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2月17日拂晓，炮火映红天空，中国人民解放军从东西两线同时向越南军队展开反击，长达近10年的南疆战事自此打响。
曾几何时，反映对越自卫反击战的歌曲、影视作品红遍大江南北，但时光的流逝冲淡了人们的记忆，今年是对越自卫反击战35周年祭，让我们再次缅怀英烈，重温共和国战史！
在人民解放军如今的高级将领序列中，有一个群体与对越自卫反击战息息相关——
许其亮上将，曾任中央军委副主席，1979年时任空军航空兵第二十六师独立大队大队长。
张又侠上将，曾任解放军总装备部部长，1979年时任14军40师118团连长。
刘粤军上将，曾任兰州军区司令员，1979年时任41军123师367团2营4连连长。
王西欣少将，曾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1979年时任第13集团军149师446团班长。
坊间称他们为“英雄越战帮”，这些人在战后的十几年间迅速成长为中国第四代和第五代将领层骨干。而从军履历中“曾参加对越边境作战”这一笔，成为了日后他们晋升途中的一道助力。
事实上，1979年开始的这一场战争，其影响远不止是培养了中国军队现代化进程骨干领导层这么简单。这场战争，它不仅重塑了中国南部的复杂地缘政治格局，也深刻改变了中国军队的战争思维。它为中国军队从骨子里进行变革，提供了血的动力。
一支军队，没有血的代价，就不可能有自我颠覆。
往事如卷，不可尽阅。
今天，我们只想通过四个人的“一九七九”，来翻开45年前中国南疆那场战事的一个页角。
讲述人：
冯仁昌：湖南人，隶属陆军42军边防二团一营四连侦察兵，1979年2月17日入越作战。
李永安：湖南人，55军163师新闻干事，1979年随部队进入越南境内，《攻克谅山》拍摄者。
殷燕：女，湖北人，54军161师文艺兵，战前编入161师医院3所医务兵，1979年2月26日随部队入越作战。
刘万传：广东人，55军163师489团7连士兵，1979年2月17日入越作战。
每个人都怕，不怕死的是电影
1979年2月1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云南、广西两线对越南军队展开全面反击，战线迅速推至越南境内。
23岁的侦察兵冯仁昌，此刻作为东线(广西方向)先头部队一员，开始进攻中越边境线上一个高不足百米的山头——庭毫山。
这一枪，打响了这场持续近10年的边境战争。
冯仁昌此时入伍不满两年，隶属解放军五四二一0部队边防五师二团一营四连。算不上老兵，却也不是新兵蛋子。第一批对越作战的主力部队中，大多是1977年左右入伍的兵源，20多岁的小伙子。
冯仁昌所在的边防五师，1978年10月就已奉调进入广西前线。事实上，在战争打响的一年多前，中越边境就已处于零星交火的状态。层出不穷的边境事件，天天传进这些军人的耳朵里。
“因为我们部队在开战前就已经部署在中越边境。有一天，一个女孩哭泣着跑到我们团部报告，称自己遭到了三名越南特工队的强奸，大家都很气愤。”冯仁昌回忆。
边境的种种惨案，让这些热血男儿义愤填膺。保护自家女人，还有什么比这个更能激发血性？
不过，一腔热血不能掩盖对死亡的恐惧。这些没上过战场的毛头小伙，每一个战前的日日夜夜，都重复活在对死亡的恐惧里。
“开战前一晚，我一宿没睡着，心理一直在犯嘀咕。上战场谁不怕死，但主要还是紧张。我没留下遗书，部队不让。”
冯仁昌回忆称。
2月17日开战当天，54军161师的殷燕，尚在师部驻地河南焦作等待开拔。161师作为第二阶段主力部队，参与了攻打越南谅山的关键战役。
开拔前，殷燕碰到了一件事，让她记忆犹新：
“晚上医院突然接到一名‘重病号’，是482团一个连队的士兵。由于战前恐惧，割腕自杀未遂。每天医生和护士们进去为他治疗打针时，都对他投以鄙视的目光。护士给他注射时，手都格外的重，常能看到他疼得呲牙咧嘴，却不敢发出一声叫喊，后来在部队出征的军列停站休息时，我发现他就在我们隔壁的闷罐车厢里，一同随部队拉上了前线，不久他被送上了军事法庭。”
在对另一老兵、55军163师489团7连战士刘万传的采访中，有两句话令人印象深刻，他用简短的几个字回答了“怕不怕”的问题——“我只想活命”、“赶快结束战争”。
冯仁昌在攻打庭毫山的战斗中异常英勇，所在连队被授予“庭毫山战斗英雄连”；刘万传在拔除“法国楼”工事的战斗中奋不顾身，所在连被授予“对越自卫反击战攻坚英雄连”，个人获勋章。
虽怯而勇，知节知义，从来都是中国士兵最可敬的地方！
真的战场，比想象的更糟糕
