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9年接近结束的时候，法国发现自己深陷财政困境当中；债务和赤字都堆积如山。当年发起的那些巨大改革运动，在政治上可谓经久赐福，但是在财政上却也成为了一项暂时的坏事。商界普遍信心不足；资本退避三舍，展现出天下闻名的胆怯；流通中的货币为数寥寥；整个国家陷入一段暂时性的停顿状态。当然，政治家风范的举措、仔细的监管和明智的操控，这一切是能够迅速恢复信心并引导货币重新进入流通的，最终也是能够迅速触发商业复兴的；然而，这一切也需要耐心、自我克制和自我牺牲；而且，在迄今的人类历史当中，即便在一种改进了的政治境况中，这一切也都是极为罕见的东西。截至到今天，只有极少数民族能够践行此类德性；当时的法兰西民族不在这个行列。人们都在普遍地观望并寻找通往繁荣的捷径；很快，便有一种观念盛行起来，这种观念认为这个国家真正匮乏的是流通股媒介，于是发行纸币的呼声便迅速崛起。时任财政大臣的人就是内克尔（Necker）。就财政能力而言，他是欧洲公认的伟大银行家之一；不过，除了财政能力之外，他还拥有很深的爱国情感和极高的个人荣誉感。他面临的困难是巨大的，不过，他出手稳重，力图让法国信守当代的普遍经验确立起来的财政原则，当代经验将这些原则奉为通达国家安全的惟一道路。困境日益深重，国民议会逐渐疏远于他，很快便落入一群提倡纸币的议员的掌控当中；诸如阿拉尔德（Allarde）和居伊（Gouy）这样的议员将纸币视为万灵药方，甚至视为“确保资源同时又不用付利息”的法门。此种观念得到了院外的响应；身为记者的路斯塔罗特（Loustalot）抓住了这个观念并四处宣扬它的美；马拉（Marat）也策动自己的报纸加入了反内克尔集团，他将内克尔描绘成一个损公肥私的可怜虫，但实际上，内克尔此人为了国家是不惜自己的身家性命的。
针对此种不兑换纸币的潮流，内克尔竭尽所能地予以抗辩。他深知不兑换纸币将引致何种结果，即便以最为娴熟的保障措施予以包裹。伯尔加塞（Bergasse）是内克尔院外支持集团的成员之一，此人是里昂的代表，他反对不兑换纸币的一系列小册子，可以说发挥了超越所有同类小册子的影响力；其中一些小册子也都是颇富灵感的。今天若是有谁读过他就不兑换纸币必然造成的恶果所做的预言，必定都会认同他有着神奇的预见能力，毕竟并非所有人都清楚他的预言能力乃全然出于他对自然法则的了解。然而，潮流毕竟是潮流，潮流毕竟是强大的；1790年4月19日，国民议会的财经委员会呈送报告指出，“人民要求新的流通媒介”，“纸币是最佳选择”，“纸币的运行是最为顺畅的，因为纸币植根于人民的意志”，“纸币将把公民的利益同公共利益联结起来。”报告诉请法兰西人民的爱国精神，为此还特地书写了如下赞词：“让我们告诉欧洲，我们是理解我们自身的资源的；让我们立刻踏上通往解放的光明大道，让我们不要再受制于零敲碎打的贷款，不要在崎岖阴暗的小路上蹒跚而行。”报告最终给出了发行纸币的政策结论，具体额度是四亿法郎，应该说这个数字还算是小心翼翼的。第二天便引发了一场论辩。马丁诺先生（M. Martineau）为纸币大声疾呼。惟一令他恐惧的事情便是财经委员会授权发行的额度不够；他宣称，商业已经停顿，造成这种局面的惟一原因就是流通媒介的匮乏；因此，纸币应当获得法币的地位，国民议会因此也应当摆脱因约翰.劳（John Law）的纸币体制所遭遇的挫败而触发的偏见。和此前和此后一切的不兑换纸币的支持者一样，他似乎认为，在以往的历次灾难性纸币举措之后，自然法则已经发生了改变。他说，“专制体制之下的纸币是危险的，因为那会助长腐化；但是在一个遵从宪法之治的国家，将由国家本身来经营纸币并决定纸币的数量和用途，因此危险也就不存在了。”他坚持认为，约翰.劳的纸币体制一开始是恢复了繁荣的，但最后因为过度发行而导致了错误和失败，过度发行乃完全是专制体制之罪错。拉罗什富科（M. de la Rochefoucauld）认为，“指券将会把硬币从窖藏之地吸引出来。”另一方面，卡扎勒（Cazalès）和毛瑞（Maury）则认为，此举的结果只能是灾难性的。卡扎勒在这场论辩中发表了一系列的演说，从中描绘出一副可怕的景象，也许，还从来没有什么政治预言能像卡扎勒的这副景象一样，获得丝丝入扣的验证。然而，潮流日益强大；佩申发表了辉煌演说支持议会委员会的报告，内克尔的影响力和经验渐趋黯然。一项强有力的政治论证同此种财政论证混杂在一起。法国刚刚没收了庞大的教会财产，这份教会产业乃是历经一千三百年累积而成。其中包括乡村地区的王宫地产和城镇里面的奢华教堂以及女修院的建筑；这些构成了法国全部资产的三分之一，其价值大约为四十亿法郎，能够带来两亿法郎的年息收入。这些资产一夜之间便成了国家财产；显然，迄今还没有哪个国家能够为自己伟大的财政未来奠定如此强固的基础。法国政治家们急切地想卖掉这些地产，这其中有两大因由。首先，是出于财政考虑，要解救政府脱困，就需要钱。其次是政治考虑，要让这些地产分配给节俭的社会中间阶层，由此让这些阶层归附革命和政府。由此便催生了一系列的看法，比如，发行四亿法令纸币可以为财政部提供当前的支付手段，解决国家燃眉之急；这批纸币发行之后，将对商业产生刺激作用；能够让所有资产者，无论大小，获得足够的现金从国家手中购买教会地产，由此所得的收入可以为国家提供新的资金以应对新的局面；无论对金融家来说还是对政治家来说，这样的理论无疑是最具有诱惑力的。
要是认为法国政治家乃至法国人民对于发行纸币的种种危险一无所知，那是大错特错。无论各色人物以何等娴熟的手法展示出纸币的光明前景，一切有思考能力的法国人也都对纸币的黑暗面是有认知的。毕竟有约翰.劳时代的恐怖经验，他们太清楚同贵金属脱钩的纸币可能带来的种种灾难和危险。他们当然明白发行纸币是多么容易的事情；但是遏制过度发行又将是多么困难的事情；他们深知纸币体制本身潜藏着强大的诱惑力，导向对劳动者和穷人的盘剥；它将注定了让所有依靠固定收入、薪水或者工资过活的人陷入困境；他们也深知，纸币体制何以能够在一切劳动者毁灭的废墟上创造出一个无耻的投机小集团，这样一个小集团是一个国家所能豢养的最有害的集团，其害处超越了职业犯罪集团，毕竟，对于职业犯罪集团，法律是可以加以识别和遏制的；纸币体制将会刺激过度生产，而后便将一切的实业至于疲软境地；同时也会击垮人们的节俭习惯，并由此培育起政治和社会的不道德。所有这一切，经验都已经结结实实地传授给法国了。当时在世的很多人都体味过纸币实验的种种后果，那就是约翰.劳体制之下的纸币运动，至于约翰.劳本人直到今天都被公认为这个世界上最聪敏的金融家；当时的国民议会当中，有许多成员都将自己家庭的破败归咎于纸币。当时，这个国家的所有人都听闻过那样的诅咒，人们诅咒发行纸币之人乃是法国迄今所遭遇过的最重大灾难的始作俑者。值此之时，国民议会中曾有一名富有思考力的政治家，当着国民议会的面，手持一枚纸币，宣称那上面浸染着父辈的鲜血和泪水，此举并非纯粹出于某种舞台式的展示，而且也是一种发乎自然的冲动。若是认为当时的国民议会成员全然是一帮狂野的革命者，这也同样是大错特错；这样的看法恰恰是距离实情最为遥远的。无论日后法国的立法者们是怎样的品性，没有任何严肃的历史研究者会否认，尽管英格兰托利派的政客和历史学家们对法国国民议会极尽针砭和嘲讽之能事，在这个世界上出现过的所有立法实体当中，法国最早的这个制宪会议无论在眼光方面还是在爱国精神方面，都是一等一的，极少有哪个立法实体能够与之比肩。第一届制宪会议当中囊括了西耶士（Sieyès）、巴利（Bailly）、内克尔、米拉波（Mirabeau）、塔列朗（Talleyrand）、杜邦（Dupont）这样的人杰，此外还有一大批人已经在各个科学领域以及政治领域当中有所展露，有的已经在自己的领域成为欧洲所见的最强有力也最聪明的人物，有的则注定了要在日后证明自己拥有同样的能力。但是，纸币潮流已经无可抵御。不断有人提出，假如有哪个国家可以安全地发行纸币，那么这个国家就是如今的法国，法国已经在约翰.劳的体制之下对纸币有了充分的警惕，如今法国已经是一个宪政国家，由经过启蒙且爱国的人民掌控，因而跟上一次发行纸币之时不一样了，那时候，法国还是一个绝对君主制国家，操控着一群政客和冒险家手中；此次发行纸币，法国能够确保每一个法郎的纸币都会拥有相应的实际地产作为担保，而地产价值的总量远远超越了所发行的全部纸币额度；此外，既然有巴利、米拉波和内克尔这样的人物作为领袖，法国也不可能重蹈覆辙，犯下以往的错误和罪错，毕竟，此时的法国已经不是约翰.劳、摄政王和枢机主教杜波依斯时期的法国了。人们在提出这种观点之时，还伴随有强大的力量展示。口才压过了科学和经验。1789年的12月，颁布了第一项纸币法令。经过了大量讨论之后，决定发行四亿法郎的纸币，以国家的地产作为担保。对这第一项纸币令的讨论以及对相应法案的讨论，是极为有意思的；在这场论辩中扮演突出角色的人物包括内克尔、杜邦、毛瑞、卡扎勒、巴利以及很多其他绝无逊色的人物。这场讨论肯定显示出极强的干才；任何人若是在箴言报上、甚至是在议会史概要中详细阅读过相关的讨论，都必定会感受到英格兰历史学家们对这些人是何等地不公，毕竟，这些人正在致力于力挽狂澜，不让法国落入毁灭境地。最终，在1790年的4月份，发行了额度为四亿法郎的指券，以生产性的地产作为担保，年息为百分之三。任何纸币都不曾像这一批指券那样，获得了如此科学且具有操作性的保证，并由此而确保此举能够为公共金融带来好处，而且也能够得到恰当执行。在这个方面可以说，这一批指券拥有举世公认的最可行的担保，确切地说，就是以价值远远超越纸币额度的生产性地产作为抵押。另一方面，由于指券是附有利息的，因此，就有一切理由相信一旦发行过量，纸币就会相应地退出流通。这批指券迅速进入了流通。同约翰.劳时期的纸币不一样，这批指券的刻版展现出最佳的艺术风格。