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浮躁、急功近利这些编辑工作的大忌已经是十分普遍的现象，编辑加工根本谈不上什么如何加大编辑含量、如何点石成金的问题，编辑充其量是在做着校对的事。”这句话引人深思，不免令人痛心。本人应中国版协校对委员会的邀请，在提高图书质量研讨会上发表了一点想法，现将演讲主要内容发于此公众号，就教于业内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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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编辑工作实际和编辑队伍建设的问题，笔者继多年前发出过“老调还须重弹”的感慨，在三年前以《编辑职责“后移”的现象应该引起重视》为题，指出了当今由于激烈的市场竞争和编辑责任意识、把关意识的弱化，加上对新编辑培训的跟不上，编辑职责后移的现象日趋严重，直接导致了图书质量的严重下滑。文章发表后，引起了业内广泛的关注，尤其在一批老编辑出版工作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本人不仅因此受邀第六届校对工作研讨会作了大会发言，而且论文获得第二届中华优秀出版物论文奖。笔者清楚，这并不说明论文的水平有多高，关键在于论文所揭示的问题正是今天中国出版业编辑工作中存在而且越趋严重的现象，应该引起出版人的严重关注。

笔者作为一个总编辑，对这类现象深有感触。因此在工作中对此不断进行反思并采取一系列的措施作为应对，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一抓强化责任意识

笔者在《“后移”》一文中认为，作为一个出版社，在强化编辑工作质量的问题上首先应该狠抓队伍建设，这是一个出版单位是否具有发展的潜力和后劲的关键。作为一个编辑的责任感、使命感和职业道德是必须时刻牢记的。我们应该正确对待和处理两个效益的关系，力求两个效益的统一，抵制惟利是图、片面追求轰动效应与经济效益的思想和行为。编辑工作尤其是一项道德感极其强烈的工作，编辑个人的道德情操和道德责任感将在图书出版的过程中得以体现，我们要自觉持守出版工作者的职业道德，以职业道德准则来要求和约束自己，勤于探索创新，为多策划好的选题，多出精品而努力。出版界的前辈，从张元济、陆费逵、邹韬奋、茅盾、胡愈之、郑振铎无一不是这样来要求自己勉励后人的。在今天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时代背景中，我们每一个出版人，尤其不能忘记自己传承优秀文化和先进科学知识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不能忘记自己作为文化使者应该具备的职业道德，这个话题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过时。

首先把职业道德教育与建设企业文化结合起来。应该把图书的内容质量、编校质量、服务质量作为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作为编辑年终考核的重要指标，作为企业文化建设的核心组成部分。我们把“创特色、出精品、讲服务、增效益”作为我们办社的宗旨，以图书质量为核心，努力提高各个环节的质量。

其次，注意结合编辑工作实际，以正反两方面的案例来教育、警示全体员工。对总署、省局通报的典型案例及时通报，利用全社员工大会、生产进度协调会、编辑工作研讨会、选题论证会等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把质量问题始终不懈地作为常年话题，做到警钟长鸣；对于上级通报的先进范例，媒体报道的兄弟单位的经验和做法，经常用做教育的教材，有的时候还印发给各有关人员组织专题学习，一方面及时完善自己的有关制度，同时对别人的做法和经验进行研讨，为我所用。

严格奖优罚劣的制度，在全社营造质量就是生命的氛围。在上级部门组织的质量检查中获得优秀成绩的，社部除了予以通报表扬外，还奖励一倍工作量，相反，给予相应的处罚。

二抓基本功训练

作为文稿编辑除了那种职业道德和职业精神外，还要有扎实的基本功。我们不得不承认，在今天，浮躁、急功近利这些编辑工作的大忌已经是十分普遍的现象，编辑加工根本谈不上什么如何加大编辑含量、如何点石成金的问题，编辑充其量是在做着校对的事，严格地说，还是一个不称职的校对——因为一个称职的校对也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的。

