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燕：唐宋城市转型进程中城乡“围城效应”的文学书写｜202410-01（总第285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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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载《中原文化研究》202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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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城市转型进程中城乡“围城效应”的文学书写

文 / 蔡 燕

城乡“围城效应”的基础是城乡多层面分离，但是唐宋时期城乡有没有出现分离？西方学界认为传统中国社会城市与乡村是一体化的：“现在有建立‘城乡一体化’之说，其实在近代以前中国城乡倒是相当一体化的。这一观点在西方学术界广为人知，几成常识，至今未见对此作重大修正或挑战者，但这一观点在国内（中国）学界似乎并没有受到很多注意。”这样的观点隐含了一种逻辑，即城市化的驱动力是工业化，前工业化时代谈不上城市化，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工业的不发达造成了城市化进程滞后。而实际情况是工业化并不是城市化的唯一动力，“前工业化时代的城市，已经产生了独立的区别于乡村的经济，这就是第三产业。……这一时期城市化的推动力量是城市第三产业，由此主导的农业革命进一步为城市增长提供了可能性”。城市犹如一个有机体，一旦形成就会逐渐朝着自己的方向演进，只是这一进程有显隐之分，唐宋时期是中国古代经济发展史上的第二个高峰期，经济繁荣与城市转型联袂而行，而在唐宋城市转型过程中，商品经济的繁荣强化了城市不同于乡村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特点，并促使城乡分离。近年来，唐宋经济史学者普遍认为城市一旦产生了区别于乡村经济的产业就走上了与乡村分离的道路，中唐以后，“城市的发展逐渐摆脱了乡村约束，城乡之间的地位与作用也发生着变化，两者的差异不仅仅体现在政治和地理意义上，更多的是城市工商业的集中使得城市在有限的空间里聚集了各种生产要素，成了名副其实的‘中心’，城乡发展经济分流逐渐呈现”。所以，“唐宋以前，城乡之间呈现出城乡一体的发展态势；唐宋以降，城乡关系逐渐分离并形成了‘交相生养’的新型关系”。而较为稳妥的观点则认为传统中国“城乡分离和一体是城乡关系的常态和基本形式”。

城乡经济的分流必然会带来城乡文化分离，“中国的封建社会自唐代中叶以后政治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到了北宋时期渐渐趋于定型。……北宋时已初步具有了资本主义萌芽的物质条件，或者说具有了资本主义的若干因素。这促使劳动分工的新变化：城市与农村分离”。唐宋城市转型进程中城乡分离格局推动了城乡文化变迁、冲突的进程，逐渐形成了区别于乡村的城市文化，“随着中国传统城市的发展，日渐呈现它自己一定的文化特性，是很自然的，虽然这种特性还不足以如同在现代社会，使它与乡村社会分道扬镳”。而文化上的区隔是城乡深层次分离的表征。

唐宋城市转型使得城市在政治功能以外的商业、文化功能得到释放，与乡村闭塞、凝滞迥然相异的开放、流动、竞争等城市光彩吸引着更多的人向城市奔赴，虽然中国古代城市的根脉依然紧紧地从乡村吸取营养，但城市的发展已经走在远离土地、隔绝乡村图景的趋势中，城乡文化区隔已然成型。但是，当城市吸引大量追逐政治功名和商业利益的人群奔赴时，在激烈的竞争中产生的不确定性及对人性的改变使得城市问题初现，这时，鸡犬相闻、安宁稳定的生活图景对城市问题的疗愈功能被放大。所以，历史上乡村在政治、经济上的不断落败并不意味着文化上的退场，当我们从城市发展的匆忙步伐中回望乡村，我们会发现“乡村具有不可替代的存在价值，并蕴含着重新振兴的内生动力”。这是城乡“围城效应”产生的动力机制，也是其在当下的社会价值与现实意义。

乡村的主体是农民，农民的空间流向决定着乡村经济发展和生活方式（谋生方式）的变化，更反映出城乡在经济、文化博弈中的走向。在唐宋城市转型进程中，由于城乡政治地位、物质条件的巨大差距，城市的吸引能力初现：“农民憧憧来往于州县，舍攻苦食淡之志，而渐起甘美之愿；辞耕田力作之业，而习为游惰之态；亡淳朴寡欲之性，而增长嗜好之事。田野之民弃南亩而就城市者，举皆有焉。”而且，当时也有制度性支持：“近世之民，离乡轻家，东西南北转徙而之四方，固不以为患，而居作一年，即听附籍。”所谓附籍，就是附入当地户籍，乡民在城市居住生活一年，即可拥有城市户口。所以，“农人释其耒耜而游于四方，择其所乐而居之”。唐宋城市转型进程中民众由乡向城流动可以总结为以下三类。

