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想到这种十多年的老牌连锁机构也会跑路。”一个200余人“Mad Science”维权群里，一位上海家长愤愤又无奈。他给孩子报的科普课程所在的长宁来福士校区日前突然闭店，而他还有超三万元的未消费课程包被套牢，课程主管告知闭店后旋即失联，店面人去楼空，退费无门。
这位家长所碰到的校区关停并不是该品牌的闭店个案。就在10月30日，这家知名的少儿科学教育培训机构“Mad Science”（神奇科学家），其沪上5家直营校区突发大规模闭店。机构闭店公告谈及资金断裂原因时，提及品牌C端业务一直有亏损，“受高昂的房租和市场持续出现负面信息，以及消费降级等情况影响……已无力正常运营”。据维权群内家长自发统计的欠课数据显示，此轮闭店校区牵涉家长超1300人，欠课课时对应价值金额超3500万元。
Mad Science闭店后，维权群内家长自发统计的欠课数据。
南都记者观察到，疫情防控措施调整之后，经济下行压力叠加少子化的挑战，不少创投资本陆续撤离教培赛道，一些教育培训机构仍未摆脱闭店、关停、现金流危机的阴影。
去年底以来，全国多地都爆出过托幼、K12教培机构闭店停业的事件，其中不乏“天鹅湖畔”少儿芭蕾、乐融儿童之家、罗兰音乐、Mad Science等知名连锁机构。与此前教培品牌跑路的负面舆情多集中在第三方加盟店不同，近一年来，托幼、教培圈的关停闭店潮已波及品牌直营店。而“预付费”的传统经营模式，则如同枷锁将用户紧紧绑定，机构爆雷后消费者维权困难重重，拿到退款的希望十分渺茫。
对于教培、托幼机构的“爆雷跑路”“退费难”等乱象，有专家指出，预付费的监管在不少地方仍然是盲区，培训机构绕过监管账户收费屡见不鲜。以非学科的文化艺体类教培为例，查询各地相关条例，文旅部门、教育、市场监管等多部门似乎都有一定监管责任，但实操中监管执法主要还有赖于家长投诉举报，且最终出现问题后，各部门在联合执法上权责亦有待进一步厘清。
今年10月，上海Mad Science长泰广场分校已关闭，长泰商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发布公告提示mad science拖欠房租，存在经营风险。受访者供图
为何闭店？
多个品牌直营店公示：经营困难、资金链断裂
“Mad Science”（神奇科学家）是一家专注科学素质培养的机构，品牌创始于加拿大。2013年，Mad Science 将STEAM的教育理念引入中国，开启本土化业务布局，以上海为起点开始辐射全国。在该品牌落地中国的前六年，国内STEAM教育政策利好频频，中产阶级规模增大及家长结构年轻化，也催生了STEAM教育日益增长的市场。多层红利加持下，Mad Science迅速涵盖了上海及北京96%以上的顶级私校和国际学校；并于2015年涉水C端业务，在上海浦东长泰国际广场开出第一家办学点后，又在上海陆续开出了多家直营店。
闭店风波前，“Mad Science”在全国范围内共有19个办学点，其对外宣传的主营课程包含科创竞赛、STEAM教育、PBL式学习和AI人工智能等一系列热门字眼，在一线城市中产家长圈中曾广受追捧。
南都记者了解到，此前，该机构的长泰广场分校已在10月中旬关闭，且品牌旗下多家直营分校均存在拖欠教师工资、员工社保、赛事第三方合作以及物业租赁费等债务经营风险。
“当时长泰校区忽悠家长说是门店内部装修，让等着转课去其他办学点，现在想起来当时已经透露出跑路信号了。”一位维权多日的贺女士告诉南都记者，她当初买的是2万元左右的48节小课包，现在还剩28节。“群里家长基本被骗金额都在1万以上的，它家卖的各类比赛课包都是3万元起步，损失最多的家长有高达十几万元的。”闭店公告中特别强调，除上海以外的其他校区为加盟店，独立经营，不受本次闭店影响。
Mad Science闭店公告。
与Mad Science直营校区前后脚关停的，还有知名早教托育机构“乐融儿童之家”在北京的直营店。10月23日，乐融旗下直营店红领巾校区（北京乐融之家托育服务有限公司）突然发布一封《致家长的声明》，其品牌创始人在信中官宣闭店，与Mad Science相似，理由都是经营困难。该校区还曾在2021年成为北京市卫健委等多家权威部门联合评审的“北京首批示范性托育机构”。而品牌方乐融儿童之家总部(北京乐融教育咨询有限公司)自成立以来，亦先后获取“北京市托育服务研学基地”“京津冀托幼一体化产教融合共同体理事单位”等官方挂牌。
