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毕业后报考大学，决定学美术，毕业被统一分配到了上海电影制片厂，让我成为了一名职业电影工作者。
1955年，在我第一次参加全程摄制的故事片《归队》(后来更名为《南岛风云》)的摄制组成立大会上，我惊奇地发现，那个我曾“发誓”永远不想见到的上官云珠就坐在我的前面。
不久，我们摄制组出发去海南拍摄外景。要先乘火车再坐大巴还要经过三天的朝行夜宿才能到达边陲小镇海安，然后换乘轮渡经琼州海峡，最后到达海口市，可谓是一个长途跋涉的遥远旅程。
到海南不久，我就肺疾复发，剧组上下全体人员都对我热情关照。其中上官云珠更是以其女性特有的细腻和爱心，给我照顾和关怀。她常常会趁我不在，将我留在屋内的要换洗的衣物拿去洗掉；还会送些时鲜水果摆在我的小桌上，给我补充营养，让我感受到了亲情般的温暖。
不久，剧组转到临近海边的一个军港。那里景色宜人，每当夜晚月光透过大片的椰林洒向蔚蓝的海面，粼粼波光闪耀，阵阵海风拂面。记得有天晚上，上官云珠让我陪她和孙道临一起去海边练习朗诵，我清晰地记得他们开头的两句是：“大海啊，大海，蔚蓝蔚蓝的大海啊!”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聆听到两位电影大师的齐声朗诵。
我完成了在海南的外景任务要先行返回上海。送别时，上官云珠特意将她准备好的一些食物送到我的手上。回到上海后不久，我就陆续收到上官云珠从海南外景地寄给我的多封来信，信中充满了亲情般的关切，这种胜于姐弟的同志之情使我终生难忘。可惜的是大多数信件已毁于那场“浩劫”中。
时隔三年后的1958年，我被莫名其妙地扣上了“右派”大帽。原来在1957年左右，电影局请来两位苏联专家，我向他们提出有关电影技术方面的问题，得到的答复却是由你自己想办法去解决，更令我看不惯的是他们生活中的一些表现和作风，年轻气盛的我曾当面骂了他们一句“瘪三”。不久，我被通知和当时上影厂其他“右派”一起去安徽劳改。所幸的是，在临行前半小时，改为留厂降薪不降职。
此后，我便尽量远离亲朋好友，免得给他人带来尴尬和风险。而上官云珠和金焰等大哥哥大姐姐们每逢看到我时，会趁人不注意，主动拉住我的手，悄悄说些安慰和鼓励的话语。
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我和剧组从山东被召回上影厂。返沪后，我立即探听到上官云珠因患脑部重症已被送入医院治疗，并对她严加看管，不准会见任何人。我又因一张大字报被关进“牛棚”失去自由。在各种批判大会上，也从没见到过上官云珠的踪影。
直到1969年，“文革”又掀起了一场新的斗争高潮。那是个萧瑟的冬日，我看到一些造反派将高音大喇叭安置在上影厂的二楼窗口，凛冽的寒风伴随着一首首“文革”的歌曲和“打到一切牛鬼蛇神”的阵阵口号声吹遍了全厂的每个角落，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血腥的味道。
很快得知，今天造反派的一切布置都是为了下午揪斗上官云珠!听到这个五雷轰顶的消息，我简直难以置信，难道他们对早已患上脑瘤、病入膏肓的上官云珠要实施惨无人道的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吗?下午，我实在无法控制住一直惴惴不安的自己，戴上帽子和大口罩，围上长长的围巾，像特务一般“溜”出牛棚，来到厂门口，混迹于人群中，为的是能见到久违了的上官大姐一面。
突然间，人群中出现了一阵骚动，躲在人群背后的我一眼就认出了上官云珠。她的头部被一件大棉衣牢牢的盖住，别说是面庞就是连一根头发都无法看到；她由贺路双手紧紧抱着她的上半身，她的两只脚毫无生气的拖在地上，在众多造反派的推搡簇拥下被一直拖进二楼的那间小放映间。我跟随其后一直到门口就没法进入了。我缩身在门外拥挤的人群中，只听见里面声嘶力竭的吼叫，口号声一浪高过一浪；稍后不久又传出了清脆响亮的耳光声，我实在无法容忍和面对这一切，快步跑回了“牛棚”。谁也不曾想到，这竟成了我见到上官大姐的最后一幕。就在当天，上官云珠回家后因不堪这法西斯般的凌辱而跳楼自杀身亡，时年49岁。
这个令人难忘而痛心的日子就是1969年11月23日!
上官云珠辞世的32年之后，上海福寿园为她在该园内的“影艺苑”中安置了墓地。和上官云珠相伴而葬的是她的爱女姚姚。姚姚1975年于一场车祸中不幸身亡，时年31岁。墓穴内，仅有母女二人的一些遗物存放，实际上就相当于一座衣冠冢。的确，在那个年代又有谁敢认领被称作是人民的死敌和反动后代的遗骸骨灰呢。
2001年3月10日，“影艺苑”举行了上官云珠墓碑的落成仪式。时任上海影协主席的张瑞芳和上官云珠的儿子韦然出席并揭幕。我曾多次前往，默默地追忆思念!
如今已是耄耋之年的我时时会想起和上官大姐相识相交的往事，一切都历历在目，难以忘怀……
（作者 萧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