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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城农村清洁供暖天然气保供能力分析
任乐梅1,焦文玲2、3,黄雷4,胡华兴4,田贯三1
(1.山东建筑大学 热能工程学院, 山东 济南 250101;2.哈尔滨工业大学 建筑与设计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1;3.寒地城乡人居环境科学与技术工业和信息化部重点实验室,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1;4.聊城市城市管理局, 山东 聊城 252027)
自2017年《北方地区冬季清洁供暖规划(2017—2021)》发布以来,我国北方农村地区开始大力开展天然气、电、生物质等清洁供暖改造工作。截至2022年底,我国北方农村地区清洁供暖面积达到71×108 m2,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2+26”个城市以及汾渭平原等地区农村清洁供暖率达71%,其中“煤改气”用户数最多,为1 643×104 户[1]。
北方地区“煤改气”推动了我国天然气消费最快速增长,也增大了我国冬夏峰谷差。近年来,虽然供气紧张局面得以缓解,但是我国的天然气对外依存度仍然居高不下。受到乌克兰危机影响,国际能源价格上涨,国内能源发展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因素,我国天然气保供稳价压力大[2-3]。
本文分析城镇燃气企业的采购成本上升、居民气价倒挂问题加深的原因。以聊城地区为例,分析农村清洁供暖面临的问题,针对城镇燃气企业面临的窘境、气源配置与供气能力不足等问题提出对策。
我国天然气对外依存度高,气价受国际影响大。我国天然气消费增长迅速,但天然气产量增速相对较低,供需不平衡,导致我国天然气对外依存度不断攀升[4]。2011—2022年天然气消费量、进口量及对外依存度见图1。由图1可知,2011—2018年我国天然气对外依存度由23%上升至44%。2018—2021年,对外依存度一直维持在40%以上。2022年受新冠疫情、乌克兰危机等影响,国内天然气消费量降低,对外依存度首次出现下降,但仍比较高。在地缘政治、极端天气等因素影响下,全球天然气价格高涨必将带来国内上游供气企业气源采购成本的不断上涨[5]。
上游供气企业掌握国产气、进口气等天然气气源,并按国家或地方发改委制定的门站价格向下游城镇燃气企业、直供大用户等供应天然气。结算价格包含天然气采购价格(国产气出厂价格和进口气到岸价格)、管输费用、地下储气库的储气价格、LNG生产/气化费等,其中仅国产气出厂价格、储气价格由上游供气企业自主定价,进口气到岸价格由进出口双方通过合同约定,管输费用和LNG生产/气化费用则由政府定价[6]。
2023年1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关于组织签订2023年天然气中长期合同的通知》,要求各地严格分开签订居民用气合同、市场化用气合同。实际上,在上游供气企业发出的合同商议函中的居民用气量少于实际居民用气量。
2023—2024年中石油天然气合同方案见表1、2[7]。由表1可知,合同气量分为居民气、均衡气1、均衡气2、调峰气。其中,居民气、均衡气1气价较门站价上浮15%、20%,价格较低。均衡气2(固定价格部分)、调峰气气价较门站价上浮80%及以上,价格较高。本文中,JKM为普氏日韩标杆指数的英文缩写。
2023—2024年中石化天然气合同方案见表3[7]。由表3可知,基础量中,非供暖期、供暖期的居民类气价较门站价均上浮5%左右,非居民类气价较门站价分别上浮40%以上、60%以上。定价增量气定价市场化,参考进口气源综合成本,成本最高。在非资源地市场,基础量气占比60%~70%,定价增量气占比30%~40%。
由以上内容可知,居民用气量并未明确体现在合同方案中,中石油、中石化作为上游供气企业享有绝对话语权。
在合同气量内,下游城镇燃气企业按照上游供气企业给出的购气方案从上游供气企业购气。在合同气量外,天然气实行市场化定价,价格更高。目前,城镇燃气企业与上游供气企业之间按“照付不议、偏差结算”的方式签订购销合同。即双方在合同中约定每月的最小气量,若城镇燃气企业在该月内的实际用气量少于约定最小气量,应支付相应违约金。若上游供气企业在该月内供应量未达到约定最小气量,则上游供气企业针对已供气量给予城镇燃气企业优惠计价[8]。城镇燃气企业为避免实际用气量少于合同约定最小气量,不敢多签订合同购气量,导致供暖期供气量不足,为了保居民供气,只能“压非保民”或高价购买合同外气量。