为了激发人们的忠诚，国王的肖像置于正中央的位置上；为了激发爱国精神，爱国的传说和标志物则置于国王肖像周围；为了激发公众的购买欲，持有人每日收获的利息额度也都刻在指券的边缘处；由整体观之，指券也非常适度地装饰着各种印章盒签名，借此来表明指券本身乃是经过认真注册并且也是处于细心管理之下的。法国就是由此获得了新的货币，国民议会为了解释指券的种种好处，于是发布了一篇演说词，以法国人民为听众。在这篇演说词当中，国民议会谈到了“经由指券这一伟大手段，可以将法国从信贷体制的一切不确定性和毁灭性后果之中解脱出来”。同时，这份演说词也预言说，此次发行纸币，“将会在公共财政、商业以及各个实业部门当中重新注入力量、丰裕和繁荣。”“纸币本身是没有内在价值的，除非它能代表特定的财产。若非如此，纸币便无法在贸易中通金属货币形成竞争，金属货币是拥有真实的且独立于公共法案的价值的；因此，纸币若仅仅以公共权威作为其基础，那么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引发毁灭；这就是为什么1720年约翰.劳发行的银行券在引发了令人恐怖的恶果之后，留给人们的就只剩下可怕的回忆。有鉴于此，国民议会并不希望国人暴露于这样的危险当中，相反，本议会决定发行新的纸币，这种纸币的价值不仅仅得到了国际权威的保证，而且这种价值本身也是真实的和固有的；这样一种价值在同贵金属的竞争中是可以保持有利地位的。”不过，这份演说词在结尾处所作的宣言却是最有意思的。具体行文如下：“本指券是附有利息的，因此，国人很快就会发现指券是比窖藏起来的硬币更好的东西，因此也就能够把硬币重新带回流通领域。”这项立法引发了一片欢欣鼓舞。人们以种种方式表达着此种愉悦情绪，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萨洛特先生（M. Sarot）写给《国民议会纪闻》（Journal of the National Assembly）编辑的一封公开信，这封信在整个法国都得到了传阅。人民期待着指券将给法国带来繁荣和荣耀，想到这一点，萨洛特先生便无法自抑。此时，只有一件事情让他感到烦恼，那就是伯尔加塞先生的那本反对指券的小册子；因此，萨洛特在信中了一长给出串的论证和抗辩之后，就自己对纸币的信心给出了一项终极证据，此举也是为了证明他对伯尔加塞之类的人所预言的指券的恶果，所抱持的全然怀疑的态度，萨洛特先生郑重地将自己的住房、花园和家具都献祭在国家的圣坛之上，并提出只接受指券。此次发行的指券，达成了一切的乐观预期；财政压力一下子得到了极大地缓解；一部分公债得到了偿付；债权人得到了动力；信贷活动复兴了；日常消费手段得到了满足，经由此种办法而从政府手中进入流通的纸币，很快便带来了贸易的复兴，一切的困难似乎都过去了。内克尔的焦虑、伯尔加塞、毛瑞以及卡扎勒的预言，似乎完全没有效力可言。确实，假如当局能够将这场纸币运动遏制在这个地步上，那么随后崛起的那些恶果也不至于演化到如此严重的程度；当时发行的四亿法郎纸币也只是取代了同等额度的贵金属的位置。然而，另一种结果很快便显现出来了：时间令一切都并非那么轻松；到了八月底，也就是第一批指券发行不到四个月，政府便花光了这笔钱，并在此陷入窘境。于是，那古老的药方便很自然地立刻浮现出来。整个法国遍布了欠缺思虑的人群，他们开始呼吁再次发行纸币；而深思之人则开始回想起父辈在约翰.劳时代所经历的一切，那是一条充满了何等诱惑力的纸币之路，并且也开始回忆起第一次发行指券之时，他们自己所听闻过的那些不祥的预言，这些预言仅仅是六个月之前的事情。在六个月之前的那场论辩中，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毛瑞和卡扎勒预言了会有麻烦。内克尔身上倒没有那么严重的反动嫌疑，不过，他对其中的危险肯定是感到担忧的。当时，纸币的强烈反对者们便预言说，通货膨胀的坠落轨道一旦开启，整个国家就会失去约束，更多的纸币运动就会接踵而来。第一次纸币运动的支持者们断言说，这种说法乃是恶意诋毁；法国只要有此意愿，就能够随时制止纸币运动。此时，国民议会当中的观念状况堪称一团混乱；少数规划者和梦想家们为纸币运动大声鼓噪；更多的人则因为自身的浅陋和轻浮而追随这一鼓噪；而那些深思只人则致力于果敢地阻挡这一纸币潮流的涌动。当时的国民议会当中，只有一个人有力量抗拒纸币潮流的压力，此人就是米拉波。此时的米拉波乃是全民偶像，也是国民议会的伟大演说家；而且他也绝不仅仅是个伟大演说家；他曾经凭借神一般的胆识，带领法国穿越了最为危险的一系列暗礁；在革命之初的一系列争斗中，他不仅展示出演说上的胆识，而且也展示出价值极大的远见。他在不可对付纸币问题上的真实看法，是非常明确的。那也是一切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家都会抱持的看法，无论是他之前的时代还是他之后的时代，无论是在法国还是在英格兰、美国，还是在任何现代文明国家。刚刚六个月前，也就是1789年的一月，他在给塞鲁蒂（Cerutti）的一封信中谈到了纸币，将纸币视为“暴政、腐败和欺骗的乳母；将在迷幻中让一切政府堕落。”差不多就在同时，他还写了一系列的私人信件，这些信件一段时间之后得以公布出来，他在这些信件中表明，他完全意识到了通货膨胀的危险，但是他不得不屈从于压力；这部分地是因为他觉得法国财政需要即刻的缓解；部分地则是因为需要尽快地将国家土地出售给人民，并由此迅速地培育起一个庞大的小地产阶层，从而获得这个阶层的支持和忠诚；当然，米拉波也毫无疑问地希望得到当前的掌声而非遥远的掌声；况且，此时的米拉波也全然沉浸在一种模糊的希望当中：尽管另外一些时代的另外一些国度当中，严厉且无可回避的金融法则一直都对纸币运动施以沉重的惩罚，说不定此时的法国能够避免这样的惩罚。孟德斯鸠伯爵（Montesquiou）于8月27日提出的报告将问题正式呈现出来。这份报告本身并未作明确的立场宣示，不过在总体上是倾向于增发纸币的。报告宣称，第一批发行的四亿法郎指券，尽管一开始也遭遇了反对，不过最终证明是成功的；指券是最为有效的办法，尽管其中不是没有危险；报告的高潮部分作出呼吁说，“我们必须拯救国家。”在是否提议增发指券的问题上，财经委员会再次陷入犹疑当中。就1790年8月27日的这份报告，米拉波作了一次著名的演说。他坦承，他一开始对发行指券是感到担忧的，不过，这次他则放手鼓励指券；他说，经验已经表明纸币的作用是非常大的；报告也证明了第一批指券乃是巨大的成功；公共事务可以说已经因此而取得了令人满意的突围；不但避免了毁灭的命运，而且信贷体制也得以确立。米拉波接着指出，约翰.劳时代曾给法国制造重大苦难的纸币同当今的纸币是两回事；他宣称，法兰西民族如今已经得到了启蒙，并说，“欺骗手法已经无法在这件事情上继续欺骗爱国者和通达常理之人了。”他接着说，“我们必须完成已经开始的事情，”并宣称必须再一次大量发行纸币，以国家地产和法国的信誉作为担保。为了表明这一体制具备何等的可行性，他坚持认为，一旦纸币供应有过度倾向，就可以通过迅速购买国家地产来实施吸纳；就此，米拉波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将此种自我调整、自我转换的体制比之于洒向大地的雨水，雨水汇聚成河流，河流则汇入大海，然后又蒸发成气体并重新变成雨水洒向大地，肥沃土壤。米拉波的这种理论如同纸币理论一样，所依托者乃是一种自我维系的机制；演说结束之际，他爆发出一阵雄辩之辞，由此而提议指券额度应当覆盖全部的国债，立刻将所有的国家地产挂牌出售，随即便作出了预测，认为繁荣会因此而回归，各个阶层都将发觉此次增发纸币乃是巨大的赐福。掌声与喝彩之声频繁地中断着米拉波的这次演说；全体一致票决将这次演说付印，抄本则传布整个法国。此次演说所产生的能量在随后的整个讨论过程中都可以看到；居伊起身提议清偿二十四亿法郎的债务，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毕其功于一役，此种可谓恢弘、简洁且壮观”；具体的做法就是一次性发行二十四亿法郎法币，同时由相应的法律规定国家地产买卖当中不再接受硬币。他的这一鼓动煽起了旺火。他提议诉请民意，不放借用他的讨好之词来说，“在如此重大的事情的，只有人民有权立法。”当时的报纸在刊载他的演讲之时，都会给出非常醒目的批注，“演讲赢得了雷鸣般的掌声。”萨瓦林（Savarin）对他作出了回击。他提请注意已经露出端倪的指券贬值现象。萨瓦林尝试让国民议会明白，自然法则放之四海而皆准，不会因为是在法国就不再发挥效能；并预测说，若真的实施提议中的货币增发，将会引发指券百分之三十的贬值。古特斯神父随即起身发言，他宣称，增发纸币“将会提供一种足以保护办公共道德免受腐蚀的流通媒介。”像古特斯神父（Abbé Gouttes）这样的人，阅读过各国纸币史，却说出这话，这实在令人感觉怪异。辩论过程中，引入了内克尔的报告。内克尔极为诚挚地希望劝阻国民议会增发纸币；他指出，也许可以令寻出路，达成同样的目标，并预测说，若是增发纸币，将会造成可怕的恶果。最后，他递交了辞呈并永远地离开了法国。纸币派的煽动家们对于他的离开不免欢声雷动；他们的这场大合唱响彻在那一时期的报界。用印刷的纸币填充国库，此举的好处内克尔当然看不出来，对于这样一个人，纸币派的蔑视可以说是无以复加了。马拉、埃贝尔（Hébert）以及卡米尔·德穆兰（Camille Desmoulins）则尤其兴奋。论辩继续展开，罗贝尔（Rewbell）对内克尔实施了攻击，他认为，指券之所以未获平价，乃是因为额度不够；他坚持认为国家地产交易应当只接受指券；由此，他提议将各个教堂的钟熔铸成小额货币。勒布伦（Le Brun）则在国民议会对整个的这项规划发起了攻击，就如同他在财经委员会所做的那样；他宣称，这一提议不会拯救法国，反而会毁了法国。当时的报刊都在非常显眼的位置上给予了说明，指出勒布伦的这次演说让人们不免议论纷纷。此刻，沙布鲁克斯（Chabroux）赶来救驾。