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干部标准

文摘 2024-12-11 06:51 河南

摘　要：政治路线确定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在干部队伍建设中，首要问题是干部标准问题，即选用什么样的干部。干部标准贯穿干部工作各方面和全过程，既是考察识别、选拔任用干部的基本依据，也是教育培养、监督管理干部的重点所在。百余年来，我们党坚持以干部标准统领干部工作，逐步探索、形成和发展了“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干部标准。同时，党又根据不同历史时期面临的形势任务和党员干部队伍状况，赋予干部标准不同的具体要求，不断丰富和发展干部标准的内涵。在正确干部标准的引领下，百余年来党培养造就了一批批优秀干部，为党和国家事业不断走向胜利提供了坚强组织保证和力量支撑。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干部标准；干部工作；德才兼备

“为政之要，惟在得人。”干部是党的骨干，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得以有力执行的关键，是推动党的事业向前发展的中坚力量。干部标准为干部进行精准画像，党的事业需要什么样的人则选用什么样的干部。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选贤任能，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了“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干部标准总遵循，同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干部标准又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中国共产党干部标准的形成、发展和完善有一个历史过程，且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有着不同的具体要求。梳理百余年来党的干部标准历史演进过程，总结蕴含其中的经验做法，将为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提供启示借鉴。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提出“才德兼备”的干部标准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面对组织的发展壮大和革命战争的需要，从一开始就高度重视骨干队伍的建设。从党成立至大革命时期，党的干部标准主要体现为党员标准。党的纲领、党章和相关决议都明确规定了党员的基本条件，提出了具体标准和要求，比如强调必须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党的一大通过的第一个纲领即要求成为忠实党员“必须承认本党纲领和政策……与企图反对本党纲领的党派和集团断绝一切联系”[1] ，又如要求党员必须代表群众利益并广泛联系工农群众。党的二大通过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强调党员不应成为只醉心于讲学的知识者和空想的革命家，而是“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2] 。再如提出党员必须遵守党的各项纪律。党成立后的第一部党章即专设“纪律”一章，从党内根本大法的高度规范党员行为举止。大革命失败后，由于受错误路线的影响，党在干部标准上一度出现了“唯成分论”的错误政策，机械地强调党员干部的工人阶级成分和比例，在干部问题上走了弯路。特别是王明推行“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和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使得干部工人化的倾向突出，严重制约和损害了党员和干部队伍建设。党的六届二中全会提出了新的干部选拔标准，不仅看是否具备工人身份，还提出了政治、纪律、牺牲精神以及与群众的关系等指标。

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严肃纠正了过去党在发展党员、壮大党组织过程中的错误倾向，强调干部队伍的极端重要性，制定了正确的组织路线和干部政策，标志着党的干部工作开始走上正轨。1936年10月，毛泽东于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重点强调了干部问题，指出干部需符合以下标准：其一执行党的路线，其二能与群众联系，其三有独立工作能力，其四遵守党的纪律。[3] 此后，我们党对干部标准的认识不断深入且持续丰富发展其内涵。1937年5月，毛泽东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指出，为促进民主革命的早日实现，需要培养更多地在理论素养、政治能力、工作水平、精神品质等方面都突出的干部。1938年10月，在《论新阶段》报告中，毛泽东阐述干部标准时首次使用了“才德兼备”的表述，指出“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4] 。虽然在表述上把“才”放在了前面，但这不代表以才为先，而是强调二者兼备，并且德是第一位的。

