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暇品读《论有史以来社会治理的演进与启示》

文摘 2024-09-11 13:19 江西

文| 朱文勇

摘要：本文深入剖析中国有史以来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治理方式，系统梳理从古代至现代社会治理的演变历程、突出特点及深刻启示。涵盖先秦至新中国成立后的各个阶段，旨在通过对历史的研究，总结社会治理的本质规律与宝贵经验，为当代社会治理提供有力借鉴。

一、引言

社会治理是一个国家稳定与发展的关键核心因素。自古以来，各个历史时期的统治者和社会精英都在不懈地探索有效的社会治理方式。从古代的礼治、法治到现代的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方式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演变过程。通过对有史以来社会治理的深入研究，可以更好地理解历史发展的清晰脉络，从中汲取宝贵的经验教训，为当今社会治理提供富有价值的启示。

二、中国古代社会治理的演进

（一）先秦时期：礼治与法治相结合

先秦时期，礼治强调等级秩序和道德规范，通过礼仪、传统习俗等方式来约束人们的行为。例如，在周朝，周公制礼作乐，构建了一套较为完备的周礼体系，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规范，从天子的宗庙祭祀到百姓的日常生活，都有详细的礼仪规定。这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社会的稳定秩序。

同时，法家思想兴起，主张以法律治理国家。秦国商鞅变法便是典型例子，通过制定一系列法律，如连坐法等，加强对社会的管控，强化君主的权力，提高国家的行政效率和军事实力。商鞅变法强调 “法必明，令必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避权贵。通过严格的法律执行，秦国建立了一个高效的行政管理体系和强大的军事力量。例如，凡在战场上杀敌立功者，不论出身贵贱，均可获得爵位和田宅，极大地激发了秦国百姓的战斗热情。同时，对于违法犯罪行为，商鞅采取了极其严厉的惩罚措施，如盗窃者斩手，谋反者车裂等，以威慑民众，维护社会秩序。礼治与法治的结合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社会稳定，但也存在矛盾与冲突。

（二）秦汉时期：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治理

秦朝废除分封制，全面推行郡县制，将全国划分为若干郡县，由中央直接委派官员进行管理，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例如，秦朝在全国设立了三十六个郡，郡下设县，每个郡都有郡守、郡尉、监御史等官员，分别负责行政、军事和监察事务。县以下又设乡、里等基层组织，形成了一套严密的行政管理体系。通过郡县制，秦朝实现了对全国的有效管理，加强了中央集权。

同时建立户籍制度和法律制度，为国家治理提供了基础。汉朝在继承秦朝制度的基础上进行调整完善，形成较为完备的法律体系。例如，《九章律》分为盗律、贼律、囚律、捕律、杂律、具律、户律、兴律、厩律九篇，涵盖了刑事、民事、行政等多个领域。汉朝的法律制度注重法律的公正性和合理性，同时也强调法律的教育作用，通过法律的宣传和普及，提高人民的法律意识，维护社会秩序。

（三）隋唐时期：三省六部制与科举制度

隋朝创立、唐朝完善的三省六部制分工明确，提高了行政效率，加强了中央集权。三省即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分别负责决策、审议和执行；六部为尚书省下属的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分管不同的政务。例如，对于一项重大政策的制定，中书省负责起草诏令，门下省进行审核，如有不妥可驳回，尚书省则负责具体执行，使得决策过程更加科学、合理。三省六部制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古代中央行政管理制度的成熟，为隋唐时期的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提供了重要保障。

科举制度打破世家大族对仕途的垄断，为国家治理提供了大量人才。例如，许多出身贫寒的学子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官场，为国家的治理和发展贡献力量。科举制度的实行，使得人才选拔更加公平、公正，提高了官员的素质和能力，为隋唐时期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四）宋元时期：加强中央集权与社会管控