他认为，指券将会缓解人民的困顿，并将纸币理论及其基础全盘翻新，不妨引述他自己的发言：“土地是价值的源泉；你们无法将土地转化为流通价值形态，但是纸币却可以代表这一价值，而且很显然，这个国家的债权人不会因为接受指券而遭受任何损失。”与此同时，在这一时期的大报《箴言报》（Moniteur）上出现了一篇充满深思的文章，这篇文章是反对纸币的，文章在结论部分指出，“因此，很显然，纸币的持有人若不能随时兑付硬币，那么这样的纸币也就无法履行货币的功能。”这篇文章接着便引述了米拉波在给塞鲁蒂的通信中所持的观点，这封信发表于1789年；米拉波就是在这封通信中表达了那个著名的观点，“纸币乃暴政、腐败和欺骗之乳母；致使权威在迷乱中实实在在地堕落。”拉布拉谢（Lablache）则在国民议会的论辩中引述了一项格言，“纸币乃是伟大国家的催吐剂。”波提多（Boutidoux）接着发言支持纸币，并将指券称为“纸上的地产”。博瓦桑德雷（Boisandry）对此给出了强烈回击，并预言会有恶果到来。小册子纷纷登台，其中一本言辞犀利有力，以致于有人将其引入国民议会并当场宣读。这本小册子以极为清晰的笔法揭示出一个真相，那就是，将一个国家的货币数量或者货币替代物的数量翻番，结果只能是造成价格上涨，价值紊乱，并让资本感到警觉，由此便造成正当产业的萎靡并最终削弱对产品和劳动力的需求；在这个过程中只有一种人受益，那就是有大笔债务需要偿还的富人。小册子署名“人民之友”（A Friend of the People）。国民会议中深思之人给予了热烈的掌声。杜邦，曾在第一次纸币辩论中支持内克尔，此时起身承认自己是这本小册子的作者，并坚定地说，他过去一直都反对发行不可兑换纸币，以后永远都是这种态度。然而，在反纸币演说中，分量最重者是塔列朗的演说，而且其分量较之其他演说要大得多。塔列朗一直处身法国最大胆也最激进的政治家行列。也正是他，贡献了较之他人都更大的力量，促成了将教会地产收归国有的极端举措。不过，此时的塔列朗采取了一种慎重的语调，他尝试向国民议会表明一个非常简单的真相，第二次发行指券的效果很可能跟第一次不一样；第一批指券显然是出于实际需要；第二次发行指券则很可能带来恶果，就像第一次带来好处一样。他展示了增发误区中的几项弱点，并强有力地陈述了一个平凡的真理，任何的法律或者法令都无法大额度的不可兑付纸币的平价地位。塔列朗的演说中包含了这样的话语：“你们当然可以做出安排，迫使人民接受一千法郎的纸币而不是一千法郎的硬币；但是，你们绝对没办法迫使人民放弃一千法郎的硬币来换取一千法郎的纸币。全部的问题就在于这个事实；整个的指券体制也将会因为这个事实而遭遇挫败。”此刻，整个法国都卷入到这场论辩当中；深思之人在此看到了善恶之间的转折点；而法国正处在两条道路的分解点上。大多数大的商业城市都活跃起来，纷纷呈送抗议书，反对增发指券，有二十五个城市反对增发，支持增发的城市只有七个。然而，1790年的9月27日，米拉波那伟大的最后演说到来了。在这次演说中，米拉波首先详细阐述了与此相关的政治必要性，宣称如今最迫切的需要就是将国家地产分配到人民手中，由此造就一个忠诚于国家的土地持有者阶层，并对抗那古老的特权阶层。接下来的演说，贯穿始终的主旨就是指券所禀有的完全的优越性及其担保举措所造就的稳定性，为此，米拉波倾尽了自己全部的雄辩和才智。他宣称，指券乃以地产作为担保并且可以转换为地产，因此较之可对付硬币的纸币，指券的安全系数甚至更高；贵金属仅仅是应用于次级行业，而指券则代表了首要的也是最为实际的财产形态，此乃一切生产之源泉，那就是土地；当然，其他国家也在发行纸币，但只有法国拥有此等运数，因为只有法国可以为自己的纸币提供地产保证；无论谁，只要持有指券，实际上都等于拥有了一份相应的地产抵押，这份地产可以随时根据持有人的指券进行兑付，而其他国家则只是以国家作为模糊的担保人。“而且，”米拉波大声疾呼，“我宁要一座花园作为担保，也不要一个国家作为担保！”米拉波提出的其他论说则多出了煽动色彩。他宣称，惟一收到影响的利益就是银行家和资本家的利益，而实业家们则会看到繁荣的回归。他的一些论证几乎是幼稚的，比如他说，“假如人们因为胆小或者恶意而将黄金储藏起来，那么发行纸币就相当于表明黄金并非必不可少，于是黄金便会自动露头。”不过从总体上看，这次演说堪称辉煌并引发了阵阵掌声；演讲本身的效果可谓一锤定音。人民并没有停下来想一想这只是一个大胆演说家的攻击性演说，而不是一名财政专家的成熟判断；人民也并没有搞明白，召唤米拉波这样的人对财政政策进行决断，仅仅因为他在危险中展现出的胆略和在冲突中展现出来的力量，这就如同召唤一个成功的铁匠去修理手表一样。毛瑞试图揭示约翰·劳的第一批纸币虽然带来了显著的繁荣，但是增发之举则引致了悲惨境遇，但是此举已然归于徒劳；他同样徒劳地引述一本出版于约翰.劳时代的作品，意在表明，一开始，人们同样是将约翰·劳视为爱国者和人类之友；他还徒劳地将约翰.劳的一项法案上呈国民议会，力请议会不要忘记这类法案给法国铸成的悲惨；任何东西都无法抗拒米拉波的雄辩了。巴纳夫（Barnave）对米拉波实施了跟进；他指出，“劳的纸币乃建基于密西西比的幽灵；我们的纸币则有教会地产作为稳固基础，”并且进一步证明说指券不会继续贬值了。劳资调解委员会的报刊对作为货币担保的黄金倾泻出蔑视之词，并推崇地产作为惟一真实的担保，同时，对于指券体制的自我转换、自我调节的性能赞誉备至。尽管存在着一切的似是而非和雄辩，还是有一个相当庞大的少数派坚决信守着早期原则；然而，9月29日的票决结果是五百零八票对四百二十三票，指券规划终成定局；随即通过了一项法案，授权增发八亿指券，不过同时也郑重宣布，指券的流通总额度任何时候都不得超过这十二个亿。为了给出双重保险，法案还规定，土地交易一旦完成，就应当将回笼指券烧毁；由此便能一直维系一个健全的纸币回笼轨道。得此救济，整个民族可谓欢声雷动，处处都是一片欢欣鼓舞。那个时代流传下来的小册子如同汪洋，纷纷表达着民众的愉悦之情。其中，《革命之友》（Friend of the Revolution）这本小册子是最有意思的。它的开篇如下：“公民们，总算成了。指券乃拱顶柱石。如今终于回归其位。现在，我可以向你们宣布，革命完成了，只有一两个重要问题尚待解决。余者就只是细节问题了，这丝毫不会妨碍我们在这项收官之作当中极尽我们愉悦的仰慕之情。外省和商业城市一开始对于如此规模的增发之举是存有犹疑的，现在则纷纷表达感激之情；硬币也纷纷露头并融入了纸币大军。外国人也纷纷从欧洲各处赶来，在这套令人羡慕的法律之下，寻求幸福之道；新的财富会迅速生长起来，民族实业也正踏上丰收之路，法国很快就会要求再次增发纸币了。”要实现这些预言，就必须竭尽一切可能地维持增发指券的信誉。为此目的，也有大量小册子涌现，其中一本署名罗耶尔（Royer）的小册子颇引人注目；这本小册子发表于1790年9月14日，标题是《一个爱国公民对指券增发令的反思》（a Patriotic Citizen upon the Emission of Assignats）。罗耶尔在小册子中给出了众多有力的隐忧，说明为什么指券不可能贬值；并将反对这一看法的人视为“接受贿赂一边影响民意的邪恶鼓噪者”。他告诉国民议会，“如果有必要增发五十亿或者更多的指券，那也没必要犹豫。”正如米拉波和其他一些人做过的那样，他也预测了黄金将失去一切价值的时间，毕竟，有着牢固担保的指券终将覆盖全部的交易，而硬币也将因此而被从窖藏之地吸出。他预言说，只要大规模的指券运动持续下去，法国必将迎来繁荣，并宣称，指券乃是“确保法国之幸福、荣耀和自由的惟一道路”。此刻，法国已然完全归附了增发政策；并且，如果说此前还存在一些疑问的话，那么如今的这项政府法令便足以证明，要想阻止一个已经处身贬值货币大潮中的国家，将会是何等困难的事情，而这项政府法令本身似是而非，不过却有着相当大的分量。“通货紧缺”的古老呼声再次响起；人们尤其呼喊着要求增发更多的小额钞票。此种局面最终导致了流通额度不得超越十二亿上限的庄严保证失效了。短短一段时间，国库在地产出售方面的纸币回笼额度就超过了一亿六千万。依据前定的法令，这部分回笼的纸币是应当予以销毁的。但是事与愿违，在必要性这一借口之下，重新发行了一亿的小额钞票。然而，这批小额钞票投入流通，如同杯水车薪。尽管价格已经呈现出上扬苗头，说明指券额度已经超过了流通所需，“更多流通媒介”的呼声仍然不减。增发指券的压力越来越大。巴黎居民以及雅各宾俱乐部的呼声尤其高昂；几个月之后，也就是1791年的6月份，几乎没什么演说，可以说是在一片不祥的默然氛围当中，又增发了六亿法郎指券；此时距离上次的大规模发行还不足九个月，同时也作出了庄严保证，会压低货币流通量。整个国家再次沉浸在一片欢歌当中，只有极少数深思之人例外。此次增发要轻松很多，从中不难看出有一项法则正在金融领域运行着，就如同一项同样性质的法则在自然哲学领域当中运行着一样。一个物体若是从高处掉落，依据这项著名的物理学法则，这个物体就会处于加速度的运动轨迹当中；不可兑付纸币的发行工作实际上也受控于同样的法则，依据有关立法实体或者民众的理论，纸币发行和贬值方面也存在着加速度定律。第一次增发行动会遭遇顽强抵抗，增发法案本身很可能只是勉强获得通过，上千人的票决当中，恐怕也只能以几十票的微弱多数胜出；不过，随后便可以看到，增发举措越来越容易通过了，在法国的这段货币历史当中，你将由机会见证加速度法则以更为显著的形态展现出来。此时，差不多全体法国人都变成了决绝的乐天派，他们宣称增发指券就意味着繁荣。整个国家都处在一种暂时性的良好感觉当中。这个国家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沉迷于纸币当中了。此种良好感觉，就如同一个醉汉在畅饮之后的那种感觉；纸币增发得越快，良好感觉期维系得也就越短，这个事实值得注意，这是一桩简单的历史事实，同生理事实乃是对应的。众多的不祥征兆开始抬头。紧随最近这次纸币增发而来的就是贬值，贬值幅度在百分之八到百分之十之间；但是人们普遍不愿意将此种因由归结为货币增发，这一点令人特别诧异。