（一）学而优入城：政治性、文化性流动

唐代建立大一统政权后，文化一统要求对以传统士族为主体的文化进行变革，故而唐初开始实行削弱士族的政策。被史家反复提及的两则史料很能说明问题。一则是唐太宗时编撰《氏族志》，太宗对编撰者沿用旧有姓氏等级极为不满：“我今特定族姓者，欲崇重今朝冠冕，何因崔幹犹为第一等？……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并下令按照当前的居官品第来确定姓氏的等级。另一则是武则天时代，变《氏族志》为《姓氏录》，目的就是进一步打击削弱士族力量。

在高度的中央集权背景下，朝廷除了以强权变更旧有的社会阶层等级结构外，还需要有制度性的怀柔手段来瓦解旧有的社会秩序和格局。其中，通过科举和其他选拔制度有效吸纳士家大族子弟服务新朝政权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措施。从汉末到唐初，传统士族是处于皇帝与百姓之间的重要社会力量，经过隋唐的科举考试选人制度的调整，被中央政权有效吸纳整合为集权统治力量，削弱甚或斩断了传统士族与地方休戚与共的关系，地方权威性、代表性的降低，使他们无法与中央分权从而被纳入国家体制，毛汉光称这一现象为士族的中央化、官僚化。韩昇则认为与其把这一过程称为中央化、官僚化，倒不如说是士族从乡村向城市迁徙，在这一进程中，既有科举和其他选官制度的政治性迁徙，同时也有文化性、生活性的迁徙，这种迁徙不仅是流向京城，还有向地方性城市特别是经济文化发达的南方城市的迁徙，总的来说是从乡村向城市的移动。士族向城市迁徙不仅有科举和官僚化的推动，也有经济发展和城市繁荣的吸引，既有政治性迁徙，也有文化性、经济性和生活性迁徙，“士大夫发迹垄亩，贵为公卿，谓父祖旧庐为不可居，而更新其宅者多矣，复以医药弗便，饮膳难得，自村疃而迁于邑，自邑而迁于郡者亦多矣”。这个迁徙的过程既是士族城市化的过程，同时也是士族政治社会基础渐次瓦解的过程，到宋代士族政治社会力量完全被消解，形成了官僚政治。

宋真宗以天子之尊劝谕士子“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赵恒《励学篇》），并许以“千钟粟”“黄金屋”“颜如玉”“车马多如簇”等物质劝诱，吸引大量身处乡野而“欲遂平生志”的农家子弟走出乡村，奔赴城市。学而优入城这条道路的拥挤艰难并不能阻挡乡村士子向城而行的坚定步伐和高涨的功业热情：“孤村到晓犹灯火，知有人家夜读书。”（晁冲之《夜行》）身处荒村野地的士子在“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梦想支撑下砥砺进学。

村野士子学成及第后一般很难从城市回流乡村，“城市诚然有其消极方面，但城市毕竟产生了一种有丰富意义的生活，这种生活在许多方面都极大地超过了促使城市诞生的那些原来目的。……因而不论任何特定文化背景上的城市，其实质在一定程度上都代表着当地的以及更大范围内的良好生活条件的性质”。唐宋以后，更多的文人出于仕进需要，或者为追求更高品质的生活条件，会选择城居而不是回归原籍乡土，这一点在宋人言辞间明确地表露出来：“国朝承平之时，四方之人，以趋京邑为喜。盖士大夫则用功名进取系心，商贾则贪舟车南北之利，后生嬉戏则以纷华盛丽而悦。”其实，文人士大夫心系的不仅是“功名进取”，“舟车南北之利”“纷华盛丽”的京邑之美也同样为士大夫所“贪”、所“悦”。

当城居成为士人的生活常态以后，城市对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具有政治、生活、文化等多层次的意义。唐以后，街坊的名称甚至代替籍里成为仕宦官员的标志性称谓，如“元和后，大臣有德望者，以居里显”。又如“近俗以权臣所居坊呼之，李安邑最著，如爵邑焉”。韩昇曾列举多例官员去世后不再归葬籍里，而是葬于其所生活的城市附近，文人士大夫去世后不再扶灵归葬籍里而是依城而葬，这种反以他乡为故乡的现象表明城市已然成为文人士大夫的精神归宿。而士族中央化的过程，也是士族认同城居背景的过程，是中国中古时期城市化进程的重要特征。