宋朝通过一系列措施削弱地方权力，加强中央集权。如在军事上，实行 “杯酒释兵权”，解除武将的兵权，将军队的调兵权与统兵权分离，设立枢密院负责军事决策，三衙（指：殿前、侍卫马军、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司）负责军队的日常管理和训练；在行政上，增设参知政事、枢密使、三司使等官职，分割宰相的行政权、军权和财权。这些措施有效地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防止了地方割据势力的出现，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同时推行保甲法，将乡村民户加以编制，十家为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保甲制度既可以加强对基层民众的管理和控制，维护社会秩序，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补充军事力量。

元朝设立行省制度，将全国划分为若干行省，行省作为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代表中央管理地方事务。例如，元朝在全国设立了十个行省，包括岭北行省、辽阳行省、河南江北行省、陕西行省、四川行省、甘肃行省、云南行省、江浙行省、江西行省、湖广行省等。每个行省都有自己的行政机构和官员，负责管理本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等事务。行省制度巩固了中央对地方的统治，加强了中央与地方的联系，对后世的行政区划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元朝实行民族分治政策，将全国人民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个等级，不同等级的人在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享有不同的待遇。这种政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蒙古贵族的统治，但也加剧了民族矛盾。

（五）明清时期：高度集权与基层治理强化

明朝废丞相设内阁，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皇权得到进一步加强。后来设立内阁，作为皇帝的顾问机构，协助皇帝处理政务。例如，明朝内阁大学士在处理政务时，只能提出建议，最终的决策权掌握在皇帝手中。内阁的设立，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行政效率，但也使得皇帝的权力更加集中，容易导致决策失误和政治腐败。同时建立厂卫制度，负责监视官员和民众的言行，维护统治秩序。例如，东厂、西厂的太监可以随意逮捕大臣和百姓，进行严刑拷打，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锦衣卫则负责侦查、逮捕和审讯犯罪嫌疑人，其权力范围广泛，手段残忍。此外实行里甲制度，以一百一十户为一里，里设里长；十户为一甲，甲设甲长。里甲负责催征赋税、维护治安、调解纠纷等事务，是国家对基层社会进行管理和控制的重要手段。

清朝设立军机处，成为清朝的中枢权力机关。军机处完全秉承皇帝旨意办事，军国大事皆由皇帝一人裁决，标志着君主专制达到顶峰。同时沿袭保甲制度，并进一步完善。保甲组织负责稽查户口、维持治安、防范盗贼等，同时也承担着征收赋税、徭役等任务，加强了对基层民众的管理和控制。此外，清朝大力推行文化专制政策，通过文字狱等手段，压制知识分子的思想，禁锢人们的言论和行动。例如，康熙、雍正、乾隆时期都发生了多起文字狱案件，许多文人因言获罪，严重阻碍了文化的发展和思想的进步。

三、民国时期社会治理的特点

民国时期社会治理方式复杂多样。政治上，政权更迭频繁，政治体制混乱，从南京临时政府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到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多种政权组织形式，再到南京国民政府的高度集权统治。地方治理多元且混乱，军阀割据，地方士绅、宗族势力影响大。例如，不同军阀统治下的地区，税收政策、治安管理等方面差异很大，甚至相互冲突。

经济上，发展不平衡且困境重重，工业集中在沿海大城市，农村封建土地所有制主导，经济凋敝。政府经济治理政策效果有限。例如，为了发展农业经济，政府成立了一些农业改良机构，推广农业新技术和新品种，但由于缺乏有效的推广渠道和农民的接受能力有限，实际效果并不显著。此外，政府在税收、金融等方面的政策也存在不合理之处，反而加重了企业和民众的负担。

社会管控方面，保甲制度实施效果差异大，警察体系腐败、效率低。例如，一些地区的警察甚至与地方势力勾结，欺压百姓，导致民众对警察的信任度不高。

文化教育上，教育改革艰难推进，思想文化多元冲突。例如，民国时期，教育资源分配极不均衡，广大农村和贫困地区的教育机会严重匮乏，教育质量也参差不齐。许多学校缺乏师资、教学设备和资金，难以正常开展教学活动。同时，西方的思想文化大量传入中国，如民主、科学、自由等观念对传统思想产生了冲击，一些知识分子积极倡导新文化运动，推动思想解放和文化创新。另一方面，传统文化仍然在社会中具有深厚的根基，传统的道德观念、价值取向等依然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和思维方式。同时，不同政治势力和社会团体也在思想文化领域展开争夺和斗争，通过宣传自己的主张和理念来影响民众，如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思想、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等，各种思想文化相互交织、碰撞，使得社会思想呈现出复杂多样的状态。