“才德兼备”是毛泽东对党的干部标准的集中概括表述。在这一总原则下，党的其他领导人也对干部标准提出了一些具体论述。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从政治和能力两个方面对干部标准进行了总结，强调应遵循德才并重的原则来提拔和使用干部，并以德为主。他把干部标准具体总结为四点：一是忠于无产阶级事业，忠实于党；二是与群众有密切联系；三是能独立决定工作方向并负起责任；四是守纪律。1943年4月，周恩来在《怎样做一个好的领导者》的报告中指出，挑选干部的标准，政治标准与工作能力，二者是缺一不可的，而政治上可以信任是先决问题。1945年5月，在党的七大上，刘少奇从革命热情与理智、对人民负责、执行党的决策、遵守纪律等几个方面总结了选拔干部的标准。可见，这些论述既强调对干部的政治要求，又注重干部的实际工作能力，是对“才德兼备”干部标准的具体阐释和要求。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提出“又红又专”的干部标准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的执政地位的确立和工作重心的转移对干部工作提出了新要求，干部队伍出现了“本领恐慌”的问题，迫切需要一大批既懂政治又熟悉业务工作的干部。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党对“才德兼备”的干部标准予以坚持和发展，尤其重视干部专业化问题，进而提出了“又红又专”的干部标准。

1953年11月，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决定，逐步建立干部分级管理制度，目的是在更系统地考察干部“德”和“才”的基础上准确选拔使用干部。1956年9月，在党的八大预备会上，毛泽东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中央领导成员的知识化、专业化提出了新的要求。邓小平在党的八大上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分析了党执政以来自身建设的成就和不足，在说明党章草案关于党员的要求时，提出对党员干部的要求应该比普通党员更加严格，指出要打破以资格为依据来选任干部的怪状，要选任大批适应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干部。

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大规模展开，一些革命年代成长起来的老干部虽然熟悉政治和军事，但缺乏国家建设与管理方面的专业知识；而部分新选用的干部，文化素养、业务水平较高，但在政治上不成熟。面对这样的状况，毛泽东在1957年10月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上首次提出了干部“又红又专”的要求。“红”主要指的是政治素养、政治能力、政治品德等，“专”则是指工作、业务中的技能。毛泽东指明了“红”与“专”的对立统一关系，政治是第一位的，但也不能忽视技术，干部既要红也要专。[5] 随后，毛泽东还多次论述了“红”与“专”的内涵和关系。他指出，又红又专就是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是两个对立物的统一”。其中，“红”居于主导地位，“政治和思想又是统帅，是灵魂”。同时，他还要求反对两种错误倾向：一方面要反对空头政治家，另一方面要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在“又红又专”干部标准的指引下，我们党培养了一大批优秀干部和人才骨干，成为领导和推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中坚力量。1961年9月，中央作出了《关于轮训干部的决定》，以轮训的方式来提高干部的业务素质和政治素养。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确立干部“四化”方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党的工作中心的转移，干部队伍出现了青黄不接的状况，干部的政治、业务素质与事业发展很不适应，无法满足现代化建设的需要。选拔任用大批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求的优秀年轻干部，成为摆在全党面前的一个紧迫战略任务。针对这个突出问题，邓小平进行了反复论述，并将其提到了关乎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1980年12月，面对现代化建设的干部问题，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首次明确提出干部“四化”方针，“提出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这三个条件，当然首先是要革命化”[6] ，鼓励大胆提拔和使用中青年优秀干部。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首次将干部队伍“四化”方针写入党的重要文献。党的十二大上，邓小平在所作的大会开幕词中提出了当时紧迫的四项任务，其中一个便是实现干部队伍的“四化”。党的十二大党章专门增设了“党的干部”一章，并以党内根本大法的形式正式确立了干部“四化”方针，此后历次党代会通过的党章都坚持了这一方针。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再次强调按照“四化”方针来选拔德才兼备的干部。干部“四化”方针是在坚持“德才兼备”基础上，针对改革开放初期干部队伍状况和形势任务需要提出的干部标准和政策，是对“德才兼备”干部标准的继承发展和时代化表达。