胜利的光环，淌血的战场。
李永安是55军163师唯一一个战地记者。战前一天，他曾与487团9连连长张崇福和副连长张运合喝酒壮行。
酒酣胸胆，张运合副连长拍拍李永安的肩膀说：
“李兄，这次去越南，我准备带着我的熊猫牌收音机，你跟着我们一起打到谅山去，到时候我们在谅山的省府，打开收音机听中央播报获胜的消息。过两天进了越南，你哪都别去，就跟着炊事班，他们去哪儿，你去哪儿。”
2月17日，9连进入越南攻打同登“法国楼”炮台。
战斗开始不到1个小时，连长张崇福就被打穿腰部，5分钟后伤重牺牲。副连长张运合随即顶替，继续带领9连进攻5号高地，一个小时后，张运合也被子弹打中头部，英勇牺牲。
三个人，最终只有李永安活着到了谅山。
经历了1979年那个冬天，殷燕才知道真的战场远比《英雄儿女》里更糟糕。
2月27日晨，东线最关键的谅山战役开始。殷燕所在的161师负责主攻制高点：650高地。
作为伤烈组医务兵，殷燕的主要工作是收治伤员，协助手术。此外，她还需分担烈士遗体收容，排泄物消毒等“脏活累活”。
650高地攻坚战开始后，殷燕看到的场景是这样的：
“伤员太多，遍地都是，我们都是蹲着工作，一个接着一个地做手术。时间长了腿便没了知觉，就跪在地上工作。那六天六夜是我一生中工作最艰苦，最危险、最紧张的时刻。”
有一个河南开封的兵李民，高个，白净，爱说爱笑，会拉手风琴，医院的女孩儿们都喜欢和他搭腔聊天，与殷燕相熟。
“2月28日那天，从650高地上抬下来许多尸体。大家都在忙着工作，一个女兵突然惊呼：这是李民吗？他头的一半已被炮弹炸飞，瘫成一个血肉模糊的肉团，军装被血浸透，担架里都是血水，面目全非。要不是拿出他左上兜能够证明身份的生死牌，谁也不知道他就是李民。”殷燕回忆。
战争的残忍让生命如草一般瞬间毁灭，多少人没有来得及说一句话，就永远地倒下了。
撤军前，侦察兵冯仁昌见到了战友在自己跟前拉响“光荣”弹的一幕。
3月5日，在完成既定的战略目标后，我军命令部队全线从越南境内撤出：
“我们是3月16日时候，接到的撤军命令。但是我们守了3天，然后才开始走的。我们的一个战友因为踩中了地雷而被炸伤了双腿，由于怕连累战友不能及时后撤，自己拉响了‘光荣’弹。30多年了，我至今记得他的名字：程兆辉，湖南人。他当时准备拉响手榴弹的时候，我们战友都前去拉他，但是他一把扯开，自己压住手榴弹就走了。”冯仁昌含泪说道。
踏上战场，都是英雄
李永安之前以为，自己一个拍照片的，不会有任何危险。他不需要打仗，遇到危险可以随时躲，应该说危险系数基本为0。
2月28日，李永安跟随部队攻打谅山。3月4日，攻打谅山南区需要通过奇穷河大桥。
“部队发起攻击后，敌人一刻不停地从南边炮轰北边桥头，我先是跟着部队后面，刚拍了一张照片，就被炮火炸得完全看不清。在我跳下战壕的一瞬间，一发炮弹在头顶5米的地方炸开。我亲眼看着18位战士被炸伤亡，我的一只耳朵也再听不到任何声音。我找出一个纸烟盒，在隆隆的炮声里给妻子写起了遗书。那时候，我的双胞胎女儿刚三岁，都随了母亲的姓，我就在遗书里和妻子商量，让小女儿跟自己姓，也算是有个纪念。”
写完遗书，李永安拿起手枪和相机，爬出战壕，从奇穷河大桥冲向谅山南区。
3月4日，李永安拍下了1979年反击战中最著名的的一张照片：《攻克谅山》。
4日下午，李永安接到电话，要他连夜赶回国将拍摄的照片交到营部。照片随后被发往北京。
4日晚，邓小平看到了《攻克谅山》，下令中国部队撤军。
冯仁昌是先头部队的侦察兵，他更体会什么叫九死一生。
牺牲无处不在，我们的战士，有时候都搞不清自己的性命，是丢在女人、小孩还是老人手里。
“我所在的连队正在沿着先头部队走过的道路前进，因为越南到处布雷，我们只有沿着之前部队趟过的道路前进。这时候迎面走来了三个背箩筐的越南女孩。我们当时也没当回事，就让她们走了过去。可谁知走了没多长时间，后边就传来了一阵枪响，我们连队立马就被放倒了3个人，而我们根本找不到敌人。我们猜想极有可能是刚才那三个越南女孩，背后的箩筐里放着的可能就是AK-47突击步枪。”冯仁昌说。
即使是殷燕这样身处“后方”的医务兵，也随时面临着越南特工的偷袭。
650高地攻坚战伤亡惨重，殷燕所在的战地医院消毒水告罄。6月28日深夜，这个19岁的女文艺兵，孤身一人去野外取水。她的日记中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
“挺住，挺住，向前走！我边走边用耳朵听着周围的动静，想着万一有了情况，扔手榴弹千万别忘了拉弦儿，给医院发出信号，让他们有时间转移。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绝不能当俘虏。”