今年8月，乐融之家通州校区大门紧锁，人去楼空。受访者供图
公开报道显示，去年底，该品牌已有两家驻京加盟校区因资金链断裂宣布无限期停课，波及未上完课的早教课程付费家长1000余人、托育班家长数十人，涉及早教款及托育费预存款高达1000余万元。今年8月初，在法定代表人变更4天后，该品牌位于通州东朗文创园的加盟校区亦突然关停，众多家长在7月底、8月初刚缴纳了上万元的课时费，还没上课就收到了关店的消息。
南都记者注意到，“跑路关停”从加盟商一路波及至直营校，这一现象近期以来已在多个教培品牌关停风波中反复上演。
多个教培品牌店关停公告。
“6月前，我就在社交平台上看到其他城市出现了罗兰音乐加盟店跑路。但夕照寺这家是直营店，我们还是三年多的老学员，没想到也会爆雷。”闭店前两个月，薛先生刚刚在北京的罗兰教育夕照寺店购买了逾2万元的60课时大课包。7月底，罗兰数字音乐突发公告称，因现金流断裂暂停北京、上海等地的直营门店线下运营。这波关停涉及北京地区6家直营校区，分别为大望路校区、夕照寺校区、望京校区、通州校区、丽泽校区、常营校区。此后以薛先生为代表的一众消费者开始了历时3个多月的维权。
记者从罗兰数字音乐教育（以下简称“罗兰教育”）网站看到，该机构主要提供4岁至12岁少儿乐器培训，在全国有近500个校区，课程包括架子鼓、电钢琴、声乐培训。薛先生所在的家长维权群内，据群友接龙的不完全统计，学生被欠课时时长达11234小时，价值金额超300万元。
除北京外，也有许多上海、西安等多地的家长反映，该地区多家罗兰数字音乐直营店亦在未提前通知的情况下突然闭店，令众多师生措手不及。对此罗兰品牌方称受市场环境、高额租金、人力费用等多重因素影响，当前已资不抵债，无法继续承担线下校区的运营成本，正探索转为线上教学。该机构工作人员表示，“若要退费，可进行登记，但目前咨询量较大，不能确定具体时间。”
闭店之后，学生、员工何去何从？
名为兜底转课，实为引流获客
南都记者梳理观察到，多个教培品牌爆雷风波中，机构方都或多或少存在闭店前仍大规模促销售卖课包、诱导充值等现象。
以北京的乐融儿童之家为例，该机构通州加盟店关停前仍一直在销售近25000元的大课包。有家长称8月初在该机构花了9408元购课，未开课便陷入了维权的窘境。而该品牌因同时提供托育和早教服务，托育服务按月/年缴费，不少选择托育课程的家长则面临更严重的损失。
“我损失了8万多元的托育费。”家长吴先生说，孩子在通州加盟校区上早教，对方销售人员以“即将满班，需要交钱占位”“一次性交齐一年可享优惠价”等理由一直催他将孩子未来的托育费提前缴纳，托育费用一个月数千元，按年交优惠更多。于是今年5月，他先后共缴纳8万余元的托育费，但孩子还没开班便遭遇了机构关停。
闭店之后，学员何去何从？有的机构会给出转课方案，有些无力寻求接盘方的机构，甚至有选择用器材物品抵扣的。
“迄今没有给到我任何可接受的解决方案，朝阳区文旅部门介入后，机构方曾提出用旧乐器抵偿，我不同意。”前述在罗兰音乐维权的薛先生告诉南都记者。
而乐融方面给出的则是转课方案。以其通州加盟店为例，不论转到其他幼儿园还是早教、游泳、体适能机构，家长都只能免费抵扣2到10节课，剩下的课程就需要额外付费。而在今年10月份乐融直营店红领巾校区也爆雷后，品牌方给出的转课方案大体如出一辙。零星几家能接收整体转课的机构，在服务时段、课程含量及校址区位上也呈明显劣势，对此大多数维权家长都不买账，称第三方机构接收并不意味着能够顺利、免费复课，相比之下，原地址复课仍是多数家长的诉求。
“说是没跑路，但所谓的‘消课’其实很鸡肋，绝大多数都是给其他机构引流，把本就免费的几节试听课算作乐融的消课。”一位红领巾校区的维权家长程女士向南都记者直言，“这哪是兑课，乐融是为了脱责，其他接盘的机构还是为了获客。”南都了解到，数个乐融校区学员家长已向12345、市场监督管理局、文化和旅游局、卫健委等多部门反映情况。
此外，闭店前连月拖欠教师课时工资、停缴员工社保等情形也屡见不鲜。在罗兰音乐京沪多地直营店全面关停后，由于工资被拖欠，除了学生家长，很多授课老师也加入了声讨罗兰的维权队伍。“我同事之前在另一家培训机构工作，前东家跑路之后来了罗兰，结果现在又遇上了。”一位维权的宁老师说，真心提示那些习惯提前大额付费的家长们，充值别一次充太多。
“预付费”后监管落空，如何破局？
“强化执法力度、重拳杀一儆百”
“那么多预付费都去哪了？”记者调研中，来自多个闭店机构的维权家长们都有共同的疑惑。
预付费模式在服务领域非常普遍，经营者预先收取的费用本应用于支付场地、师资、管理、设备等各项服务成本，但实践中，经营者对预付费的收取和管理较为混乱，资金监管严重缺乏，资金安全无法得到保障。