农村清洁供暖用气属于居民用气,实行低价政策,价格明显低于工业等非居民用气价格。在上游供气企业居民用气供气不足的背景下,下游城镇燃气企业只能购买高价非居民用气用于居民供气,导致居民用气价格倒挂。对于非居民用户供气量大的城镇燃气企业,非居民用户供气收益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补贴居民用气的亏损。但是自北方清洁供暖改造实施以来,大量中小型城镇燃气企业为了抢占市场,发展了大批清洁供暖用户,这些中小型城镇燃气企业仅有少量甚至没有非居民用户,气价倒挂导致企业亏损严重。
2023年,中石油居民气价较门站气价上浮比例由2022年的5%上升至15%,均衡气2(固定价格部分)气价较门站气价上浮比例由淡季40%~80%、旺季70%~80%统一调整至80%,且增加了3%的气量挂靠JKM。这表明2023年城镇燃气企业的采购成本进一步上升,居民气价倒挂问题进一步加深。
聊城市作为“2+26”个大气污染传输通道城市之一,自2017年开始大规模开展农村清洁供暖改造。自农村清洁供暖改造以来,天然气清洁供暖用户数量不断增加,全市用气量逐年升高。根据统计数据,聊城市燃气供暖热水炉供暖户数由2017年的6.8×104 户增长到2022年的94.3×104 户,全市农村清洁供暖用户全年用气量由2018年的0.5×108 m3增长到2022年的3.1×108 m3。
2018—2022年聊城市户均年供暖用气量见图2。由图2可知,2018—2022年聊城市户均年供暖用气量呈先增后减、逐渐趋于稳定的趋势。2017—2019年为实施清洁供暖前3年,清洁供暖运行补贴到位率高,清洁供暖补贴气价与散煤价格相当,且极大改善了室内环境[9],居民用气积极性高,因此全市户均年供暖用气量逐年增长,2019年达到490 m3/(户·a)。2020年开始,已享受3年补贴的清洁供暖用户不再享受补贴,供暖成本上涨[10],农村用户承担能力有限[11],农户用气积极性降低,户均年供暖用气量降至约330 m3/(户·a)。另一方面,天然气购气成本上涨,而清洁供暖用户气价基本不变,导致城镇燃气企业气价倒挂问题进一步加深,企业供气积极性消退。
调研聊城市逾20家城镇燃气企业2022年各类用户的用气量发现,全市非居民用气量占比69%,居民用气量占比31%,其中居民用气量中农村清洁供暖用气量占比22%,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生活用气量占比9%。由此可见,农村清洁供暖用气量在居民用气量中的占比较高。这往往导致冬季供气保障压力大,城镇燃气企业购气成本上涨。原因是:一方面,在上游供气企业居民用气供气不足的背景下,下游城镇燃气企业只能购买高价非居民用气用于居民供气。另一方面,聊城市超过50%的城镇燃气企业未与上游供气企业直接签订天然气合同,而是从其他城镇燃气企业购气,导致购气成本进一步增加。
在城镇燃气企业供气结构方面,聊城市38%的城镇燃气企业供应了全市66%的清洁供暖用气量。这部分城镇燃气企业中19%的城镇燃气企业供气结构中农村清洁供暖用气量占比超过90%,另外19%的城镇燃气企业供气结构中农村清洁供暖用气量占比60%~90%。这部分城镇燃气企业气价倒挂严重,经营困难,长期来看难以保障清洁供暖用气。
聊城市的现状气源管道主要有中石化的榆济线、中济线、济青二线以及中石油的聊泰支线,中石化气价高于中石油,且无居民用气,全市供气量主要来自聊泰支线。气源较为单一,且供气能力有限,急须开拓新气源。规划的山东省西干线途经聊城市,并在茌平区规划分输站1座,未来有望改变单一的上游供气气源。
聊城部分农村清洁供暖地区天然气管道多为枝状敷设,用气高峰时末端用户压力低,输气能力不足。为改善管网供气能力,规划中压管道与现状管道相接,改善现状管网的水力特性,使管网输气能力基本满足用气需求。
① 现阶段,我国天然气对外依存度居高不下,上游居民供气量不透明,给农村清洁供暖“煤改气”地区的供气保障带来极大挑战。城镇燃气企业居民用气价格倒挂严重,进一步加重城镇燃气企业的亏损,特别是居民用气居多的中小型城镇燃气企业。
② 随着“煤改气”用户购气费用补贴政策退潮、天然气购气成本进一步上涨等因素叠加,聊城城镇燃气企业气价倒挂问题进一步加深。
③ 聊城气源较为单一,且供气能力有限,急须开拓新气源。农村部分地区天然气管网供气能力不足,影响居民冬季清洁供暖用气。
① 组建政府主导、企业为主的天然气储备系统,统一建设大型燃气储气调峰设施,提高储气能力。
② 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对“煤改气”地区天然气管网进行供气能力分析,优化燃气管网,提高管网供气能力。
③ 对经济实力较差、没有上游气源的城镇燃气企业进行合并、重组,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和供气能力。
④ 省级层面围绕天然气供应建立与上游供气企业的协调机制,根据实际用气需求,积极向上游争取增加合同内气量,逐步将清洁供暖用气纳入平价气指标范围。
⑤ 农村住宅节能效果差,能耗高。同步开展农村住宅节能改造,通过降低供暖能耗的方式,减小天然气保供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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