而在这些低级错误中，除了属于责任心的问题外，其中大多是属于基本功薄弱的问题，语言文法的问题更为突出。因此，笔者一直在呼吁老调必须重弹，必须重视编辑的基本功问题。尤其是在现在相当多的年轻作者中，包括教授博导，自己的语言文字水平实质上也就是高中毕业的水准上，更应该值得注意的是现在的许多教授的书稿相当多的是出自自己的学生之手，因此，抄袭、差错也就可以想而知了，外文翻译甚至出现韦氏拼音chiang kai-shek蒋介石翻译成“常凯申”。我们的编校人员再不能把住关，那图书质量的提高只能是空喊。因此，狠抓中国语言文字基本功对于那些专门从事出版工作，生产受教育者必须使用的知识的载体——图书的编辑人员来说，尤其显得必要。

一是要抓住新编辑的上岗培训。招收的新编辑，除了严格对于学历的门槛要求外，在招聘过程中，还应该重视基本功尤其是语言文字的基本功的考核，不管是什么学科的编辑，在知识方面的要求也许因学科的不同而要求也有所不同，但是语言文字的基本功是任何学科的编辑所必备的。而对于新编辑的上岗培训，必须从语言基本功抓起，文科的年轻编辑要重视，非文科的年轻编辑更要重视。编辑工作的规范，从编辑工作的基本规程到校对工作的基本规程，从图书编校质量的认定细则到图书编校质量差错率计算方法，新编辑必须尽快熟悉并且掌握。我们在社里组织各个环节的资深编辑和有关负责人轮流给新编辑进行培训，目的就是要求新编辑尽快进入角色，进入状态。

二是抓编辑的继续教育。对于在职编辑，没有达到研究生学历的，鼓励他们参加自学考试、成人教育、研究生学位班等，通过各种途径提高自己的学历水平；已经符合学历要求的，我们要求编辑不断自学充电，尤其是关注编辑出版专业的研究，结合自己本学科的要求，思考和了解从学科要求出发，编辑工作中应该注意和掌握的业务知识；对于年轻编辑，我们鼓励积极参加职业资格考试而又不仅仅是为了通过考试而考试，而是通过职业资格考试，检查自己对编辑出版专业知识的掌握和了解，提高自己对编辑出版工作研究的理论水准，拓宽自己对编辑出版领域知识学习和研究的视野，并且要求符合条件的年轻编辑参加“韬奋杯”职业技能大赛。我们应该尽可能为编辑创造机会、提供方便，参加继续教育，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和业务水平。

三是提供编辑在研讨中提高的机会。我们组织各种形式，让编辑能经常参与各种研讨活动，交流经验、研究问题。我们每年与复旦大学出版社组织两社的编辑工作研讨会，确立主题，分头准备，共同交流，至去年已经连续举办6届，让编辑在研讨交流中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准和业务水准；在社内，每年组织一次全社的编辑工作研讨会，围绕某个主题，大家畅所欲言，研究解决自己在工作中遇到的困难、问题乃至于困惑；我们鼓励编辑积极研究工作中的问题和规律，积极参加业内的各种研讨会。这样极大地鼓励了编辑在繁忙的编辑工作中不忘自我充电，不忘进行编辑工作规律和问题的研究，在第二届中华优秀出版物论文奖中我社有两篇论文入选，我社还被评为江苏省编辑出版科研先进单位。

四抓校对队伍建设。出本社同时也要加强校对队伍的建设。校对在整个图书出版过程中起着断后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工序。目前很多出版社忽视校对环节，在管理制度、分配制度、职称评聘制度等问题上存在着不利于校对队伍的建设和稳定的现象，诸如过多地采用“编校合一”、几个校次合一的方法，为了赶市场大幅度地缩短出版周期特别是校对的时间，校对社会化又缺乏严格的质量监控机制，校对队伍流动性太大，这些都应该引起我们出版社决策者的重视。

我们在稳定校对队伍上也出台了一些具体的措施，鼓励校对参加职业资格考试，不管是编制内还是编制外，只要通过资格考试，我们一样给予工资晋级；一样鼓励他们与编辑一起参加业内的职业技能大赛以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准。在日常的校对工作中，我们鼓励校对主动大胆对书稿中的问题特别是内容观点上的问题进行质疑，一旦质疑成功，社部予以奖励。