按照2019年12月出台的《北京市预付式消费市场监督和服务管理办法》，以及2023年9月施行的《北京市托育机构预付费式消费资金管理办法》，示范单位应将50%的资金存入“监管账户”。仍以乐融为例，据此前乐融西红门校区维权家长向大兴区卫健委了解，相关账户内并无预付费用。
事实上，教育部等13部门在2022年印发的《关于规范面向中小学生的非学科类校外培训的意见》也早已强调，培训机构不得一次性收取或以充值、次卡等形式变相收取时间跨度超过3个月或60课时的费用，且不得超过5000元。但上述多个K12品牌教培在课包销售中都明显违背这一规定。
“预付费管理混乱，资金安全缺乏保护。”北京三中院副院长薛强曾在该院举办的“预付费合同纠纷案件审理情况”新闻发布会上举例介绍，有的幼儿园由关联公司代为收取费用、财务混同；有的文体会所在建成或营业之前，即以打折、返款等方式广泛吸收会员，收取会费后未能如期开业，导致大量会员纷纷起诉要求退费；有的培训机构甚至通过收取会员费的方式变相非法集资，违反金融管理规定。
“教培的预付式消费风险是个老问题。”全国工商联教育商会监事长马学雷向南都记者谈到，有的培训机构绕过监管账户收费，监管执法主要还是根据家长投诉举报，从近几年的实践来看，设置账户监管的措施效果并不理想。他认为，强化事后追责执法的力度更重要，会更有效果。
马学雷坦言，现在的经侦技术，追踪资金流向不难实现。对于教培机构爆雷跑路的，完全可以通过公安经侦部门介入，重点查一查学生交的学费到底有没有用于合法合规运营，学校法人财产和师生权益都不容侵犯，核实是否存在公款私用、非法关联交易、为亲友非法牟利，有没有贪污、挪用、侵占、商业欺诈等违法犯罪行为。“发现一例就务必惩处一例，问题根本还是在于惩罚力度、执法决心和各部门协调。”马学雷谈到。
而对于优化监管账户的制度设计，马学雷强调尤需找到合适的平衡点，在做好对非法金融行为的事前预防同时，注意不要束缚住合法经营者的手脚。“事前监管太多，限制了守法诚信经营者的办学活力；违法成本太低，不守法的想方设法也会钻制度漏洞。遏制关门闭店、卷款跑路的关键，还在于事后惩戒，严格执法，杀一儆百，从而达到善治的目的。”马学雷说。
据不少家长向南都记者反映，教培机构爆雷甚至恶意跑路之后，报警往往立不上案，“基本都给按民事债务纠纷来定性，没闹成群体事件派出所很少管；打官司也很难，就算大家集权诉讼也不一定能追回钱。”
北京工商大学法学院教授吕来明在谈及职业闭店等跑路操作时，曾直言目前公安部门对类似问题牵头实施查办力度还不够，在现实中往往易推到别的部门。“一旦按照普通的民事消费纠纷处理，调查取证难度就弱多了，消费者维权就受到很大限制，只能走司法诉讼。若公司无偿债能力，消费者维权就无法实现。这是目前症结所在。”
不少教培业内人士也向南都谈到，预付式消费资金监管“盲区”仍较广泛，“钱交出手就由不得自己了”，即使维权家长能拿到胜诉判决，机构是否有足够的偿还能力也是问题。对于教培业的这一顽疾，还需要持续专项的整顿。北京声驰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李真律师则呼吁，相关部门应着力制定、出台更有力的防范措施，修改现有的条款条例，切实可行地保护消费者的权益，让预付费用真正得到保障。
有预谋地恶意跑路？
多家机构幕后疑有“职业化闭店”操作
针对近来教育机构跑路事件频发，马学雷分析指出，今年来教培行业监管已回归常态化，国务院印发《关于促进服务消费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等政策也鼓励非学科类校外培训市场发展，但因经济社会的发展正处于转型调整期，主要受经济环境及居民付费能力降级影响，不少教培机构始终面临经营压力。多个闭店品牌机构中，有部分门店确实是经营不善，但也有部分是带有恶意的“假摔跑路”。
据企查查平台最新信息显示，乐融总部的注册公司（北京乐融教育咨询有限公司）有13条风险信息；日前关停的红领巾直营校区经营主体（北京乐融之家托育服务有限公司），自去年中下旬起已陆续完成了企业法人、股东、核心高管及受益人股份的变更。而乐融品牌创始人、实控人郭某某，以及部分核心高管，也在近半年内从多家旗下关联托育/教育咨询公司中退出或减持，10月以来涉企登记变更尤其频繁。
“这肯定不是短期就出现的问题，既然明明知道经营出风险了，为什么‘618’大促乃至暑期都还让我们家长集中买课呢？”一位维权的乐融家长表示，现在给孩子报培训班就像开盲盒一样，不知道什么时候就遭遇跑路了。