纸币购买力的下降乃因应着社会物理学的最简单法则；但此时的法国已经对自己最富思考力的政治家们置若罔闻了，法国人开始在毫不动摇的乐观主义当中寻求逃避；他们就这些新的难题给出了一切可能的解释，惟独不考虑正确的解释。国民议会的一个领导成员发表了一份颇为精细的演说，坚持认为，指券贬值的原因，全然在于农村人口缺乏知识和信心，并提出了相应的启蒙手段。拉罗什富科提议向人民发布公告，具体说明指券的好处和硬币的荒谬。这份公告获得了全体一致的票决支持。实际上，他们也许还应当尝试表明，假如从一品脱酒和两品脱水的混合液体中取出一及耳，这一及耳液体的价值将会同原先未经兑水的饮料的价值是一样的。另一项事实接着便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这个事实更具威胁，那就是硬币的迅速消失。对这一事实的种种解释同样展示出人类在发掘虚假原因并回避真正原因方面令人震惊的才智。劳资调解委员会的报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巴黎革命”的文章，其中就体现了一种非常普遍的解释，这篇文章发表于1791年1月17日的报纸上，文章宣称，“除非将债权经纪人吊死，否则硬币会一直走高。”另有一项普遍理论认为，是波旁家族通过某种奇异的手法，将硬币都吸引到德意志的一些主要城市，波旁家族正在这些地方搞阴谋。还有一种解释也颇为受宠，有人认为英格兰密探已经渗透到人民当中，到处散布仇视纸币的观念。于是，便付出极大地努力去寻找这类密探，不止一个无辜之人遭遇了民众的怒火，人们认定这些人正在密谋抬高金价并压制指券。即便像塔列朗这等精明之人，也坚持认为全部因由就在于进口太多而出口太少。实际上他也大可以解释说，水跟油混合在一起之时，水之所以会发生沉降，是因为油上浮到表层所致。硬币之所以消失，乃是处于自然法则，这项自然法则运作之简单和确定，就如同重力法则，这就是劣币驱逐良币法则。人们也开始对此采取补救措施。在奎里乌夫的市政材料中，人们发现一个公民私藏了八百一十七马克的硬币，这笔钱随即遭到没收并送交国民议会。本城的善良公民将此私藏黄金之举视为极其不爱国的邪恶和疯狂之举，而不是将其视为格雷欣法则的必然结果，而格雷欣法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只要有其因，就必然成其果。马拉则将上述观念推演到极致，主张对窖藏硬币的人实施死刑，并认为此乃恰当的惩罚。为了弥补硬币缺口，不得不熔铸大批的教堂大钟；然而，这仍然是不够的。此时，另一件麻烦事也接踵而来。尽管纸币额度一直在增长，经济却开始从繁荣转为衰落。纸币不断在增发，但商业活动却日渐稀疏。企业热度逐渐降低，并最终趋于停滞。米拉波在决定第二次纸币运动之命运的那次演说中，坚持认为，也许银行家会因此受损，但实业家会从中收获极大益处并恢复繁荣。实业家们一时之间受此迷惑，不过最终还是从幻象当中幡然醒悟。丰沛的纸币一开始却是刺激了生产，并制造了一番实业胜景，不过市场很快便被挤满了，而需求则急速沉降下去。大革命之前的年代，尽管有历时数年的糟糕财政政策，尤其是南特敕令之撤销使得宗教顽固派将成千上万拥有熟练技术的人口逐出国外，法国的实业仍然迎来了自己的全盛时代。精细毛织品和棉织品业、各类丝绸和绸缎业、精密陶瓷和搪瓷业以及钢、铁和铜制造业，都重新获得了各自往日的欧洲地位。此前的一系列动荡，即便按照最糟糕的情况估计，也不过是对此一高度发达的制造业体系产生了暂时性的阻碍；然而，任凭路易十四的偏执和路易十五的善变虽历经一个世纪时间也未能成就的东西，国民议会凭借其在货币问题上的敷衍塞责，仅仅在几个月时间内便完成了。一个又一个工厂相继关门大吉。在一个叫作罗多夫的市镇，仅制衣业就有五千工人失业。人们对此给出了一切可能的诊断，惟独排除了正确的诊断。对进口品征收了重税。关税和税务部门做了所能做的一切。然而，诺曼底的大型工厂仍然回避不了关门的命运，王国其他地方的工厂也都迅速走上了同样的道路，全国各地的大批工人相继失业。此种境况并非仅限于国内需求领域。对外需求方面起初也得到了刺激，不过很快便也衰弱下去。现代的一位最富思考的历史学家对此作了可能是最好的评述：“指券在一开始的时候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都同样地激发了商业，不过，即便在城市里，这一明显的提升也是缺乏稳固基础的。无论何时，只要突然对指券实施大规模增发，我们当然就会看到贸易的迅速提升。大批量的流通媒介策动商业和实业开足了马力；用于投资的资本比平时更容易获得，贸易也一直都能得到新的动力。假如纸币代表真实信誉，并建基于秩序和法律保证，从而具备稳固且持久的价值，那么，这样一场运动就能够成为一个起点，策动一场巨大且范围广泛的繁荣，在这方面，可以看到英格兰农业的例子，英格兰农业所取得的辉煌提升毫无疑问应当归功于乡村银行家的解放。相反，如果新币的价值并不稳定，早在1791年的法国指券就很清晰地呈现出这种情况，那就不会产生持久且良好的结果。当然，商业在一时之间还是会从新币身上获得动力，而且这样的动力还会相当强大，因为所有人都想望这把手中可疑的纸币投资到建筑、机械和商品当中，无论如何，进入这些渠道的纸币还是能够获得一些内在价值的。这就是我们在1791年的法国见证到的那场运动，当时，令人满意的报道从法国各处传到，述说着实业领域的活力。”“一时之间，法国实业家们从此种境况中斩获巨大好处。既然他们的产品能够如此便宜地卖出，订单便如同潮水一般从外国倾泻而至，令实业家们应接不暇。很容易看出，此种繁荣必定迅速达到自己的极限……一旦指券进一步贬值，就必然在顷刻间引发崩溃，并引发一场危机，在第一轮繁荣景象引发的投机中介入得越深，下场也就越发悲惨。”由此便制造出实业和商业的一场崩溃，而这正是法国曾经经历过的，也是奥地利、俄国、美国以及所有那些试图将繁荣建基于不可兑付纸币的国家日后都将经历的。实业和商业的这场崩溃对大额财产形成了可怕的侵夺；对于小额财产以及民众依靠勤劳而积累起来的微末财产，则带来了极为严峻的压力。恰在此时，又出现了新的困难，那就是对未来完全失去了确定性。1791年的那个春天，没有人知道名义价值为一百法郎的纸币在一个月之后是否还具备一百法郎的购买力，还是说，其购买力将沉降到九十法郎、八十法郎抑或是六十法郎。结果九十资本家们不敢再对商业实施投资。企业遭受了致命的打击。劳动力需求进一步削弱；使得惨状雪上加霜。此种不确定性扼杀了一切着眼长时段的业务。法国商业萎缩到纯粹生存的水准。此种境况，当然对食利者阶层形成了沉重打击，不过，对于更为谨慎的人口，尤其是本就艰难度日的人群，则形成了更具毁灭性的打击。对民众来说，购买任何商品实际上都成为了一场投机，在这方面，职业投机家相对于普通购买者当然拥有巨大优势。法国革命政治的那位最耀眼的辩护者评论说，“商业死亡了；赌博取而代之。”商业阶层无法获得任何补偿。商人不得不在日常利润之外，设法再增加一笔收入，否则便无法对货币价值的波动形成抵偿。商品价格由此一路走高，劳动力工资则因为大批工人失业而一路走低。此类恶果尽管相当严重，不过同那些更为根深蒂固的疾病征兆比较起来，只能算是小事一桩，而后者此时已经在全法国显露出来。首当其冲的就是法兰西民族心灵当中的节俭习惯消失了。法国人天然地是一个节俭民族；但是，手中既有此等的大笔货币，其未来价值又毫无确定性可言，储蓄和节俭的日常动机也就黯淡下去，铺张之风传布全国。此种情感必然引发投机和赌博潮。1791年时候，纸币已经过剩了，于是投机和赌博大幅度增加，成为了第一波致命的疾病征兆，而这恰恰是大规模增发不可兑付纸币必然会引发的，这种疾病对一个民族造成的持久伤害程度，超越了战争、瘟疫和饥荒。在大都市里面，逐渐滋生出一个奢华的证券投机和赌博团体，这类团体如同恶瘤一般吸取了整个民族的元气，并将其致命的触角散射到最为偏远的小屋当中。这些大都市当中堆积着丰盛的财富。乡村地区也普遍滋长着对稳定劳作的厌恶和对小本小利、简单生活的蔑视。1791年5月发表的一本小册子中，对此问题所了揭示，不过，我们从中倒是不难看到，在这个问题上，公众观念是何等的盲目。这本小册子的作者提请人们注意赌博活动已经取得了可怕的增长并扩散到各种价值形态当中，作者具体表述如下：“该怎么评判证券投机行为呢？这类活动着实令人恐惧，也同样令人不齿，就在巴黎，在我们立法者的眼皮底下，活动猖獗，这是极为可怕的恶行，然而，在目前的环境中，能说他们是必然的恶行吗？”作者在谈论这类证券赌博者时，也将他们的活动视为是用最为阴险的手段来影响公众观念，以便自己从中渔利；接着，作者便严肃提议了诸多细节性的改革，认为这类改变足以对此类恶行形成救治，尽管此类恶行乃深深扎根于整个的不可兑付纸币系统当中。这实际上无异于一个医生为患了病的肝胆开出一副脸面清洁剂作为药方。此时，众多门道也都纷纷清晰呈现出来，纸币扩容政策正是借助这类门道对劳动阶层实施剥夺。从天而降的财富令中心城市的投机集团一夜之间膨胀起来，与此同时，这个国家的生产阶层，尽管钱包里面的货币越来越多，却日渐瘦弱下去。证券投机集团的种种图谋和活动，因纸币增发而日趋活跃，将整个国家的小额财产持有阶层手中的财富悉数吸纳，致使这个庞大的小额财产持有者阶层一夜之间倾家荡产，而中心城市的投机集团则相应地积聚起为数不多的巨额财富。最终，乡村地区的一个庞大阶层因此而遭受致命挫伤，正是这个阶层雇佣着一个规模庞大的劳动人口；与此同时，中心城市当中则创生出一个规模很小的集团，这个集团却雇佣了数量巨大的仆从。如今，城市当中崛起的奢华和放荡，一系列的劫掠行动为之提供服务，不过奢华和放荡本身要比这些劫掠行为更为邪恶。在乡村地区，赌博精神的渗透范围日益扩张。我们刚才引述的那位历史学家对此也有所评述：“当乡村人口也转化成大批赌徒之时，这个国家的前景何在啊！”