四、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治理的发展

（一）计划经济时期（1949-1978）

新中国成立初期，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政府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全面管理者的角色。在城市，单位成为核心的社会组织载体，承担着职工生活与工作的诸多关键职能。城市居民的工作分配完全由单位统筹安排，从技术工种到普通岗位，单位根据国家建设的需求以及个人的能力特点进行调配。同时，住房分配也由单位负责，单位依据职工的级别、家庭情况等因素分配住房，为职工提供了稳定的居住环境。例如，在一些大型国有企业，职工的工作、住房、医疗乃至子女教育等方面的需求都能在单位内部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在这种模式下，职工的工作和生活紧密依赖于单位，单位成为一个小型的社会生态系统。

在农村地区，人民公社成为最主要的社会组织形式，统一组织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农村居民在人民公社的组织下进行集体劳动，土地、生产工具等资源由公社统一调配。农忙时节，全体社员共同参与田间劳作，从播种到收获，各个环节都在公社的统一指挥下有序进行。例如，在一些人民公社，会根据季节和农作物的生长周期，合理安排劳动力，确保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同时，人民公社还负责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社会福利分配等事务，如修建水利设施、分配口粮等。

然而，这一时期严格的户籍制度也带来了一定的影响。户籍制度将人口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严格限制了人口的自由流动。这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城市的资源分配和社会稳定，确保城市的公共服务能够优先满足城市居民的需求。但同时，也限制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使得城乡之间形成了较为明显的二元结构。农村居民难以享受到城市的优质教育、医疗等资源，阻碍了城乡一体化发展。

（二）改革开放初期（1978-1992）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国社会治理开始发生重大转变。社会治理从传统的 “社会管控” 逐渐转变为规范化、组织化的 “社会管理”。在这个过程中，以人为本的特点开始逐步体现。政府职能也进行了重大调整，开始更加注重经济建设，将工作重心逐渐转移到推动经济发展上来。通过一系列政策措施，激发社会活力，为经济的快速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例如，一些地方开始尝试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积极鼓励个体经济和民营经济的发展。在城市，允许个体工商户从事商业活动，街边小店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为城市经济增添了新的活力。同时，民营企业家也开始崭露头角，他们凭借敏锐的市场洞察力和勇于创新的精神，在各个领域开拓进取。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民不再像过去那样在人民公社的统一安排下进行集体劳动，而是拥有了更多的生产自主权，可以根据市场需求和自身实际情况安排农业生产。例如，一些农村地区的农民开始种植经济作物，发展养殖业等，增加了收入来源。

这一时期的社会治理转变，为中国经济的腾飞奠定了基础，也为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时期（1992-2012）

1992 年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中国的社会治理理念也随之逐渐明晰。在这一时期，形成了 “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 的社会管理格局，治理主体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

一些行业协会在规范行业发展、协调企业关系等方面发挥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例如，在制造业领域，行业协会制定行业标准，规范企业的生产行为，确保产品质量。同时，行业协会还组织企业进行技术交流与合作，推动行业的技术创新。在市场竞争中，行业协会通过协调企业之间的关系，避免恶性竞争，维护市场秩序。社区组织在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中也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社区组织积极开展社区文化活动，丰富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例如，组织文艺演出、体育比赛等活动，增进居民之间的交流与互动。同时，社区组织还负责社区的环境卫生、治安管理等事务，为居民提供良好的生活环境。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时期，政府更加注重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职能的协调发展。通过制定宏观经济政策，调节经济运行，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加强市场监管，打击假冒伪劣商品，维护市场公平竞争。在社会管理方面，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同时，加大对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和覆盖面。

