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一位来自上海的特殊访客缓缓步入天安门，踏进了伟人纪念堂，她恭敬地献上花圈，嘴中轻轻呢喃：“对不起，我迟到了。”
这位访客，正是伟人昔日伴侣——贺子珍同志。
贺子珍与伟人的缘分始于井冈山。
那时的她，年仅18岁，正值青春韶华，思想开放，热情洋溢，深受众人喜爱。
伟人也对这位活力四射的少女颇有好感，每次贺子珍来访，伟人总是热情相迎。
久而久之，两人心生情愫，次年便结为连理。
此后数年间，他们风雨同舟，共尝野菜红薯，共历长征艰辛，被誉为“模范伴侣”。
然而，当长征结束，在陕北站稳脚跟后，这段深情厚谊却遭遇了突如其来的变故。
一位美国女记者来访，出于西方礼节，与伟人拥抱并赠花。
贺子珍却误以为女记者在蓄意“献媚”，企图破坏她与伟人的感情。
于是，她变得情绪失控，频繁与伟人争吵，甚至与女记者发生冲突，造成了不良影响。
后来，她的行为愈发极端，干扰了伟人的工作和学习。
为求清静，伟人暂时与她分居，这更使她怒不可遏，一气之下决定前往苏联。
尽管伟人劝阻，但她仍毅然登上了飞往莫斯科的航班，从此与主席天各一方。
事后，贺子珍深感懊悔，认为自己可能过于冲动，伤了伟人的心。
于是，她提笔写下道歉信，希望挽回这段感情。
遗憾的是，信未寄出，却先收到了伟人再婚的消息。
这让她痛心疾首，却也无可奈何。
解放战争末期，贺子珍回国，因避嫌而滞留黑龙江。
期间，女儿李敏成了她与伟人之间的“小信使”。
贺子珍在信中诚恳地向伟人道歉，但伟人只是淡然回应：“一切都已过去。”
后来，贺子珍患病，转至上海治疗。
伟人闻讯后立即书信问候，叮嘱她安心养病。
1959年，伟人在庐山与贺子珍重逢。
自延安一别，已逾二十载。
贺子珍泪眼婆娑，最终喊出了“伟人”。
伟人点头起身，与她握手，并邀请她坐下交谈。
贺子珍滔滔不绝地诉说着这些年的经历，伟人则静静聆听，未曾打断。
一个多小时后，会面结束。
贺子珍在警卫团的护送下离开庐山。
为避免麻烦，伟人要求秘书和警卫员保密此事。
此次重逢让贺子珍心情大好，病情也有所好转。回到住处后，她兴奋地与好友分享着与伟人见面的点点滴滴，仿佛回到了纯真的孩童时代。
然而，在动荡时期，贺子珍遭受严密监视，生活压抑。
她多次写信向伟人诉说苦楚，却都被拦截。
1976年，伟人病情加重，贺子珍申请探望却遭江青阻挠。
伟人逝世后，她悲痛欲绝，时常暗自垂泪。
直到1979年，贺子珍才终于获批前往北京祭奠伟人。
参观完伟人纪念堂后，她坐着轮椅来到天安门，凝视着伟人的雕像，泪水再次滑落。
她与伟人终究情深缘浅，未能共度余生，这是她心中永远的遗憾。
1984年，贺子珍因病离世，骨灰暂存八宝山。
贺子珍离世后，李敏将她的画像挂在客厅，对面则是伟人的画像。
这一举动看似有意将两人“分开”，引起了不少人的不解。
李敏解释说，这样做是为了让他们日日夜夜都能“相见”，以弥补后半生无法团聚的遗憾。
这份深情厚谊，跨越时空，永存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