此种盲动且腐化的精神并非仅限于商界；这种精神也开始突入官场和公共人物身上，就在几年之前，这些公共人物论动机还都是纯洁的，而且看来无论如何都不会接受污染，如今这些人也都一起变得奢华、盲动、犬儒并最终也都腐化了。不妨看看米拉波本人，就在几个月前，他还不惜监禁乃至死亡之风险，竭力创建宪政政府，但在此刻，也秘密收受了巨额贿赂；几年之后，君主体制倒台之时，人们打开了杜伊勒里宫中的那个著名铁盒，里面的证据清晰揭示出，在通胀和腐败的那段狂欢岁月里，米拉波本人一直都是宫廷常规性的带薪仆从。对人民实施的这场普遍且极为娴熟的劫掠，其本身已经足够邪恶了，官场和立法机构当中的这种日趋严重的腐化则更为邪恶。通胀时期的投机和赌博活动铸造了奢华，奢华则铸造了腐败。这就如同发霉物体之上生出细菌一样，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商界首先感受到了这一点，并很快扩散到立法机构和报界。米拉波无论如何都不会是特例。立法机构的成员，诸如图卢兹的朱利安（Jullien）、安格斯的德劳内（Delaunay）、费布尔.德.伊格兰廷（Fabre d’Eglantine）以及这些人的门生，都是立法机构当中阴谋集团的嚣张成员，他们通过立法行动来操控证券价格以图投机之利。贿赂立法成员便成为自然之事。德劳内、朱利安和沙伯特（Chabot）接受了五十万法郎的贿赂，协助通过了一项意在让一批股票投机人增肥的立法举措。差不多所有这些牵涉其中的人后来都因此掉了脑袋，这也许是个安慰。整个国家都处在一场普遍的道德崩溃当中，这种情况更为糟糕，追究其成因，乃在于少数大城市当中积聚起来的奢华财富、以及小城市和乡村地区滋长的赌博和投机精神。此刻，纸币的另一项后果也开始显现出来，更具公开的羞辱性，这就是一切真正意义上的民族荣誉感或者诚实感的败落。法国人的爱国精神，即便是绝对君主体制的威胁、宫廷党的阴谋、军队的压迫以及全欧洲君主制力量的胁迫，都未曾动摇，如今却在因为新币所培育的证券投机和赌博精神面前瓦解了。一开始，在第一次纸币论辩当中，米拉波以及纸币的支持者们一度坚持认为，爱国精神以及经过启蒙的自利精神，会引导人民维持纸币的价值。然而，如今的实情则展示出相反的境况。纸币运动如今造就了另一种境况，此种境况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它既是以往罪恶的结果，也是未来罪恶的成因。这一必然后果就是在国家当中创造了一个庞大的债务人阶层，这个阶层同纸币贬值有着直接的利益关系，因为他们要用贬值了的纸币进行偿付。这个债务人阶层的核心集团就是那些从政府手中购买教会地产的人。购买教会地产只要小额的首付，剩余的款项则采用小额度的分期付款方式，时间跨度相当大；负债状态由此产生，覆盖人群极为广泛，总额度达到数亿规模。自然而然地，这个债务人阶层很快便发现，货币贬值乃是他们的利益所在，毕竟，他们是要用这类贬值货币偿还债务的；并且很快，一个影响力大得多的阶层也加入到他们的阵营当中；这个阶层的投机精神正是由于充沛的纸币刺激而起，这个阶层已经深陷债务锁链当中，因此巴望着致命名义价值的攀升。各个政治俱乐部中的更为邪恶的煽动家们便迅速采取行动，迎合这个债务人阶层；很快，这个债务人阶层的重要成员便开始在国民议会里面策动阴谋了，议席和官位之上都不难见到这类人。不久，这个债务人阶层便演变为一个强大的群体，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阶层；从巴黎证券所中阴险的谣言发起人，到普通集市上撒谎的股票投机人，所有这些人都强烈要求增发纸币；很显然，所有这些人都是有能力向人民证明，增发纸币乃是国家繁荣的惟一渠道。这个庞大的债务人阶层以民众为依托，而民众是很容易用表面论说进行说服的，于是这个阶层很快便取得了主导权。在上一个世代的法国，以及在其他国家的不同时期，同样的因素也都会发挥出类似的效能，那些没有注意到这类事情的人，也许会感到奇怪，一方面，每次增发纸币都会让事情变得更糟，另一方面，一种迷信却在民众当中稳步赢得霸权，这种迷信观念认为，只要发行足够多的纸币并辅以更为精明的操控，穷人就可以变成富人。伺候，所有的纸币反对派便失去了一切力量。1791年的12月，国民议会提案支持第四次增发指券，增发额度为三亿法郎。对于这份提案，尚本（Chambon）认为却是需要更多的钱，不过他问道，“值此之际，股票投机已经到了如此猖獗的地步，你们将如此巨大的额度投入流通，这难道不是助纣为虐吗？”但是，此时已经极少有人考量此种严肃的想法了。多里塞（Dorisy）宣称，“货币流通量不够；要是能有更多的货币流通量，国家地产的出售速度就会更快一些。”这份演说的官方报告中指出，这些话赢得了掌声。多里塞宣称，政府手中的土地，最低估值是三十五亿法郎，由此，他问道，“既如此，我们为什么要因自视甚高而令整个法国不安呢？没什么好担心的，你们的货币拥有牢固基础。”接下来便是对法国人民的爱国精神进行了一番夸耀，他断言，爱国精神将会引领法国穿越一切困难。1791年的12月17日，指券获得了三亿法郎的增发额度，从而使指券的授权总额度达到了二十一亿法郎。与此同时，又宣布流通总额度不得超过十六亿。此类限制性规定的价值何在，不难从如下事实判断出来：一年前，曾规定指券流通额度不得超过十二亿法郎，这一规定遭到了违背，不仅如此，不到一个月前，国民议会也曾同样庄重地将流通总额度限制在十四亿法郎，这项规定如今也废弃了。前几次的货币增发之举已经造成的恶果，此时更趋恶化了。然而，最为怪异的事情乃是从这一切混乱当中演化而出了一套新的政治经济体系。在这一时期的演说中，我们逐渐发觉大家都在众口一词地宣称，货币贬值无论如何都是一种赐福；金银并非令人满意的价值衡量标准；拥有一种不会走出国门的货币，从而将法国同其他国家隔离开来，乃是一桩好事；实业将会由此得到鼓励；同其他国家的商业来往乃是一项诅咒，任何阻碍对外贸易之事都是一项赐福；政治经济的诸多法则，也许在其他时代有用，不过并不适合此时此刻，也许在其他国家能够发挥效用，但并不适用法国；日常的政治经济法则也许契合专制体制的奴仆，但是不适合十八世纪末法国自由且经历过启蒙的居民；当前的境况绝对不是坏事，而是一桩赐福。所有这些观念无不令人侧目，连同其他一些同样令人侧目的感念一起，在历次的货币增发论辩中纷纷浮上台面。没过四个月，便又有一份报告呈交国民议会，其聪敏程度不下于前此的那些报告。这份报告宣称：“本委员会完全相信，革命之前的货币流通量要比今天的指券流通量更大；不过，当时的流通速度甚是缓慢，如今的流通速度则大为提升，因此，十个亿的指券能够发挥二十个亿的硬币的功能。”报告预测价格将会进一步走高，不过，经由某种怪异的手法，报告得出的结论却是支持进一步的货币贬值。结果就是在1792年的4月30号对指券实施了第五次增发，增发额度为三亿法郎；大概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尚本以不祥的口吻对公共债权人进行了嘲讽，说这些人是“富人、老金融家和银行家”。很快，便对债权额度超过一万法郎的所有公共债权人实施了中止偿付。此举广受欢迎，人们将之视为为贫苦阶层着想的举措，然而，最终的结果便是，此举对贫苦阶层的伤害最为严重。此后一直到这段历史结束之时，资本便一直同劳动脱钩，金融手腕竭尽一切可能将资本锁闭起来。成千上万的法国劳动者之所以能够避开饥寒境地，全赖军役之功，他们接受征调前往国外战场，并在那里战死。1792年的2月份，指券已经从平价线上低落了百分之三十还多。1792年七月份的最后一天，又一份措辞华丽的报告提交给了国民议会，报告指出，指券的发行总额度大约是二十四亿法郎，不过同时也指出，国家地产的估值额度会比这个额度略高一些。任何聪明人都不难从中发现谬误，但是仍然通过了一项增发令，此次增发额度为三亿法郎。一切东西的价格都因此在此推高，只有一个东西例外，那就是劳动。初看起来这显得难以理解，既然货币贬值大幅度推高了所有产品的价格，如此多的工厂停工，资本退出，却使得1792年的工资在经历了这一切的通货膨胀之后，竟然同四年前一样，仍然是维持在每天十六个苏。这一事实再清楚不过地证明了丹尼尔.韦伯斯特道出的那个真理，“在用于欺骗劳工阶层的一切手法中，最有效者莫过于纸币。”一次又一次的纸币增发行动，中间仅仅间隔几个月时间，此种局面一直持续到1792年的12月14号，最终便得出了一项官方说法，最终的指券发行总额度达到了三十四亿法郎，其中有六亿法郎如约烧掉，剩下的二十八亿额度则留在了流通领域。不过，还应当考虑到，此时已经基本上没什么商业活动了，若以法国基本产品为标尺来衡量，法郎的购买力相当于当今英镑购买力的一半，由此便足以见出法国已经陷入何等糟糕的局面了。纸币狂潮依然大行其道，甚至使得又教堂大钟熔铸而成的硬币苏，也开始退出流通领域；于是便发行了小额度羊皮纸币，面额从二十苏到五苏不等，最终还发行了面额仅为一个苏的羊皮纸币，甚至还出现了面额为半个苏的羊皮纸币，这都也都投入了流通。然而，恰在此时，一项新的财源向法国开放了。法国对贵族和地产主的庞大地产实施了没收。据1793年的估价，这批地产的价值约在三十亿法郎。结果便是继续增发指券，并且额度更大，此举仍然依据那个古老的理论，认为增发指券乃得到了国家地产的庄严担保。1793年年初，民众开始越发痛苦地感受到此类过度发行之举所造成的恶果。日常消费品已经贵得离谱，而且价格仍然在攀升之中。俱乐部、地方议会组织和其他机构的演说家们，则竭力对人民实施启蒙，为此穷尽了一切的解释，惟独将真正的解释排除在外。他们指责政府腐败，指责温和派缺乏爱国精神，指责逃亡贵族策动阴谋，指责富人的铁石心肠和商人囤积居奇，店主的顽固也未能幸免，赫然侧身被指责之列，他们将上述这些视为当前困境的原因。巴黎的洗衣妇们发觉肥皂已经贵到自己无力购买的地步，于是坚持认为应当将那些商人处以死刑，因为他们为了蝇头小利而拒绝她们用已经如同洪荒般淹没了法国的纸币来购买他们店里的肥皂；集市中的妇女和雅各宾俱乐部的追随者们于是大声疾呼，要求制定法律，“将纸币同银币的价值等同起来”。