（四）新时代（2012年至今）

进入新时代，中国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强调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在这一格局下，加强党对社会治理的全面领导，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同时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力量参与社会治理，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

重视法治保障，将法治思维和方式贯穿社会治理的各个环节。大力开展普法宣传教育活动，提高公民的法律素养。例如，通过举办法律讲座、法律咨询活动等形式，向公民普及法律知识，增强公民的法律意识。在解决社会矛盾纠纷时，优先运用法律手段，依法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建立健全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如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等，确保矛盾纠纷能够得到及时、公正的解决。

注重德治引领，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各类道德模范评选活动，宣传道德模范的先进事迹，发挥道德模范的引领作用。例如，评选 “最美教师”“最美医生”“最美志愿者”“见义勇为先进个人” 等道德模范，通过他们的事迹感染和激励更多的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时，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提高公民的道德素质，营造良好的社会风尚。

加强基层治理，推动社会治理重心下移。推行网格化管理，将社区划分为若干个网格，每个网格配备专门的网格员。网格员负责收集社情民意，及时了解居民的需求和诉求。例如，网格员通过走访居民、开展问卷调查等方式，收集居民对社区建设、公共服务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网格员还负责化解矛盾纠纷，对于居民之间的矛盾纠纷，网格员及时介入，进行调解和处理，确保矛盾纠纷不升级、不扩大。此外，网格员还提供便民服务，为居民代办一些政务事项，如办理社保、医保等，方便居民的生活。

运用科技支撑，提升社会治理智能化水平。一些地方利用大数据技术对社会治安状况进行分析研判，及时发现和处置各类安全隐患。例如，通过安装在城市各个角落的监控摄像头，收集大量的视频数据。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对这些视频数据进行分析处理，及时发现治安问题的苗头，如盗窃、抢劫等犯罪行为的迹象。同时，还可以利用大数据技术对交通流量、环境污染等进行监测和分析，为城市管理提供科学依据。通过建设智慧城市、智慧社区等，实现信息的快速传递和共享，提高社会治理的效率和精准度。例如，居民可以通过手机 APP 等渠道，及时了解社区的通知、公告等信息，也可以通过 APP 反映问题、提出建议，实现与社区管理部门的快速互动。

五、中国古代社会治理方式对当代的启示

（一）礼治与德治的价值

在古代，礼治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治理方式，高度强调道德规范和社会秩序。礼治通过一系列的礼仪、规范和传统习俗，对人们的行为进行约束和引导，从而维护社会的稳定与和谐。这种治理方式在当代社会依然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在现代社会，我们可以通过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人们树立正确的价值导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涵盖了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层面的价值追求，包括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通过广泛地宣传教育和实践活动，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成为人们自觉遵守的行为准则。例如，开展文明城市创建活动，通过宣传文明礼仪、倡导文明行为，提升市民的文明素养。在文明城市创建过程中，利用各种媒体渠道，如电视、报纸、网络等，广泛宣传文明出行、文明用语、文明用餐等文明礼仪，引导市民养成良好的文明习惯。同时，组织志愿者走上街头、社区，开展文明劝导活动，对不文明行为进行及时纠正。通过这些举措，城市的文明程度得到显著提升，市民的文明素养不断提高。

此外，德治可以作为法治的重要补充。在现代社会治理中，法治是根本保障，但单纯依靠法律的强制力往往难以完全解决所有问题。德治通过道德教化，引导人们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减少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道德的力量是无形的，但却能够深入人心，影响人们的行为选择。例如，在一些社区，通过开展道德讲堂、评选道德模范等活动，弘扬传统美德，传播正能量。道德模范的先进事迹能够感染和激励更多的人，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和价值观，自觉遵守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在学校教育中，也应加强品德教育，培养学生的良好品德和行为习惯，为他们的未来发展奠定坚实的道德基础。

（二）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平衡

古代的中央集权治理方式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保证了国家的统一和稳定。通过中央对地方的强有力控制，实现了政令的统一执行，有效地维护了国家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稳定。然而，这种治理方式也存在一定的弊端，可能导致地方缺乏活力和创新精神。

