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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1953年12月—），恢复高考后考入兰州大学历史系并获硕士学位。曾任陕西师范大学教授、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香港中文大学教授。
他的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国农民史、土地制度变迁史、经济史，对秦汉史、中国思想史、明清史、中国近代史、苏联东欧社会转型与中国的对比、国企改革、农民问题亦有研究。
秦晖患有先天性青光眼，出生后右眼即失明，因先天性青光眼造成的视神经萎缩后遗症，他的左眼视力依然很差。
本文发表于2007年《南方都市报》。本处转载有删节。无疑，15年来中国所取得的进步是巨大的。但是另一方面，这15年积累的问题之多也不容忽视。15年来，中国借助铁腕体制降低“制度变迁的交易成本”，避免了一些转轨国家“民主分家麻烦大，福利国家包袱多，工会吓跑投资者，农会赶走圈地客”的“拖累”，实现了空前快速的原始积累。然而社会公正问题也越来越突出。我国如今不仅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不断升高，而且更重要的是因垄断和特权造成的升高没有说得过去的理由，使得大众的不公平感比同等基尼系数下的国家更高。我国如今不仅存在着公共品供给的不足，而且还叠加了“公共品缺少公共性”的体制弊病：早在改革前旧体制下，收入高者享受更高的公共福利，而收入低者公共福利享受得更少，“二次分配”不是缓解了而是加剧了初始分配的不平等。这个弊病在如今单向度的市场化改革中不仅没有克服，反有加剧的趋势。由于体制缺陷形成的“扩权容易问责难，卸责容易限权难”，使得“放权让利”的改革变成了“弃责争利”，公共服务部门放弃服务责任，利用公共资源大肆“创收”，同时却凭借垄断权力排除来自民间的竞争……这一切导致了近年来相当尖锐的“改革论争”：先是在对“掌勺者私占大饭锅”的批评持续多年之后，以“郎咸平旋风”为契机发生了激烈的国企改革争论，接着“医改报告”又引发了以医疗、教育问题为中心的公共品供应改革争论，以及以物权法和农民问题为中心的经济社会改革争论，等等。这些争论把1997年那场“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主义”之争深化为一系列的“问题”辩论，它们的种种现实利益背景已经穿透意识形态的表象而凸显出来，从而使争论变得相当激烈，以至于有人惊呼“改革共识已经破裂”。显然，这些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并没有像有些人设想的那样“把饼做大”就能缓解“分饼不公”的矛盾，而是出现了经济发展与内部外部矛盾同步持续深化的现象。1992年这轮改革初起时人们曾试图把体制合法性建立在经济增长上，但是现在，经济高增长和社会不稳定同时发展的现象使人对此说日益怀疑，如果说在意识形态上“不争论”不失为邓小平的智慧之举，那么在利益矛盾方面不允许博弈，就有极大的风险。然而在现有体制下人们如何进行博弈呢？这15年来改革政策乃至改革战略不是没有调整，甚至可以说是调整之频繁举世罕见，以致民间有“初一十五不一样”之说。然而似乎怎么调整都不对：就拿前一阵成为舆论热点的“医疗改革”来说吧，当初说是医疗福利萎缩和“过分市场化”使人看不起病，出路似乎在于加大政府垄断，然而不久就有权威消息披露：中国如今的公费医疗开支竟有80%花在领导干部身上，这样的“福利”，究竟是谁之福，谁之利？增加这样的“公共品”，能改善老百姓的医疗吗？再如：“郎旋风”之后中国开始反对所谓“新自由主义”，一时似乎风向转“左”，没收陕西石油民企、在重化工等基础领域搞排挤民资的“新国有化”、划定国有垄断行业等“大政府”政策纷纷出台，然而与此同时，新一波“股改”却采取了私有化方式，其“右”的程度远远超过“郎旋风”之前的一切国有股减持方案。吴敬琏先生略表批评之意，立即招来一阵骂声。也是，前些年为了国企“圈钱解困”，长期大熊市把高位跟进的广大散户小股民坑得够呛。如果当初听吴先生的，在国企未改革前就不该急于设局圈钱，那样就不会有这么多人被坑。