同时还提出要求，对富人征收重税，总额达到四亿法郎，用作人民的面包钱；国民议会，如今已经成为法兰西共和国的立法机构，于此便发布命令，实施重税举措。马拉达成宣布，人民可以吊死一些歌店主并对他们的店铺实施洗劫，由此便不难度过难关。结果便是在1793年2月28日晚上八点的时候，一群暴民在伪装之后，开始洗劫巴黎店家的仓库和店铺。一开始，这些人只要求面包；很快便发展到咖啡、冰块和糖；最后，他们则拿走了他们拿得东的一切东西，衣服、衣料、日用品和各种奢侈品。有两百家店铺和仓库遭到洗劫。此种状况持续了六个小时，最终还是因为一项额度为七百万法令的拨付法令才买通了暴民，否则秩序将难以恢复。新的政治经济体制开始收获自己的果实了。这一体制的一项次要结果在巴黎市政厅现身，在那里，为了对遭洗劫商户的抱怨有所回应，卢克斯宣布，“这些店主只不过是在归还他们以往从人民那里剥削而来的东西。这话赢得了雷鸣般的掌声。这批暴民是买通了，不过随即而来的是纸币体制所能造就的最为邪恶的怪物，不过这一怪物的到来也是完全符合逻辑的。《限价法令》获得通过，此类法令对某些物品实施强制定价和强制出售。正如冯.西贝尔评述的那样，“这类法令乃是对财产权所实施的最全面打击，就西欧这片土地而言，在历史上可谓见所未见，这是在一个伟大的文明民族的心脏地带发起的攻击，这项攻击计划并非仅限于少数无聊梦想家的大脑，而是得到了切实的推行并引发了一切的可怕后果。是狂热和无以约束的激情制定了这类法令，而且还伴随着系统性的谋划。这类法令的发起人，在国内外皆取得胜利，因此在审议之时乃没有任何牵绊可言，他们并非出于必然性或者绝望境况的压力才推行此类举措，相反，他们是经过刻意选择的。这一切的事实都具有普遍意义，需要我们严肃关注，因为这些事实一直都为人们所轻视，尽管它们招致了一切的重大后果。”我刚刚说过，这些限价法令乃是完全合乎逻辑的；事实确实如此。任何国家，只要将货币发行权交付给立法者而又不以硬币兑付观念作为基础，就无异于让这些立法者获得了足够权能，对公民日常消费的每一项物品随意实施提价或者压价。路易十四一度宣称法国的一切财产都是他的，而且私人公民的一切财产也都是他的财产，如同存放在他的盒子里一样。然而，即便是路易十四这样的观念也比不上没收权能在这个时期所造就的现实，此时的法国，价值之衡量并非经由世界公认的标准，而是由立法机构依据自身的奇思异想、反复无常以及利益而任意评定。一旦获得此等权能，限价权能自然也就囊括其中，这就如同整体包含了部分一样。限价法令造成的第一项后果便是人们竭尽一切手段来对法令实施规避；农民尽可能少地拿出自己的农产品。此举引发了食物匮乏，于是对大城市的居民不得不采取特别措施。各种票据随即发放出来，票据持有者有权通过这些票据在上限价位上获得一定数量的面包、糖、肥皂、木材、煤炭，以应付日常必需品。有人认为这类举措乃是当时正烈的战事造成的。此种反对意见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法国在战争中取得了普遍胜利。战事主要是在外国领土上进行。凡是战败国都遭遇了种种盘剥以供养法国军队。有些战争，其损失显然是落在了未来几代人的肩头，这样的战争会以一种令人悲伤的方式刺激战时一代人的贸易和生产，法国此时所进行的战争就归属此列。这一切恶果的主因乃在于往日里的那些错误体制，正是依据这样的体制，可以对针对整个国家的地产所实施没收，使一切价值都处于波动当中，遏制了一切企业的发展，冻结了一切的活力，摧毁了健全的习惯，取消了节俭，鼓励铺张行为和狂野的暴民，而这一切全然都是不可兑付纸币的发行所致。还有人认为，指券之所以贬值，是因为基础并非稳固，以政府手中的地产作为担保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这就像美国以遥远准州的土地作为货币担保一样。这样的反驳意见也是完全错误的。政府手中的乡村土地确实远离大城市，难以进行监控；但是法国的国家地产都在大城市附近，甚至就在这些城市里面，很容易进行监控。英格兰的国家地产都是没有得到改进的而且产量也不高；但法国的国家地产都经过改良，产量颇丰；在和平时期，这些地产的平均生产率完全能够达到百分之五的比率。另有反对意见认为，以政府地产作为指券担保，此举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人们对从新政府手中购买的产权普遍缺乏信心。任何人若对这段时期进行过仔细研究，就一定会明白，这样的说法乃全然是误导性的。一切证据都表明，在大革命的绝大部分时间里，法国人民对于新政府的稳定性的信心是极为坚决的。当然会有人不相信新政府的恒久性，不过，这就如同在最近的内战中，也会有人不相信美国联邦政府的恒久性一样；而且这些人为数很少。即便承认人们对投资法国地产心存犹疑，但法国人民对于购买政府地产的稳靠性的信心，定然是相当大的，这就如同其他国家的人民大规模购进政府债券一样；而且，可以肯定，法国人民对于作为担保的政府地产的信心要远远超过其他国家的人民对于以不可兑付纸币形式运行的大规模可兑付债券的信心。正如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 S.Mill）指出的那样，指券在同地产进行转化的道路上，之所以遭遇失败，原因乃在于一项简单事实，那就是，绝大多数法国人无力在自身职业之外进行投资；通过将不可兑付纸币转化为低息债券，来大规模发行不可兑付纸币，对于任何此类尝试来说，上述事实都是致命的打击，除非能够进行一项富有胆略且具备政治家风范的尝试，利用最佳时机并极尽一切优势，对一切的“相互转化”渠道实施规避，并不惜一切代价地重建一种以整个金融界的共同标尺为基础的健全货币。1793年4月11日，通过了一项法令来应对那些用纸币购买硬币的人。人们用纸币购买硬币，这样的事情是再自然不过的了。丈夫总得供养妻子，父亲总得供养孩子，因此，人们总得积攒一些其价值得到认可的东西，于是便付出额度巨大的纸币来购买黄金。但是新法令禁止此类交易，即便交易，新法令也只允许平价交易，即便平价交易，也会面临为期六年的铁窗生涯。毫无疑问将令大很多人感到震惊的是，尽管纸币拥堵已经造成了如此明显的后果，“流通媒介匮乏”的古老呼声并没有消停；每次增发纸币之后不久，这样的呼声就会再次响起，不管这样的呼声是不是强烈，此时，这呼声再次出现。不过，任何富有思考的金融史研究者都明白，每次货币增发之后，这样的呼声总是接踵而至，确切地说，这呼声必定会到来，因为一旦价格同新的货币存量形成调试，与此同时，商业复兴的程度却又没有达到通常的预期，就必然会出现货币匮乏或者不足的呼声，此乃自然法则。此刻，“流通媒介不足”的呼声再次响起。政府面临着紧迫的压力，以往的增发货币之举动使得一系列可怕的刑法成为必要之事，在通过这类刑法之后不到一个月，又实施了一次纸币增发，这次的额度是十二亿法郎。这项增发令通过之后大约十天，对富裕阶层实施了一次强制贷款，额度为十亿法郎。1793年的8月，尚本提交了一份报告。报告展示了一个人是如何滥用自己的才能的，读之莫不令人震动。然而，尚本为应对国债而制定的计划贯彻到了包括法国大革命在内的历次革命当中，但是他为应对贬值通货而制定的计划却遭遇了迅速且悲惨的失败。他曾极为小心地设计了一个基金计划，这一计划连同他设计的纸币发行体制结合在一起，实际上便成就了当时人们所谓的“相互转化规划”。依据这一规划，以半说服半强制的方式促使指券持有人将手中指券转化为国债凭证，后者享有百分之五的年息。如果以后需要更多的纸币，就会发行更多的纸币，明白了这一点，也就应当明白一切的尝试都是徒劳的。官方提供的贬值表格表明，指券继续滑落；于是便立刻寻求一笔额度为十亿法郎的强制贷款，意图遏制这一下滑势头，但这笔贷款的作用顷刻之间便瓦解了。最终，纸币和债券之间的“相互转化计划”遭遇了悲惨的失败，就如同纸币同地产之间的“相互转化计划”一度遭遇的惨败一样。接着便迅速通过了一项法令，对1789年7月14日之前逃离法国并至今没有返回的所有法国人的财产实施充公。此举为纸币提供了一笔新的地产担保。纸币增发举措仍然在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实施着。与此同时，法国政府竭尽一切所能地维持纸币的价值。巴黎集市上的妇女在一份著名的请愿书中提出，“应当制定法律让纸币同黄金平价”，很多人对此种观念表示信服，寇松（Couthon）对这些人表示遵从，遂于1793年8月1日提议并推行了一项法令，对任何以低于平价方式出售指券的人实施惩罚，惩罚力度是为期二十年的监禁。两年后，寇松又推行一项法令，对投资国外之人处以死刑；最终，仿佛是为了让这一切举措归于完善，同时也为了不惜一切代价维持纸币，1793年的8月15日，国债实际上中止了兑付。然而，令法国民众感到吃惊的是，尽管集中采取了这些恐怖举措，指券的价值却并未提升；相反，指券的价值轨迹已然遵从着金融世界的自然法则，随着增发举措的不断出台，指券的价值也呈现相应比率的滑落。即便大自然给予最为慷慨的援助，也于事无补。这个国家的纸币似乎拥有一种魔力，可以将繁荣转化为萧条。1794年这一年法国遇到了异乎寻常的丰收胜景；粮食极为丰沛；然而，随同秋天一起到来的却是食物供应匮乏，冬天到来之时，饥荒也接踵而至。这其中的原因是非常简单的。整个这段历史进程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都完全符合逻辑。首先，立法机构增发纸币并大幅度抬升了价格。接着，便不得不就农产品实施限价令。但是名义价格看似已经非常高了，却同真实价值无法匹配；于是，很多农民便减少种植或者不再出售农产品。然而，和往常一样，人们对此极尽种种解释之能事，惟独将真正的原因排除在外，结果便是采取了极为严厉的举措，迫使全国各地的农民出售农产品，迫使磨坊主加工粮食，迫使店主出售粮食。