在当代社会治理中，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和职责至关重要。既要保证中央的统一领导，确保国家的整体利益和战略目标得以实现，又要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让地方能够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和特点，灵活地制定政策和措施，推动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通过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权力分配机制和监督机制，可以实现中央与地方的良性互动。

例如，在财政体制上，明确中央和地方的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中央政府可以负责全国性的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国防、外交等事务的支出，同时通过转移支付等方式，支持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地方政府则负责本地区的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等事务的支出，根据本地的实际需求和财政状况，合理安排财政资金。通过明确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可以避免中央与地方之间在财政支出上的重复和推诿，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同时，建立健全财政监督机制，加强对财政资金的监管，确保财政资金的安全和合理使用。

（三）人才选拔与培养

科举制度在古代中国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国家选拔了大量优秀人才。科举制度以考试为主要方式，打破了世家大族对仕途的垄断，为社会各阶层的人才提供了晋升的机会。这种人才选拔方式在当代社会依然具有借鉴意义。

我们可以建立更加公平、公正、科学的人才选拔机制。在公务员考试中，不断完善考试内容和方式，提高选拔的科学性和公正性。例如，优化考试科目设置，除了传统的行政职业能力测试和申论外，还可以根据不同岗位的需求，设置专业科目考试，选拔具有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人才。同时，加强考试的组织管理，严格考试纪律，确保考试的公平公正。在企业招聘中，也应建立科学的人才选拔机制，注重选拔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人才。例如，采用面试、笔试、实际操作等多种考核方式，全面考察应聘者的综合素质。

同时，要加强教育改革，提高教育质量，培养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高素质人才。推进素质教育，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改变传统的以知识灌输为主的教学模式，采用启发式、探究式、讨论式等教学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创新思维。加强实践教学环节，通过实习、实验、社会实践等方式，让学生将所学知识应用于实际，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例如，在高校中，加强与企业的合作，建立实习基地，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实践机会。同时，鼓励学生参加科技创新活动、学科竞赛等，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四）基层治理的重要性

古代的里甲制度等基层治理方式充分强调了基层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在当代社会，加强基层治理同样至关重要。

要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在社区治理中，基层党组织积极引领社区各项工作，组织党员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关心关爱困难群众，化解矛盾纠纷。例如，在一些社区，基层党组织成立党员志愿服务队，定期开展关爱孤寡老人、义务劳动、环保宣传等活动。党员们以身作则，带头参与社区建设和治理，为居民树立了榜样。同时，基层党组织还积极协调社区内各方面的力量，共同解决社区问题。如在老旧小区改造过程中，基层党组织组织居民代表、物业公司、施工单位等各方进行协商，制定合理的改造方案，确保改造工作顺利进行。

同时，要完善基层治理体系，提高基层服务水平，切实解决好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加强社区服务中心建设，为居民提供便捷的政务服务、文化服务、医疗服务等。例如，社区服务中心可以设立一站式政务服务窗口，为居民办理社保、医保、户籍等政务事项提供便利。同时，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如文艺演出、书画展览、科普讲座等，丰富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在医疗服务方面，社区可以与医疗机构合作，设立社区卫生服务站，为居民提供基本的医疗服务和健康管理。此外，还可以通过建立社区矛盾纠纷调解机制，及时化解居民之间的矛盾纠纷，维护社区的和谐稳定。

（五）法治与制度建设

古代的法律制度为国家治理提供了重要保障。在当代社会，更应加强法治建设，不断完善法律法规体系，严格执法，公正司法，提高全社会的法治意识。

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开展 “法律进社区”“法律进学校” 等活动，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例如，组织法律专家、律师等深入社区、学校，开展法律讲座、法律咨询等活动。通过生动的案例分析，向居民和学生普及法律知识，让他们了解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增强法律意识。在社区，可以设立法律宣传栏，定期更新法律知识和案例，让居民在日常生活中随时了解法律信息。在学校，将法制教育纳入课程体系，通过课堂教学、主题班会、模拟法庭等形式，培养学生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