三抓制度保障

建立具有健康的导向性的运作机制和规章制度，为编辑提高工作质量提供有利的环境和工作氛围。诚如《“后移”》一文所说，除了在策划的问题上要提倡专业化，鼓励和要求编辑在自己熟悉的学科领域里发掘选题资源，从源头上保证选题和书稿的质量以及在工作量计算的问题上体现出政策的导向性，以保证编辑的精力和时间上要有个正确的度的把握外，我们还坚持和完善了一套配套的保障机制。

1.坚持三审三校制度。不管编辑加工任务多重，不管出版周期多紧，我们始终坚持三审三校制度，对于由于出版周期紧张的特殊稿子需要连审连校的必须报批，总编辑同意后方可进行。分管领导不定期抽查图书出版流程卡，检查流程是否规范。

2.坚持清样终检制度。为了保证成书前的质量控制，我们成立了“终检小组”，由社领导及总编辑委托的资深编辑组成，实行“一票否决制”。在终校抽查结束，责任编辑签字以后，由终检小组任意抽查3万字，符合要求的同意出片，不符合规定的退回责任编辑和终校者重新校对。

3.坚持每年成书抽检制度。我们规定，除了申报职称抽查的图书和上级管理部门随机抽查的图书外，社部将抽查每个责任编辑一本年度内出版的图书，先请中文语言文字专业或者编辑出版专业的研究生匿名通读检查，然后由总编办整理差错记录，交由校对负责人认证，分管副总编辑核准，总编辑认定，之后与本人见面，允许编辑申诉。申诉驳回不合格者继续抽查第二本，如果连续两年或两本抽查不合格者，停止发稿权三个月，以示惩处。

4.坚持审稿意见检查制度。除了经常不定期检查流程卡外，我们还经常检查编辑的三个审次的意见和记录，将优秀的审稿意见进行展览交流，对不负责任的审稿意见进行匿名展示，这样既起到了交流的作用，对于新编辑实际上也起到了一种培训作用，对认真的编辑起到了鼓励的作用，而对那些不负责任的编辑则是一种警示作用。

要解决编辑职责“后移”的问题，首先要解决的是编辑的责任感和职业道德问题，其次是加强编辑的基本功的培训，再在制度的保障下才有望从根本上得以解决。提高图书质量，对于中国的出版业来说，任重而道远。在此，我作为一个总编辑，对长期工作在图书质量流程把关中最后一道防线上的全体校对人员、技术编辑表示深深的敬意，谢谢你们的努力。

【作者简介】

吴培华，教授，编审。曾任苏州大学出版社副社长、总编辑，苏州大学出版研究所所长，清华大学出版社总编辑。编辑出版研究生导师，曾兼任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苏州研究基地主任；中国编辑学会理事、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常务理事；全国出版职业资格考试办公室专家组成员、国家出版基金办公室专家组成员。在国家级出版媒体发表各类专业论文120多篇，著有《出版问道十五年》《追梦：我的出版问道历程》《中华民族的脊梁——记战斗在抗击非典一线的人们》；主编《现代实用编辑学》等教材三部。论文曾经获得“中国出版改革20周年征文”二等奖、第五届全国出版理论研究优秀论文奖、中国编辑学会优秀论文一等奖、第二届中华优秀出版物论文奖、韬奋论坛优秀论文一等奖等十多个全国性奖项。曾参与两届全国高校出版工作会议教育部长工作报告的起草、担任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领导在高校出版工作会议上报告的起草人。个人独立策划并任责任编辑的图书分别获得第六届国家图书奖、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第1—4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共6个国家级大奖以及十多个省部级奖项。2007年入选首批中国新闻出版业领军人才，2008年获得中国出版界最高奖“韬奋出版奖”，2009年入选中国高校首届出版人物，2015年入选中国出版新锐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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