纸币仍然处在增发轨道上。到了1794年底，指券的流通额度已经达到了七十亿法郎。到了1795年的5月底，这一额度提升到一百亿法郎；同年的7月底，提升到一百四十亿法郎；指券的实际价值稳步跌落，先是一百法郎指券价值四法郎黄金，然后是三法郎，再往后便只剩下两个半法郎。然而，颇令人感到奇怪的是，货币贬值如此迅疾，如同其他一些时期发生的情况一样，但此时法国却迎来了一场明显的商业复兴。众人的希望因下面这个事实而再次高扬起来：尽管纸币贬值，在永久性财产领域却存在极为活跃的短期交易。无论这类永久性财产价位如何，人们都愿意购买并为此付出大批指券。也就是在这个环节上，一些地方的人们确实看到了希望。不过人们很快便发现，这一切不过是自然法则的诸多可怕后果之一，而自然法则在此等境况中是必然会发挥作用的。这样的繁荣不过是大批精明之人引发的一场热病，这些人急切地希望把手中的指券转化成任何能够持有或者窖藏的永久性财产，他们在等待着预见之中的崩盘。此种活跃的商业景象乃全然是一场疾病引致的后果，全然是冷酷且精明之人对热忱且诚信之人实施的一场法律抢劫。实际上是通过种种手法将指券“卸载”在民众头顶。但是，即便这样也无法遏制疯狂的通胀。增发举措已然故我，截止到1796年年初，指券发行额度已经突破了四百五十亿法郎，其中处于实际流通当中的额度则突破了三百六十亿法郎。在这一切的境况当中，另一项简单的金融法则的稳步运行也非常引人瞩目。政府，连同监狱和断头台，连同其对黄金买进者实施的二十年监禁以及对国外证券投资人实施的死刑，都完全无力对此一法则形成对抗。金路易在市场当中发挥监督员的作用，正确无误地注视着指券价值日复一日地跌落下去；这样一个监督员是不会被贿赂的，也是不会被惊吓的。就如同国民议会亦无法对罗盘的指针实施贿赂或者恐吓一样。1795年的8月1日，价值二十五法郎的金路易可以换取九百二十法郎的指券；到了9月1日，可以兑换一千两百法郎的指券；到了11月1日，可以兑换两千六百法郎指券；到了12月1日，可以兑换三千零五十法郎指券。1796年2月的时候，二十五法郎金路易的市场价值已经等同于七千两百法郎，或者也可以说，一法郎黄金价值两百八十八法郎指券。所有商品的价格则成比例提升。这一时期的作品提示出很多的价格细节，颇为有趣。蒂博（Thibaudeau）在他的《回忆录》当中提到了当时糖的价格为五百法郎一磅，肥皂价格为两百三十法郎，蜡烛价格为一百四十法郎。梅西埃（Mercier）则逼真地刻画了这一时期法国大城市居民的生活，其中提到了单程出租车的价位是六百法郎，一天的包车价位是六千法郎。除了劳动工资之外，一切东西的价格都以同样的比例上扬了；工厂纷纷停工，工资随之跌落，最终，若非大批劳工进入军队，这种境况是无法拯救的。此种事态引发了一系列的不公和野蛮欺诈。那些对此已有充分预见并且身负债务的人，对此种事态可谓欢呼雀跃，这是当然的事情。一个人若是在1790年的时候举债一万法郎，到了1796年的时候，实际上只需要偿付三十五法郎。于是便出台了相应的法规来应对此类弊端。早在1794的时候，就已经出台了一项规划，发布了一份官方的“货币贬值参照表”，以便对债务问题形成衡平方案，然而，所有这些规划最终都证明是没有用处的。1796年的5月18日，一名年轻人向国民议会提出抱怨，他的长兄作为先父财产的管理人，却以指券来应付财产继承人，因此，就真实价值来看，他本人获得的遗产份额不过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三。为了应对此类问题，国民议会通过法令，设置了一份“比例对照表”。以流通指券额度为二十亿法郎之时的纸币价值为基准，规定每增发五亿指券，偿债额度就相应地在借入额度之上增加四分之一。依据这项法令，在指券流通额度为二十亿法郎之时，一个人若是借入两千法郎，那么指券额度每增发五亿法郎，债务人就必须偿付两千五百法郎指券，据此计算，在指券发行量达到最终的峰值之时，这名债务人的偿还额度也就突破了三万法郎。此种情形造成了一系列新的恶果，其程度超越了以往的那些恶果。此类恶果尽管范围广泛，但是同此时的普遍困境比起来，仍然是小巫见大巫。人们自然会问，如此巨大的贬值，最终是谁因此而遭殃了呢？当指券价值沉降到名义价值的百分之三、百分之一，乃至最终一文不值的时候，指券最终主要是谁人持有呢？答案很简单。对此，不放再次引述上面那个思想深刻的历史学家的话来进行精确说明：“1795年快结束的时候，纸币几乎尽在劳工阶层、雇员阶层和穷人手中，因为这些阶层的财产根本不足以对存货或者国家地产进行投资。金融家们和富人，尽管也承受过可怕的灾难，不过他们足够精明，将自己的大笔财产都转化为永久性财产。劳工阶层无此远见，也没有这方面的技巧和资源。最终，他们只得承受这巨大的灭顶之灾。第一轮崩盘引发了饥饿的呼喊之声。道路和桥梁无人照管；工厂在彻底无助的情况下，纷纷停工。”前述这位历史学家继续评述道，“无论站在何种角度，都已经没有人对未来抱持信心了；没有人敢于进行任何的投资，无论投资期的长短，人生苦短，牺牲当前欢愉，为一个没有确定性可言的未来进行积累或者积蓄，实在是愚蠢之举。”值此货币体制继续运作之时，一个新政府成立了。1795年10月，“督政府”掌权。新政府发现整个国家陷入赤贫状态，一开始，新政府手中惟一的办法就是继续印钞，并在水迹未干之际就将其投入流通。督政府的下一步举措就是确保从富裕阶层取得一笔额度为六亿法郎的强制贷款；然而，这一举措最终证明没有效果。于是便提议设立一个国家银行；但是资本家阶层不愿意借入银行业，因为暴民的呐喊之声仍然在各个城市回荡，反对任何同金钱有特殊牵扯之人。最后，都政府开始考虑另一项权宜之计。这个办法本身并不是新东西。此前，这种方案在美洲大陆已经有过两次充分的尝试经验，此后也有过一次同样的尝试，第一次是在殖民地时代，第二次是在邦联时期，第三次则是在最近的这个“南方同盟”时期，不过，在美洲大陆，如同在其他地方一样，此类尝试尽归失败。然而，此时的法国，经验屈从于理论，平白的商业常识也向金融形而上学让路。都政府决议发行一种新纸币，其价值应当得到“充分保证”并“等同黄金”。1796年的2月19日，指券的铜模被摧毁，同时发布指令，不再发行指券；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新的纸币，“有充分保证且价值等同于黄金”，命名为“mandats”。为了让这些纸币获得“充分保证”，精心留出了一批地产，同新币的名义价值形成充分匹配，任何持有新币的人都可以随时依据票面价值获取政府地产；这批地产的价值依据实际租金制定，以往用指券购买地产之时的一切程序和延期在新币体制下都予以取消。为了让新币价值“等同于黄金”，便借助强制贷款和其他的手段来削减流通中的指券额度，一边讲指券的价值提升到黄金价值的三十分之一，而后便让新币成为法币，并以三十比一的比例实行新币和旧币之间的转换。然而，新币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挫败和失望。甚至在印发之前，新币价值就已经跌落了百分之三十；之后又迅速地跌落了百分之五十，很快，新币价值便只剩下其名义价值的百分之五了。这一计划失败了，就如同同样的计划在1737年的新英格兰、1781年美国邦联以及最近的“南方同盟”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一样。为了维系新币，都政府可谓绞尽脑汁。小册子纷纷出台，解说新币对各阶层人民的好处。以此等娴熟手腕来为一项金融规划鼓吹，这还是头一遭的事情。一本署名“马尚特”（Marchant）的小册子，是题献给“诚实人民”的，这本小册子流传广泛。作者在其中着重解释了新币之于旧币的种种优势；解释了新币何以能够比旧币更容易购买地产；何以说新币的担保要强过旧币；也解释了为什么新币不会像旧币那样贬值。然而，这本小册子还未及走出印厂，新币就开始贬值，从而驳倒了这本小册子的全部论证。而后，我们便再次见证了古老迷信是如何发挥作用的，这项古老迷信认为，即便没有相应的黄金储备，也可以通过黄金之外的手段来维持纸币的价值。同样，旧日里的刑法举措再次得到推行；莫诺特（Monot）首当其冲地提议针对那些对新币公开出言不逊的人实施惩罚，塔罗（Talot）则认为此类刑罚应当制定得特别严厉才是；最终出台的法令规定，任何人，“若通过言谈或者写作来唱衰新币，则对其处以一千里弗以上、一万里弗一下的罚金；若是重犯，则处以四年监禁。”同时也规定，若是拒绝接受新币，初犯之下，处以相同额度的罚金；若是再犯，就追加十倍罚金；若是三犯，则处以两年监禁。不过，此时，自然法则再次发挥作用，这是任何国家都无法避免的。此种举措在此时的法国最终证明是无用的，就如同二十年的美国那样。任何法令都无法阻止新币的滑落，尽管人们宣称新币有着“充分保证”且“等同于黄金”；最终主宰金融世界的法则并非议会或者国会所能制定。法国陷入一场普遍的困顿当中，不过，确实也存在例外。在巴黎和另外几个大城市，像塔利恩这样冷酷残忍、无耻堕落、铺张奢华的投机人、包销人、股票赌客阶层，赫然崛起于贫困大众的废墟之上。塔利恩（Tallien）可以说是那种最邪恶的民主煽动派“改革家”，他连同同类的一些人，都凭借娴熟手腕成为百万富翁，而那些被他们欺骗的蠢货，一度鼓噪着要求一次又一次地增发纸币，如今都落入赤贫境地。这些人及其家族的奢华铺张，成了这一时期法国一切社会图景中最为昭彰的特征之一。就在几年之前，法国社会中引领时代潮流的那批妇女还展现着品格的高贵和衣着的简朴，如同一名普通的罗马母亲一样。这其中就包括罗兰夫人和德穆兰夫人；如今，世道完全转变了。引领社会潮流的妇女已经换成了塔利恩夫人以及其他那些同类之人，这些人生活极尽铺张之能，每天都在奢华中寻求新的改进，并向丈夫和情人们索要巨额金钱以求娱乐并喂饱她们的奇思异想。假如诚实不能提供这笔金钱，那就通过欺骗来获取。