进入20世纪90年代，深刻的国际国内形势变化，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与探索，对各级领导干部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许多干部在思想政治、专业知识、领导能力等方面素质不高的问题日益突出。1994年9月，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了两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第一个就是“必须全面提高现有领导干部的素质”[7] ，尤其是要在新的历史背景下通过干部“四化”方针来加强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需要的干部队伍的建设。1996年6月，江泽民在纪念党成立75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高素质干部队伍“就是由具有社会主义政治家素质的领导骨干带领的德才兼备的干部队伍”[8] ，并从五个方面明确了领导干部必须具备的基本政治业务素质。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了群众公认、坚决执行党的路线、实绩突出、清正廉洁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具体标准。党的十六大报告对这一标准作了调整和更新，提出了德才兼备、实绩突出、群众公认的具体标准。

进入新世纪，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党面临的“四大危险”“四大考验”对干部队伍产生了巨大影响，一些干部“德”缺失的问题日益突出，干部选拔任用中一定程度存在着重才轻德、以绩掩德的现象。2009年1月，胡锦涛在十七届中纪委三次会议上指出，“我们党的干部标准是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并强调“德”的核心就是党性。[9] 2011年7月，胡锦涛在庆祝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进一步提出了“政治坚定、有真才实学、实绩突出、群众公认”的用人标准和“以德修身、以德服众、以德领才、以德润才、德才兼备”的用人导向。中央还专门制定印发了《关于加强对干部德的考核意见》，细化了干部考德的重点内容、考核方法、结果运用等。“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是对“德才兼备”干部标准的继承和发展，更加鲜明地凸显了“德”在干部标准和干部选拔任用中的主导性，对于全党树立正确选人用人导向，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具有重要意义。

四、新时代提出“新时期好干部标准”和“忠诚干净担当”要求

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国际国内环境发生了深刻而复杂的变化。我们党要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宏伟蓝图，关键在于培养一支宏大的高素质干部队伍。但选人用人方面存在着一些不良风气，唯票、唯分、唯GDP、唯年龄的“四唯”问题突出，甚至还存在“带病提拔”、违规提拔等现象，导致真正有素质有能力的人不能很好地被选出来。对此，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警惕，并对干部的选用作出许多重要论述，提出明确要求。2013年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从事关党和人民事业全局的高度对如何培养选拔好干部这一重大课题予以着重阐释，提出了新时期好干部的二十字标准，即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其中，特别凸显了干部信念坚定和敢于担当的鲜明导向。“二十字标准”为新时代选人用人指明了具体方向。2014年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安徽代表团审议时，对党员干部提出了“三严三实”要求。2015年1月，在中央党校同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做焦裕禄式的“四有”县委书记。2015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干部队伍“四个铁一般”的要求。“二十字标准”“三严三实”“四有”“四个铁一般”都是“德才兼备”标准在新时代的具体体现。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其中包括全面从严治吏，取得了显著成效，但部分党员干部依然不守政治纪律、政治规矩。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如何锻造一支政治过硬、能够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成为摆在我们党面前的重要问题。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将干部选用的焦点置于政治标准之上，强调“坚持正确选人用人导向，匡正选人用人风气，突出政治标准”[10] 。政治标准被摆在了我们党选人用人的首要位置，政治标准是核心的要素，要求坚决把政治上的“两面人”挡在门外。2018年7月，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了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为新时代开展干部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强调“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是关键”[11] 。“忠诚干净担当”是对新时期好干部标准的进一步凝练和概括，是新时代好干部应有的核心政治品质。2019年3月，中共中央重新修订并印发《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从党内法规的高度对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加以规定，进一步明确了干部选拔任用中的政治标准，并加入了相关的政治要求，力求建设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进一步强调必须筑牢理想信念根基，守住拒腐防变防线，发扬担当和斗争精神。[12] 党的二十大报告着眼于党和国家事业的未来，提出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再次强调了“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任人唯贤”的方针和“选拔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的标准。“忠诚干净担当”成为新时代好干部的精准画像。

