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拉乌苏”是蒙古语，汉语意为“黄水”。萨拉乌苏河的下游无定河属于黄河的一级支流，萨拉乌苏河在当地也称“红柳河”。它位于鄂尔多斯高原的东南角，发源于陕西省西北部的白于山北麓，向东北方向流入鄂托克前旗东南角，继续往东北流，横贯乌审旗南部，在巴图湾村附近折向陕西省，往东在榆林市清涧县注入黄河。
图一 萨拉乌苏遗址
（一）遗址发现
1922年，法国天主教神父、地质古生物学家桑志华根据当地蒙古族居民旺楚克提供的线索，来到萨拉乌苏河大沟湾，在那里采集到许多哺乳动物化石、人工打制的石器和3件人类股骨化石。1923年，桑志华和另外一位法国古生物学家德日进发现了一颗石化程度很深的人类左上外侧门齿，经北京协和医学院解剖学系主任、加拿大人步达生研究，定名为“the Ordos Tooth”（鄂尔多斯牙齿）。
20世纪40年代，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裴文中先生在他的著作《中国史前时期之研究》中，首先使用了“河套人”这个中文名词，并称这一旧石器时代文化为“河套文化”。20世纪50至80年代，我国考古学者继续对这一地区进行考察，相继又有许多新的发现，最后将这一考古学文化定名为“萨拉乌苏文化”。
目前，已发现“河套人”古人类化石20多件，包括额骨、顶骨、枕骨、牙齿、下颌骨、椎骨、肩胛骨、肱骨、股骨、胫腓、腓骨等不同部位，它们分别属于不同的个体。研究发现，“河套人”在人种上属于黄种人，其体质特征属于晚期智人阶段，生活年代距今10万~5万年前。
图二 “河套人”头盖骨
图三 “河套人”牙齿
（二）重要价值
“河套人”化石及其文化的陆续发现表明，距今10万年前，已有古人类在萨拉乌苏河畔从事生产生活，他们使用简单的打制石器，与自然作斗争，是鄂尔多斯地区远古文明的曙光。
在这里陆续发现的古人类化石和丰富的旧石器时代遗物，见证了人类的早期历史。大量脊椎动物化石和出露良好的第四纪剖面，为我们认识早期鄂尔多斯地区的地质、环境和生态状况，提供了真实可靠的证据，具有较高的科学研究价值。
长久以来，萨拉乌苏河及其依存的文化遗址一直是中外古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古生物学家和地质学家们关注的焦点。2001年，萨拉乌苏遗址由国务院公布为全国第五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三）重要文物与遗迹
1.小巧的生产工具
萨拉乌苏“河套人”使用的生产工具主要是石制品和骨角类器具。他们从河流附近采集石料，根据石料的形状和硬度，进行精细的加工修理，制成不同用途的生活工具。多数石器长2~3厘米、宽1厘米，主要有刮削器、尖状器和雕刻器。
他们还会挑选和加工一些骨角质器具进行使用。这些利用动物的骨头和长角，特别是羚羊角做成的器具是非常实用的劳动工具，弥补了以石器为主要材质的工具的不足。
2.萨拉乌苏动物群
萨拉乌苏河流域存在的与“河套人”共生的多种动物被统称为“萨拉乌苏动物群”。这一流域发现的脊椎动物化石共45种，哺乳类动物数目最多，有虎、狼、狗獾、斑鬣狗等食肉类动物，有野猪、赤鹿、羚羊、盘羊等偶蹄类动物等。
其中最有名的当属王氏水牛和河套大角鹿，它们都是在萨拉乌苏河流域首次发现的晚更新世时期动物，与“河套人”相伴而生，是他们经常捕食的食物来源。从这些动物的特点可以推断出，当时的萨拉乌苏河环境与当今的环境较为相似，处于从温暖湿润的森林草原向较为干旱的荒漠草原过渡的状况。
王氏水牛。其命名是为了纪念当地蒙古族居民旺楚克的女婿，他为了寻找古生物化石在一次意外塌方中献出生命。王氏水牛身躯庞大，身长3米，肩高1.8米，头角短粗并指向后上方，从角基到角尖逐渐变细，是一个耐寒的地方种群。
图四 王氏水牛化石
河套大角鹿。是以发现地命名的新种属。这种鹿肢体高大，鹿角呈扁平扇形，形状奇特，在鹿类中独一无二，生活在草原边缘的树林里，以树叶、嫩枝为食。
图五 河套大角鹿鹿角化石
图文摘编来自：陶文辉、甄自明主编：《鄂尔多斯历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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