（二）富而入城与入城而富：商业性流动

从城市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在初盛唐时期，城市功能相对比较单一，凸显的是政治性、军事性，其相对于农村的经济、文化优势还未得到充分彰显。文人士子对城市疏离的文化心理其实也受制于隋代和唐初城乡差别尚未明确的历史现实，当时城郭居民的生活水平、生活方式并未明显优于村民，并没有形成中晚唐时期乡村农户欣羡城市的心理。但是，在唐宋城市转型进程中，商品经济突破封闭的坊市制局限，其“分化性”“流变性”“竞争性”“开放性”唤醒了城市活力，城市在物质、文化等层面超越乡村，为人们提供更为优越的生存空间。

在当时乡人的观念中，富足就应该迁居城市享受更好的物质生活并开辟更为广阔的生存空间，而非局限于凝固、封闭的乡村。《录异记》载：“洪州北界大王埠胡氏子，亡其名。胡本家贫，有子五人，其最小者气状殊伟。此子既生，家稍充给。农桑营瞻，力渐丰足。乡里咸异之。其家令此子以船载麦，溯流诣州市。”途中遇风波靠岸，在岸边“穴中得钱数百万，弃麦载钱而归，由是其家益富，市置仆马，营饰服装。咸言此子有福。不欲久居村落，因令来往城市”。胡氏子中的“最小者”于“穴中”获得意外之财，家境“益富”，于是“不欲久居村落”，而到城市寻求更大的发展机遇，这一细节反映出当时乡人富而入城的迁居观念。

商品经济强化了城市对财富的聚集效应，同时也吸引了大批追逐财富的冒险者，其中不乏乡人入城经商暴富者。元稹诗《估客乐》展现了起于乡村的“估客”入城而富的过程，其“求利无不营”，逐渐脱离了乡村转而从事长途转卖的冒险交易：“经游天下遍，却到长安城。”诗中的“估客”无疑是乡人入城而富的成功者。该诗值得注意的有如下几个方面：第一，“估客”完全脱离了与土地的联系，虽然其经营商品的来源地空间跨度极大，甚至已超出中土，但其经营活动都是围绕城市展开。第二，不仅“估客”自身切断了与土地的联系，其后代更不可能回流乡村：“大儿贩材木，巧识梁栋形。小儿贩盐卤，不入州县征。”第三，“估客”切断了乡土道德的羁绊。诗歌更多是从义利之辨的道德批判角度来揭示入城“估客”的人性蜕变：“一解市头语，便无乡里情。”“市头语”是经商之道，与农耕社会宗法制度下温情脉脉的“乡里情”形成尖锐对立。经过商品经济洗礼的“估客”牢记“火伴相勒缚，卖假莫卖诚”。即使回到乡里也是唯利是图的面目：“　石打臂钏，糯米吹项璎。归来村中卖，敲作金玉声。村中田舍娘，贵贱不敢争。”其生存、交往方式与乡村血缘宗亲的单纯温暖全然相异，而进入了以富谋贵和以贵谋富双向循环的传统商业模式：“先问十常侍，次求百公卿。侯家与主第，点缀无不精。”其背弃乡村传统道德的同时是财富的迅速积累，“富与王家勍”，生活上光鲜富足，“颜色转光净，饮食亦甘馨”。

到了宋代，朝廷实行“不抑兼并”政策，土地兼并日益严重，更多的失地村民拥向城市经商或从事手工业，这个群体中的暴富者毕竟是少数，大多数入城乡民都挣扎于贫困线上。

（三）乡民入城：生活性空间位移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城乡流动可分为垂直流动和水平流动，以上两类入城者都属于阶层流动中的垂直流动，垂直流动带来身份、地位的变化，水平流动则只是空间和地域层面的轨迹变化。其实乡民入城更为常见的是不发生身份、地位变化的水平流动，往往是暂时性的，具体而言有以下几类。

第一是欣羡城市繁华而入城游赏。其中以节庆尤盛，特别是上元节入城游赏观灯：“岁正月十五，衡州张灯火，合乐，宴宪若仓于庭。州之士女倾城来观，或累数舍，竭蹶而至。凡公府供张所在，听其往来，一无所禁。盖习俗然也。”衡州城“张灯火，合乐”，“州之士女倾城来观”，其中也包括附近大量乡民“累数舍，竭蹶而至”入城游赏。而从范成大的《灯市行》一诗中可以看出，在苏州这类繁华城市，上元灯市时间不再受限，“春前腊后天好晴，已向街头作灯市”。此时尚有农事牵绊的乡人也忍不住前往城中一睹为快：“儿郎种麦荷锄倦，偷闲也向城中看。……侬家亦幸荒年少，始觉城中灯市好。”当年岁丰熟时，衣食充裕的田家入城游赏，为城中灯市所吸引而流连忘返，直至天已破晓才回村：“田家舂米盛土仓，祠灶新鲙鲤与鲂。粥分口数顾长健，不卖痴呆侬自当。火照天田蚕好，打灰如愿从所祷。一声竹爆阳春回，城里看灯归已晓。”（张侃《田家岁晚》）其他节候亦然，田况的《三月九日大慈寺前蚕市》描写蜀地“蚕市”：“高阁长廊门四开，新晴市井绝纤埃。老农肯信忧民意，又见笙歌入市来。”乡人蚕市赶场，一方面是购置蚕桑养殖所需生产资料，同时也是感受城市笙歌繁华的一次游历：“倾囷计口卖余粟，买箔还家待种生。不惟箱篚供妇女，亦有镈资男耕。空巷无人斗容冶，六亲相见争邀迎。酒肴劝属坊市满，鼓笛繁乱倡优狞。”（苏辙《蚕市》）

