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黄永胜晚年的一次家庭对话中，他的儿子向他提出了一个假设性的问题：
“爸爸，如果您当初没有选择到北京担任那个总长职务，后来的‘913’事件对您的影响会不会小一些？您的处境是否也会有所不同呢？”
面对儿子的提问，黄永胜并未直接回应，而是淡淡地表示，那个总长之位并非自己主动争取，而是被紧急召唤至北京，被强行赋予了这一职责。
在黄永胜的回忆录中，“军人总要服从命令”这句话频繁出现，彰显了他作为一名军人的坚定信念。
谈及“913”事件后，无论是伟人还是周总理，都曾试图挽救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人。
据邱会作之子透露，事件发生后，周总理曾郑重其事地向他们保证：“只要你们好好工作，放心工作，主席依然信任你们几位老将。”
这一番话，确实出自周总理之口，邱会作听后激动万分，反复念叨：“总理保我了，总理保我了。”
他还迫不及待地将这一喜讯转告给了住在西山的黄永胜。
然而，黄永胜听后却陷入了沉思，他冷静地分析道：“话虽如此，但实际情况未必会按预期发展。”
在“913”事件后的十天里，邱会作、李作鹏、吴法宪、黄永胜四人的日常生活和工作看似并未受到太大影响。
然而，这十天里，他们的真实行动却是疯狂地焚烧文件，试图以此来撇清与事件的关联，却未进行任何实质性的揭发和交代。
他们仿佛对一切阴谋都毫不知情，对“913”事件没有任何额外的想法，也无法提供关于“出逃一家”的任何线索。
事实上，在“913”前夕，周总理曾明确指示，没有他、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四人共同签署的命令，任何飞机都不能起飞。
然而，李作鹏却擅自篡改了这一规定，只要四人中有一人同意，飞机即可起飞。
他们与“913”出逃者的关系紧密，这是众所周知的。
但在事件发生后，他们却默契地选择了沉默和逃避，这种行为无异于掩耳盗铃式的自欺欺人。
周总理曾在9月17日下午与邱会作进行了深入的交谈，希望他能够正视问题，写一份报告出来。
然而，邱会作却以觉悟低、水平低为由，表示自己无法理解也无法说清楚“913”事件。
周总理对此感到既失望又愤怒，他质问邱会作为何要与那些人混在一起。
邱会作辩解称，自己是主持部队工作的，如果不与他们合作，又能与谁合作呢？
周总理听后十分震惊和不满，但还是尽量平和地劝解道：
“你这样的思想是不对的。
你的问题不大，黄永胜和吴法宪的麻烦可能多一些。”
在那段时间里，周总理多次找邱会作等人谈话，但遗憾的是，他们始终未能提交一份相关的认错和揭发材料。
那十天里，他们到底在做什么呢？
以黄永胜为例，他在家和办公室疯狂地焚烧文件，甚至将一个大瓷缸都烧裂了。
这种疯狂的举动无疑是在销毁罪证，表明他们并没有任何悔改之意。
9月24日上午，周总理与叶帅在人民大会堂宣布了邱会作四人离职反省的决定。
晚年时，黄永胜的儿子再次问起他为何要焚烧那些物品。
黄永胜坚定地表示：“我就是要烧，不烧也难受，烧不烧结果都一样。”
但他也补充说，自己主要烧的是照片和一些文件。
那些照片让他感到愤怒和不满，因此他选择用纸质文件来助燃。
对于“913”事件，黄永胜晚年仍怀有悲愤之情：“他为什么要跑呢？他跑了，我们怎么解释得清楚呢？”
事实上，他们曾经有机会挽救自己，从被关押后伟人和周总理对他们生活待遇的关照中就可以看出。
然而，他们却没有把握住这个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