同样的现象也出现在Mad Science关停前后。据企查查显示，该品牌创始方背后的深圳母公司——深圳欧索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早在今年8月已被列入被执行人，涉案执行金额高达570+万，法人王某也同时被限制高消费，持有股权已冻结。然而据记者采访维权家长了解到，与前述几家相似，Mad Science在经营风险升级后并没有采取任何警示家长的措施，且多个直营门店依然通过各种方式“劝”家长追加续费。
此外，在今年618期间，闭店“前夜”的罗兰数字音乐教育，同样也还在搞促销卖课，“忽悠”家长续费。“60节课优惠折后16000元，考虑到罗兰是老牌大机构又难得这么便宜，加上孩子喜欢，就一口气就续了60节，大意了。”一位在上海宝山日月光校区续费被套的吕女士告诉记者，和她一样在闭店前被低价促销套牢的消费者不在少数。南都记者查询企查查亦显示，罗兰品牌在上海的经营主体（上海椤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亦在闭店前于7月24日进行了工商变更。前述薛先生维权涉及的北京罗兰盛世音乐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夕照寺分公司，在7月19日也更换了法人代表。
社交媒体上罗兰关停帖子下方网友留言。
类似关停前紧急变更法人、股东、注册信息，刻意低价促销等做法，似乎正成为闭店跑路的“标配”。这无形中进一步抬高了消费者维权的门槛和成本，令其不得不面临退费难。
以乐融加盟店西红门校区为例，在去年底关店前大搞“双十一”“双十二”促销，推出“超低价早教课包”，其注册公司更是一个月内数次变更法人，目前是一名已背负百万欠款、被限制高消费、疑似专业抵账的“老赖”。维权家长即便拿到一纸侵权胜诉判决，该法人名下亦无可追缴执行的资产。
又如罗兰品牌在北京的经营主体（北京罗兰盛世音乐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即使在7月底已发布了停业公告，该公司还是在9月29日变更了注册地址。这一变更，直接导致部分不知情的消费者起诉失败。
而另一家于10月30日闭店的体育类教培机构——北京花香盛世国际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在闭店前2个月注册资本则直接从500万锐减为10万。中联律师事务所黄翼铭律师向南都记者介绍，在普通民事纠纷诉讼中，若机构减少注册资本，在无法证明减资程序不合法的情况下，根据《公司法》股东有限责任的相关原则，股东只需在减资后认缴的注册资本范围内履行偿还义务。“这类操作极大减轻了相关股东要承担的连带偿付责任。”
实际上，除了闭店跑路外，机构频繁变更法人、股东，关停前刻意促销或减值股本等行为亦涉嫌欺诈。“若工作人员明知要闭店但依然销售课程，或机构未告知家长而变更法人以逃避债务，就属于刑事案件范畴，已不仅仅是民事问题了。”李真表示。
吕来明指出，从法律规定上，如果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抽逃资金、逃避债务和转移资产，通过变更法定代表人，或者闭店逃避债务，这是恶意的侵权和欺诈行为。那么，实施上述行为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和原来的法人等要对消费者承担连带责任；如果正常经营亏损不能偿还债务履行合同，则由公司承担责任，法定代表人不直接承担赔偿责任。因此，关键的问题在于判断是否存在恶意抽逃资金、转移资产来逃避债务问题。
“到底是‘职业闭店’的恶意逃债操作，还是正常经营风险，如何认定，这是现在很多消费者维权案件的难点。”黄翼铭介绍，在实操中，要让消费者举证认定职业闭店、恶意逃债等链条几乎做不到，启动涉刑追责难度很大，最后往往只能按普通民事纠纷来向相关公司提起诉讼维权，而一旦公司已无偿债能力，消费者的真金白银也只能打水漂了。对此，多位受访学者和律师呼吁，相关公检法部门应加大对类似问题的牵头取证和查办力度，尤其应严查“职业闭店人”及其背后的不诚信经营者。
南方都市报（nddaily）、N视频报道
南都记者 吕虹 发自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