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江林||通信团纪实：报务生活与篮球友谊

  1977年，在我参军入伍时，部队正由“文革时期”的半政治半军事状态转变为全面军事教育训练状态。

 早上全连跑步出操，白天战备值班、军事业务训练，晚间开会点名讲评，按时熄灯睡觉。有时，深夜突然紧急集合：哨声响，全体人员必须在无任何照明的情况下，立即起床、快速着装、打好背包、扎紧腰带、携带枪械装备，限时8分钟跑步至宿舍前集合，然后由连长带队进行武装越野跑步或登车开赴野外训练。

 每月团里也要于深夜在大院内搞紧急集合，名为会操。各营连按照要求整队跑步来到团部接受团长点验和讲评。

 年底，全连要进行业务训练考核，并且要参加全团的军事技术大比武。

 我们作为无线电报务员，军训成绩必须过硬：发报达到130码/分钟、收报达到160码/分钟以上，能抗杂波干扰收报。发出的电报声“嘀嗒，嘀嘀嘀嗒…”要像一汪清水连续不断，动听悦耳。在年度考核时，电键敲击所转换的电信号图线，须经过示波器检验合格。

 通过长期艰苦训练，大多数人能做到考核大纲的标准，取得优秀成绩。不合格的会被淘汰，转行改做其它工作。时间久了，我们在上机工作时，就可以根据发报声波，轻易地听出对方是男报务员或女报务员；通过电键声音强弱或者节奏，可以猜测到对方发报员的性格和手法特点。优秀报务员发的电报，电码很容易被抄录，抄收时，不会有疲劳、难受的感觉。电波声音听起来就像一首好的歌曲，是一种美的享受。

 在如此高强度紧张的训练下（那时，我军还没有进行百万大裁军，军费紧张。）部队的生活供给标准确实较低。人均伙食费0.47元/天，米粮47斤/月，饭可以吃饱，肉菜不够。各连只好养一些猪儿，盼着它快长大，可是喂了一年多也不见长大，与只狗差不多大小。在“八.一”建军节和春节才会杀猪宰肉大聚餐。平时每周吃一、二次云南米线（有肉臊子）就是改善伙食了。周末，连队召开民主生活会，战士们提意见最多的就是伙食方面的问题。

 面对这种情况，部队领导号召各连队多养猪多种蔬菜来改善伙食，还积极地开展了一些文体活动。想方设法提高士气。通常有二个办法：1.每周放一、二回电影。放电影前，各连队要开展拉歌比拼，看谁能让对方多唱歌，比谁的歌声嘹亮吼声大等，很好地活跃了气氛。有时夜半三更吹集合哨，整队到大礼堂观看电影。那段时间，我们看了很多文革中禁演的电影和内部观摩片。例如电影《天仙配》、《刘三姐》、《野火春风斗在城》、《白夜》、《解放》和《山本五十六》等等，给年轻的战士们带来了极大的快乐。2.各连队组建篮球队，开展连、营、团篮球巡回比赛，选拔优秀者组成团篮球队，参加军区直属部队比赛，通信团连年夺冠。载誉归来时，团首长高兴得合不拢嘴，开欢迎会，请队员们喝酒，吃小灶。

 通过以上活动的努力，丰富了部队的精神生活。年轻战士感到军营生活亲切温暖、丰富多彩，提振了精气神，战士们的情绪“嗷嗷叫”。因势而为，通信团在年终军事考核评比中，成绩名列全军区通信部队的前茅，为此，军区还专门在通信团大院举办师以上干部集训队，现场学习观摩，推广先进经验。

昔日，初中和高中，我每天早晨跑步，常在课余时间相约三、五个同学“玩”篮球。现在，团篮球队的江永会和于欣，他们不逊于职业球员，与我同在二连，我就经常去观看他们的比赛，与他们接触的多了，自然成了好朋友。通过于欣，结识了与他同年参军同在团篮球队同乡李伟，这位球队的主力，后来我们成为在部队“最谈得来”的亲密战友。

 他们除了在球场上有优秀的表现以外，在其他方面也有着超过常人的优秀品行，使我久久不忘，那里的人和事仿佛就发生在昨日。

 江永会，重庆市中区人。早我入伍。他在中学时期打篮球就出名。现在是团篮球队长，个头不高，壮实，在球场上爆发速度快、动作果断、善于把对方队员正在运行着或即将投出去的球抢夺下来，快速分球给队友或径直投栏得分。他在球队担纲中锋，常组织队友发动攻势。勇往直前，锐不可挡。在他的带领下，参加军区直属部队篮球比赛，取得第一名，代表直属队参加军区更高级别的比赛，也如愿获得了很好的名次。江永会给通信团长脸争气。团长爱才，以至于在路上碰见时，团长给他发烟，他就接过来把烟夹在耳朵上，团长再发一支，他才含在嘴上。江永会，不但球打得好，为人处事颇有豪侠之气概。通信团特招他入伍时，他提出要带他的一位“好兄弟”参军，部队就把二人同时特招入伍，分入二连，担任报务员，他的“好兄弟”后来当了电台台长；连队有一个老兵，仗着长得魁梧，说话嗓门声大，经常为一点小事，训斥新兵，只要江永会在那儿，他就不吱声了，像老鼠见了猫。我有些奇怪，江永会深有体会地告诉我：“坏人怕歪人，歪人怕横人，横人怕不要命的人，我就是不要命的人。”这番话语，透彻人生，可谓真知灼见。后来，江永会被调到团司令部升任作训参谋。