既然被坑了，在股指已跌去三四成时用现今的股改方式来补偿(如那时杨帆建议的)，也算是补偿了被坑的股民群众。然而那时不补，愣是让股指从2300多跌到900多，大部分小股民已经无法承受巨亏，被迫“断腕”退场。只剩下实力雄厚的大庄家等着“抄底”了——这时的改革才大举出台，一下就给抄底者奉送了3000亿元的净值财富！这真叫来得恰是时候！郎咸平也好，巩献田也好，这时却不吭声了。你说他们是“左”还是“右”呢？长远地看，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改革的前景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世界。表面上，今天中国经济的持续高增长令人艳羡，各派经济学者都力图以他们的理论来解释“中国奇迹”，由此引起一片赞扬声：古典自由经济学把“中国奇迹”归功于经济自由化或市场化的成功，而左派经济学或凯恩斯经济学则归功于政府干预、管控的成功。中国经济的非自由色彩令左派欣赏，而它的非福利色彩则令右派欣赏。然而实际上，没有中国式的铁腕，任何国家无论左派还是右派执政，实行自由市场政策还是凯恩斯式的乃至社会民主的政策，都不可能这样来搞原始积累。因此这种既非福利亦非自由的发展模式实际上对当今世界左右两种主流经济模式都形成了日益严重而且无法回避的挑战：在势不可当的“中国竞争”面前，那些发达的福利国家不得不降低福利水平，自由贸易国家则又酝酿重树贸易壁垒。而不发达国家则在吸纳资金、获得资源等方面面临更大困难。整个全球经济因“中国概念”而面临大洗牌。而像中国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人口，中国经济这么大的量，随着将来作为全球商品供应者和资本吸纳者的作用日益凸显，一旦出问题可能比1929年美国股市崩盘对全球的冲击更大。因此中国平稳顺利地转型不仅是国人之福，也是世界之福。而中国因“尺蠖效应”而发生社会爆炸，或因现行原始积累方式与福利国家和自由国家的双重冲突而导致国际秩序崩溃，则不仅是国人之祸，也是世界之祸。当年邓小平谈到中国改革经验时就认为：现存体制“有个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干一件事情，一下决心，一作出决议，就立即执行，不受牵扯”。这一“优越性”在后来的改革中更加突出。然而这样的改革方式的弊病也是显而易见的，其中最主要的是形成了顽固的“尺蠖效应”：这些年来改革方向经历了或左或右、一放一收的几度调整，然而在某些特权利益集团影响下无论向左向右都会发生扭曲：向左则自由受损而福利未必增加，向右则福利丧失而自由未必增进。政府变“大”时扩权却难以问责，政府变“小”时卸责却不愿限权。政策一收就容易侵犯平民私产而公共财富却未必得到保障，政策一放则公共资产严重“流失”而平民私产却未必受保护。左时“公权”侵夺个人领域却无心公共服务，右时放弃公共产品却不保护个人权利。……正如孙立平所言：无论向左还是向右，得利的都是同一些强势者，而吃亏的也是同一些弱势者。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一个萝卜两头切，左右都是他得”。这样就使社会矛盾在一放一收的尺蠖式进程中日益发展和积累，而不能像宪政民主体制中那样，以向左增加福利、向右增加自由的“天平效应”来维护社会的平衡。显然，过去15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与经济增长都取得了惊人成就。但我们面临的挑战仍然严峻，因此没有理由躺在已有成就上盲目乐观。改革深入到如今这个关键时期，经济发展到如今这个敏感阶段，面对社会矛盾增多、社会紧张加剧的现实，如何推进政治文明，建设民主与法治，以期重新凝聚改革共识，争取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和谐社会，这将是下一个15年我们的奋斗目标。欢迎加入我的讨论社群，现在已经有600位读者在里面与我进行你问我答、股市投资交流（仅投资知识，不分析股票和进行投资建议）、宏观经济动态、独家专栏文章分享、时事动态探讨、好书推荐、往期被禁文章分享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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