从“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到“忠诚干净担当”，体现了新时代干部标准的不断完善和发展，赋予了“德才兼备”干部标准新的时代内涵。新时代党的干部标准，匡正了选人用人风气，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证，将继续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锻造高素质的执政骨干队伍。

五、中国共产党百年干部选用标准的经验启示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干部工作，尤其重视将干部标准贯穿干部工作的始终，形成了以“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为核心的干部标准。经过百余年的探索，中国共产党在干部工作上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培养了符合不同时期历史使命要求的干部队伍，为党的事业的发展输送了大批精英骨干。同时，也在干部标准方面积累了诸多宝贵经验。新时代新征程上，党肩负着带领全国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推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重任。系统总结干部选用标准百年历史演进中的成功经验，对于锻造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而言，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第一，紧紧围绕党的中心任务确定干部选用标准。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是我们党管党治党的重要经验。加强党的建设，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要落实好、实现好党的中心任务。从强调“才德兼备”“又红又专”“四化”，再到提出“新时期好干部标准”和“忠诚干净担当”，其根本目的在于为反帝反封建、“一化三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等提供高素质干部队伍。虽然它们的产生时间、具体表述和侧重点等各有不同，但共同之处在于均是服从和服务于党的中心任务。毛泽东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13] 历史和事实反复证明，每当坚持科学选用标准时，党的干部队伍就能健康发展，党的事业也会顺利进行；每当固守不合理选用标准时，党的干部队伍就容易受到侵蚀，党的事业也就遭遇挫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是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是新时代最大的政治。”[14]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当前要紧紧围绕中心任务、聚焦最大的政治，守正创新，继往开来，不断丰富完善干部选用标准，发挥“风向标”和“指南针”作用，形成能者上、优者奖、庸者下、劣者汰的用人导向和政治生态，不断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干部保证。

第二，始终将政治标准放在选任干部的首要位置。政治建设在党的建设中起着根本性作用，影响并决定着党的建设的方向与成效。对于党员干部而言，政治标准是第一位的，是检验一名党员干部是否合格最根本的标准。一名党员干部，只有政治上合格，才能真正做到对党忠诚，坚守党的初心使命，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自觉践行和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才值得党和人民群众信任。我们党在干部的培养选拔任用考核中，坚持政治标准，只是不同时期在表述上有所差异。在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才德兼备”标准中的“德”不仅仅是指干部的思想品德和道德修养，也包含干部的政治品德。“又红又专”中的“红”是对干部政治素养方面的规定，要求干部具有社会主义信仰。干部队伍“四化”中的“革命化”也是针对干部政治品德而言的，要求干部有坚定的理想信念，能够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始终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等。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好干部标准以及“忠诚干净担当”要求均把政治标准放在了首要位置，并强调“我们党对干部的要求，首先是政治上的要求”[15] 。

政治标准是第一位的，在干部选拔任用过程中，必须始终突出政治标准。要加强干部的政治理论学习。政治上的坚定离不开理论上的清醒，党员干部要通过深入研读马列经典著作、潜心钻研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认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坚定理想信念，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要经常对干部进行“政治体检”，检验干部是否具有坚定的政治定力和强烈的政治担当，是否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做到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能否保持清正廉洁，能否正确行使手中的权力以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实践中因多重因素的影响，对干部政治标准的考核难度偏大，这也决定了关于干部政治标准的考核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既要注重当下，更贵在坚持，坚决查惩政治上的“两面人”。

第三，注重干部干事创业本领和履职尽责能力。领导干部既要有合格的政治品质，也要有过硬的能力本领。在不同的时期，因中心任务不同，摆在我们党面前的困难也有所不同，对“才”的时代要求因而也不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干部需要具备军事素养和群众工作才能，以确保革命任务得以顺利开展；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干部要懂生产技术和其他各种专门业务知识；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干部需要更熟悉经济知识、具备管理技能，敢于创新，要能够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每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奋斗的目标和动力，中国共产党要带领中国人民通过不断地奋斗实现共同富裕，最终走向共产主义。要实现这些目标，离不开一批又一批具有超高业务本领，敢于干事创业、勇于化解时代难题，不断推动经济社会向前发展的干部。根据不同时期的主要任务，培养大批适应当时形势需要的干部，是我们党的事业能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