于欣是1977年的青岛兵，分在二连任报务员。他在1975年曾参加全运会跳高比赛，是青少年组第三名。在团篮球队是主力后卫，发挥长处，抢到很多高空栏板球，凌空传给队友。有段时间，他被抽调到军区体工队，代表军区参加跳高比赛。体工队赛前的训练十分艰苦，每天都要完成长跑、短跑和举重等动作，超长时间超大负荷训练，但是伙食很好。因为他的天赋加上艰苦训练，1978年连续打破昆明军区、成都军区的跳高纪录，数次立功。我到体工队看他时，他告诉我一件埋藏已久的心事。他父亲在抗战时期做过日本翻译，解放后被判刑劳改。为此，他的母亲与父亲离婚并且失去了在省公安厅的工作。文革时期，在他放学时，有一位中年男人把他和姐姐叫住，告诉说：“我是你们的爸爸于XX，你们过得好吗？”并从衣袋里摸出一些水果糖给他们。他和姐姐没有接受他递来的糖，姐姐愤恨地说：“我们不认识你！你走吧。”随后，就看着这个男子颓丧失望地离去。回家以后，姐姐把这件事告诉了妈妈，这时，“我看见妈妈在里屋偷偷地哭泣。”他说：“那时候小不懂事。退伍以后，我就要去找，一定要找到爸爸，尽儿子的孝。”1980年于欣退伍，被分配到青岛市外贸局工作。

 李伟，从青岛入伍。父亲清华大学毕业后参加革命，是胶东抗日根据地的四大才子之一，母亲是老红军。他，国字脸，身材高大，典型山东壮汉。是团篮球队的前锋，经常打出一些精彩的好球。他性格外露，爱学习，特别是孜孜不倦地刻苦自学英语。曾经在昆明百货大楼遇见美国游客购买商品时，无法与售货员交流，双方都着急“陷”在那儿，他就主动走上前去充当英语翻译，顺利地完成交易。他参加了首次对越作战，升任七连指导员后，又参加老山轮战。在探亲回家时，应邀到巿委机关作战斗报告。他依据战例绘声绘色地演讲，感动了在场的干部群众。市委书记当即要求他尽快转业来市委工作。对他说，“我们需要你！”不久以后，他转业到青岛市委政研室工作。4年以后，在1989年奉调青岛海关。2001年应召为联合国维和警察。他先后赴东帝汶、南苏丹和科索沃等战乱国家。维和的经历十分惊险。在东帝汶首都帝力大骚乱时，他赶到海关，看见几个暴徒正在办公楼下堆放大量汽油、轮胎和一些燃烧物。他拔出枪来，只身喝退暴徒，保护了东帝汶海关。在南苏丹和科索沃也有不俗的表现。回国后，受到中央电视台、湖南卫视等多家电视专访。并出版了一本记录维和经历的回忆录。他说：“知识改变命运，千真万确。是英语改变了我的命运。如不会英语，维和的机会就会丧失，我的人生就不那么精彩了。”

 在2009年，李伟作为联合国维和警察，月工资3万元，每天有1000元打到他的账上。在南苏丹培训当地警察时，有学员问：“你们维和警察为什么收入那么高？”他回答：“维和警察的高收入来自拥有足够的警务技能、学习外语所花费的金钱与时间成本、远离家乡的补贴和可能牺牲的补偿。”这是普通人所做不到的。

 我从小随父母亲在山东省烟台市的军营中长大，常与少年朋友结伴，端着木制长枪奔跑于隆隆行驶的坦克车之间；举着松油火把探险于已废弃的国防工事，长约十里的钢筋混凝土浇筑的山洞里，做着长大以后当兵的梦。父亲参加过朝鲜长津湖、鸡雄山等战役，回国后驻防烟台。曾经是26军77师篮球队的队员，这是我认识爱好篮球的起始。1977年，我如愿从成都入伍到了昆明军区通信团，来到解放军这所大学校，受到正面教育。刻苦学习专研报务技术，历次军事训练考核成绩优良，多次获奖，愉快地度过了那段青春岁月，终生不悔。因缘际会，通过对篮球的兴趣和关注，认识了来自重庆一身侠胆的好哥们、来自第二故乡的几位山东好汉，并结为知己。他们的相知相伴，使我在军队的报务生涯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他们严格认真的工作态度及个人优秀的才华品行，使我受益匪浅，永远难忘。春雨润物细无声，一切尽在潜移默化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