第二是由于日常生活所需被动入城。在唐宋城市转型进程中，“两税法”实施后，土地私有制的发展和以钱币代替实物纳租，促使生产朝着价值交换方向发展，从而推动商品经济的发展。乡民被纳入商品市场交换机制中，被迫从自给性生产转入商品性生产。如朱继芳《城市》云：“村翁生长在柴门，身有丁男犊有孙。为了官租才出市，归家夸说与乡村。”“官租”迫使生于僻陋之地的“村翁”进入城市进行商品交换，却也见识了城市繁华，“归家夸说与乡村”。柳宗元《宋清传》所载宋清“长安西部药市人也，居善药。有自山泽来者，必归宋清氏，清优主之”。宋清的“善药”均由乡间“自山泽来者”所供。至宋代，“近城乡民，全借将些小系税之物，入城货卖，办籴口食”。其实，不只是“近城乡民”，就是“穷乡荒野”的“下户细民”在冬正节腊日也“荷薪刍入城市，往来数十里，得五七十钱，买葱、茄、盐、醯，老稚以为甘美”。乡人的生活、生产资料都已进入交换市场，“孙儿辈将豆麦入城货卖，收市盐酪”。张耒《感春》言：“山民为生最易足，一身生计资山木。负薪入市得百钱，归守妻儿蒸斗粟。”山民靠山吃山，以薪柴入市交换粟粮养家。围绕城市市场所需的商品性生产使乡人出入城市的频率增大，而奔波于城乡之间的乡人也敏锐地发掘了新的牟利渠道并形成多样化生存策略，比如为迎合市民的娱乐需求在乡间搜求促织到城市贩卖谋利，“促织盛出，都民好养。……每日早晨，多于官巷南北作市，常有三五十伙斗者。乡民争捉入城货卖，斗赢三两个，便望卖一两贯钱。苕生得大，更会斗，便有一两银卖，每日如此”。

第三是乡民入城长期务工。城市聚集了大量权贵、富商、市民，这些庞大群体的日常生活需要多样化的服务行业支撑，唐传奇《李娃传》中荥阳郑生为娼妓所骗，荡尽资产流落至凶肆以唱挽歌为生，说明中唐时期城市殡葬业已经成熟，而东、西市两个凶肆于天门街陈设凶器、举行挽歌竞唱等活动以竞争高下，失败者罚钱五万，可见这一行业已形成激烈的商业竞争。繁荣的城市服务业对人力的大量需求催化了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人力市场的出现一方面反映了农民对地主依附关系的松弛，同时它也为城市服务业的兴起准备了充足的劳动力来源”，“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宋时期城乡关系的变化，反映了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趋势”。宋人也意识到这一点：“今之农与古之农异。秋成之时，百逋丛身，解偿之余，储积无几，往往负贩佣工，以谋朝夕之赢者，比比皆是也。”城市发达的人力市场吸引农村人口入城务工，北宋汴京城“早晨桥市街巷口，皆有木竹匠人，谓之‘杂货工匠’，以至杂作人夫，道士僧人，罗立会聚，候人请唤”。南宋临安城“凡宅舍养马，则每日有人供草料，养犬则供饧糠，养猫则供鱼鱿，养鱼则供虮虾儿”。维持这样的商业服务也需要不少的人力资源。当然乡人入城也并不仅限于从事服务业，还有佣耕于人者。如鄱阳阳步村民吴六，“淳熙间，弃其父母而来城下，寄食于学前菜园家，受庸作”。甚或还有村民进城从事娱乐业，“有村落百戏之人拖儿带女，就街坊桥巷呈百戏使艺，求觅铺席宅舍钱酒之资”。“村落百戏之人”在城市撂地为场，卖艺为生。当然，乡人入城务工、卖艺等，不过是“求觅铺席宅舍钱酒之资”，很多人都挣扎在贫困线上，他们是城市繁荣的功臣，但在经济、政治和文化身份上依然是城市的他者和落败者。

