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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业兄，
现将我们这次的口供及经过，
以至我们对这事所拟的办法
报告如下......”
1929年秋
一封写给“顺业兄”的信
从上海龙华监狱悄悄传出
执笔人是彭湃
当时身兼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农委书记等职
这封书信是他在狱中
写给党中央的情况汇报
彭湃是如何向外传递消息的？
他又向党中央汇报了什么内容？
1896年，彭湃出生在广东省海丰县的一户大地主家中。1917年，为了寻找救国之路，21岁的彭湃东渡日本，开始了4年的留学生涯。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社会主义学说在日本迅速传播，日本早稻田大学成为新思想的前沿阵地。
在这张学籍档案上，除了日语，还模糊地印着彭湃就读的政治经济科。彭湃曾对友人说：“我选定此类专业，为的是将来研究我国政治经济，秉志改革。”在校期间，他参与了大量社会活动，将全部精力放在了寻求救国救民的方法上。
彭湃还十分关注农村的农民问题，他认为：农民占了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世世代代受到压迫剥削，有着很强的革命性，是中国革命的一支重要力量。
1921年5月，彭湃毕业回国。他回到广东海丰县家乡，脱下西装，换上粗布衣裳，一改自己洋学生的形象，同农民打成一片。他曾烧毁了一沓自己分家得来的田契，并当众宣布这些田地全部归耕种的农民所有。这把火，烧掉了相当于今天千百万元的资产。一瞬间，彭湃从富家子弟变成了“无产者”。
1923年1月1日，全国第一个县级总农会——海丰县总农会宣告成立，彭湃担任会长。
1924年6月30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了彭湃的倡议，决定在广州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1924年7月至1926年9月，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共举办六届，培养了近800名学员，彭湃担任第一届和第五届主任。
1929年8月24日，彭湃在上海新闸路613弄12号主持会议。由于叛徒出卖，下午4时许，租界工部局巡捕突然包围了小楼破门而入，彭湃和杨殷等五位同志不幸被捕，随后被送往国民党政府的上海市公安局。
这是彭湃被捕后留下的照片。他化名王子安，身着长衫，神情泰然自若。在国民党的法庭上，因为叛徒当庭指认，彭湃身份暴露。于是他在敌人的法庭进行公开斗争，从海丰农民运动说起，慷慨陈词一个多小时，痛斥反动派。
入狱当日，彭湃敏锐地发觉狱中的一名看守曾参与过他早年领导的海陆丰革命斗争。于是，彭湃借机暗中请他帮忙，优待入狱的革命同志。也是通过这名看守，彭湃才有了向监狱外传递消息的途径。
彭湃临时找来一支蓝色铅笔和巴掌大的白纸，给中共中央和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组织部部长周恩来写了两封信。
这封800多字的长信，条理清晰，简明扼要。彭湃把入狱后的境况经历、可能争取的人员及应对办法在报告中一一做了说明。“顺业兄”即指中共中央，在信的最后写到，如果无法让“五人通免死刑”，“则只好牺牲没有办法之安（彭湃）、揆（杨殷）二人，而设法脱免余无口供之三人”。
彭湃、杨殷为保全战友，已经做好了牺牲自己的准备。
为此，他们二人又写下一封信。信的抬头是“冠生及家中老少”，“冠生”是周恩来的代号。彭湃在信中坦言，自己的牺牲“已是无法挽救”， “我们在此精神很好，兄弟们不要因为弟等牺牲而伤心，望保重身体为要”。
1929年8月30日，彭湃等人被捕仅6天后，就被国民党法庭火速宣判死刑。当天下午，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四人齐唱《国际歌》，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走向刑场，慷慨赴死。
噩耗传来，周恩来悲痛写下：“谁不知广东有彭湃，谁不知彭湃是中国农民运动的领袖？”
1929年9月14日，周恩来撰写了《彭杨颜邢四同志被敌人捕杀经过》一文，后被刊载于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上：“我们在死难的烈士前面，不需要流泪的悲哀，而需要更痛切更坚决地继续着死难烈士的遗志，踏着死难烈士的血迹，一直向前努力，一直向前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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