1979年2月，42军162师政治部原电影放映员郭蓉蓉(战时编入伤烈组)，在抢运伤员回国途中，遭越军特工袭击，郭蓉蓉连同车上伤员一同被越军燃烧弹活活烧死，身体烧得焦黑，弯曲成一团——郭蓉蓉是我军第一个在中越边境战场牺牲的女兵，遗体未能运回。
上了战场，都是英雄！
如果能准备得再好些、再充分些……
邓小平同志在对越作战的内部讲话曾提到，在这场战役中，解放军仍然依赖队形密集的步兵，用“人海战术”冲击敌人的阵地。这种战术在越南付出了巨大代价。高级参谋人员年龄老化，不愿放弃传统的防御战，虽个人骁勇善战，但对进行一场现代战争毫无准备。
殷燕回忆起她所在部队的一次“误伤”。所谓误伤，或多或少暴露了我军战前准备的不足：
“我们师3营7连在向团主力靠拢时与越军相遇，7连长见进攻受阻，便在军用地图上标注出坐标位置，并向几十公里外炮群报告，引导炮兵轰击越军阵地。由于部队配发的军用地图是四十年代法国人绘制的，地图标记与实际景物误差很大，结果头几发用来修正弹着点的炮弹，当即把连长和报务员炸死。数分钟后，没得到要求修正弾着点报告的炮群，按照原设定坐标一齐开火。炮火过后越军阵地夷为平地，7连百十号人也几乎没有几个能站起来了！”
冯仁昌所在部队在进攻庭毫山时，还遇到了自己人打自己人的情况：
“有时候自己人打自己，敌我不分。打庭毫山的时候，我们与自己人打了一夜，后来才知道是自己人！我军通信能力严重落后，我们连当时只有一台步话机，排以下基本没有通信联系。”
另外，由于指挥员缺乏对实际战场的了解，造成了一些不必要的伤亡。冯仁昌举过一个例子：
“我所在部队没有坦克和装甲车的支援，我们也没有乘坐过装甲车和坦克。但我军很多士兵都是乘着坦克前进的。当时有上级下令，要求战士们将腰带绑在坦克上，这样可以随着坦克来机动。但是越南军队使用了高射机枪，在山头上对我军进行扫射。由于腰带来不及解开，大多数士兵被打死在车上。”
冯仁昌的另一段往事，则深刻反映了当时的后勤状况：
“后勤保障，基本无吃无喝，我常常都是喝草根汁来解渴的，越南境内的水井和水洼子我们根本不敢喝，怕越南人下药。”
另一名老兵刘万传在接受采访时也提到，自己在越南是靠着喝尸沟里的水活下来的：
“后几天基本没吃东西，没有吃的，没有水。后来最后实在忍不住了，我喝了有越南死人的水洼，实在是渴得不行了。”
生从祖国来，走回祖国去
3月5日，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通过新华社向全世界宣布，对越自卫还击，惩罚侵略者的战斗已达到预期目的，解放军于3月5日起全部撤回中国国境线以内。
但回国的道路并不顺利。刘万传讲述了归国途中遇到的炮击：
“我们以步行为主，有一段是坐汽车，部队交替撤退，工兵最后布雷。在撤军途中，越南的炮火打了过来，他们重炮很猛的，很多都是100毫米口径以上的，我们遇到炮击后，就赶快找掩体躲避起来。很多新补充的新兵不知道怎么躲，没有经验，没能回来。”
刘万传回国后，就近找了邮局，偷偷寄了一封平安信回家。
新闻干事李永安，由于提前一天回到了国内，见到了一批又一批归国的部队通过边境线：
“我们部队撤军时，在越南有越南的老百姓送别，进入广西，有中国的老百姓来迎接。很多战士、指挥员都愿意撤军，也有部分军级领导希望能往河内挺进，最难打的仗都已经打完，接下来的挺进应该会容易很多。我师 487团2营住在越南边境一个叫波包村的地方，与当地老百姓共同生活，已经有了感情，中国军队撤出时，当地老百姓还前来与官兵握手送别。”
3月6日上午，161师战地医院装车回国，殷燕坐车从友谊关回到了广西。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和八一厂在关前架起了摄影机。殷燕以女性特有的细腻笔触，记录了自己入关回国的心绪：
“从友谊关经过的军人们，无不被那楼顶上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所吸引，那深情凝望的眼神，是经受过战场考验、从生死线上走回来的人才会有的，那是发自心底对祖国依恋的神情。五星红旗，看到你就是回到了家，看到你就有了安全感，就浑身充满幸福的力量。军人们就像久别了母亲的孩子一样，禁不住热泪盈眶，面对着国旗，举起右手，久久地行着军礼不愿放下。”
1979年2月17日至3月16日，我军约有6900名指战员在越南牺牲，14800多人受伤。
谨以此文，祭奠长卧南疆45年的英烈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