（一）千古文人归田梦：精神性奔赴

田园诗作为中国古典诗歌中经久不衰的题材，其内在的驱动力量是文人的归田梦。文人士子长期奔波于功名之途，得意之时鲜少，在违心负重前行中，归田犹如一束光照亮了他们的精神逃逸之路。苏轼在“散材”“疲马”的自况和“人间歧路知多少”的宦途多艰感慨中，“试向桑田问耦耕”（苏轼《新城道中二首》其二）的退却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其内心的苦闷。很多文人虽然对城市竞逐深恶痛绝并“益悔居城市”（白居易《题元十八溪亭》），但身体行迹却“无由谢城市”（毕仲游《城中见山》），所以苏轼“幽居未深”的归田隐居往往只是精神向往而非行迹实践。如毕仲游《索马》云：“朝市心虽懒，江湖计未成。因循已三十，真恐误生平。”又如孟浩然《李氏园林卧疾》云：“我爱陶家趣，园林无俗情。春雷百卉坼，寒食四邻清。伏枕嗟公干，归山羡子平。年年白社客，空滞洛阳城。”很多时候他们寄希望于年老退仕后能够把这种精神性奔赴转化为生活性奔赴：“微官共有田园兴，老罢方寻隐退庐。”（苏轼《傅尧俞济源草堂》）而实际情况是大多数文人终身违己交病地流连城市，或者身未老就已在城市奔波中遗憾谢世，苏轼就是一个典型。

“归田”既然是文人的精神追慕，他们在文学书写中必然会衍生出大量田夫渔父形象，这些形象往往是他们生活中惊鸿一瞥的印象摹写，缺乏深入长久的体察追踪，所以更多的是文人归田梦的投射对象，而非生活实相。如苏轼《和陶归园田居六首（其四）》中所写乡村“八十余”的老人“不识城市娱”，所以全然没有受到商业经济的浸染，以家种“甘冷”老树荔枝和酒款待过客，并“不问钱有无”。晁补之的《渔家傲》言：“渔家人言傲，城市未曾到。生理自江湖，那知城市道。”渔人的生活飘摇在“清川”之上，与来往“七八船”渔人“但见笑相属，不省歌何曲”，在渔歌悠扬中，“至老不曲躬，羊裘行泽中”。员兴宗《自荆入沌至鄂凡十日沌中》中的乡人以渔耕为生：“一生宅莽苍，岂觉城市娱。出户舟为步，入户羹为鱼。田牧我有时，牛羊与之俱。但愿粳稻丰，俯仰无所须。”如此自由无拘的生活让诗人“我兴愧其言，劳生叹囚拘”。这类诗作都在反复叙说田夫渔父形象与城市绝缘，实则是文人由城向乡精神性奔赴的映现。

正是这种爱而不能的矛盾心理张力成为他们反复回望乡村山林，并形诸笔墨的心理内驱力量。所以，“归田”是传统士大夫的精神隐梦，唐宋文人依城望乡的乡村浪漫书写是他们在宦海沉浮或功名冷落中的精神逃逸空间，却并非行迹实践，更不是现实安居之所。这样的书写一方面闪耀着理想主义的色彩，同时沉潜着爱而不得的无奈和悲凉，这是王维、孟浩然等人田园诗成为悬浮于现实乡村之上农耕乌托邦想象的原因，也是苏轼和陶渊明田园诗创作的心理根源。所以李泽厚说苏轼“一生并未退隐，也从未真正‘归田’，但他通过诗文所表达出来的那种人生空漠之感，却比前人任何口头上或事实上的‘退隐’‘归田’‘遁世’要更深刻更沉重”。

（二）衣锦还乡：炫耀性奔赴

衣锦还乡缘起于古代帝王将相霸业功成返乡的政治性炫耀和物质性夸饰展演，“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刘邦衣锦还乡在历史上广为传颂，到唐代依然是激励人心的盛大场景，唐高祖也由衷地认同，“衣锦还乡，古人所尚”。唐太宗李世民诗作《过旧宅二首》《还陕述怀》《幸武功庆善宫》都有霸业功成、衣锦还乡的自豪与炫耀。吴越王钱镠的《巡衣锦军制还乡歌》曰：“三节还乡兮挂锦衣，碧天朗朗兮爱日晖。……斗牛无孛兮民无欺，吴越一王兮驷马归。”其衣锦还乡场面极为壮阔激昂，碧天朗朗，锦绣生辉，驷马奔腾，诗作慷慨雄壮。

