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的出海“热潮”正持续升温，在此过程中，对于文创企业而言，是否有一些观点和案例，可以作为参考或借鉴？
9月29日，以“生而全球，出海问道”为主题的企业出海启示沙龙暨中东、中亚出海见闻实录分享会在成都举行。本次活动由成都市文化金融服务中心、毕友·百鲲资本主办，四川文投汇文·文化产业园、天府文创云参与联合主办。
活动现场，围绕日本企业出海带来的启示，电子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李平做了主题分享。
1.
贸易出海与投资出海
20世纪80年代，日本企业开始大规模出海，而这也成为日本在国内经济增长缓慢的背景下，日本国民财富持续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
李平提供的一组数据显示，从1996年到2022年底，日本的对外净资产余额从103万亿元日元增长到了418万亿日元。与此同时，在特定时间段，日本海外子公司的制造业、非制造业的经常利润/销售收入的占比都优于日本国内企业。
以1991年和1992年为分界线，李平梳理了日本企业出海的底层逻辑。
在他看来，1991年之前的日本企业出海可以被归纳为“贸易出海”，主要是以出口商品的形式，并在一定程度上消耗掉日本国内的产能。
其中，上世纪50年代是以纺织类产品为主；上世纪60年代是以重化工、钢铁、化学品为主；上世纪70年代是以汽车和机电为主；上世纪80年代开始又以消费电子为主。
值得注意的是，一个后果在于，全球反日本制造的浪潮。
“贸易出海的关键是什么？是情报收集。而日本商社在情报收集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李平以三菱商事为例表示，这家日本商社在华盛顿、杜塞尔多夫、迪拜等地都有事务所，在收集本地的信息再进行综合分析后，与日本的出海企业共享，之后再共同推敲制定具体的出海策略，“而如果是企业单独出去，往往存在‘抓瞎’的情况。”
而此中对于中国的制造业的一个启示是，除了对上游端的供应链、供应商洞若观火之外，对终端的下游也要注意起来。
“商品出去流到哪儿了，为什么用的是这种商品，这些问题都值得思考。如果信息不够，很容易就造成库存积压的情况。”
面对新的形势，1992年之后的日本企业在出海时开始选择“投资出海”的路径，而其重要的一点便是本地化。
在此过程中，首先表现出来的特点便是跨国企业的本地化，从大企业开始兴起，如丰田、三菱商事率先出海。
2000年，大型企业出海率达到了近60%。其次，经过两三年的延迟周期，就能看到中企业、小企业依次跟随的过程。“以大带小、供应链依次出海的层次感非常鲜明。”
2.
中小企业站住脚
整个生态才健康
从2008年开始，日本中小企业的出海活动异常活跃，而到了2012年，出海的中小企业已经达到整体数量的30%。直到2022年，相较于中型企业和中大型企业而言，中小企业的占比一直稳定在35%的领头位置。
“中小企业是整个商业生态的根脉，中小企业站住脚了，整个生态体系才是健康的。”李平说。
与此同时，非制造业企业一直是主力，经常维持在日本出海企业占比的50%以上，“非制造业才能解决就业。”而这也意味着商贸、金融、矿产都是日本企业出海的主力军。
此外，投资出海的关键在于用企业的本地化来应对地缘政治，“这意味着需要重新编织本地人际的网络。”
比如，为了有效利用加拿大的木材资源，三菱商事和日本造纸厂一起在加拿大与当地的公司建立三方合资企业。
随后，李平又分享了日本企业出海投资区域选择的特点。
从消费端来看，大多选择的是拥有庞大内需的市场。其中，高端产品主要针对欧美等地，中低档产品主要针对东南亚地区。
从生产端来看，其常常选择的是具备相对要素成本优势的市场，比如中国以及东盟等地。
总的来看，生产资本与商社资本的联合出海，是日本企业在出海时的一大启示。
一个例子是，优衣库从1998年开始走向自建营销渠道之后，快速成长，2023年的收入到达了破纪录的1300亿元人民币。
“优衣库的成功，固然有优衣库创始人柳井正高超的管理能力，但从幕后英雄来看，三菱商事是最大的功臣。”
具体来看，三菱商事扮演起了重要的“桥梁”角色，能够将时尚信息与生产能力进行嫁接。比如，三菱商事有一个时装总部位于东京，为优衣库提供商品企划，而在上海和香港都有时尚基地，并在青岛和宁波设置分支机构，负责管理在中国的服装生产。
最后，李平结合对外直接投资（OFDI）存量占本国GDP的数据表示，中国企业的出海，还存在较大的想象空间，需要更多的探索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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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 | 石普宁
责编 | 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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