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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特朗普2.0:关注用人与用策
案例
新冠疫情暴发后,无论是氯喹还是后来的中和抗体,特朗普都发表了大量意见,包括要求相关监管部门批准某些药物。可以与2014-16 Ebola疫情暴发时的奥巴马对比。2014年,奥巴马被问到当时被很多人寄予厚望的Ebola抗体药物ZMapp,是否可以快速批准。奥巴马的回答是“需要让科学指引”,“目前还没有充足的证据证明它有效”【1】。该回复明显参考了FDA、NIAID等政府相关部门的专业意见。相比之下,特朗普在新冠疫情期间天马行空的新闻发布会,无论在过往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政府里都极为罕见,也给FDA等相关政府部门以及医药企业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特朗普1.0时期传统的健康官员
案例
Scott Gottlieb担任FDA局长仅两年,却可能是表现最为突出的FDA局长之一。在他就任前,一个普遍的担忧是Gottlieb作为风投人与产业界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是否会过度为医药企业站台。可上任后,Gottlieb过去广泛的政府、产业界经验带来了高度合作的管理方式,获得FDA内外各方认可。他开创了因成瘾风险极大而下架阿片药物的先例,推迟新的烟草类产品上市审核并开启对尼古丁含量监管。这些举措一方面有着政府健康部门出身,不畏惧对产业界动手的态度,另一方面也带有产业界敢于使用新办法、定新规矩的魄力。
特朗普2.0政务官的反传统底色
特朗普2.0,医药行业或面对陌生思维
疫苗、GLP-1都面临不确定的未来
案例
美国的疫苗推荐由CDC的ACIP负责。ACIP推荐的疫苗,医保几乎均会报销。这让任何疫苗产品的市场大小、销售额都与ACIP的推荐范围息息相关。辉瑞与GSK在2023年上市的RSV疫苗是近年来最受关注的新疫苗之一,但24年接种人数相比23年出现大幅下滑,直接影响两家公司营收。导致两个RSV疫苗第二年销售额反而不如第一年的主要原因是23年ACIP推荐是60岁以上老人接种,24年改为75岁以上或是60-74岁且有感染RSV后重症风险较高(如有基础疾病)的人,市场大幅缩小【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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