帝王将相霸业功成后衣锦还乡在中国历史上毕竟是极少数的，唐代以后，科举制度的完善使得一些乡野士子“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梦想得以实现，这种社会层级大幅度跨越的荣耀，其最好的展示舞台便是乡里熟人社会，“之官便是还乡路，白日堂堂著锦衣”（方干《送婺州许录事》）。唐宋以后衣锦还乡的群体更多是及第士子，他们及第后书写了大量衣锦还乡诗作，直书如“今朝折得东归去，共与乡闾年少看”（卢肇《成名后作》）。又如“六年衣破帝城尘，一日天池水脱鳞。未有片言惊后辈，不无惭色见同人。每登公燕思来日，渐听乡音认本身。何幸致诗相慰贺，东归花发杏桃春”（章孝标《初及第归酬孟元翊见赠》）。在昔日衣破帝城的苦苦煎熬与今日“天池水脱鳞”后东归途中杏桃春色的绚烂比照中，诗人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但这类诗作容易有自夸之嫌，自书者言辞也不免拘谨闪烁，所以更多是借酬送他人擢第畅想衣锦还乡的荣耀轻快，如“称意人皆羡，还家马若飞”（岑参《送薛彦伟擢第东归》）。而在众人的欣羡中，中第才子的还乡之路可谓“春风得意马蹄疾”。如钱起《送李四擢第归觐省》曰：“才子欲归宁，棠花已含笑。高门知庆大，子孝觉亲荣。”才子中第归宁的消息带来了家族的高光时刻，高门子孝，就连庭院中的棠花都感知到巨大的喜悦而含笑相待。又如钱起《送郑巨及第后归觐》曰：“多才白华子，初擅桂枝名。嘉庆送归客，新秋带雨行。离人背水去，喜鹊近家迎。”学子荣归喜鹊相迎，这是多么温馨美好的祝愿。再如钱起《送张参及第还家》曰：“大学三年闻琢玉，东堂一举早成名。借问还家何处好，玉人含笑下机迎。”“大学三年”刻苦进学，如切如磋，一朝中第成名，悬想还乡最为动人的场景是“玉人”走下织机含笑相迎。

（三）归园田居：生活性、精神性双重奔赴

富贵还乡是政治性、经济性的炫耀，归园田居则更多的是文化性的皈依、现实性的生存践行。袁行霈在论及陶渊明诗歌“回归主题”时认为“归”有三重意义：一是“回归田园……去过躬耕自给的生活”；二是“回归自然，回归到人的自然本性，过一种自然而然、无拘无束的率真生活”；三是“离开人世”。并认为第一层是“生活意义上”的回归，第二、三层是“哲学意义”上的回归。归园田居主体首先在哲学认识意义上渴望“回归到人的自然本性”，对城市政治的竞逐挤压深恶痛绝，“睚眦见憎，本出一朝之忿；排挤尽力，几如九世之仇”。基于这样的认知，诗人弃绝朝市功名富贵，决然归田，“饱知游宦无多味，莫恨为农老故乡”（陆游《村居书触目》）；“宦途自古多忧畏，白首为农信乐哉”（陆游《村居初夏》）。陆游认为“万里耕桑吾道尊”，“耕桑”是士人读书求仕以外守道自尊、自爱的途径。归田守道，也是士人对抗社会不公的傲骨表征。因为“士虽以读书求仕为事，却不但不耻于耕，且以不知耕为耻。中国士大夫鄙商不鄙农。‘耕读传家’，耕与读都不卑下”。在这样的体认基础上，陆游纯然沉浸田园农事稼穑之乐：“陆子白首安耕桑，乐事遽数乌能详？”（陆游《村邻会饮》）“西郊犹近市，北崦渐谋耕。”（陆游《北崦》）这样的生存方式，将个体人生融入田园风物的勃勃生机中，“檐日桑榆暖，园蔬风露清。金丹不须问，持此毕吾生”（陆游《邠风》）。诗人直到84岁还“耕牧犹能力”（陆游《八十四吟》）。当然，这类诗作不免有傲然城市政治之上的激愤书写，如“君看早朝尘扑面，岂胜春耕泥没踝。为农世世乐有余，寄语儿曹勿轻舍”（陆游《江村初夏》）；“郊居不与人间事，惟有耕桑得细论”（陆游《与儿孙同舟泛湖至西山旁憩酒家遂游任氏茅庵》）；“北窗本意傲羲皇，老返园庐味更长。犊健戴星耕白水，蚕饥冲雨采青桑”（陆游《北窗》）。“早朝尘扑面”“人间事”“羲皇”都指向城市政治的纷扰，在此参照下，“耕桑”脚踏实地、自食其力的自由无拘方显难得。辛弃疾也自称“白发归耕”，“人间走遍却归耕”，“晚岁躬耕不怨贫”，“从今自酿躬耕米”。很多时候，“亲近农事是士大夫的一种大雅若俗的文化骄傲”。