越是仔细地检视这个时代，就越是能够清晰地见出蒂博、沙拉梅尔（Challamel）以及龚古尔（De Goncourt）所呈现的那些画面一点都没有夸张。然而，当纸币的命数完全归于终结之后，硬币开始重新露头，一开始只是用来应付崩盘之后尚留存下来的小额业务。而后，随着商业需求的扩张，硬币数量也随之提升以应对需求，法国由此开始逐渐从这段历时漫长的纸币灾难中恢复元气。蒂博是这一时期非常富有思考力的观察者，他在《回忆录》中讲述说，在纸币刚刚退出而硬币刚刚进入的那段时期，人们确实感受到了流通媒介缺乏而触发的巨大恐惧；但是当硬币如同魔术一般纷纷涌入流通领域，而整个国家迅速从纸币灾难中恢复过来之时，就再也感受不到类似的恐惧了，不到一年时间，新的繁荣潮流便涌动起来了。一位极为聪慧的现代政治家曾说过，“钱总会有的”，这句话可谓再恰切不过地概括了当时的情形。以上就是对这段历史之主要特征的概述，在这段历史当中，法国人付出了极为娴熟、极具活力且极具恒心的努力，试图用一个立法机构的才干来取代金融世界的自然法则，试图用理论家们设计并由规划家们予以操控的一种国家标准，来取代全世界公认的价值标准。在人类历史上，无论具体境况如何，任何的此类尝试都遭遇了类似的命运，也许程度会有所差异；所有这一切的举措都证明了这个世界上是存在金融法则的，这些法则之效能的确定性就如同行星运行法则一样。至此，我就依照年代顺序，确切地说就是事件顺序，将这段历史呈现完毕；不放再依照逻辑顺序，也就是因果顺序，予以概括，并作为结论。首先是经济发展问题。第一批纸币是在小心翼翼的状态中发行的，虽然是不可兑付的，不过规模是适度的，此时，我们看到的是直接的结果，那就是商业的明显提升，而且也更为活跃了。接着便是增发纸币的呼声。一开始，增发举措遭遇了极大地阻力；但是，裂缝一旦展现，纸币洪流便迅即涌入；裂口随之扩大，纸币洪流便很快膨胀起来，最终失去控制。呼吁扩容纸币者，乃是投机家们，还有一批没有头脑的暴民，这些暴民认为，一个国家，仅仅凭借一项单纯的法令，就可以再毫无价值的纸张上烙印真实价值；结果，一个庞大的债务人阶层便迅速成长起来，这是很自然的事情，这个阶层实施了越来越大的贬值压力，因为他们是要用纸币来偿还债务的。政府的全部精力都倾注于增发纸币的轨道上；流通媒介的变动一开始会对商业产生刺激作用；但是，此种效用很快便会停止，而商业在经历不健康刺激之后，也随即瓦解了。实业部门一开始也收获了极大的刺激；不过很快，过度生产和过度刺激最终的效用是致命的，就如同商业领域一样。一次又一次，商业领域的突然复活会使人们的希望也随之复活；然而，商业复活的最终原因无非是那些更富远见、也更为狡猾之辈的欲望，他们巴望着将手中纸币转化为永久性财产。至于民众，那些依靠固定收入或者薪水过活的阶层首当其中地感受到了压力，因为他们那些固定收入的购买力遭到了削弱。很快，规模庞大的工资阶层也感受到了压力，只不过，他们的感受更为悲惨。生活必需品的价格提升了；商人不得不跟着抬价，这不仅仅是为了弥补自己手中纸币的贬值，也是为了对币值波动而造成的损失形成弥补；另一方面，产品价格一路飙升，工资却跌落下来，尽管在初次的普遍刺激浪潮中，工资也曾走高。在普遍的疑虑和沮丧当中，商业和实业遭到了遏制乃至摧毁。结果，对劳动的需求趋于停滞；劳工纷纷失业，并且在简单的供求法则的作用之下，劳动价格，也就是劳工阶层的日薪，也一路走低，食品、衣物和众多日常消费品的价格已经提升到极高的地步，而工资却仍然维持在初次发行不可兑付纸币的那个时期的水准之上。商人阶层起初自认为会从这场普遍不幸中脱身而出。货架上商品的价格一路飙升，他们对此颇感愉悦。不过，他们很快便发现，随着他们提升价格以弥补货币的贬值以及币值波动所造成的风险以及不确定性，顾客也日渐稀少，交易量滑落，而且付款也越来越不确定了；不安全感迅速传布整个国家；企业纷纷关门，普遍的停滞接踵而来。于是人们鼓噪着增发纸币，如同醉汉吵嚷着要继续喝酒一样。增发之举仅仅是恶化了现状而已；资本家阶层根本不愿意将自己的资金投入这片充满怀疑的汪洋。越来越多的劳工失业，此种境况涵盖了各个行业的劳工。于是便只能一次接一次地增发纸币；但是，暂时性的刺激只能恶化疾病，除此之外便谈不上什么救济之道。最为聪明的理论家们纷纷设计出最为聪明的规避法门，然而，金融世界的自然法则无可规避，这一切尝试终归败落；最为壮丽的金融法则替代品也纷纷出台；比如自我约束计划、相互转化计划，不过，这一切也都无法避免失败的命运。一切富有思考的人都失去了信心。一切人都在等待；滞涨日趋严重。崩盘终于到来，接着便是借助一次恐怖的震荡，回归到这样一种事态当中，此种事态不管怎么说是可以提供诸如确定性这样的东西作为对资本和劳动的报偿的。在这之后，而且也只有在这之后，才会开启一个新的繁荣时代。道德上的进展同样也依托于因果法则。价格的膨胀造就了一个投机阶层；并且，未来完全没有确定性可言，一切的商业活动因此而演变成为依靠运气的游戏，所有的商人也都成为无意识的赌徒。在大城市当中，迅速崛起一批证券投机人和投机家；这一切在商业领域确立起一种堕落的风尚，这一风尚传布到这个国家最偏远的角落。人们不再对合法所得感到满意，转而对欺诈满心仰慕。随着价值变得越来越不具备确定性，也就不再有任何动力推动人们的细心或者节俭，取而代之的是对于当前消费和当前享受的一切动机。于是，节俭观念便从整个国家消散而去，屈从于当前享受而非为未来舒适进行筹谋，这便进一步将人民推入困顿深渊；奢侈，肆意且张狂的奢侈，便闯入社会生活当中；这同样成为一种风尚并传布开来。为了满足奢华，欺诈便在整个国家当中盛行起来，官场和接受人民信托的群体当中，腐化也开始盛行起来；一方面，这些人将此类风尚在商界确立起来，无论是私人公民还是官员都开始效仿，另一方面，像塔利恩这样的女人也在着装和生活格调方面确立起铺张风尚，而这又平添了腐败的动力。以往，人们尚且对道德上的考量、甚至对美好的激情，抱持信任，如今，普遍的不信任则取代了这一切。民族荣誉在人们眼中成为一种虚构之物，恐怕只有狂热分子才会予以珍视了。犬儒精神吞噬了爱国精神。这就是依据自然法则的逻辑展开的这段法国历史；这一切，程度高低各有不同，都是不可兑付纸币造成的后果，其创造者乃是立法会议组织的奇思异想和利益，而非扎根于货币蕴含在货币本质当中的恒久的价值标准，这样的价值标准乃是整个商业界都认同的；由此便有充分理由预期，此种历史状况乃是此类纸币发行举措的必然结果，除非有一天全能上帝的令谕可以在宇宙中演化出一套完全不同于当期的法则。最后则涉及到的则是全部这段历史所记录下来的理论和实践的普遍进展。我的主题是法国的法币；它从何而来；它的结果如何；以及它是如何终结的。此种法币的源头乃在于人们需求救治药方的尝试，所救治者相对而言只是很小的罪恶，然而，这药方却扎根于极为危险的邪恶当中。为了救治一种暂时性的疾病，却用上了一副极为猛烈的毒药，这毒药最终完全吞噬了法国繁荣的一切生机力量。纸币的展开过程乃是依据一种社会物理学的法则，我们权且称之为纸币发行和贬值的加速法则。回避第一次的纸币发行，相对而言要容易一些；回避第二次发行就极为困难了；若要回避第三次的发行或者更多的发行，基本上是不可能之事了。正如你们已经看到的那样，此种纸币潮流为商业和实业，也给商业利益和农业利益，带来了彻底的毁灭。此种毁灭，就如同当年遭遇干旱之夏时，掘开防波堤来灌溉农田一样。最终，法国在金融、道德和政治等领域都完全倒下了，此种境况则只有一个伟大的专制君主才能予以遏制了。但是，若不加上一个简短的续篇，这段历史恐怕就难以完整，因为这个简短续篇乃是用来说明这位君主是如何从这一可怕经历中获益的。当波拿巴取得领事职位之时，法国的财政状况堪称恐怖。政府破产；巨额债务尚待偿付。进一步征税看来是不可能了；财产估价工作也处于令人绝望的混乱状态。战事一直在东方、在莱茵河和意大利进行，同时旺代的内战也一直没有间断。所有军队都长期欠薪，能够用于救急的最大额度贷款，恐怕不够政府一天的开销。在第一次内阁议事会上，大家询问波拿巴有何对策。他回答说，“我会支付现金，要不就什么都不支付。”从此往后，他的一切行动都是依据这个原则实施的。他安排了财产估价事宜，为债务设立基金，用现金执行每一笔付款；并且，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在马伦哥战役、奥斯特里茨战役、耶拿战役、埃劳战役以及弗里德兰战役所构成的整个这段时期，一直到1807年的提尔西特合约，波拿巴只中断过一次现金支付，而且这一次也仅仅是持续了几天而已。当欧洲组建起第一次大联盟来对抗法兰西帝国之时，拿破仑遭遇了极大地财政压力，此时，有人提议采取纸币政策；但是拿破仑致信他的大臣，“只要我还活的，就绝不会这么干。”他说到做到，正是由于他的这种决心，法国最终得到了所需要的全部黄金。滑铁卢战役到来之际，反法同盟开始入侵法国，战事也在法国自己的领土上展开，同时还发生了改朝换代的大事，此外战争和赔款还带来了巨额的开销，然而，法国屹立在硬币的基础之上，并未经历严重的财政困境。如果我们略略看一下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时期的法国财政史，在这段历史当中，法国财政经受的压力要远比美国内战对美国财政造成的压力大得多，也可怕得多，然而，法国并未发生全国性的滞涨，也没有遭遇全国性的困境，相反，这段时期的法国一直都处在稳步提升的繁荣轨道上，从中我们便不难更为清晰地看出，以一种诚实且果敢的方式并以世界上最为宝贵的经验所认可的办法来应对金融危机，而非屈从于投机家们的种种规划、理论家们的种种梦想或者金融形而上学，将会具备何等的优势。这段历史所传达的教训，值得每一个人深思之人去认真掂量。北大医学部教授：如何活得长、病得晚、老得慢、死得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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