同时，要建立健全各项制度，规范社会行为，保障公民权利，实现社会治理的制度化、规范化。例如，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为困难群众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社会保障制度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等，为公民在年老、疾病、失业、工伤、生育等情况下提供经济保障。通过不断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扩大保障范围，提高保障水平，可以有效缓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此外，还可以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对公民和企业的信用行为进行记录和评价，通过信用激励和惩戒机制，引导人们诚实守信，规范社会行为。同时，建立健全环境保护制度、安全生产制度等，为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六、当代社会治理的成功经验

（一）坚持党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着核心关键作用。

党的领导确保了社会治理的正确方向。党始终以人民为中心，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党都能根据不同历史阶段的特点和任务，制定科学合理的社会治理方针政策。

在重大事件中，党的领导展现出强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例如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党中央迅速作出决策部署，成立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统一指挥、统一协调、统一调度。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全国人民众志成城、共克时艰，取得了疫情防控的重大战略成果。

（二）以人为本

社会治理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始终关注人民群众的需求和利益。

在城市建设方面，注重改善居民的居住环境，大力建设公园、绿地、健身步道等公共设施，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加大对老旧小区的改造力度，改善房屋质量、完善基础设施、提升社区服务。同时，在教育、医疗、就业等民生领域不断加大投入，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

在脱贫攻坚工作中，党和政府把脱贫攻坚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和第一民生工程，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采取产业扶贫、就业扶贫、教育扶贫、健康扶贫等一系列措施，帮助数以亿计的贫困人口摆脱贫困，实现了 “两不愁三保障” 的目标，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社会治理理念。

（三）法治与德治相结合

法治是社会治理的根本保障，德治是社会治理的重要支撑。

在法治建设方面，不断完善法律法规体系，加强执法力度，提高司法公信力。通过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打击黑恶势力及其 “保护伞”，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同时，加强法治宣传教育，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让法治成为全社会的共同信仰。

在德治建设方面，积极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加强公民道德建设。通过评选道德模范、身边好人等活动，树立榜样，引领社会风尚。加强舆论引导，弘扬正能量，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

（四）多元主体参与

社会治理需要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格局。

鼓励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开展志愿服务、慈善救助等活动。社会组织在扶贫济困、教育医疗、环境保护、文化体育等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在政策倡导、社会监督等方面成为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桥梁和纽带。

引导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积极参与公益事业。企业通过捐赠资金、物资，开展扶贫帮困、环境保护等公益活动，为社会做出积极贡献。同时，企业还可以通过创新商业模式、推动可持续发展等方式，为社会创造更多的价值。

充分发挥公民的主体作用，公民积极参与社区建设、民主决策、志愿服务等活动，为社会治理贡献力量。例如居民通过成立业主委员会、志愿者协会等组织，参与社区管理和服务，共同解决社区问题，营造良好的社区环境。

（五）创新治理方式

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创新社会治理方式。

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提高社会治理的智能化水平。利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提升社会治安防控、城市管理、公共服务等方面的效能。例如在社会治安防控方面，建设智慧安防系统，实现对社会治安的实时监控和预警；在城市管理方面，利用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实现对城市基础设施、交通流量、环境质量等的实时监测和管理；在公共服务方面，实现政务服务、医疗服务、教育服务等的在线办理和智能化服务。

创新社会治理模式，推行网格化管理、社区协商共治等模式。网格化管理将社区划分为若干个网格，每个网格配备专门的网格员，负责收集社情民意、化解矛盾纠纷、提供便民服务等工作。社区协商共治通过建立社区协商议事平台，组织居民、社会组织、企业等各方代表共同参与社区事务的协商和决策，实现社区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

七、结论

有史以来，中国的社会治理方式不断演变，从古代的礼治、法治到现代的共建共治共享，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其独特的特点和经验教训。通过对历史的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社会治理的本质和规律，为当代社会治理提供有益的启示。在新时代，我们要坚持党的领导，以人为本，法治与德治相结合，多元主体参与，创新治理方式，不断提高社会治理的水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坚实的基础。

特别说明：图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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