归田既然要回归自然，回归到人的自然本性，过一种自然而然、无拘无束的率真生活，故乡村也就不再是政治功业的荣耀、物质性夸饰展演的场域，而是现实性的日常生活场景。范成大归乡后身份下沉，自称“本来识字耕夫耳”，其对“衣锦还乡”的政治神话嗤之以鼻：“何须驷马衔乡关，只作归农老圃看。”（范成大《晚归石湖》）从他的诗作中可以看出他是有躬耕实践生活的，“一昨成归卧，于今负耦耕”（范成大《阊门初泛二十四韵》）；“今朝南野试开荒，分手耘锄草棘场”（范成大《检校石湖新田》）。范成大的躬耕实践虽然不是生计所迫，但这样的经历显然让他深入体察农人的生产生活，使其田园诗呈现细节的鲜活真实并具有高度的概括性：“桑下春蔬绿满畦，菘心青嫩芥苔肥。溪头洗择店头卖，日暮裹盐沽酒归。”（范成大《四时田园杂兴十二绝》）江南乡村农人农事生产、商业交换等丰富场景被诗人展现在短短的一首绝句中。如果没有与村民一同俯身躬耕的实践体察，其田园诗中就不可能出现大量本色当行的代言体书写。

“围城效应”是人类不安于现状追求更加美好生存空间的心理需求映射，从以上论述中可以得出唐宋时期城乡主体双向奔赴的结论，而实际情况则呈现出城乡“围城效应”的失衡。在唐宋城市转型进程中，城市在物质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相对于乡村的优越性渐趋加强，城乡关系逐渐失衡也带来城乡“围城效应”的失衡，反映在城乡双向奔赴的文学书写中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观念上的变化。在隋代和唐初，乡民对于迁居城市极不情愿，隋炀帝强迫村民迁居城郭，引起百姓的极大怨愤，加速了危机四伏的隋政权覆亡的进程。唐初高祖李渊吸取教训，采取以现所居事实为准的“村坊制”形式安顿百姓。但武则天时期曾强迫关西农户放弃田产住宅迁居长安，遭到了农户的抵制，当时官员徐坚上疏力劝武则天罢除此举：“然高户之位，田业已成，安土重迁，人之恒性。使者强送，绳勉进途。一人怨嗟，或伤和气，数千余户，深宜察之。”但是，中唐以降，城市不仅是文人士子追逐功名、商人逐利的场域，也是普通乡村民众向往的乐土，“城郭之人优逸，而乡村之民劳苦也”成为宋人共识。在宋代的都市笔记中，城市的光鲜夺目与乡村的本色自然形成巨大反差，城市的绚烂多姿对乡人的吸引是强烈的。洪迈在《夷坚志》中讲述乐平新进乡农民陈五“为翟氏田仆”，在家染疫病死，因“胸臆尚暖，家未忍瘗”，历三昼夜复活讲述其间为神人将军所挟，神游西湖的经历。神人将军最大的遗憾是：“我闻得杭西湖境致极好，常恨平生不曾到。”而陈五“每以暇时，受他人庸雇，负担远适”，想必识得去往西湖之路，神人将军恳求陈五“请尔引导。候看了当放尔”。在陈五的引导下神人将军“到临安游湖。天竺灵隐，市肆园林，逐一行遍”。陈五所述之事诞幻之极，但其间神通广大的神人将军对繁华都市的向往之情却值得关注，这实则反映了当时普通乡人对城市生活的欣羡心理。

其次，城里人和乡下人在奔赴对方之“城”时，看与被看的意味是值得深究的。都市笔记中反复嘲谑乡人进城的呆钝、愚昧，构成强大的话语场，市民在“土俗”“土气”等污名化、贬斥乡人的单向命名的权力关系中获得身份优越感。这种城里人的优越感并非仅限于市井小民，城市不同层次的成员在文化观念、审美趣味上并非完全隔绝而是交融互渗甚至走向趋同，形成一种话语共谋。“新的缙绅阶级与旧式贵族不同，他们主要居住在城市里，更像寓居的地主而不是农村里的乡绅。由于几乎所有的官员和富商也住在城市里，因此城市就聚集了社会的领导阶层，而高雅文化自然因此也大大都市化了，其口味与心态都具有了市民化的特征。”在唐宋城市转型进程中，“新的缙绅阶级”不再是“农村里的乡绅”，而是居住在城市的“官员和富商”，他们的“口味与心态都具有了市民化的特征”。

