我们在技术上帮助实现了这一点。我们希望这种支持可以创造一个有利的环境，从而推动政治谈判，最终恢复和平。转载自：新京报 微信公众号
新京报记者 谢莲 编辑 张磊 校对 刘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