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迈上了新征程，内外部环境更加纷繁复杂，对党治国理政提出了更严格的标准，对干部业务本领也提出更高的要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处在前所未有的变革时代，干着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如果知识不够、眼界不宽、能力不强，就会耽误事。”[16] 干部在有“德”的基础上，还需要有“才”方可真正干事创业、攻坚克难。要注重选拔业务精通、本领高强的干部。只有具备过硬的业务本领，干部才能肩负起党和人民赋予的重任，在各种风险挑战面前才能迎难而上。各级党组织应大力选拔具有真才实学、本领过硬的干部，确保选出来的干部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要注重在实践中培养和历练干部，克服干部本领恐慌、能力不足问题。干部的能力本领是随着实践历练、经验积累而不断增强的，注重选派干部到“急难险重”一线进行淬炼，着力提升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八种本领”“七项能力”。要注重增强干部的担当意识和斗争本领。面对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任务和日益复杂的内外部风险挑战，干部唯有勇于担当、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才能迎难而上、不畏艰险，才能开拓党的事业发展新境界。

第四，完善干部标准的制度机制保障。如何选拔任用干部，如何开展干部工作，仅靠确定相应的标准还不够，还需完善落实干部标准的相关制度机制。在党的历史上也有关于干部标准的制度化方面的探索和努力。解放战争期间，随着工作重心的转移，党中央发布《关于大量提拔培养产业工人干部的指示》，旨在选拔和培养大批适应新的形势要求的干部。新中国成立初期，党中央作出了《关于加强干部管理工作的决定》，并正式提出建立分部分级的干部管理制度。改革开放时期，干部“四化”方针提出后，党的十二大将其写入党章。1986年，党中央针对选人用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发布《关于严格按照党的原则选拔任用干部的通知》，对干部选用工作中如何坚持标准做了相应规定。2011年，中组部印发了《关于加强对干部德的考核意见》，对干部“德”的考核作出相应规定。进入新时代以来，我们党根据干部工作的实际情况制定和实施了与干部标准相关的一系列制度，如制定颁发《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规定》等党内法规或规范性文件，从制度高度对干部标准加以保障。

完善干部标准的制度机制保障，可以发挥其规范性作用，从而使干部标准得以真正巩固，促使干部标准落到实处。要加强干部标准的顶层设计，结合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的使命与新时代的好干部标准，出台一系列政策逻辑严密、现实可操作性强的党内规章制度，注重制度之间的互相衔接，以制度的形式将干部标准的具体内容与相关要求固定下来，增强实效。要不断完善关于干部标准的相关机制。重点围绕干部标准的推进落实机制、考核评价机制、监督保障机制等进行构建和完善，推动干部标准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注　释

[1][2]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8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1，13.

[3]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595.

[4]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5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643.

[5]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九四九年十月～一九六六年五月）第26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250.

[6]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61.

[7]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2.

[8]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57.

[9]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850.

[10]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64.

[11]习近平.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16.

[12]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筑牢理想信念根基树立践行正确政绩观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留下无悔的奋斗足迹王沪宁出席[EB/OL].http://www.qstheory.cn/yaowen/2022-03/01/c_1128427411.htm.

[13]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26.

[14]习近平.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3-12-30(2).

[15]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2021年版）[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290.

[16]习近平.信念坚定对党忠诚实事求是担当作为努力成为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才[N].人民日报，2021-09-02(1).

责任编辑：李少军

来源｜《中国领导科学》2024年第6期

标题｜中国共产党干部标准的历史演进和经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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