从理性层面看，对于由乡向城奔赴的乡民群体（学而优入城者例外），基于农本思想的文人士大夫多持道德性的负面评价：“乡村无赖子弟乍涉城市，闻见纷华，自恃身为保丁，坐索本家供给，饮博游荡，习以成性。”“今天下壮有力之民，侨寓杂处，散于四方，手不服耒耜之勤，心不知田亩之乐，为淫巧奇技、屠贩游博。”宋人认为乡民就应该安土重迁，像他们的父祖之辈一样“黏着在土地上”。在文学书写的感性层面也同样蕴含着城乡文化层级差序：“瘿妇趁墟城里来，十十五五市南街。行人莫笑女粗丑，儿郎自与买银钗。”（范成大《夔州竹枝歌九首》其一）诗作在自我解嘲中对城乡文化层级差序的认同，挥之不去的是乡下人的卑微。李若水《村妇谣》曰：“村妇相将入城去，呵之不止问其故。”对相约进城的村妇行为不解中难免有嫌弃意绪。面对大量入城游赏、讨生活的村民，城里人深入骨髓的嫌恶很难遮掩：“田间野妇盈衢巷，怪我还能与共进。”（李纲《上元日》）这类诗作的嘲谑对象往往指向城乡生存状态和体貌服饰差异巨大的乡下女性群体。所以，进城的乡下人终究还是城市的他者，虽然“农民不是世界历史的被动接受者，而是社会变迁的力量，哪怕他们从属于一个经常将他们遗忘了的社会”，但千百年来，农民进城的境遇并未有大的改观。

不管是乡下人进城还是城里人还乡的书写中都隐含着对城乡文化层级差序的认同，即使在一些貌似对城市政治批判的作品中也隐然可见，如元代睢景臣的《高祖还乡》，虽然看与被看的关系被颠覆了，致使人们更多看到作品对帝王政治威仪的批判嘲讽，但却往往忽略了其间指向乡村愚昧、狭隘、凝滞的调侃嘲谑。其实，在《高祖还乡》中，城市政治的虚伪可笑与乡村民众的狭隘滑稽互为表里，流露出来的依然是城里人的优越感。所以该作品的双重指向形成了对城市政治和乡村诗意的双重解构。

最后，在唐宋城市转型的城乡“围城效应”中，乡下人进城在现实中成为主流。乡村在衣锦还乡者的奔赴中只是成功者暂时展演炫耀的舞台，富贵还乡之人终究还是要回归城市实施政治权谋和进行经济牟利。富贵进城、进城富贵者则不大可能返回乡土，“人们常用‘以末致富，以本守之’来形容传统社会商人的价值取向与资本流动趋向，这种模式导致商业资本回流土地，似乎是中古商业资本流向形成的固定模式。但从笔记小说中的描述，在城市商品经济发展的现实下，很多情况下，不少商人已经脱离了与土地的基本联系”，乡村在文人生活意义上的粗陋、愚昧使其成为现实中无法返回的故乡，所以城里人还乡往往是精神性、短暂性的，而乡下人进城则成为一种势不可挡的潮流延续至今，显现出城市对人口和财富强大的吸引能力。白居易从政治理性层面对农人充满深切同情：“嗷嗷万族中，唯农最辛苦。”（《夏旱》）而当其处身乡村时的感性书写却是百般不适应，“田园莽苍经春早，篱落萧条尽日风。若问经过谈笑者，不过田舍白头翁”，“门闭仍逢雪，厨寒未起烟。贫家重寥落，半为日高眠”（《村居二首》）。生活的窘迫与精神交游上的落落寡欢使其村居生活鲜有诗意可言。宋人虽然更为务实，但村居生活在精神文化上无人应和的寂寥也时有流露：“俗子有钱村亦乐，秋田米熟歌牛角。三家村墅无官方，夜半呼卢笑声谑。寻思我辈不如君，平生读书徒苦辛。遭时丧乱未得志，长策短藁无由伸。不如卖剑买牛去，也学此翁村里住。只愁夜半月明时，得意无人和诗句。”（刘过《村墅》）所以，白居易在城乡分离的心理矛盾焦灼中折中出“中隐”之路，筑居城市园林以达到不离城市而享村野之趣，在物我交融中重温农耕文明造就的隐梦并有效慰藉在城市中无处安放的灵魂。

乡村是我们共有的家园，不能因为城市的繁荣而使乡村成为我们回不去的桃花源。理想的乡村应该不仅是文人依城望乡的乌托邦想象与建构，还应该从“可行”“可望”到“可游”“可居”，但理想的实现在现实中还有漫长的距离，城里人还乡的艰难至今还在延续，并成为当下乡村振兴需要着力破解的困局。

一宋史研究资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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